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理论逻辑：政治认同与国家安全
第一节 政治认同
一 政治认同界定
（一）认同
认同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最早来源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英文对应词是identity。Identity的词根是拉丁文idem，即the same的意思。表示事物之间的相同性、一致性。弗洛伊德认为，认同是“一个心理过程，是个人向另一个人或团体的价值、规范与面貌去模仿、内化并形成自己的行为模式的过程，认同是个体与他人有情感联系的最初形式”[1]。《现代汉语词典》关于认同有两层含义：一是认为与自己有共同之处而感到亲切；二是承认、认可之意。由此可见，认同最初是一种由于一致性产生的心理现象。比如亲切、归属感、爱等都与认同密切相关。此外，随着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和内涵扩展，认同还表示基于一致性心理动机而产生的认可、同意、赞同、拥护、支持等态度和行为。
首先，认同的发生源于人的自我意识。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祛魅，人被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主体性，开始成为世界的主人和中心，以自我的标准衡量万事万物的价值，与自我需要相同和一致的事物就被认同，反之则不认同。“自我概念通常强调的是个人的内在性，意味个人的人格同一性及其自我意识、内在的意志本原和意义与价值本原，以及对意义与价值的反思和选择能力。”[2]因此，自我意识是认同的前提。认同主体要形成对于客体心理上的认同，首先要对客体的特征、形式、行为或态度等有初步的认知，在此基础上，主体往往会根据自身的特征、需求而对客体有更深入的体会。一般来说，当主体的特征或形式与客体在某方面具有共同性，或者客体在某方面能够满足主体的需求或者能够给主体带来满足，这些情况下，客体就能够获得主体的认同。
其次，认同的形成源于差异的出现。同与异是一对相对概念，互相参照而存在，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同与异的互动中划定事物的界限，我们认同与我具有一致性的事物，产生我们感，不认同不一致的事物，形成他们感。“在一个动荡和危机的时期，既有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胁，差异性的他者明显存在时，自我会对自己的地位和价值产生强烈的感知，认同就成为一个明显的问题。”[3]同时，认同也是在我与他的对话中实现的。“我的认同是通过与他者半是公开，半是内心的对话协商而形成的。我的认同本质性地依赖于我和他者的对话关系。”[4]当然，我与他的区分是相对的，在不同的抽象层次上形成不同的我与他的关系。比如我是山西人，他是云南人，当边界定位在省份归属问题上，我和他是不同的，但是当提升抽象层次，边界定位在国家身份问题上，我和他都是中国人，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我们具有一致性。因此，任何认同的形成既离不开同，也离不开异，而且同与异不是绝对的，必须辩证地看待同与异，既要有特殊主义认知，也要有普遍主义认知，任何事物都同时包含普遍与特殊。
在不同的社会生活中，我们会出现不同的认同问题。比如，根据发生认同的领域划分，可以有社会认同、政治认同。社会认同是指社会生活领域的认同问题，比如群体认同、职业认同等。政治认同是指政治生活中涉及权力的认同问题，比如政党认同、制度认同等。根据共同体规模大小，可以有国家认同、地域认同、单位认同等。在所有的认同当中，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处于最重要的地位，两者互相交织在一起，两者都关系政治共同体的存亡。
（二）政治认同内涵
政治认同是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感情、态度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它与人们的心理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关于政治认同的讨论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存在，亚里士多德提出：“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的人民都能参加而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5]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政治认同的概念是美国政治学家威尔特·A.罗森堡姆最早提出的。威尔特·A.罗森保姆从学术上对政治认同做出了界定，“政治认同，是指一个人感觉他属于什么政治单位（国家、民族、城镇、区域），地理区域和团体，在某些重要的主观意识上，此是他自己的社会认同的一部分，特别地，这些认同包括那些他感觉要强烈效忠、尽义务或责任的单位和团体”。[6]
