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构建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挑战

东北亚区域关系复杂，处在历史的转变时期，推动命运共同体构建，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

中美战略博弈带来新的挑战。所言中美战略博弈，实质上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调整与竞争。面对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提升，美国调整对华战略，从奥巴马执政时期的“亚太再平衡”，到特朗普执政时期的对华制裁、遏制，再到拜登执政下的对华竞争，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一步步升级。美国的这种战略调整极大地影响了东北亚地区的关系和秩序演变。一方面，美国利用盟友关系把日本与韩国纳入对华战略框架，以价值观对抗为旗号，进一步分割东北亚，作为盟友，日韩都对与中国的关系、东北亚区域和朝鲜半岛的政策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另一方面，采取各种政策措施，加大对中国的封堵和制约政策与行动力度，极力阻碍中国在东北亚区域的发展，特别是在推动构建面向未来的新格局、新关系和新秩序上发挥引领作用方面。中国在推动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中，面临如何反制美国分裂东北亚的战略与行为，推动各国构建包容、合作、和平的东北亚的共识的挑战。

中日韩经济紧密连接，构建了互动互利的合作关系，不仅成为推动东北亚地区经济的主动力，而且也是东亚和亚太地区经济活力的引擎。如今，三国经济关系面临新的挑战：一是互补性降低，竞争性提升，产业链需要重构；二是受到美国与中国脱钩和技术限制的影响；三是发展的安全因素增大，日、韩政府与企业试图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在此情况下，需要推动三国供应链的有序调整，构建可持续的经济合作关系，减少美国政策的干预，推动企业对接和市场运作，在新技术领域构建互动互利与共同安全的合作发展关系。

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基础在民，民心相连，民众支持才可以使东北亚各国走得更近、友好相处。因此，推动构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要做好扎实的民众工作。目前出于多种原因，民调显示，中日、中韩、日俄之间的相互信任度、友好度大幅度下降，需要加强教育、媒体、文化的交流，增进之间的了解和理解，构建可持续的多样性民间互通、互动机制。东北亚国家陆海相接，相互来往频繁，有着特殊的联系和利益关系，要特别注重接壤区域、近海连接区的相互友好合作，给予各方面的支持。

东北亚国家比邻而居，相互间交往多、利益纠葛多，历史的、现实的矛盾交织，因此，需要谨慎处理各种矛盾甚至碰撞。尽管各方对于命运共同体的含义有着不同的表述，但是有着共同的利益和期盼，这就是合作相处、和平与发展，这正是各方能够逐步增进共识、能够合力推动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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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就是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新秩序，参见[日]若槻泰雄《日本的战争责任》，赵自瑞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2] 2020年英国退出后，欧盟成员国为26个。

[3] 关于对联合欧洲的质疑一直存在，特别是在英国脱欧之后。质疑之一是欧盟面对不断出现的危机和挑战，是否能长久存续下去，提出“有必要认真思考欧洲一体化是否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参见张亚宁《欧盟的危机政治：多重约束下的政治突围》，《欧洲研究》2019年第2期。

[4] “二战”后，欧洲联合成为基本共识，但是，在如何联合以及走什么样的联合道路上，存在诸多看法，也建立了不少机制，最终选择了以功能性制度构建为起点，即从建立旨在限制一个国家发动战争能力的煤钢联营计划开始，逐步深化，逐步扩大，最后建立欧盟。参见张健雄编著《欧洲联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5] 所说的欧洲联合主要是指西欧，因为东欧国家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集团，东西欧陷入了对抗格局，泛欧洲联合的进程是在苏联解体以后开始的。

[6] 张蕴岭：《东盟50年：在行进中探索和进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7期。

[7] 1951年9月8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对日和约会议，由包括日本在内的49个国家参加，受日本发动战争损害最甚的中国、朝鲜以及作为主要战胜国的苏联拒绝在《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上签字，由于在涉及领土、战争责任的一些相关重要问题上没有界定清晰的条款，留下了后患。中国当时就明确表示，不承认该条约。当时，冷战已经开启，朝鲜战争已经爆发，美国借此条约拉日本加入军事同盟，获得长期驻军权力。

