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报任少卿书》解读
【序论】
《报任安书》或《报任少卿书》，载于《汉书·司马迁传》与《文选》，是司马迁除《史记》之外留下的一篇最重要文章。
《汉书·司马迁传》曰：“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责以古贤臣之义。”[1]任安，字少卿，荥阳人。他曾为益州刺史，写信给司马迁。武帝征和年间，他为北军使者护军。征和二年（前91），江充巫蛊狱起，戾太子刘据发兵与丞相刘屈氂战于长安城中（武帝时在甘泉），任安受太子节而按兵观望。后，太子兵败而自杀，任安以“持两端”（首鼠两端）下狱，于征和二年十二月被腰斩。[2]《报任少卿书》即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时任安下在狱中。
征和二年，司马迁已完成了《史记》的著述，距他遭李陵之祸已有八年。在短暂的人生中，八年的时光不算太短。人们可能早已淡忘了八年前的那场灾难，但司马迁的痛苦和耻辱仍是那么深重，“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长歌当哭，必须是在痛定思痛之后。他要向世人表白：他为李陵辩护是正当合理的，他所遭受“诬上”“沮贰师”的罪名是不当的，他之忍辱苟活是为了完成《史记》的著述，“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书信悲慨淋漓，跌宕起伏，有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书信以回答任安“不能推贤进士”的责备为线索，抒发了自己遭受灾祸的满腔悲愤，陈述了自己为李陵辩护与忍辱苟活的原因，表达了自己发愤著书、“述往事，思来者”的心志。明人孙执升说：“史迁一腔抑郁，发之《史记》；作《史记》一腔抑郁，发之此书。识得此书，便识得一部《史记》。盖一生心事，尽泄于此也。纵横排宕，真是绝代大文章。”（《评注昭明文选》引）清人吴楚材说：“此书反复曲折，首尾相续，叙事明白，豪气逼人。其感慨啸歌，大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文情至此极矣。”（《古文观止》）清人李晚芳说：“此篇与《自序》，俱原作史之由。《自序》重承先继圣，此重惜死立名。《自序》悲惋，此则沉郁雄健。其操纵起落，俱挟浩气流行，如怒马奔驰，不可羁勒，与《史记》之雅洁稍异，是太史公另一种豪放激宕之文。盖因救友陷刑，满肚皮怫郁不平之气，借此发泄。书中‘舒愤懑’三字，是此本旨，故篇中处处皆愤懑之辞。纵横跌宕，慷慨淋漓，转折提接虽多，却如一气呵成。”（《读史管见》）[3]书信本文据《文选》卷四十一，并参考《汉书·司马迁传》酌改。
【原文】一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1]，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2]，教以顺于接物[3]，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4]，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是也。仆虽疲驽[5]，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6]。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7]，欲益反损，是以独抑郁而与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8]！”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9]。若仆大质已亏缺矣，虽材怀随、和[10]，行若由、夷[11]，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12]。
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13]，又迫贱事，相见日浅[14]，猝猝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15]，涉旬月，迫季冬[16]，仆又薄从上上雍[17]，恐猝然不可为讳[18]。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19]，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20]。请略陈固陋。阙然久不报[21]，幸勿为过。
【注释】
[1]牛马走：像牛马一样奔走于前后，即仆人。钱锺书说，“牛马走”应作“先马走”，犹后世所谓“马前走卒”，自谦之词。[4][2]曩（nǎng）：以往，过去。[3]顺于接物：待人处事顺而不逆，即合于礼义。[4]望：怨。师：效法，听从。好像责备我不听从您的劝告，而把您的话当作俗人之言。[5]疲驽：疲惫的劣马，喻才能拙劣卑下。[6]侧闻：从旁闻知，谦辞。[7]尤：指责。[8]为谁为之，令谁听之？士为知己者用，没有知己，为谁而用？谁能真正地理解你？[9]容：修饰。[10]有随侯之珠、和氏之璧那样的才华。[11]行为像许由、伯夷那样高洁。[12]点：玷污，污辱。[13]东从上来：从上东来，即从武帝由甘泉宫向东回到长安。[14]相见日浅：见面的机会本来就少。[15]不测之罪：罪行深不可测，即死罪。[16]迫季冬：迫近十二月，汉律以十二月处决犯人。[17]薄：迫近。迫于将随从武帝到雍州去。雍州有五畤，汉帝经常至此祭祀五帝。此次幸雍在征和三年正月。[18]猝然：突然。不可为讳：讳而不可说，即受刑而死。[19]左右：谦称对方，与“足下”“阁下”意同。[20]至死没有得到回信而憾恨。[21]阙：缺。
【讲解】
司马迁出狱后，为中书令。中书令由宦官担任，在武帝近旁，地位尊贵，但人格低下。任安的来信，劝勉司马迁的言行要合于礼义，并为武帝推荐贤士。信中的言辞似有责备之意。司马迁首先辩白说，自己虽才能拙劣，但言行不敢悖逆礼义。他接着沉痛地叙述自己“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的处境。下狱、受宫刑后，他的生命尊严丧失，他的道德人格亏缺。他处于卑贱污秽之地，动不动就遭受指责。因此，他并非不愿而是不能为武帝推贤进士。他着重抒发了无人理解的悲愤：“谁为为之！孰令听之！”士为知己者用，没有知己，为谁而用；没有知己，谁人相信。武帝并非他的知己；士大夫不能理解他的言行，也非知己。《盐铁论·周秦》：“今无行之人，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损礼义，恒于苟生。何者？一日下蚕室，创未瘳（chōu，病愈），宿卫人主，出入宫殿，得由受俸禄，食太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这可能是士大夫暗骂司马迁。初唐诗人骆宾王《在狱咏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蝉是高洁的象征，但无人理解其悲鸣。晚唐诗人李商隐《蝉》：“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彻夜悲鸣的蝉，到天亮时，它的声音已渐渐稀疏，快要断绝，但一树碧绿，悄然无言，对蝉的悲鸣无动于衷。