国内学者对政治认同的界定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观点。《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把政治认同定义为：“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它与人们的心理活动有密切的关系。人们在一定社会中生活，总要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如把自己看作某一政党的党员，某一阶级的成员、某一政治过程的参与者或某一政治信念的追求者等等，并自觉地以组织及过程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这种现象就是政治认同。”[7]我国学者关于政治认同概念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闵琦认为，“政治认同是指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对该政治共同体的支持问题”。[8]李素华提出，政治认同是“公民对某种政治权力的认同，即公民对某种政治权力的承认、赞同和同意，并且自觉地以该政治权力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9]。方旭光提出：“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对现存政治系统、政治运作的同向性（或一致性、肯定性）的情感、态度和相应的政治行为。政治认同属于一定的主体所进行的政治活动范畴，它既是主体对一定的政治对象认知趋同的过程，又是对一定政治对象进行政治行为支持的过程。”[10]
综上所述，以上学者对于政治认同概念的研究大多是从人对某一团体或组织（国家、民族、政党、城镇、区域）的归属感的视角来认识政治认同，而对于政治认同是作为政治主体的人对政治体系的一种能动的反应。因而，在笔者看来，首先，政治认同是一定政治体系中的政治主体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中，与政治体系的政治客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其次，政治认同是由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意志、政治信念、政治行为等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和制约的要素构成的相对完整的政治心理过程。政治认同是公民对政治体系的认知、判断、认可、服从和参与。最后，政治认同不仅是一种政治心理倾向和态度，更是一种现实的政治行为，是政治实践的结果。
（三）政治认同的圈层结构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政治认同以三种既相关又相异的面向呈现出来。分别是最核心层的政治心理，中间层的政治态度以及最外层的政治行为。
政治认同心理是政治认同的内在心理反应，也是产生政治认同的心理根源。政治认同心理是在政治生活中我与他、同与异的比较中产生的我们感、家园感和归属感，三者都是一种一致性情感形式，这是人的基本需求。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包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自尊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而认同与安全需求相关。“强烈的家园感给予了个体稳定的心理预期，使其在漂泊的社会中获得本体性安全。”[11]为了维护安全，个体产生对于政治共同体的忠诚、爱，并为之奉献和牺牲。
政治认同态度是基于政治认同心理而产生的个体对于政治共同体表现出来的态度。心理归属决定态度倾向，以我为中心衡量政治共同体，“我们的”就赞同、认可，“他们的”就反对、否定。“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认同引致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现象在国际政治中尤其明显。建构主义认为，“威胁理论是有关敌友的蒙着一层薄薄的面纱的认同理论”。[12]换言之，“我认同的”就是我的同类、是朋友，无论其军事实力如何强大都不构成安全威胁，所以对其政治行为都采取赞同、认可的态度。相反，只要“我不认同的”就是我的敌人，无论其军事实力如何弱小都是安全威胁，对其政治行为都采取批判、否定的态度。比如，对于美国来说，同样的核武器掌握在英国人手中就不是安全威胁，而掌握在朝鲜人手中就是安全威胁。
政治认同行为是政治认同心理和政治认同态度的外在表现形式，能够被人们轻松识别和发现。政治认同行为体现公民对于政治共同体的支持。一是浅表性的政治认同行为，具体行为表现为服从、配合政权的政策举措，比如新冠疫情期间公民积极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和举措，这就是政治认同的行为体现。二是中观性的政治认同行为，具体表现为积极主动支持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运行，比如投票、选举等政治参与，体现对于国家制度的认同，积极维护制度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三是深层次的政治认同行为，具体表现为积极维护政治共同体的存在，忠诚于政治共同体，与损害政治共同体的行为做斗争。比如爱护国旗、国徽，唱国歌。
二 政治认同构成
