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为东北亚寻求良方
朝鲜战争以后至今，东北亚地区保持了几十年的和平，尽管其间发生过一些小规模的冲突，比如：中俄珍宝岛冲突，朝鲜半岛南北多次发生小规模冲突，但都很快平息，没有扩大；美国曾声言对朝鲜的核设施进行武力摧毁，最后也没有动手。正是因为有了基本的和平大局，东北亚才有了进行调整与变化的空间，构建了开放发展的大环境。
在地区关系上，重要的调整发生在中日、中韩、中苏/俄之间：20世纪70年代以中美建交为带动，中日邦交正常化；80年代末中苏恢复正常关系，苏联解体后，中俄很快确立了正常关系；90年代初，中韩建立外交关系；尚没有得到调整的主要是朝鲜与韩国、日本的关系，这主要是受到朝美关系的影响。
在地区经济上，重要的变化是日本、韩国实现了经济上的快速发展，日本在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韩国成为“四小龙”之一，加入发达国家俱乐部（OECD），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实现快速发展，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日韩建立起了紧密的经济产业链和相互依赖网络，东北亚成为东亚和世界的经济重心。
但是，东北亚的和平是脆弱的，局势是不稳定的，面临严峻的挑战，处理不好会使和平局面发生逆转。从总体看，东北亚地区没有一个包容所有国家的安全合作机制。美国强调军事同盟的作用，日本、韩国也离不开同盟，中俄通过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维护安全环境，而朝鲜力图通过主体与拥核维护自己的安全，在此情况下，基于地区框架的安全协商与合作就变得非常困难。虽然“六方会谈”时曾规划推动东北亚的合作安全机制建设，但是因“六方会谈”进程终止，好不容易出现的一缕曙光也随之一闪而过。
中日韩三国的经济链接与对话合作机制主要聚焦经济，对于敏感的安全问题几乎很少涉及，且中日、韩日、中韩之间因历史留下的“后遗症”不时发作，双边关系紧张，进而对三边合作产生影响。因此，要把“中日韩对话合作机制”作为东北亚合作的主渠道，推动构建东北亚地区的新关系与秩序构建，看来也存在一定困难。
朝鲜拥核改变了地区安全关注的导向，具体而言：第一，朝鲜成为核国家，会引起连锁反应，可能促使日本、韩国考虑走拥核道路，对东北亚来说是一场灾难，因为基于对抗的“核竞争”存在发生核灾难的风险；第二，使得朝核问题成为地区安全关注的核心，而仅仅针对朝核问题，可能会加剧对抗，导致走向无解，让局势更为复杂多变。因此，需要把朝核问题纳入东北亚地区整体安全框架来考虑。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的构建，不能仅依靠美朝互动，更不能由美国主导，需要区域各国共同参与，以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导向，构建照顾到各方安全关注、符合各方共同安全利益的新机制。
东北亚是中美战略博弈的重点地区，美国针对性的军事部署、长臂管辖的技术限制等，都会对东北亚的地区关系、经济链接、安全合作产生显著的影响，增加地区的离散取向。本来，在解决朝核问题上，中美曾有着比较一致的战略认知，但是，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战略敌视性政策，特别是基于敌对、封堵和制裁的“对华竞争”，让两国的合作共识减少、战略博弈加强。美国是东北亚的域外介入者，构建了美日、美韩同盟，美国极力维护其在东北亚的存在和利益，但是，美国主导的地区关系与秩序不会被所有域内国家接受，因此，东北亚地区的新关系与秩序构建需要凝聚新的战略定位、利益共同点与各方参与和发挥作用的共识点。[11]
东北亚的区域性构建还有许多缺失：其一，身份认同缺失，即“我是谁”“我与区域”和“区域与我”，这三者构成区域认同的一个整体。“我是谁”，是基于地缘的基本身份认同，比如，欧洲、东盟的联合与合作，是基于各成员对区域的认同基础，而在东北亚就不同。“我是谁”，即对于区域的归属认知，日本作为海岛国家，对于自己的东北亚身份与大陆国家不同，俄罗斯只有远东地区属于地缘东北亚，在区域认知存在“边缘化”意识。“我与区域”是基于对区域利益的认同，即区域利益是可期的，这一点，各国的感受和认识也差别很大；“区域与我”是前一个问题的另一面，即从区域的角度思考问题，既有区域可以为我带来什么，也有我对区域负有什么责任。美国不是地缘意义上的东北亚国家，但是，其在这个区域有着深度的直接参与和巨大的利益，但其对区域的这三个问题都有很大的不同，对于基于区域的机制构建不仅不热心，反而会反对和阻挠。[12]其二，共同利益认同，即东北亚各国对区域性共同利益的定位和认知有着很大的差别，由于巨大的差别，就难以形成共同的行动议程。[13]经济上，中日韩三国基于优势互补的利益认同，逐步发展起了紧密的供应链，推动了三国合作机制的建立，在三国竞争比较优势以及合作环境发生变化后，面临如何重构利益共识与合作结构的挑战；核问题出现后，曾有过共同威胁的认同，这是六方会谈可以把各方聚拢在一起的基础，但是，解决威胁方法上的分歧，使得合作的行动议程难以启动，从而使得“六方会谈”作为解决问题平台的基础遭到破坏。安全是东北亚各国的共同关注，而当今，安全的范畴已经远远超出传统的定义，安全威胁并不都是与战争相联系，比如核泄漏产生的扩散，可能出于非人为因素，危及各方的安全；再如，公共卫生事件会危及各方的安全，且影响涉及多个方面。但是，由于认知和定位不同，要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的难度还是很大的。[14]其三，引领国家或者共同认同的思想引领缺失。东北亚新关系与秩序构建需要引领者。传统上，引领者往往是一个强国，但欧洲、东盟构建区域开展合作的经验表明，需要基于共识的“核心集体”引领，也就是说，由几个“志同道合”的国家先行。[15]东北亚看来缺少这样的“核心集体”，如前所述，现有的中日韩合作机制难以形成这样的“核心集体”，中俄的战略协作伙伴也难起这样的作用，美日韩同盟更难以发挥这样的作用。在此复杂的情况下，如何让东北亚的历史性转变向好？这既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提出可操作方案的问题，这也正是需要深入中国如何发挥引领作用的课题。在诸多研究探索中，以下几个方面的观点值得重视。
