绪论

经学在中国古代具有独尊的地位，诗文往往被视为经学的附庸。《文心雕龙》认为经不仅有“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的作用，而且是诗文的典范。“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义既埏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圣谟卓绝；墙宇重峻，而吐纳自深。譬万钧之洪钟，无铮铮之细响矣。”[1] 六经是圣人之制作，其经典地位毋庸置疑，它是诗文之源，也是后代诗文之典范。六经义理深邃，富有文学的审美性。经与文有时也难分彼此，《诗经》为五经之首，而又何尝不是文？《春秋》的文法与古文的文法并无二致。姚际恒说道：“《仪礼》之文，自成一家，为前古后今之所无。排缵周密，毫忽不漏，字句最简，时以一字、二字赅括多义，几于惜墨如金，而工妙正露于此。章法贯穿，前后变化，成竹在胸，线索在手，或此有彼无，或彼详此略，义取互见，不独一篇中，即十七篇亦只如一篇。此等文章之法，后人鲜知，故其法不传。”[2] 从《诗经》《易经》《左传》等经典中总结诗文之法，这也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传统。袁枚甚至认为：“不知六经以道传，实以文传。《易》称‘修词’，《诗》称词辑，《论语》称‘为命’至于‘讨论’、‘修饰’而犹未已，是岂圣人之溺于词章哉？……若言之不工，使人听而思卧，则文不足以明道，而适足以蔽道。故文人而不说经可也，说经而不能为文不可也。”[3] 六经不仅是思想的武库，也是文学的土壤，它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深远的。

两汉以后，经学是儒学的基础，对儒经阐释的方法、角度决定了儒学的存在形态，如魏晋时期的玄学便是儒、道糅合的结果，两宋儒、释、道融合形成了理学。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思潮，在每一时代的学术思潮中，经学都参与了时代学术思想的重构。梁启超评述中国学术思潮的发展：“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知觉；浸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来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即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4] 一时代学术思潮的产生与特定时期的社会物质生产条件和社会文化紧密相关，它是社会“合力”的结果，而思潮在形成后又反过来对社会各个方面产生影响。作为文化系统的组成部分，文学与时代学术思潮紧密相关，经学的发展状态深刻地影响到了文学。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儒学的经典地位没有确立，这一时期的文学亦百家争胜。“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5] 到了两汉，儒家经典得以确立，《诗经》《楚辞》等文学经典被赋予儒经之要义。赋体虽然铺排始终，极求辞藻之华美，但也“劝百而讽一”“曲终而奏雅”。谶纬思潮在文学的发生、体用、修辞等方面影响了人们对文学的认识。魏晋六朝，儒学衰落，玄学兴起，在玄学的影响下，文学的审美性得到了体认。隋唐佛学兴起，儒学的正统地位遭到挑战，佛学影响了正在走向兴盛的诗歌创作。韩愈以道统自任，倡导古文运动，这一运动兼有思想史和文学史的意义，与唐代学术思潮也是紧密相关。两宋理学兴起，理学家以“道学”自命，视文学为刍狗，理学诗、性理诗泛滥。宋诗的形成、宋代的古文运动均与理学密不可分。明代心性之辨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天理”对人性的束缚，明代文学对个性的强调与心学的学理之辨互为表里。

时代学术思潮体现了一个时代的人们对世界、社会的认识，它直接影响一个时代的人文风貌。梁启超说：“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6] 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世界无不是从经学开始。经学是文人们精神的来源，也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各时代学术思想虽然有差异，但经学对个体、时代的影响最为深远。钱穆说道：“就我一生读书为学的心得，我认为根据中国历史传统实际发展的过程看，自古以来学术思想是居于人生一切主导地位的。上之政治领导，下之社会教养，全赖学术思想为主导。我更认为不仅中国过去如此，将来的中国，亦必然应该要依照传统重振学术才有正当的进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各有他自己的一套传统文化。看重学术思想之领导，是我们传统文化精神之精华之所在，这是不能扬弃的。”[7] 学术思想是一个时代灵魂之所在，经学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发展形态，不深入时代的学术思潮，就很难把握文学思潮的变化。