政治认同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和政治实践，普遍存在于政治生活中。政治认同构成要素主要包括：政治认同主体（谁的认同）、政治认同客体（认同什么）、政治认同资源（凭什么认同）。
（一）政治认同主体
哲学上认为，主体是指有认知和实践能力的人。政治认同主体是指能够认识政治并参与政治实践的人。换言之，并非所有人都是政治认同的主体，只有政治的主人才是政治认同的主体。比如，古希腊时期，只有公民才是政治认同的主体，奴隶则不是。近代以来，政治主体的形成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密切相关。文艺复兴大力颂扬人的力量，将人从中世纪神权束缚中解救出来。宗教改革进一步打破了教会体制，给予中世纪教会迷信最彻底一击，教徒个人获得了理解和诠释的自由，获得了信仰的自我主体性。但是这个主体还仅仅局限于信仰领域，因而主要还只是一个信仰的主体和信仰的自我。启蒙运动加速推进了人的主体性确立的进程。启蒙思想家认为，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存在者，国家是由每一个独立的个人相互约定而成，公共权力合法性来源于有意志的个人的权利让渡和契约。因此，个人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中心。如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约翰·洛克最终完成了个人本位主义第一次最全面的论证，坚持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的“个人”，步入启蒙思想舞台的中心。约翰·洛克认为，个人不仅是国家存在的前提，而且被视为国家存在的目的，成为个人权利的守护者。经过启蒙运动，人民主权学说被广泛接受，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成为衡量和评判政权的判官，也成为政治认同的主体。现代国家中所有公民都是政治认同的主体。当然，不同主体的主人翁意识强弱不同、需求不同，主体性存在差异。但是，政治认同主体的存在，人的主体性的获得，是政治认同形成的前提。
（二）政治认同客体
客体是主体认识和实践的对象。政治认同客体就是指政治认同主体认识和实践的对象。依据从大到小的顺序，政治认同的客体包括政治共同体、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具体政策。
政治共同体。共同体首先是人的集合，依靠一定的地缘、文化、制度、历史等纽带将人连起来组成一个整体。共同体往往有共享的观念和文化，规范和引导人的行为使之具有一致性、连续性，保持共同体的秩序和和谐。共同体和个体相互依存，互为前提。强调个体优先的往往被称为自由主义，而强调共同体优先的往往被称为社群主义。“共享的观念和文化形成和支撑成员的行为规范，承认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并构成制度发展的交流和对话基础。”[13]政治共同体具有明确的边界，不同时期边界或清晰或模糊，或开放或封闭，但是都有身份限制。共同体成员对政治共同体形成归属感，产生政治认同。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政治共同体是国家，其他政治共同体还包括政党、政府等次级政治组织，也包括区域、世界共同体等超国家政治组织。
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统治者治国理政的理论学说，指引着政治实践活动。意识形态反映了统治者的政治理想、治国理念、政治纲领和价值追求，向被统治者描绘理想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蓝图。不同的意识形态追求制定的政治制度不同，出台的具体政策不同，实现的理想政治生活不同，建成不同的政治共同体，最终影响个体的生活和命运。海伍德认为，“意识形态是一个行动导向的信念体系，一套以某种方式指导或激励政治行动的相互联系的思想观念”[14]。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是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集团基于自身利益对现存社会关系自觉反映而形成的理论体系；……是该阶级、该社会集团政治、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社会理想的思想理论依据”[15]。因为意识形态之于政权的根本性，所以意识形态认同是政治认同的核心部分和最高层次。
政治制度。制度是行为规则，决定了行动者在社会生活中可以选择的行动方式。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制度规范，政治领域的规范和约束政治行动者行为的制度被称为政治制度。与其他制度相比，由于政治制度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更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政治制度塑造政治行动者追求特定目标的方式和在政治行动者之中构造结构性权力关系的方式，赋予某些行动者权力和利益而将另一些人置于不利地位。关于政治制度的功能，彼得·霍尔指出：“一方面，政策制定的组织结构影响着对政策结果发生作用的任何参与者的权力大小，另一方面，在组织结构中的特定位置也影响和制约着参与者如何去界定自己的利益，制度这里发生作用的方式是，确立了特定行动者在特定位置上的责任和与其他行动者的相互关系。”