清人包世臣说：“窃谓‘推贤进士’，非少卿来书中本语，史公讳言少卿求援，故以四字约来书之意，而以少卿天下豪俊以表其冤。中间述李陵事者，明与陵非素相善，尚力为引救，况少卿有许死之谊乎！实缘自被刑后，所以不死者，以《史记》未成之故。是史公之身，乃《史记》之身，非史公所得自私，史公可为少卿死，而《史记》必不能为少卿废也。”（《安吴四种》）[5]笔者不能同意包氏的观点。一是任安来信较早，当在司马迁为中书令之后、任安下狱之前。二是任安也不可能再要司马迁冒着被判死罪的风险为他辩护，因为李陵之祸已是明证。三是任安明白，他的罪行与李陵不同。任安的来信较早，司马迁为何直到征和二年十一月才回信呢？原因之一是任安将在征和二年十二月被处死，如果不及时回信，则没有机会。原因之二是司马迁当初忍辱求生的理由是著作《史记》，现在已完成，他借此信以陈述自己的心志，抒发自己的满腔悲愤。
【原文】二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1]；爱施者，仁之端也[2]；取予者，义之符也[3]；耻辱者，勇之决也[4]；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5]，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6]；同子参乘，袁丝变色[7]，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8]，莫不伤气[9]，而况于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俊哉！
仆赖先人绪业[10]，得待罪辇毂下[11]，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12]：上之，不能纳忠效信[13]，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14]，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15]；下之，不能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16]，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17]，可见如此矣。向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18]。不以此时引维纲[19]，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20]，乃欲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注释】
[1]府：聚集之处。修身在于增进和提高知识和道德素养。[2]端：首。仁者爱人。[3]符：证验。取予合于义，即不苟取、苟予。[4]受辱而有耻，是勇敢的先决条件，孔子谓“知耻近乎勇”。[5]无所比数：刑余之人，不被当成人。[6]商鞅因宦官景监的推荐而得到秦王的重用，赵良为他感到耻辱。事见于《商君列传》。[7]同子：赵谈，宦官。参乘：骖乘，在车的右边陪乘。变色：发怒。[8]宦竖：宦官。竖，奴仆。[9]气：气节。[10]绪业：遗业。绪，余。司马迁先以父任为郎，后继父职为太史令。[11]辇毂（niǎn gǔ）：皇帝的车驾。[12]自惟：自思。[13]效：致。以忠信取得皇帝的信任。[14]阙：缺失。[15]搴（qiān）：拔。[16]遂：成就。[17]效：贡献。勉强求合以容身，没有小大的贡献。[18]厕：参与其中。末议：微不足道的议论。[19]引维纲：引据国家的典章法纪而申述说明。[20]阘（tà）茸：微贱，低下。
【讲解】
司马迁沉痛地说，自己遭受宫刑乃是奇耻大辱，“诟莫大于宫刑”，已不成为人，丧失了士人的气节，再也不能列于君子之林。朝廷即使没有贤人，也轮不到他刑余之人来推荐天下的豪俊。同类相应，贤俊当是君子推荐。自己推荐，一方面主上不信，另一方面被荐之人也深感耻辱。董仲舒说：“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司马迁颇为自卑，说自己没有什么才能，无所成就，只是靠先人的遗业，得以做下大夫太史令，没有小大的贡献。他已失去了《太史公自序》中所表现出的自尊和自信。
先人（司马谈）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司马迁自谓著《史记》是继承孔子作《春秋》的事业，而当仁不让。我们再举一例。1940年代，冯友兰在《新原道》“自序”中说：“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孟子曰：‘圣人复起，必从吾言。’其自信若是。即老子之徒，濡弱（柔弱）谦下，亦曰：‘知我者希，则我者贵。’亦何其高自期许耶？盖学问之道，各崇所见。当仁不让，理固然也。”但在他1960年代《中国哲学史新编》“题词”中，已看不到当初的过高期许与自信：“望道便惊田地宽，南针廿载溯延安。小言亦可润洪业，新作亦需代旧刊。始悟颜回叹孔氏，不为余子学邯郸。此关换骨脱胎事，莫当寻常著述看。”
【原文】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才[1]，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2]，出入周卫之中[3]。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4]，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5]！
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6]，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7]，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8]，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9]，恭俭下人[10]，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11]。其素所蓄积也[12]，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糵其短[13]，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廷[14]，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叩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15]。虏救死扶伤不给[16]，旃裘之君长咸震怖[17]，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18]，士无不起，躬流涕，沬血饮泣[19]，张空拳，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20]。
