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古代远东各部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一 商周至唐代黑龙江流域先民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今俄罗斯远东的南部地区与中国山水相连，是亚洲东北部地理概念上完整的地域板块。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生息繁衍，创造了灿烂的中华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由于古代先民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不同地域，也就形成了不同民族以及不同的语言系统、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许多考古资料证实，古代黄河流域的先民，曾长途跋涉，流动迁徙到黑龙江流域及北太平洋沿岸，甚至也有人认为来自古代中原地区的先民曾渡过白令海峡到达了美洲，并参与创造了古代印第安文化。

生活在黑龙江流域广大地区的先民一般是被称作满—通古斯语族的各民族。大量考古资料证明，远东南部的满—通古斯语族各部族，与古代中原经济与文化的联系是相当密切的；而北部特别是北极地区，由于气候寒冷，那里的部族与南方的中原文明联系就相对少些。但是，中华文明作为古代亚洲乃至世界文明的重要代表，其巨大的辐射力和感召力对古代远东各民族产生的直接和重要的影响则是其他文化无可比拟的。

一些中外学者根据语言结构、词汇构成和形态变化等因素，将生活在远东中南部地区的部族划入满—通古斯语族。中外学者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今天生活在中国的满、鄂温克、鄂伦春、赫哲等族；生活在俄罗斯的埃文基、那乃、涅基达尔、奥罗克、奥罗奇、乌德盖、乌尔奇等族，都可划入满—通古斯语族。[22]由于满—通古斯语族各民族主要生活在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他们不仅在语言和种族等方面具有一致性，“而且从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和民俗学资料来看，他们在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也有一致性。经济生活的一致性主要取决于东北亚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这里地处中国400毫米降水线以东适宜农业的湿润带地区，不仅有山地、平原、草甸，而且江河、湖泊密布，因此，从石器时代以来，这里的先民就因地制宜地形成了定居式的渔猎、采集、畜牧和与原始农业兼而有之的综合经济类型。它既不同于中原地区汉人的农耕经济，也不同于北方蒙古草原地区匈奴、柔然、突厥、蒙古等的游牧经济”[23]。中外学者研究所达成的共识十分重要：“也许正是这种独特的经济类型以及农业经济在高纬度寒冷地区积累的缓慢性，决定了通古斯族系长时段、周期性兴起的渐进过程，决定了他们在同中原汉族农耕经济和蒙古草原游牧经济发生接触和碰撞时，能够有较强的兼容并蓄的适应能力，这一点在清代的满族中表现得最为充分。”[24]

远东满—通古斯语族各民族长期生活在气候地理基本相同的地域范围内，使他们的精神生活方面也具有较大的一致性，主要表现为自然崇拜，并信奉以原始多神教为特征的萨满教。一些学者在研究了商周时期肃慎活动的考古资料后，认为“这一时期萨满教已经基本形成，其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已初具规模”[25]。到渤海、辽金时期，满—通古斯语族的萨满教得到进一步发展。根据中俄民族学家的调查，直到20世纪初，黑龙江、松花江、嫩江、乌苏里江流域的满、鄂温克、赫哲、鄂伦春、达斡尔，以及俄罗斯境内的埃文基（鄂温克）、那乃（赫哲）、奥罗奇（鄂伦春）等民族主要信奉的还是萨满教。

黑龙江流域广大地区的各部族，从古代时就因地域和语言的紧密联系而产生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趋同性，并且这种趋同性在与中原文化的长期融合中，逐步形成了更广泛意义上的相互认同。特别是当金、元、满清政权入主中原后，这种民族认同感在不断扩大的联系与交往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例如，作为满族的祖先，生活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古代肃慎人，从公元前11世纪，就逐步与中原王朝建立了联系。据史料记载，古代肃慎人曾向西周“贡楛矢石弩”[26]，以表示臣服于周。而在后来的汉代、北魏和隋朝时，肃慎各部先后被称为挹娄、勿吉、靺鞨。[27]他们不仅继续向中原朝廷纳贡，保持多种形式的臣属关系，还与中原地区建立了更为紧密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文化，正是在这种文明的碰撞、交融与日益加深的联系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二 唐代至明代黑龙江流域各民族的变迁

中国唐朝时期，在延续前朝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诸民族关系的同时，又进一步加强了对这一广大地区的管辖，正式建立了行政机构。在原来的靺鞨七部当中，较强大的黑水靺鞨和粟末靺鞨逐渐兼并了其他各部，并向唐朝先后归附，称臣纳贡。黑水靺鞨主要分布于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唐玄宗封黑水靺鞨酋长为勃利（伯力，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州刺史。公元726年，唐在黑水靺鞨设置黑水州都督府，命当地酋长为都督，赐李姓，黑水州都督府先后归幽州都督府和平卢节度使管辖。[28]粟末靺鞨位于黑水靺鞨的南部，主要居住于松花江流域和乌苏里江以东至海地区。公元713年，唐朝任命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为忽汗州都督，并加封为渤海郡王。此后，粟末靺鞨改称渤海。公元762年，唐朝中央政府又晋封大钦茂为渤海国王，加授检校太尉，使渤海成了以唐朝藩属国形式存在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渤海国设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领有肃慎故地、高丽故地、扶余故地、秽貊故地、沃沮故地、挹娄故地、拂涅故地、铁利故地、越喜故地等广大地区。至渤海全盛时期，其疆域北至黑龙江中下游到鞑靼海峡沿岸，东至日本海。在两个多世纪中，渤海“积极引进唐朝制度，学习中原汉族文化，加强同朝鲜、日本等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在当时乃至后世都发生过重要影响的渤海文明”[29]。