[16]因为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广泛性影响，制度研究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传统。甚至有人认为，政治科学就是对制度的研究。基于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支配性作用，政治制度认同成为政治认同的重要客体。而且与意识形态认同和政治共同体认同相比而言，政治制度认同更为显性。或者说政治认同更多地以政治制度认同的面目出现。由于制度的分层化，政治制度认同也呈现宏观制度认同、中观制度认同和微观制度认同的划分。宏观制度认同，比如政体认同、国家根本政治制度认同；中观制度认同，比如中央与地方关系制度认同，如单一制认同和复合制认同属于该范畴；微观制度认同，比如公务员制度认同、选举制度认同等。
具体政策。政策是政府有关部门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而制定和出台的直接影响行动者权益的行动准则。与制度相比较，政策更加具体、现实、灵活、可操作，也直接影响个体的权益。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时刻处于政策之网中，各种各样的政策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因此，政策成为认同的客体，政策认同成为政治认同的组成部分。但是，与对于其他政治客体的认同相比较，政策认同更多地基于利益满足。换句话说，认同能够满足自我利益的政策，不认同损害自我利益的政策。同一政策可能由于时代变迁满足自我利益会出现变化，相应地，政策认同也会变化。因此，政策认同是最活跃的认同，但是，也是最不稳定的认同客体，是政治认同最常态、最显性的表现形式。
（三）政治认同资源
“政治认同的资源指的是政权体系获得认同的可依赖的资源。”[17]也就是政权凭什么获得认同，即认同的来源和依据。因为政治认同的主体是人，政治认同是人对于政权的认可、支持和赞同，而且政治认同的产生以政权满足人的需要为前提，所以，政治认同资源只能从人的认知中获得。不同的理论视野下，人是不同的存在。
历史记忆是政治认同的参照资源。社群主义认为，“自我的存在是植根于特定历史脉络之中的，自我从本质上而言是构成性的，而非选择性的，外在的环境和特定的历史框架规定了自我。”[18]历史学家则认为，“不是历史属于我们，而是我们属于历史”。[19]由此可见，人是一种历史存在，而历史是政治认同的天然资源，历史告诉我们“我是谁、从哪里来、去往何处”。耶尔恩·吕森在给《社会回忆：历史、回忆、传承》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在历史中，人们形成并且反映了他们与其他人的认同感、归属感，以及与他者的差异。他还指出，既然认同关系到与他者的差异，而历史是呈现、反思和交流这种差异的领域。历史并不会改变现实，但是，历史改变我们认知现实的参照物和坐标系，从而对于现实形成完全不同的认识。历史随着时间流逝而过去之后，直接影响我们认知的是历史记忆，历史记忆就是我们相信历史上发生了什么，是政治认同的重要资源，借助历史记忆，我们形成了对于现实政权的客观理性认知，并且历史进步往往会有利于政治认同的形成。
现实利益是政治认同的直接资源。人是历史的存在，更是现实的生物存在。现代性起源于人的自我性的出现和主体性的获得，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三大思想启蒙工程，人成为社会的中心，成为理性和世俗的人，成为一种理性的动物，过上世俗生活。世俗生活的典型体现就是人对物质和利益追求的合理化。在前现代社会，人的主体性没有得到彰显，人性是被压抑的。比如西方中世纪，人被要求过一种苦行僧的生活，精神生活是第一位的，物质生活是其次的，压制人的物质需求，人来到世界上是为了向上帝赎罪。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戒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被认为是不道德的。现代社会，人的第一生活是物质生活。人首先面临的问题是生存问题，而生存离不开物质生产和物质利益。马克思指出：“人所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20]利益成为人合理的追求目标之后，就成为影响政治认同的重要因素。“现实利益是政治认同的直接资源。”[21]
价值观是政治认同的核心资源。人不仅是现实生物性存在，更是精神存在，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而精神生活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文化赋予人的行为以价值和意义。恩斯特·卡西尔明确断言，“人是符号的动物”[22]。价值和意义作为一种文化指引，给予人方向感，而方向感有利于人认识自我，形成认同。关于认同与方向感的关系，查尔斯·泰勒指出：“知道你是谁，就是在道德空间中有方向感；在道德空间中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或坏的，什么值得做和什么不值得做，什么对你是有意义的和重要的，以及什么是浅薄和次要的。”[23]而方向感来源于价值。价值是方向感形成的指针，与自我价值观一致形成正向方向感，否则形成负向方向感。因此，价值与方向感和认同具有逻辑关系。对于政治生活而言，价值是至关重要的。“政治作为事实与价值的统一体，其中，价值是根本的方面，它既为政治变化提供动力，又决定着政治发展的方向，也是一种政治生活区别于另一种政治生活的标志。”[24]价值在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价值是政治认同的核心资源。政治认同实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和选择过程。如果社会价值观多元化，缺乏核心和主流价值观，就会出现缺乏价值共识，产生政治认同危机。