【注释】
[1]负：没有。不羁之才：材质高远，不可羁系。[2]奏：献。薄伎：文史星历之类的小技艺。[3]周卫之中：宫禁之中。周卫，宿卫周密。[4]头戴盆则不能望天，以免倾覆，比喻做事专心一意。[5]不然：不是所愿所行的那样，即自己的愿望和行为不能与行为的结果构成因果关系。[6]门下：宫门内。[7]趣（qù）舍：求取或舍弃。[8]自守奇士：以奇士的操节自守。奇士，倜傥非常之人。[9]分别有让：言行各当其宜（即合于礼），有谦让。《荀子·礼论》：“故礼者，别也。何谓别？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10]恭俭下人：谦恭自约，甘居人后。俭，约束。[11]徇：通“殉”，舍身以从事。[12]蓄积：素养。[13]媒糵（niè）：像酵母涨大一样夸大别人的短处。糵，酿酒的曲。[14]王廷：匈奴单于的大本营。[15]当：相当，相等。杀死敌人的数字超过自己牺牲的人数。[16]死伤人数太多，而不能及时地救死扶伤。[17]旃（zhān）裘：毡裘，代指匈奴。[18]劳（lào）军：鼓励士兵。[19]沬血饮泣：满脸是血，眼中含泪。沬，通“颒”（huì），洗面。[20]争先与敌人决一死战。
【讲解】
天汉二年（前99），李陵率步兵五千人深入大漠，与匈奴单于接战，兵败投降。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蒙受“诬上”“沮贰师”的罪名，被打入蚕室，其形体和精神上皆遭受了最深重的痛苦。在世人看来，受宫刑不仅是形体上的残缺，有违儒家之“身体发肤皆受之于父母而不可损伤”的教训；[6]而且是精神上的残缺，失去了生命的尊严，道德人格亏缺，是贪生怕死的表现。李陵之祸是司马迁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虽是太史令，厕身下大夫之列，但颇为自尊、自信，他把从事的著史比之于孔子作《春秋》的事业。受宫刑之后，他受到士大夫和乡党的讥讽及嘲弄，名声扫地，在污秽中踽踽（jǔ jǔ）独行，内心郁积着耻辱和悲愤。
司马迁申述为李陵辩护的原因。
其一，李陵有国士之风。
其二，李陵兵败投降固是不当，但他投降之前勇猛善战，应承认其功绩；可有一些佞臣落井下石，诋毁李陵。这表明司马迁的理性精神，不以李陵最终失败投降而抹杀他以前建立的功绩。
其三，李陵在兵败之前，建功甚伟。他率领五千步兵，横挑强胡，与数万之匈奴军队接战数十日，杀伤敌人众多；最后在“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的情况下被迫投降。李陵的功过相当。此一内容，司马迁着力铺排。行文富有充沛的气势，再现了李陵率领士卒与匈奴主力死战的峥嵘场面。文章的情感浓郁，尤其是写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时，李陵大声一呼，士卒皆爬起来，满脸是血，眼中含着眼泪，赤手空拳，争先恐后与敌人拼命。这说明李陵爱护士卒，故士卒为他而死，是一位好将帅；且在困境中，李陵仍然战斗不息，他最后的投降实在是不得已。从表现形式上来看，司马迁适当地运用了夸张的手法予以渲染，且语句短促，富有节奏，加强了文章的气势和情感的力量。这一条是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最坚强的理由，故写得最具功力。
【原文】四
陵未没时，使有来报[1]，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2]，见主上惨凄怛悼[3]，诚欲效其款款之愚[4]。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5]，能得人之死力[6]，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7]。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8]。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9]，塞睚眦之辞[10]。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11]，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12]。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13]。因为诬上，卒从吏议[14]。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15]，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16]，谁可告诉者！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颓其家声[17]，而仆又佴以蚕室[18]，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19]。
【注释】
[1]使者报李陵正与匈奴死战的消息。[2]不自料：不自量。[3]怛（dá）悼：痛苦。[4]效：献。款款：恳切忠诚。[5]绝甘分少：好的东西，自己不要；稀罕的东西，分给别人。[6]李陵爱护士卒，士卒为之而死。[7]李陵暂且忍辱求生，欲在匈奴建立一份与其罪相当的功劳，来报答汉朝。[8]暴（pù）：昭示。[9]广：宽慰。[10]睚眦（yá zì）之辞：因微小的怨恨而构陷他人的言辞。睚眦，怒目而视。睚眦之仇，因小事结下深仇。[11]沮（jǔ）：毁坏。贰师：贰师将军李广利，是武帝宠姬李夫人之弟。当时，他率数万大军与李广一同进攻匈奴，没有及时出兵解救李广之困。[12]理：治狱官。[13]列：陈述。[14]治狱官认为自己（指司马迁）是“欺君罔上”，武帝最后依从了他们的议决。[15]武帝时，犯罪者可出钱财赎罪。[16]幽：囚禁。囹圄（líng yǔ）：监狱。[17]颓（tuí）：堕坏。《汉书·苏武传》载李陵歌曰：“士众灭兮名已颓！”[18]佴（èr）：打入。蚕室：受宫刑后所居的温室。[19]一二：一一地。
【讲解】
司马迁继续申述为李陵辩护的理由。
其四，李陵暂时投降，忍辱求生，欲在匈奴建立一份功劳，以报答汉朝。
这是司马迁之忍辱求生死亡观的表现。士人可以暂时忍受耻辱，保全生命，以期日后作出一番事业来报仇雪恨。忍辱求生易招致世人的嘲弄和唾骂。事前和事中，世人往往认为你是苟且偷生、贪生怕死、好死不如赖活着；只有等到事后，你建立了一番功业时，世人才可能理解你当初的忍辱不死。忍辱求生的“辱”有一定的限度，小耻小辱可以忍受，但大耻大辱不能忍受。小大之辱的分别，有一定的客观标准，如韩信受胯下之辱即小辱，投降卖国是大辱；但也有相对性，即所受的耻辱与将要完成的事业相比，哪一个意义更大。有些忍辱求生的人，确实作出了一番事业；但也有不少的人，日后是默默无闻，忍辱求生往往成为他们贪生怕死的精神支撑点。李陵作为一位失败的将领，数千士卒随之战死沙场，如何能兵败投降而忍受这样的不世之辱呢？在西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死节”的风气中，李陵的兵败投降是不能被时人接受的。