在黑龙江中上游的北部和额尔古纳河流域，分布着室韦各部，他们在被唐朝招抚后，也开始向朝廷称臣纳贡，唐朝随即在他们的辖区建立了都督府，封各部首领为都督和将军等职。[30]在此后的辽、金、元各个时期，在唐朝原有管辖的基础上，对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统治进一步加强。

公元10世纪初期，分布于室韦南部的契丹族日渐强盛，先后吞并了周边部族和渤海、室韦、黑水靺鞨各部，并将他们管辖地区纳入契丹辽朝统治之下。公元926年，渤海国被辽所灭，其遗民分成三部分，绝大部分被迁往了辽东地区。辽圣宗时，在黑龙江中上游设置室韦节度使，在黑龙江下游的亨滚河口附近的特林，建立了奴尔干城。

12世纪初，生女真节度使阿骨打夺取辽政权，建立了金朝，第一个都城就是阿什河畔的金上京。金朝承袭辽的疆域，北达外兴安岭一带，东北至黑龙江下游和库页岛，东南达今俄乌苏里斯克至海一带。金代统治者在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地区，分别设立了路、猛安和谋克等军政机构。

公元12世纪末，居住在鄂嫩河一带的蒙古族开始强盛起来。至成吉思汗（铁木真）时期，势力逐渐强大并出兵东北，其子窝阔台先后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统一，成为元朝的一部分。元朝时期，在黑龙江中游以北至外兴安岭一带设置了开元路，在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设置了水达达路，在南乌苏里地区设置恤品（绥芬）路宣抚司。[31]当时的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流域，向西直至贝加尔湖一带，则属于元朝岭北行省管辖。其中，黑龙江上游和额尔古纳河一带则成为成吉思汗弟弟哈萨尔家族的世袭封地。元代在远东南部广大地区的有效统治与经营管理，使这一地区的经济生活出现了快速发展，并且作为蒙古人对欧洲征战的重要后方，成为蒙古人在亚洲与欧洲统治的中间地带，发挥了军事通道、民族交往、商品交换与信息传播的节点作用。因此，通过蒙古人对欧洲的征战与统治，这一地区的各民族对俄国乃至欧洲应该是多少有些了解的。

三 明清王朝对黑龙江流域的管理

明朝建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东北边疆的统一、管辖与治理。在东北内地的元朝官吏归降明后，明王朝便对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各族部落进行了征服和安抚。至明永乐初年，居住在两江流域的吉列迷（费雅喀人）和女真各部酋长“悉境来附”“咸属统内”，至此明朝完成了东北各部族的统一。明朝时期，对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的管辖较以前更加缜密。永乐年间，明中央政府在西起鄂嫩河、东至库页岛，北起外兴安岭和乌第河、南抵海参崴的辽阔地域建立了多处卫所。如在鄂嫩河一带建立了斡难河卫，在库页岛建立了囊哈儿卫，在外兴安岭南麓的古里河流域设立了古里河卫，在海参崴东部失里河（锡璘河）流域设立了失里卫等。在黑龙江流域以北和以东的广大地区，总共设立了300多个卫所。为了加强对这些卫所的管理，1411年，明朝政府派遣太监亦失哈等在特林建立了管辖两江流域的最高一级地方政权机构，即奴尔干都指挥司（简称奴尔干都司），并派兵驻守。明朝政府还先后在特林建立了两座记事石碑——著名的永宁寺碑和重建永宁寺碑。这两座石碑直到19世纪80年代，虽历经风雨，还依然耸立在黑龙江特林江岸的悬崖上。后来被俄国人移至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历史博物馆，至今仍在该博物馆存放。

从以上论述中可见，今俄罗斯远东的黑龙江以北（左岸）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当地各民族千百年来与历代中原王朝有着密切的联系。历代王朝不断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管辖和治理，划界立碑，巡边驻守，而世代居住在那里的各族人民，也为东北边疆的开发和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15世纪上半期，明朝政府先后在东北设置建州卫、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1589年，女真人努尔哈赤被明政府封为都督佥事，继而逐渐统一女真各部。当时的女真人共分为三大部，即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其中的野人女真就居住在黑龙江、乌苏里江和松花江下游的三江流域。努尔哈赤在统一了东北境内的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后，即开始统一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以东各部的野人女真。