与社会物质生产条件相比，文学与学术思潮的关系更为紧密，学术思潮更容易波及文学。学术思想固然是文人们思想的来源，但学术思想与文学还是有区别的。学术思想是理性的思维，而文学倾向于感性；学术思想在概念、推理中把握世界，文学则是在审美中感悟人生。学术思想对文学的影响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总的来看，学术思想对文学的渗透更多的是“暗度陈仓”，即文学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完成与学术思潮的“共谋”，以无声胜有声的方式参与时代文化的构建。文学虽然受到学术思想的影响，但文学也未必完全顺从学术思想，文学对学术思想的抵制、对抗在文学中也屡见不鲜。乾嘉时期，文学与理学、考据学的关系非同寻常。性灵诗派与肌理诗派、桐城文派与骈体一派，无不是在与时代学术的依违中完成其流派传承和理论建构。乾嘉考据学是这一时期主流的学术，而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是清代文学创作的高峰期，而且是中国文学集成色彩非常鲜明的时期。数千年的文学在这里积淀，经学的新形态也在此时确立，乾嘉考据学与文学颇有“风水之相遭乎大泽之陂”之境。

新文化运动以后，传统学术思想受到打压，以纯文学眼光分析中国文学成了常态。纯文学视角的研究遮蔽了中国文学的丰富性和形态的多样性，这种研究与中国文史哲不分的学术传统有相当的距离，用它来研究中国文学存在诸多问题，这已为学界所共识。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史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传统学术思想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和前沿。张岱年主编的“中华学术与中国文学研究丛书”被列入“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这将时代学术与文学关联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乾嘉时期是考据学的鼎盛时期，也是清代文学的又一高峰。清代四大诗学流派中三大流派就产生于其间，其中清代影响最大的古文流派桐城派就是在此期间形成的。乾嘉学术与乾嘉文学关系紧密，对两者关系的研究是文学研究绕不过去的问题。当前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乾嘉学人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研究。乾嘉学人多兼长朴学和文学，多数学人经历了由文学到经史考证的转变，钱大昕、王鸣盛、王昶等“吴中七子”可为代表。乾嘉学人的这一特征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顺此探讨这一群体或个别学人的文学思想、文学创作也成为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赵阳《清代中期扬州学派文学思想研究》、余莉《扬州学派散文思想研究》、韩国学者朴英姬《清代中期经学家的文论》、刘奕《乾嘉经学家文学思想研究》等从群体的角度探讨了乾嘉学人的文学思想。田汉云《论汪中的骈文与散文》、刘伟《论焦循的〈诗〉 学思想》等论文则分析了乾嘉学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乾嘉学人的文学研究以文学创作、文学思想、文学现象为研究重点，填补了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空白，为勾勒乾嘉文学生态起到了帮助的作用，这些研究成绩是不小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些研究基本上是以纯文学的眼光进行裁断，朴学大多是被作为背景。真正将经学与文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并不多，平面的梳理比较多，深入发现问题的少。二是乾嘉学术对文学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以论文为主，主要论文有陈水云《乾嘉学派与清代词学》、伏涛《考据与诗歌关系在乾嘉诗坛之“三水分流”——兼论常州诗派的过渡性》、胡贤林《论乾嘉汉学与文学的同构》、温世亮《乾嘉视域中的姚鼐诗学观点及诗歌创作论》、隋丽娟《〈诗经〉乾嘉学派的文学阐释》、吕双伟《乾嘉骈文理论中的复古思想论》、张蕊青《清代朴学与才学小说的学术化》等。这些论文注意到了乾嘉学术对文学的影响，能深入剖析乾嘉朴学对文学的影响，可惜这样的论文比较少，无法让我们窥视两者互动的全貌。三是从清代学术史的流变中探索清代学术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是专著。陈居渊《清代朴学与中国文学》以朴学在清代的发展为线索，考察了清代各个时期朴学对文学的影响。在乾嘉时期，作者分析主要的诗文流派与学术的关系。具体来说，主要是考察了格调说的经学内涵与文化意蕴、肌理说的考据特色与美学追求、性灵派与考据的对抗及其审美情趣、汉宋对峙下的桐城派、乾嘉骈文的复兴与骈散合一的演进。著作从整体上勾勒了朴学与文学的关系，从一个角度揭示了乾嘉文学的特点，对我们了解乾嘉文学生态是有帮助的。不足的是，该著作没有考察乾嘉学术对通俗文学的影响，不少问题的探索还不够深入。杨旭辉先生的《清代经学与文学——以常州文人群体为典范的研究》，则以清代常州府城和武进、阳湖两县的学者、文人为个案，分析了学术与文学的多个侧面。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一书围绕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考察了清代各个时期的文学风貌。作者在论及清代学术思想时并不局限于朴学，而是从朴学和理学的此消彼长中把握清代学术，视野相当开阔。在论及清代中叶的乾嘉时期，作者从汉宋之争的角度考察了主要的诗文流派、重要作家学人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但没有深入剖析学术思想与文学的相互影响。难得的是，作者注意到了学术与文学在学科性质上的差异，比较客观地分析了学术思想对文学的正面和负面影响，认为考据学对文学的影响消极面要更多一些。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一书结合乾嘉时期学术风气的变化阐述了姚鼐在汉宋之争中建立桐城派的艰难历程，分析了政治因素、学术因素在桐城派建立过程中的作用，是探索乾嘉学术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力作。可惜的是，作者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仅局限于古文，而对其他文学体裁没有进行深入的剖析。整体上看，乾嘉学术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已经引起了学人们的注意，相关问题的探讨也已经展开，部分问题也得到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其中不足的地方主要有三点：第一，研究还处于比较零散的状态。乾嘉两朝共85年，约占了清代三分之一的时长，期间创作成就巨大，文学流派不断更迭，但当前没有就乾嘉学术与文学两者关系作专题研究的专著；第二，乾嘉学术与文学之间关系的研究虽然已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多数研究将学术思潮当作文学发生的背景，真正从两者内在机制、学理上进行研究的比较少，两者复杂的关系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第三，用当代纯文学的眼光裁衡古人，以今律古，以西律中，没有从“大文学”的角度看待中国文学，缺乏“了解之同情”的历史关怀。