《汉书·苏武传》曰：
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虽驽怯，令汉且贳（shì赦免）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一别长绝！”陵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颓。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陵泣下数行，因与武决。
李陵有忍辱求生之志，而欲为曹沫之事。据《史记·刺客列传》，曹沫是春秋时鲁国的将领，与齐国三战三败，丧师失地；后来在柯之盟会上，他劫持齐桓公归还齐国所占领的鲁国土地。汉家残酷无情，杀其老母，族灭其家，彻底阻断了李陵的归来之路。司马迁的推断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关键问题是，李陵所忍受的耻辱太大了，且李陵忍辱求生具有滞后性，在当时不能为武帝和大臣所理解。当然，李陵在投降之前的确有国士之风，为汉家立了许多功绩，不应抹杀。这是事理的当然；但实际上，世上的风气就是这样，当你最终失败了，你就是一败涂地，以前的功劳可以忽略不计，甚至认为你别有用心；当你最终胜利了，以前的平庸被罩上了光环，以前的过失也另有一番深义。这即“胜者王侯败者贼”。
其五，李陵兵败投降，主上忧虑，大臣不知如何劝慰；司马迁欲为主上解忧，刚好武帝诏问，他即推言陵功。
唐朝诗人孟浩然诗曰：“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岁暮归南山》）但明主不明，司马迁终以“诬上”“沮贰师”的罪名而下狱、受宫刑。他倾诉了罪非其罪、世态炎凉的满腔悲愤。李陵之祸表现了司马迁富有理性、正直敢言、不惧权势的可贵品质。
【原文】五
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1]，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2]，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3]，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4]。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5]。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理色受辱[6]，其次辞令受辱[7]，其次屈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8]，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9]，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10]，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11]，最下腐刑，极矣。
【注释】
[1]剖符丹书之功：为国家立下大功，朝廷授“剖符丹书”给有功之家作为凭证，有功之家世代享有特权。[2]倡优：乐工伶人，地位卑贱。[3]与（yǔ）：赞许。死节：大臣在犯罪而下狱前即自杀，以保持生命的尊严和人格的独立完整。[4]这是素日所从事的职业和所处的地位决定的。[5]人本来有一死，有的死重于泰山，有的死轻于鸿毛，这是因为抉择死亡的价值不同。[6]理色受辱：受他人的脸色之辱。理色，面色。[7]辞令受辱：受他人言辞的斥责之辱。[8]易服受辱：为囚徒受辱。易服，换上囚徒的衣服。[9]关木索：披戴枷锁。关，披戴。索，绳。棰（chuí）楚：刑具。棰，杖。楚，荆木。[10]剔（tì）毛发：髡（kūn）刑。婴金铁：钳刑，以铁链束颈。婴，缠绕。[11]指劓（yì，割鼻子）、刖（yuè，断脚）、黥（qíng，在脸上刺记号，并涂上墨）等肉刑。
【讲解】
司马迁的罪名是“诬上”“沮贰师”。如果他“伏法受诛”，死得就像蝼蚁一样，毫无意义。世人也不许他死节，而是认为他智穷罪极，不能免除一死，只能走向死亡。为何是这样的呢？因为他的地位低下、职业卑贱，本没有什么品节可言。这是司马迁忍受宫刑耻辱而不死的原因之一。
“太上不辱先”至“最下腐刑”，并非一气蝉联而从轻至重的递进排列。前两句的句式相同，意义是从重到轻：人自己受辱也就罢了，但不要辱没先人。以下八句的句式相同，皆是就辱身而言。辱身由轻至重，最轻的是受他人的脸色之辱，最下的是腐刑之辱。因此，笔者以为《汉书》《文选》所录的“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应是“其次理色受辱，其次辞令受辱”。关于耻辱的等次，这不仅是司马迁的看法，也是古代礼法制度的通义。司马迁突出了受宫刑的奇耻大辱。
【原文】六
传曰“刑不上大夫”[1]，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猛虎处深山，百兽震恐，及其在槛阱之中[2]，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3]。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义不可对[4]，定计于鲜也[5]。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6]，幽于圆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7]，视徒隶则心惕息[8]。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9]，何足贵乎！
且西伯，伯也，拘羑里；李斯，相也，具五刑[10]；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向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11]，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网加[12]，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13]，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14]。审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15]，已稍陵夷至于鞭棰之间[16]，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17]，殆为此也。
【注释】