话语体系是政治认同的统摄性资源。人不仅是精神性存在，还是会说话的具有语言的动物。泰勒指出，人与一般动物的区别在于，“人作为意图的存在能自我宣示并向他人表达自身意图，这就是人兽之别”。[25]宣示和表达自身意图需要借助语言。人都有自我解释的倾向。语言本身是客观的表述，是中性的，但是，人为了实现某种目的有选择地使用语言，使语言建构某种意义，呈现和肯定某种存在而否定某种存在，此时，语言就不是中性的，就具有政治性，语言就成为话语。话语是由英文discourse翻译而来，dis具有分离、辨识、否定、看不起的意思，course表示课程、进程、路线的意思。因此，话语具有过滤性和选择性，呈现符合话语要求的存在而剔除不符合话语要求的存在。福柯认为，任何话语背后都隐藏着一种“无所不在”的权力，这种权力是复杂的、网络化的，话语背后体现的是社会权力关系，话语传递着、产生着权力，它强化了权力。[26]话语权是最重要的权力。不同的话语体系看到的问题、言说的方式、原因的诊治、提出的方案不同，对于现实政治的态度不同。“话语体系是政治认同的统摄性资源。”[27]直接决定其他政治认同资源能否发挥作用以及发挥作用的方式和程度。
三 政治认同特点
政治认同作为一种现代的政治现象，是在政治实践中政治活动主体的互动中形成的，其产生、发展都具有独特的规律可循，呈现出一些特点。这些特点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和把握政治认同规律。具体来说，其特点如下：
（一）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统一
政治认同是主体之于客体的情感、态度和行为，它来源于主客体之间持续的互动中。“政治认同既是认同主体作用于认同客体的过程，又是认同客体反作用于认同主体的过程。在两者构成的对立统一的有机整体内，存在着二元张力的矛盾，这个矛盾规定着政治认同的基本状况。”[28]首先，政治认同源于“自我”的主体。主体找到真实的“自我”，才能够评判客体，政治认同才具有根本标准。换句话说，政治认同是以客体满足主体的价值需要为前提的。所以，政治认同首先需要公民的自我觉醒，形成自我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没有“自我”也就无所谓认同。“自我”意味着人成为政治共同体和自己的主人，成为独立、自由的个体。在选择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时，不再受到传统的束缚和权威的强制。反映在价值观念上就是由“因为它对，所以我认为它对”的传统思维转向“因为我认为它对，所以它对”的现代思维。不再有永恒的、超然的、神圣的价值高悬于人们头上，个体成为政治生活的主角。其次，政治认同需要“作为”的客体。政治认同是主体与客体关系的状态，其潜在的价值取向是客体满足主体的价值需要，客体围绕主体的需要而运行。换句话说，政治认同这一概念的内涵主要指涉客体如何能够获得主体的认同而非主体如何积极地认同客体。也就是说更多的是对于客体而非主体的道德苛求和责任赋予，要求客体积极“作为”，履行政治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从一定意义而言，政治认同是一个自由主义概念，既因自由主义观念产生政治认同需求，也因自由主义思想泛滥产生政治认同危机。在政治共同体存在和运行的不同层面，政治认同的客体存在差异性。在行为层面，政治认同客体更多地指向统治者和政权，即公民对于政权的支持；在心理层面，政治认同客体主要指向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
（二）演变与建构的对立统一
政治认同是主客体关系的状态，一方面取决于“自我”的主体，另一方面取决于“作为”的客体。前者强调主体对于客体自觉的理解和认识，以一定的标准定位客体在特定的时空、道德体系中的位置，理解其来自何方、走向何处，具有演变性的特点。演变性意味着政治认同除了受主客体自身的影响之外，还要受到相关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并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迁。政治认同的演变过程中，既有方向性的质的改变，也有程度和形式的量的增减。演变性突出政治认同的连续性和规律性，注重社会、历史条件对于认同形成的作用。后者认为政治认同是个体或者共同体的自我建构，即强调认同主体的能动性。泰勒指出：“自我部分地是由其自我解释构成的。”[29]卡斯特在解释认同时说：“关于认同，当它指涉的是社会行动者之时，我认为它是在文化特质或相关的整套的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建构意义的过程。角色是由社会的组织与制度所架构的规范来界定。认同则是行动者意义的来源，也是由行动者经由个别化的过程而建构的。”[30]亨廷顿在界定认同时也指出：“identity的意识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意识的产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identity都是建构起来的概念。人们是在程度不等的压力、诱因或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identity的。”[31]当然，强调认同者的能动性并不意味着认同的建构是完全自由的，而是受到特定的基础秩序的制约，是在不同主体间的相互沟通、交流过程中建构的。这也是泰勒把话语引入认同解释的原因。