1609年，努尔哈赤征服了东海窝集部瑚叶路，并先后用了20多年的时间，招抚和征服了黑龙江下游的使犬部、使鹿部等；黑龙江中游的萨哈连部和萨哈尔察等部，黑龙江中上游的索伦部；乌苏里江以东的尼满部等。与此同时，贝加尔湖以东的蒙古族茂明安部和使鹿部至1636年也归附清朝管辖。至此，明朝奴尔干都司所辖地域全部归清朝管理。

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有清以来，承袭明制，接管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以及外兴安岭以南明奴尔干都司管辖的广大地区，继而实行了有效的管辖和治理。黑龙江流域多个民族向朝廷纳贡，表示情愿归附清朝统治。

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各部的统一，进一步促进了民族的融合。1635年，皇太极将以女真为主体的各族统称为满洲，从此废止了女真族名。据统计，当时在625个满族姓氏中，有139个分布在黑龙江流域，[32]是黑龙江流域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朝在接管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后，继续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管理，“将原来明朝的卫、所制改变为八旗制或姓长、乡长制。清政府规定，当地各族人民要继续缴纳貂皮等贡品，并规定了纳贡地点”[33]。为加强对当地民族的统治，清初期的统治者把宁古塔作为统治两江流域的政治中心，在此设官镇守，1636年巴海被任命为第一任镇守宁古塔副都统。

上述史实证明，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经过明清两代的招抚和治理，在俄国人第一次进入黑龙江流域以前，就已经完成了统一，并形成了有效的管辖和初期的治理。因此，俄国学者关于这一地区是“无主土地”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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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А.И.Крушанов（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История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СССР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XVII века.М.，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1989.C.6.

[2] Окладников А.П.，Ганешин Г.С.О некоторых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ах Приморья и их геологическом значении //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геологии и полезным ископаемым Восточной Сибири 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М.: Госгеолтехиздат，1956.С.50-57.（Материалы ВСЕГЕИ；Геология и полезные ископаемые.Вып.1.）

[3] А.И.Крушанов（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История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СССР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XVII века.М.，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1989.C.6.

[4] 见“黑龙江左岸及滨海地区旧石器时代的人群分布”，引自孙进己、冯永谦总纂《东北历史地理》（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8—42页。

[5] 见魏正一、干志耿《呼玛十八站新发现的旧石器》，《求是学刊》1981年第1期；杨大山《漠河出土的打制石器》，《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年第1期。

[6] 见《中俄考古队在黑龙江流域发现三处遗迹》，《新晚报》2017年8月2日。

[7] А.И.Крушанов（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История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СССР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XVII века.М.，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1989.C.17.

[8] [苏]克鲁沙诺夫主编：《苏联远东史——从远古到17世纪》，成于众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9] [苏]克鲁沙诺夫主编：《苏联远东史——从远古到17世纪》，成于众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

[10] 参见黑龙江省塔河县十八站旧石器时代遗址碑文。

[11] 孙进己、冯永谦总纂：《东北历史地理》（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页。

[12] 参见《黑龙江左岸及滨海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人群分布》，引自孙进己、冯永谦总纂《东北历史地理》（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8页。

[13] С.В.Киселёв.Неолит и бронзовый век Китая.（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научной командировки в КНР） // Совет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1960.№4；Э.А.Новгородова.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расук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М.: ГРВЛ.1970.С.176.

[14] [苏]克鲁沙诺夫主编：《苏联远东史——从远古到17世纪》，成于众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

[15] [苏]克鲁沙诺夫主编：《苏联远东史——从远古到17世纪》，成于众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

[16] [苏]克鲁沙诺夫主编：《苏联远东史——从远古到17世纪》，成于众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页。

[17] [苏]克鲁沙诺夫主编：《苏联远东史——从远古到17世纪》，成于众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页。

[18] [苏]克鲁沙诺夫主编：《苏联远东史——从远古到17世纪》，成于众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19] [苏]克鲁沙诺夫主编：《苏联远东史——从远古到17世纪》，成于众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页。

[20] [苏]克鲁沙诺夫主编：《苏联远东史——从远古到17世纪》，成于众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165页。

[21] [苏]克鲁沙诺夫主编：《苏联远东史——从远古到17世纪》，成于众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169页。

[22] 参见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0—62页。

[23] 高凯军：《通古斯族系的兴起》，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6—7页。

[24] 高凯军：《通古斯族系的兴起》，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7页。

[25] 富育光、孟慧英：《满族萨满教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26] 《国语·鲁语下》。

[27] 见《后汉书·挹娄传》《魏书·勿吉传》《隋书·靺鞨传》。

[28] 《旧唐书·靺鞨传》《新唐书·黑水靺鞨传》。

[29] 高凯军：《通古斯族系的兴起》，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82页。

[30] 《旧唐书·地理志》。

[31] 《元史·世祖纪三》第6卷。

[32] 《八旗通志·八旗满洲谱系》，参见佟冬主编《沙俄与东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33] 佟冬主编：《沙俄与东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