[1]士大夫犯法，赐死而免于刑罚，以保持他们的生命尊严和人格的独立完整。此句出于《礼记·曲礼》，并非指法律不公，而是重视阶级之分，以礼对士大夫，以刑对庶人，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2]槛（jiàn）：关野兽的木笼。阱：捕野兽的陷坑。[3]威：外在的威力。约：外在的约束。威约逐渐加之，积久而至于此。[4]义不可对：坚守士人的气节，不面对狱吏。[5]鲜：先。早早拿定主意。[6]榜（péng）棰：刑杖。[7]抢（qiāng）地：碰地。[8]惕：惧。息：喘息。[9]强颜：厚颜。[10]具五刑：遍受五刑。[11]赭（zhě）衣：囚衣。[12]网加：陷于法网。[13]尘埃之中：监狱之中。[14]这两句话出于《孙子·势篇》。[15]绳墨：法律。[16]陵夷：丘陵削成平地，比喻逐渐施加外在的威力。[17]重：难。
【讲解】
首先，司马迁认为士大夫要勉励自己的气节：有深重的耻辱感，自尊自重，有独立完整的道德人格，士可杀而不可辱。其次，他深切认识到，下狱之后，士大夫将遭受狱吏的辱骂和毒打，生命的尊严丧失，人格受到侮辱；在强大外力的不断威逼下，他们渐渐变得怯懦和软弱，“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充满感慨地说，“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外在形势的强制和逼迫，使勇敢的人变得怯懦，强大的人变得软弱；那些曾自诩为勇敢强大的人，虽有一定的内在修养，但被投到监狱之中，也是摇尾乞怜。这是司马迁肯定外在形势对人之品格和行为的重要作用，“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
司马迁的耻辱感非常强烈。一个人如果没有耻辱感，则不成为人；士人比一般人的耻辱感强烈；慷慨之士的耻辱感尤为强烈。他说：“耻辱者，勇之决也。”耻辱感与自尊自重结合在一起。贾谊重视朝廷对士大夫耻辱感、尊严感的磨练和培养：
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无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廉耻不行，大臣无乃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无耻之心乎？……夫尝已在贵宠之位，天子改容而体貌之矣，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帝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
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骂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习天下也，非尊尊贵贵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尝敬，众庶之所尝宠，死而死耳，贱人安宜得如此而顿辱之哉！（《汉书·贾谊传》）
司马迁列举了古代的数位王侯将相。他们在下狱之前地位高，权力大，像猛虎在深山而百姓尊重、恐惧。但他们犯法之后也不能引决自裁，而是陷于狱中，遭受耻辱，丧失了生命的尊严，损害了道德人格，也变得怯懦和软弱。
因此，士大夫不能在下狱之前自杀，则必然遭受耻辱，丧失生命和人格的尊严。司马迁隐含的意义是，他在下狱之前没有自杀，遭受了耻辱；下狱之后再自杀已不能保持士人的气节，“伏法受诛”也毫无意义；如果他自请宫刑，减死一等，虽遭受的耻辱更深重一层，但可以保住性命。这是他为何忍受宫刑耻辱而不死的原因之二。
【原文】七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1]，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2]？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3]！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4]，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5]！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6]，况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7]。
【注释】
[1]为义理所激而舍生取义，不再顾念父母和妻子。[2]已轻妻子，故反问之。[3]勇烈之人，不必死于名节，也可忍辱求生；怯懦之人慕义而立名，何处不勉于死呢（为小节小义而轻易丧失自己的生命）？[4]去就之分：求生和趋死的分别。[5]缧绁（léi xiè）：捆绑犯人的绳索，指囚禁。[6]臧（zāng）获：奴仆。引决：自杀。[7]鄙：耻。没世：死。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
【讲解】
司马迁继续曲折地说明他忍辱不死的原因。他不是顾念父母和妻子。他也不是怯懦而不敢死，婢妾臧获这样的卑贱之人皆敢死，他为何不敢死？他不是不知道“舍生取义”“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士人气节。他不是不知道下狱、受宫刑给自己带来的深重耻辱。他之所以隐忍苟活，是因为《史记》没有完成，担心死了之后他的文章不能流传于后世。
【原文】八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1]。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2]。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3]。及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4]，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5]。
【注释】
[1]倜傥（tì tǎng）：卓异。称：称名于后世。[2]大抵（dǐ）：大都。[3]述往前行事，思来人知自己的心志。[4]左丘、孙子，与司马迁一样身毁不用，故特别突出之。[5]空文：文章。自见：自现己情。
【讲解】
司马迁阐述了“发愤著书”的思想。文王、仲尼、屈原、左丘、孙子等皆陷入了人生的困境中，他们没有死节，而是忍辱求生；但他们不是苟且偷生，而是在困境和耻辱中奋起著书。通过空文，一方面抒发了自己的人生悲愤，希望将来的人知自己的心志；另一方面通过发愤著书，既表现自己坚强不屈的生命意志，又因文采传于后世而立名不朽。“勇者不必死节”，他们也是勇者。
“发愤著书”的含义有两层，一是说明著者在困境中有不平和怨恨，故要通过文辞表达出来，韩愈所谓“不平则鸣”；二是说明著者在困境中有深沉之思，因而其著述更为工巧，欧阳修所谓“穷而后工”。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物不平则鸣，人不平则言歌哭。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曰：“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世上并非诗人少达而穷，而是诗人穷而后工。清人赵翼《题遗山诗》曰：“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原文】九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佚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1]。上计轩辕[2]，下至于兹[3]，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4]，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债，虽万被戮，岂有悔哉[5]！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注释】