第一，以“共同性”“共生观”推动东北亚共同体构建。“共同性”是东北亚区域认知的基础，因此，有的学者提出，需要培养东北亚的“共同性理念”，需要“重构各国的身份认同”，走出现实主义认知的模式。东北亚存在战略与利益的博弈，要增进“协调性博弈”，与同盟体系不同，协调性博弈并不排斥合作。东北亚需要增强“共有理念”认知，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重新构建东北亚身份认同，实现政治和解。[16]有的提出以“共生观”作为导向，以东方方式处理地区关系。共生观基于求同存异的认知，通过建设性互通实现相生相长，在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以非零和的方式求得安排和解决。[17]有的学者提出，欧洲合作基于“一个欧洲”的认知，东北亚需要共同构筑一个认识上的纽带，既作为国家，又作为地区的人存在，努力共同构筑地区和平的认知共同体。[18]
显然，这些观点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东北亚需要新的理念，即区域的共生、共有、共建，所言共同体，不是要建设一个实体性的区域组织来管理区域事务，而是强调基于公共认知的自我与协调行动，创建共生平台和利益。
第二，推动构建“东北亚和平共同体”，东北亚地区需要基于共同安全的思维，推动东北亚共同安全的建设，改变美国同盟安全体系主导的架构。[19]其实，“六方会谈”就曾决定成立专门小组，就构建东北亚长久和平机制提出方案，该机制的主导意图是构建一种共同参与和建设的新框架。为此，东北亚的安全不是靠均势，也不是靠集体安全，而是靠合作安全，而合作安全并不要求必须建立约束性的安全机制，是非排他性的，同时，合作安全是由多种安全机制支撑的。[20]也有学者认为，东北亚地区安全秩序构建，应该以中美主导的领导双体制为基础，或者以大国协调为中心。[21]有的学者提出，东北亚存在很多问题，面临很多挑战，关键是寻求共同利益点。其中，和平与安全涉及各国的核心利益，应该推进和平与安全的战略对话。[22]
东北亚目前及未来的主要威胁来自安全领域，把和平导向作为构建地区关系和秩序是有必要的。特别是朝鲜半岛，韩国专家提出把和平共同体构建作为推动更广泛合作的基础，也是抓住了这一重点。东北亚和平共同体并不是要建立一个有形的安全组织或者机制，而是靠合作安全理念指导下的多种安全合作机制构建，这可能更符合东北亚的安全实际。不过，在这种理念下，特别是考虑到中美两国安全战略的不同，希望以中美双领导体制来克服东北亚安全的悖论，实际上是难以行得通的。[23]
第三，推动东北亚的和解与合作进程。东北亚问题复杂，很多问题都是长期历史累积造成的，因此，应把东北亚放在一个长历史发展进程来对待，不仅是“二战”后的问题，也有之前的问题。[24]因此，东北亚的新关系和秩序的构建是一个长进程。有的提出，重要的是进程本身，这有别于西方传统的结果导向，进程不仅仅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进程本身往往就是目的。[25]东北亚的问题相互交织，需要逐步化解。实现和解与合作，需要各国把本民族的利益和区域利益结合起来，增加集体认同，构建合作共处的区域观。为此，需要减少，而不是增加摩擦，在构建新关系与秩序的进程中，需要超越历史，超越民族国家眼界。[26]
基于上述各种观点与方案，考虑到东北亚的历史与现实的复杂交叉，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推动东北亚的历史性转变，需要新的理念引领，需要面向未来的视野，需要找到解决现存问题的可行方案。在东北亚走向新关系和秩序的进程中，需要多种相向而行的力量推动，在进程中化解矛盾和争端，在进程中逐步增进共识和实现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进程本身是目的，并非没有道理。新理念引领下的新关系和秩序构建，与传统的力量转换改变结构不同。理念的转变基于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共同利益认知的导向，二是区域认知的导向。[27]因此，东北亚的历史转变并不依赖于力量的翻转，或者力量的新均衡。[28]
推动东北亚的良性转变，重要的是改变传统思维方式，即地区秩序必然是大国主导的。如果是这样，鉴于美国在东北亚有着直接的参与，有盟国体系，且把维护现有结构和美国主导地位作为基本战略定位，这必然会影响到东北亚区域的合作。[29]
在此情况下，重要的是如何让东北亚基于区域共生、区域和平和区域合作的理念和行动议程成为主流。较之其他地区，东北亚的历史性转变具有更大的挑战性，尽管如此，推动东北亚走向新未来的努力不会停下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