（三）权力和权利的对立统一
政治认同主体和客体存在着各自的利益需要，两者相互作用的过程是围绕利益的实现而展开的。从本质而言，政治认同是权力和权利的对立统一。权利是现实政治生活中最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人们社会生活中使用最多的词汇之一。但是，权利的实现与权力密切相关。19世纪，新黑格尔学派的代表人物格林主张权利是得到权力承认而形成的。[32]所以，权利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关系中，由公共权力确定的社会成员享有特定利益的资格。“权利的本质是在特定社会中人的需要权力化。”[33]反过来说，权力的统治又是以被统治者的同意为前提的，“被赞同”的统治成为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卢梭指出：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到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权利以某种自由和优先的形式存在，权力不得不接受作为权利前提的正当性评价。权利的主体是公民，作用指向是己向的，是对自身利益的界定；权力的主体是国家政权体系，作用指向是他向的，是对他人权利的界定。因此，在政治生活中如何从政治权力中获得自己相应的政治权利并实现利益成为政治认同主体认同与否的关键。
（四）存异与求同的对立统一
对于个体而言，认同表现为存异与求同两种并存的面向：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前者指向特殊性和个性，来源于自我解释和自我证明；后者指向普遍性和共识性，来源于对话与互动。在政治领域，自我认同即对政治特殊性的肯定，其依据在于政治是具体的和历史的，与特定国家的政治、历史、经济等国情密切相关。他者认同即对政治普遍性的追求，其理论根源在于人性是相同的，人类政治活动具有共通的规律，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相适应，没有所谓的政治“世外桃源”。两者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忽视人类政治的普遍规律，刻意追求自我认同只能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式的政治标新立异，短期内可能产生“虚高”的政治认同，但是忽视政治的普遍性因素会失去政治发展的方向和动力，使政治认同无法持久、巩固和升华；忽视具体国情的特殊性，放弃自我而照搬他国政治模式只能沦为“邯郸学步”式的政治笑柄，使政治认同无法落地、生根、发芽、开花。所以，认同的政治应该是既符合人类政治运行的普遍规律，又符合国家具体的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国情，共性与个性相融合，普遍与特殊共存，两者和谐共存于政治的不同层面。政治认同建设过程实质上就是不断探索和确定政治的什么层面是普遍的、什么层面是特殊的历程。对于该问题形成基本的社会共识往往意味着政治认同大厦建设的主体工程基本完成。
（五）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统一
人是理性存在物。理性作为一种内在力量指引着人对自身和客观世界的认识和评判。政治认同作为主体之于政治共同体的态度、情感和行为，其形成和发展都是理性指引下直接或间接的结果。在现代政治中，认同的内涵必须用理性加以抽象、归纳和界定；认同的内容都是经过人类的理性思考加以整理过的东西，从根本上是符合理性精神的；认同的危机、演变和发展的动力都有理性的蛛丝马迹。但“认同”又并不是永恒不变和始终如一的，它始终处于一种变动之中。“使得事情变得更为麻烦的是，自我和认同两者都是进化的概念，这就意味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具有不同的意义。”[34]而变迁的动力则是源于主体对于客体的质疑，寻求一种更高层次的政治认同。质疑则是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在理性的指引下认同向着更高的层次迈进。同时，认同作为人的精神和心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打上非理性的印迹。“要肯定在创造人的自我中非理性因素的存在及其重要性——自我则展示着驱使力、激情、憎恨、欢乐、希望、见识和忧虑，而我们就是这些东西。”[35]没有激情，就从来不可能有对于真理锲而不舍的追求。激情和热情是人追求理想、实现目标的本质力量。但是，非理性具有跳跃性、不稳定性和非逻辑性，造成认同的碎片化和易变性。碎片化是指认同并不是以一种整体性的态势呈现出来，而是一幅马赛克式的图景，其中含有不规则的、零散的认同的因子。易变性是指认同并非稳定的、连续的，具有规律性的，而是令人难以捉摸、难以驾驭。理性与非理性共同引导着政治认同的形成。
（六）政治性与社会性的对立统一