[1]稽：考察。纪：理。[2]轩辕：黄帝。[3]武帝太初年间。[4]传之其人：传给可传的人。望其人于通邑大都传播。[5]因为《史记》没有完成，故自己甘受下狱、受宫刑的奇耻大辱。现在，《史记》已完成，我愿意偿还以前所受的耻辱之债，即使遭受万种戮辱，也决不后悔。
【讲解】
司马迁概要介绍了《史记》的著述情况。一是广泛搜集材料，“网罗天下放佚旧闻”；二是考证材料的真伪，“略考其行事”；三是按照历史事件的发展顺序和内在的因果关系，以贯通始终；四是揭示历史事件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从而为将来者指明方向。所谓“究天人之际”，即推究历史发展所包含的天命因素和人事因素的分野（际：相连又相分，在微眇之间不易于辨明）。所谓“通古今之变”，即从黄帝开始一直贯通到武帝太初年间，既写出历史的变化和发展，又揭示历史变化中的不变常道。所谓“成一家之言”，即自己的言论，并不受官方权威的影响，而是自成一家，以保持史家的独立自主性。
【原文】十
且负下未易居[1]，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2]，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丘墓乎[3]？虽累百世，垢弥甚耳[4]！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阁之臣[5]，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6]？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7]。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私心刺谬乎[8]？今虽欲自雕琢，曼辞以自饰[9]，无益于俗，不信，适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悉意，略陈固陋。谨再拜。
【注释】
[1]处于下位的人不易安居，因为多遭受他人的非议和指责。《论语·子张》曰：“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2]只是讲了几句话而非作了罪恶的行为，却遭遇了此祸。[3]侮辱了祖先，又致身残毁，“太上辱先，其次辱身”。[4]积至百世，也难以洗去此污垢的耻辱。[5]司马迁为中书令，这是由宦官担任的，故称为“闺阁之臣”。[6]引：推荐。[7]通其狂惑：疏散自己的耻辱和烦闷。[8]刺谬：乖背。[9]曼：美。美词以自我修饰。
【讲解】
司马迁再次表达自己遭受宫刑的奇耻大辱，重提他不能推贤进士，照应开头。他遭受的精神痛苦是非常深重的，“肠一日而九回”，唐朝诗人柳宗元诗曰“江流曲似九回肠”（《登柳州城楼》）；精神被折磨得恍惚，出则不知其往，居则若有所亡，宋朝词人李清照《声声慢》云“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他生活于低贱污秽之中，其言行也随俗浮沉；这是令司马迁非常痛苦矛盾的。他实是一位慷慨有节的士人，鄙视俗人的言行，而欲有所作为；但现实的处境不容许他有洁言廉行。因为他遭受下狱、受宫刑的耻辱，早已不成为人，他有所作为，不但不被人理解和称赞，反而更为人嘲弄和贬斥。司马迁的痛苦，在于他的言行与心志的冲突矛盾，在于他人格的内外分裂：在内，他鄙视卑贱的行为而欲有所作为，“顺于接物，推贤进士”；在外，他随俗浮沉，言行卑贱，而不能有所作为。
“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到了终点死日，人之一生的行事才能贯通完整地显现出来，人之一生的意义和价值才能展现出来。在人的一生中，终点尤具有意义，故评价人的一生，必须等到终点，才能盖棺定论。
【总论】
耻辱、自卑、痛苦，丝丝编织在一起。司马迁反复地叙说他下狱、受宫刑所遭受的奇耻大辱：“顾自以为身残处秽”“若仆大质已亏缺矣”“诟莫大于宫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最下腐刑，极矣”“身直为闺阁之臣”等。下狱、受宫刑，他的生命尊严丧失，他的道德人格亏缺，他的身份地位卑贱。“太上辱先，其次辱身”，为乡党耻笑，为士大夫讥讽，为武帝戏弄。他生活于污秽卑下之地，内心充满着痛苦和耻辱，“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他的自卑感很强烈：“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俊哉”“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等。他的自卑感扩展到各个方面：“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等。
他的自卑和悲痛根源于他遭受的下狱、受宫刑的耻辱。他之所以下狱、受宫刑是因为他替李陵辩护，只是“以口语遇遭此祸”，并没有犯下什么滔天罪行。他认为，他为李陵辩护的行为是合理的，所谓“诬上”“沮贰师”的罪名是不当的，他罪非其罪。因此，在司马迁的内心深处郁积着一股悲愤和怨恨的情绪。
他的痛苦还在于他实是一位慷慨之士，有强烈的耻辱感，自尊、自信、自重。遭受宫刑之后，他不成为人。这种前后的遭遇犹如云泥之隔，强化了他的痛苦。同时，虽然他被世俗看卑看贱，他自己也自卑，但还有自尊和自信，可是这种自尊自信又要隐藏起来，在表面上不得不干卑贱低俗之事，从而造成他人格的内外分裂。
司马迁本相当自负。他把著史看成继承孔子作《春秋》的事业，自许甚高：“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但他遭受宫刑之后，已失去了这种自信。他在《报任少卿书》中，概要地叙述了《史记》的著作情况，相当低调，“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
司马迁在耻辱和痛苦中表现出理性的精神。面对生死抉择的困境，他选择了忍辱求生以完成《史记》，这体现了他生命选择的自由意志。出狱之后，他忍受痛苦和耻辱，在卑贱污秽之地发愤著书，不屈不挠，最终实现了自己的誓言。他虽然在道德人格上自卑，但在立言上有自信。他自信《史记》具有价值，能流传后世，自己也因文采的风流而留名千古，将来的人会见出自己的心志。