乾嘉时期是清代文学的又一高峰，文学依违于学术之间，两者的关系错综复杂。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及部分论文从学理的角度探索了乾嘉学术与文学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样的研究在乾嘉文学研究中还是比较少见的。乾嘉时期的学人、诗文家往往出入诗文，兼通经史，学术与文学之间关系复杂。要想深入把握经学与文学的关系，必须进入文学史的“过程”，深入虎穴，在理论与创作的动态中把握其复杂关系，避免出现油水分而论之的局面。笔者不揣固陋，将乾嘉学术与文学视为两个不同的主体，努力辩证地打通两者的关系，从整体上考察两者复杂的“间性”，在“间性”上做文章，力图全景式地把握乾嘉学术与文学之间复杂的关系。这些研究的成败、得失，有待于各位学人的意见，也期待各位学人的批评。

这里有必要厘清几个术语。考据学亦有朴学、汉学之称，这三个称谓所指的内容并无区别，都是指清代或者乾嘉的主流学术，其差异主要体现在态度或价值取向上。“汉学”与“宋学”“理学”相对，指汉儒训诂治经的治学方法。乾嘉学人治经虽然崇尚汉儒，但与汉儒还是有区别的，汉学不足以概尽乾嘉学人的治学方法。“汉学”针对“宋学”，这概念本身就隐含了价值观念的判断，作为学术研究的术语，具有明显价值倾向的语词是不恰当的。“考据学”是从学术研究的内容而言，亦有“考核”“考证”“考订”之称，是一个中性词。乾嘉学人重考证，但并不完全废义理的探求，“考据学”一词亦未能尽乾嘉主流学术之全。“朴学”是就学风而言，实事求是，质朴无文。考据学、汉学、朴学虽然概念都存在问题，但其所指是固定的。这三个概念在论述中都不断地出现，这主要是根据行文的需要，其所指是不变的。论及文学时多用“朴学”一词，两者风格迥异，以“朴学”对应文学，两者的特征更能清晰呈现；论及汉宋之争时，“汉学”一词用得更多；侧重于学术方法时，多用“考据学”，这也是基于论述的需要。

[1]（南朝梁）刘勰著，戚良德辑校：《文心雕龙》，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页。

[2]（清）姚际恒：《仪礼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3]（清）袁枚：《小仓山房文集》，《袁枚全集新编》第5 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 年版，第209页。

[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全集》第10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16页。

[5]（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年校点版，第45页。

[6]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全集》第3册，第15页。

[7]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1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4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