政治性是政治认同的首要特征。首先，政治认同的主体从狭义来看，主要是指公民个体，而公民是伴随着现代民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而形成的一个政治性概念，政治认同则是公民对政治系统及其治理的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公民参与社会政治实践是产生这一情感体验必不可少的条件。其次，政治认同的客体是执政党、国家机构、政府部门等在内的政治系统及其运行过程，这些要素本身就具有政治性。再次，政治系统建构和巩固政治认同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和维护自身的统治和治理，运用的手段无外乎意识形态的宣传、教导和灌输以及制度、措施和政策的实施等，这都颇具政治色彩。政治认同的社会性是指人民群众对于国家政权体系的一种赞同、支持和认可，而这种认同的获得以政权履行自己的职能为前提，特别是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职能的履行。在任何国家和社会，政治认同都是普遍存在的，也是政权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以国家和社会二元视角来看，政治认同既是政权为了统治合法性，主动积极作为获得的，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具有自上而下的特征，也是人民群众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从自身的切身感受出发形成的自然认同，具有自下而上的特征，是政治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七）主动性与被动性的对立统一
政治认同是公民对政治系统及其统治和治理在意识和情感上形成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一般来说，政治认同是公民内心深处的一种自愿服从和认同，是自主性的选择。尽管在现代民主化程度较低的社会，政治系统建构和巩固政治认同的手段，有时也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强制性措施，比如，在意识形态或者政治实践领域的严格管制，但就其公民政治认同形成的最终结果来看，仍然是公民主观选择的结果。政治认同的被动性是指政治认同本身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是在政权与社会、国家与公民的互动中自然生成的，是政治关系的范畴，更是一种客观政治实践的产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民群众作为政治认同的主体，以自己的标准主动选择认同或者不认同政权，是自己的一种权利的体现。但是，在政治生活中，个体的选择空间是有限的，很难选择出生的国家，也很难选择生活的地区，甚至在与国家政权的互动关系中，由于政权更积极地追求政治认同，而个体在政治生活中自然形成一种政治态度、政治心理和政治情感，政权更积极主动，而个体更消极被动。比如，政权通过一定的政治仪式塑造公民的政治认同，政权是自变量，而公民只能是政治仪式的参与者和旁观者，是因变量，在政治仪式中公民的政治认同被塑造，从而增加对于政权的认同。
（八）动态性与稳定性的对立统一
英国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指出：“认同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一个动态的、没有终点的过程。”[36]政治认同也是如此，是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动态过程。首先，公民政治认同的形成是一个系统的过程。从政治心理来看，包括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理想及政治价值观等一系列要素构成的一整套完整连续的心理活动过程，并且在此过程之中，公民的这些政治心理在各个阶段还会受内外复杂因素的影响，使其不可能一成不变，呈现出动态变化的特征。其次，政治认同还具有阶段性和差异性。不同历史条件下，受不同性质的政治系统及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政治认同的内容也有所差异。比如，中国在近代之前深受传统儒学影响，其政治认同就呈现着忠孝仁义、谦虚平和等特征；近代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思想的传入，使其政治认同逐渐包括自由公平法治等内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其政治认同包含着共产主义理想。同时，政治认同是主体、条件、资源的函数，当这些自变量相对稳定时，对于政治认同客体的认同形成之后也具有稳定性。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政治认同的形成和确立也非一日一时之功。同样的道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政治认同的流失和垮塌也不是一夜之间实现的，而是在长年累月的政治实践中逐渐侵蚀的。政治认同既是动态的，也是稳定的，两者辩证统一，既没有一劳永逸，也非一成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