司马迁最终完成了《史记》的著述，他是否觉得可以洗刷自己所遭受的耻辱呢？我们通常认为，忍辱不死的人，如果最终建功立业，以证明当初不死是因为自负才能而要展现于天下，像季布那样，那么就可以洗刷自己的耻辱，也得到世人的原谅和好评。或者，像伍子胥那样忍辱负重，最终带领吴军入郢，求平王不得，乃掘其墓，出其尸，鞭之三百，而报父兄之仇，以洗刷忍辱不死之耻。实际上，对当事人而言，最终的建功立业或报仇雪恨，虽然能给自己带来一定的安慰，但终究不能消解自己内心的悲愤和痛苦，可能只是稍稍减轻。司马迁在完成《史记》之后，并没有从耻辱、痛苦、自卑、悲愤中走出来。完成《史记》只能了却他当初忍辱不死的心愿，他下狱、受宫刑的奇耻大辱并没有得到过多的消解。
司马迁在这封书信中表现出无人理解的孤独和痛苦情绪。
他为李陵辩护，武帝不明；大臣不理解而予以诽谤，他以“诬上”“沮贰师”的罪名而下狱、受宫刑。他下狱、受宫刑之后，士大夫嘲笑和鄙视他不能死节，而自请宫刑以苟且偷生。他出狱后，被武帝任为中书令，士大夫耻笑并指责他没有士人的耻辱感，行为卑劣，贪图利益。任安来信，责备他不能“顺于接物，推贤进士”，而是从俗浮沉。这是不理解司马迁的处境。他遭受宫刑后，生命尊严丧失，道德人格亏缺，身份地位卑贱，他根本无资格推荐贤士，只能从俗浮沉。他沉痛地说：“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今虽欲自雕琢，曼辞以自饰，无益于俗，不信，适足取辱耳。”
面对抉择生死的困境，司马迁没有自杀死节。西汉士大夫崇尚死节，大臣有罪，在犯罪而下狱前即自杀，以保持生命的尊严和道德人格的完整。司马迁自请宫刑，以减死一等，选择了忍辱求生。这严重违背了儒家“士可杀而不可辱”与汉代士大夫“死节”的追求。当代作家陈村说：
在我眼里，一个生命的尊严远远高于一橱最珍贵的书籍。书毕竟只是书。我要完整的司马迁，宁可没有《史记》。[7]
但是，司马迁有忍辱求生的坚强理由，因为他要完成《史记》。生需要理由，死也需要理由。忍辱求生体现了司马迁的理性反思精神，他不是一味盲从“死节”的社会规范。他接受了宫刑，保住了生命，接下来一个严重的问题摆在他面前：将如何生呢？司马迁从天汉三年到征和二年的八年中，发愤著书，“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他付出的巨大心血和辛勤劳动决不是常人所能想象，所能忍受，他真的是“倜傥非常之人”。博极群书的班固盛赞他“斯以勤矣”！在如何生的过程中，深刻地表现了司马迁坚强不屈的生命意志和发奋图强的创造精神。司马迁作《史记》，从他个人上来说，是让自己的文采流传于后世，是继承家族的事业和光荣；但更重要的是，他要以《史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为将来的人指明前进的方向，“述往事，思来者”；这表现了他著史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绝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沧海一粟中的浮名。司马迁正是因为有了《史记》这一伟大著作，才能永垂不朽！当代评论家黄子平说：
然而在这里依然很难得出答案：难道司马迁生命的尊严不正高扬在他的《史记》里么？难道作家不正是以自毁的方式肯定了生命意志的自由么？难道没有《史记》的司马迁还会是完整的么？[8]
我们尊重那些忍辱求生而发愤图强的人，也给予那些在耻辱中自杀而保持生命尊严的人一份敬重，因为死并不容易，“千古艰难唯一死”。
今人对自杀往往予以贬斥。黄子平说：“在当代汉语系统中，‘自杀’一词显然不具中性色彩。有时用‘自绝于人民’来加深它的贬斥之意，有时则用‘非正常死亡’或‘含冤去世’来掩饰它的不那么光彩。”（《千古艰难唯一死》）对于有罪之人的自杀，世人常常觉得他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有一种“便宜了那小子”的心理。我们往往不能理解和尊重那些自杀的人。鲁迅先生在《论人言可畏》中说：
至于阮玲玉的自杀，我并不想为她辩护。我是不赞成自杀，自己也不预备自杀的。但我的不预备自杀，不是不屑，却因为不能。凡有谁自杀了，现在是总要受一通强毅的评论家的呵斥，阮玲玉当然也不在例外。然而我想，自杀其实是不很容易，决没有我们不预备自杀的人们所渺视的那样轻而易举的。倘有谁以为容易么，那么，你到试试看。
自然，能试的勇者恐怕也多得很，不过他不屑，因为他有对于社会的伟大的任务。那不消说，更加是好极了，但我希望大家都有一本笔记簿，写下所尽的伟大的任务来，到得有了曾孙的时候，拿出来算一算，看看怎么样。[9]
在鲁迅先生看来，自杀并不容易，“千古艰难唯一死”，自杀需要勇气，故对自杀的人应表示敬意。有一些人不屑自杀，因为他们自认为不是没有死的勇气，而是没有死的理由，他们还有伟大的事业要做，而不能死。实际上，真正能作出伟大事业的人究竟是少数，大多数人不过以此作为自己偷生乱世的主要支撑点。
【补论】
根据《汉书·司马迁传》云“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杨恽是司马迁的外孙，《史记》由他宣布。杨恽所作《报孙会宗书》，是模拟其外祖父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皆是“舒愤懑”之作，有相同的风格，这是西汉两篇著名的书信体散文。
根据《汉书·杨敞传》，杨敞是杨恽的父亲，昭帝时为丞相。杨恽以才能称，“好交英俊诸儒，名显朝廷，擢为左曹。霍氏谋反，恽先闻知，因侍中金安上以闻，召见言状。霍氏伏诛，恽等五人皆封，恽为平通侯，迁中郎将”，“恽居殿中，廉洁无私，郎官称公平。然恽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发人阴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于朝廷，与太仆戴长乐相失，卒以是败”。他与戴长乐因为出于私人的恩怨，相互掘发隐私而攻讦，最终两人皆免官为庶人。
《汉书·杨敞传》：
恽既失爵位，家居治产业，起室宅，以财自娱。岁余，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孙会宗[1]，智略士也，与恽书谏戒之，为言大臣废退，当阖门惶惧[2]，为可怜之意，不当治产业，通宾客，有称誉。恽宰相子，少显朝廷，一朝以暗昧语言见废[3]，内怀不服，报会宗书曰：
恽材朽行秽，文质无所底[4]，幸赖先人余业得备宿卫，遭遇时变以获爵位，终非其任，卒与祸会。足下哀其愚，蒙赐书，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窃恨足下不深惟其终始[5]，而猥随俗之毁誉也[6]。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过[7]，默而息乎，恐违孔氏“各言尔志”之义，故敢略陈其愚，唯君子察焉！
恽家方隆盛时，乘朱轮者十人，位在列卿，爵为通侯，总领从官，与闻政事[8]，曾不能以此时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与群僚同心并力，陪辅朝廷之遗忘，已负窃位素餐之责久矣[9]。怀禄贪势，不能自退，遭遇变故，横被口语，身幽北阙，妻子满狱。当此之时，自以夷灭不足以塞责[10]，岂意得全首领，复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圣主之恩，不可胜量。君子游道，乐以忘忧；小人全躯，悦以忘罪。窃自思念，过已大矣，行已亏矣，长为农夫以没世矣。是故身率妻子，勠力耕桑，灌园治产，以给公上[11]，不意当复用此为讥议也。
