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弹劾重臣

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十月，监察御史韦思谦弹劾中书令褚遂良，原因是褚遂良用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强买了他人的宅地。褚遂良是中书令，官居正三品，属于宰相职位。当朝宰相被弹劾自然是一件引人议论的大事，而当事人特殊的身份进一步增加了案件的复杂性。

被弹劾的褚遂良不仅是当时的高官，更是辅佐当朝皇帝唐高宗顺利继位的元勋。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褚遂良凭借出色的学识和杰出的书法水平深得太宗信任，他的书法代表作如《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等均是传世经典，唐太宗为纪念功臣所建的凌烟阁也是由褚遂良题字，风头一时无两。贞观十七年（643年），当时的太子李承乾因谋反罪而被废黜，唐太宗一度想立魏王李泰为太子，而褚遂良和国舅长孙无忌则极力劝说太宗立晋王李治为太子，最后太宗改变了主意，李治被顺利立为太子，这就是后来的唐高宗。太子之争结束后，褚遂良的地位自然是逐渐提高，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他已经官至中书令，步入宰相之列。第二年，唐太宗在弥留之际召见了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将太子李治托付给他们，下令褚遂良起草遗诏。在李治继位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成为高宗朝初期最重要的大臣。然而永徽元年（650年），距高宗登基仅仅过了一年，褚遂良权势正盛之时，韦思谦竟敢向他发难，这是怎么回事呢？

韦思谦也不是碌碌之辈。据《旧唐书》记载，韦思谦曾对人说过：“御史出都，若不动摇山岳，震慑州县，诚旷职耳。”意思是，御史离开长安去地方上巡查时，如果不能动摇一方，震慑州县的官员，就是失职。从这些言语中，我们可以发现韦思谦是一位不畏权贵、刚正严明的监察官。在弹劾褚遂良时，韦思谦是有充分证据的，他竟然知道褚遂良买房的价格等细节。褚遂良肯定不会宣扬自己低价买房的不光彩行为，说明韦思谦有可能是从另一方当事人那里得到的消息。那么，这位低价卖房的人是谁呢？他名叫史诃耽，也是一名官员，时任中书省译语人。什么是中书省译语人呢？据《资治通鉴》记载：“中书掌受四方朝贡及通表疏，故有译语人。”史诃耽的工作是在中书省负责朝贡的翻译工作，而作为中书令的褚遂良正是他的顶头上司，这样一层关系，为褚遂良“低价购房”提供了方便。史诃耽的品级远低于中书令，为何史诃耽能拥有令褚遂良心动的宅地呢？面对上级的压迫，史诃耽并没有忍气吞声，而是在暗地里将低价卖房的事情告诉了韦思谦。

说来也巧，地不爱宝，20世纪80年代，宁夏固原出土了《史诃耽墓志》，墓志中记载，这位墓主人的来历非同寻常。相信大家也发现了，“史诃耽”这个名字并不像一般的汉名，史诃耽正是来自中亚史国的侨民。史国是昭武九姓之一，为粟特人，作为一个富有特色的商业民族，粟特人活跃在丝绸之路干线上，是汉唐时期东西方贸易的主要承担者。据史诃耽的墓志记载，他“门驰千驷”“家累万金”，这些词是夸他们家族通过经商积攒了巨额的财富。史诃耽在做官的同时，也没有放弃粟特人爱经商的习惯，他丰厚的家产是通过数十年的商业活动积累的，身价万金的史诃耽拥有足够吸引到当朝宰相的“豪宅”，也就不足为奇了。

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一书中记载，粟特商人“父子计利，财多为贵”，意思是，粟特人连父子之间都要为钱财斤斤计较，自然不肯容忍他人对自己财富的侵占。另外，史诃耽在当时的政局中也不是一位普通的官员，他先后经历了隋、唐两朝。隋朝开皇四年（584年），史诃耽出生于原州（今宁夏固原），后在隋朝任官。隋唐更替之后，他又主动降唐，当上了上骑都尉的勋官。唐武德七年（624年），他开始负责在宫城北门“供奉进马”，也就是管理各国进贡的马匹。所谓“北门”就是赫赫有名的“玄武门”，武德九年（626年）秦王李世民在此发动兵变，铲除了自己的两位兄弟——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成功登上皇位。玄武门之变后，史诃耽晋升为五品的牧监正监，我们可以推测，他之所以能升官，是因为在这场宫廷政变中站到了李世民一方。不久，史诃耽凭借过人的语言能力转任中书省的翻译。进入中书省这一国家核心机构，标志着他的仕途迈上了新台阶，这时的史诃耽怎会想到，正是中书省的任官经历将他卷入了政治的旋涡。

通过对当事人背景的梳理可以看出，本案的幕后原告史诃耽是一名财力雄厚的功臣，被告褚遂良则是朝廷中仅次于长孙无忌的二号人物，弹劾褚遂良的韦思谦则是一位以公正严明著称的监察官员。三人各具特色的身份会对本案产生怎样的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