夫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12]。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炮羔[13]，斗酒自劳[14]。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15]。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16]。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17]！”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淫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恽幸有余禄，方籴贱贩贵[18]，逐什一之利，此贾竖之事，污辱之处，恽亲行之。下流之人，众毁所归，不寒而慄。虽雅知恽者，犹随风而靡[19]，尚何称誉之有！董生不云乎[20]？“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为谋”。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责仆哉！
夫西河魏土，文侯所兴，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遗风[21]，漂然皆有节概[22]，知去就之分。顷者，足下离旧土，临安定，安定山谷之间，昆戎旧壤，子弟贪鄙，岂习俗之移人哉？于今乃睹子之志矣[23]。方当盛汉之隆，愿勉之[24]，毋多谈。
【注释】
[1]西河：孙会宗的籍贯，他时任安定太守。[2]阖门：闭门。[3]太仆戴长乐告杨恽之私语非所宜言，有诽谤当世、讥讽皇帝之意，恽被废为庶人。[4]底：砥，砥砺，磨炼。恽过分自贬，乃是反语。恽母是司马迁之女。他熟读外祖《太史公记》，以才能称，好结交英俊诸儒，名显朝廷。封平通侯。由中郎将迁光禄勋，亲近用事，颇有政声。[5]惟：思。[6]猥（wěi）：曲。[7]逆指而文过：背逆足下的意指，而文饰自己的过失。[8]与：参与。杨恽的父亲杨敞曾任丞相。[9]素：空。不称其职，空食俸禄。[10]塞（sè）：补。[11]充当县官的赋税。[12]既：止。三年而止。[13]炮（páo）：烧烤。[14]劳（lào）：慰劳。[15]拊（fǔ）：敲。缶：瓦器，秦人击之以节歌。乌乌：呜呜。《李斯列传》曰：“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bì拍大腿）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16]萁（jī）：豆茎。《汉书》颜师古注引张晏之言曰：“山高而在阳，人君之象也。芜秽不治，言朝廷之荒乱也。一顷百亩，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贞实之物，当在囷仓，零落在野，喻己见放弃也。萁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谄谀也。”[17]须：等待。[18]籴（dí）：买。[19]靡：倒下。追逐众议而皆诋毁。[20]董生：董仲舒，其数语见于《天人三策》。[21]段干木、田子方，魏贤人，不趋势利，怀君子之道，隐处穷巷，魏文侯颇礼遇之。[22]漂然：高远的样子。节概：志节气概。[23]你本是西河之人，受段干木、田子方的影响而颇有节操，但来到安定不久，受贪鄙之俗的影响，而改变了节操。我本以为你是得道之人，现在看来，你的志向不远。[24]希望你自勉而立功名，不要与我多谈。
【讲解】
杨恽的《报孙会宗书》，确实是一篇优秀的抒情散文。他借这封书信抒发了自己的满腔悲愤。他终因这封书信而获罪。他对其兄之子发牢骚说：“有功何益？县官不足为尽力。”这是对汉廷刻薄寡恩的怨恨。会有日食变，有吏上书告杨恽“骄奢不悔过，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案验，得所予会宗书，宣帝见而恶之。廷尉判恽大逆无道，腰斩。妻子徙酒泉郡。从这封书信来看，杨恽出身骄贵，心高气傲，怨愤有余，志气不足，态度近于玩世不恭。《报孙会宗书》虽是模拟《报任少卿书》而作，但因为人格气象的高下不同，此两文有实质性的分别。
其一，杨恽的《报孙会宗书》开始自谓“材朽行秽，文质无所底，幸赖先人余业得备宿卫”，似与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所表现的自卑情绪相同。但杨恽的家族位高官显，他本人封平通侯，曾官拜九卿中的光禄勋，且以才能称，好结交英俊诸儒，名显朝廷。因此，杨恽的自卑之语，实是反语，即表现其怨愤之情，与司马迁之自我谦卑有所不同。
其二，杨恽“横被口语，身幽北阙，妻子满狱”，似与司马迁一样是因为口语遭祸，但实质不同。杨恽的口语遭祸，是因为他与戴长乐之间出于私人的恩怨而互相攻讦，且杨恽自恃家族之隆以及自己的才能，时时好妄言。他因口语妄言得祸，虽有冤屈，但没有什么正义可言，但司马迁是出于公心在朝廷上为李陵辩护。
其三，杨恽遭祸之后，不但不能反省自责，默而不闻，而务好声名，言行放荡不羁，“治产业，通宾客”“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且“顿足起舞，诚淫荒无度”，歌秦声，“仰天拊缶而呼乌乌”。司马迁遭受宫刑之后，隐忍而著作《史记》，“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
其四，任安来信有责备司马迁不能“推贤进士”之意，司马迁沉痛地陈述自己“大质已亏缺矣”，已不成为人，没有资格推贤进士。司马迁对任安敬重，开始说“请略陈固陋。阙然久不报，幸勿为过”，最后说“书不能悉意，略陈固陋，谨再拜”。但杨恽对孙会宗的批评和劝告，非常不满，不但强词夺理，而且嘲讥他：你本是西河之人，受段干木、田子方的影响而颇有节操，但来到安定不久，受贪鄙之俗的影响，而改变了节操；我本以为你是得道之人，现在看来，你的志向不远。
[1]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25页。
[2] 任安的事迹参见《史记·田叔列传》。
[3] 以上引文参见韩兆琦《史记选注集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12—613页。
[4] 钱锺书：《管锥编》（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624页。
[5] 参见韩兆琦《史记选注集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11页。
[6]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论语·泰伯》）
[7] 陈村：《死给“文革”》，《上海文学》1986年第9期。
[8] 黄子平：《千古艰难唯一死》，《读书》1989年第4期。
[9] 鲁迅：《论人言可畏》，载《且介亭杂文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