[8] 像英国的丘吉尔，法国的让·莫内、罗伯特·舒曼，德国的阿登纳等是有理想、有战略、有魄力的政治家、思想家，特别是被称为欧洲联合之父的让·莫内，不仅提供思想，而且全力投入规划与实施。还有，欧洲联合是一场运动，需要前仆后继，后继有人，只有这样，和解与合作的进程才能够可持续。

[9] 缅甸的参与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于缅甸军政府，东盟没有采取强制或者开除的方式，而是通过为其提供参与的机会，让其自我变革。东盟在这方面顶住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制裁的巨大压力。

[10] 尊重国家主权，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家间的基本相处原则是通过条约的方式确立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具有法律性质。并且，为了保障地区的和平，该条约向区外国家开放，作为其他国家必须遵守的原则。参见《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96958。

[11] 正如有的专家所指出的，东北亚的问题在于，统合的地区格局尚未形成主导力量，战略多头博弈、合作与对抗的趋势都在增强。参见杨伯江《东北亚地区如何实现与历史的“共生”——从“大历史”维度思考中日韩和解合作之道》，《东北亚论坛》2016年第4期。

[12] 正如专家所指出的，尽管美国不是地缘意义上的东北亚国家，但其对东北亚地区有着重大的影响与作用，有着直接和重要的影响力。参见倪峰《美国与东北亚关系概览》，载张蕴岭、毕颖达主编《东北亚地区关系概览》，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版。

[13] 基辛格在谈到世界新秩序构建时指出，各国内部结构不同，对现有趋势意义的评估也会不同，更重要的是，处理这些差异的标准也会相互冲突，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困境。参见[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林华、曹爱菊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14] 其实，共同利益认同还有一个共同信任的问题，即各方都相信可以从中获益，如果信任缺失，即便存在客观的利益基础，仍然会放弃对利益的获求。

[15] 在欧洲联合中，法德和解与合作起着核心引领的作用。在东盟，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五个发起国一致推动进程，功不可没。

[16] 韩彩珍：《东北亚合作机制的微观解释——从博弈论的角度》，《东北亚论坛》2004年第1期；韩彩珍：《东北亚地区的合作——一种制度分析》，《国际论坛》2004年第1期。

[17] 任晓：《中国周边学：以共生观照周边》，载石源华主编《中国周边学研究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版，第359—361页。

[18] 李熙玉：《东北亚历史问题与和平合作的议题》，载《当代韩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关于认知共同体，是指对某一特定事物拥有共同理念的精英，他们为实现目标制定战略，并在其中起着重要的创新作用。参见[美]詹姆斯·多尔蒂、[美]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曾任韩国外长的洪淳瑛认为，只有东北亚共同体才可以让居于大国之中的韩国摆脱大国的夹挟，实现和平发展。参见Hong Soon-Young，“For a Northeast Asian Community”, New Perspective Quarterly , Vol.16, No.1999，pp.50-52,转引自钟飞腾《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何以成为可能？》，《日本学刊》2020年第1期。

[19] 韩国提出构建和平共同体，文在寅总统先后提出与东盟、俄罗斯、朝鲜构建和平共同体，以和平推动其他合作。东北亚的和平共同体构建为东北亚走向更高的合作水平提供基础。参见周永生《从东北亚“和平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区域与全球发展》2019年第2期。

[20] 宫玉涛：《合作安全视角下的东北亚安全机制建构》，《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9期。

[21] 关于中美共治为基础的安全构建，参见王俊生《东北亚安全秩序的悖论与中美双领导体制的未来》，《当代亚太》2019年第2期。

[22] 门洪华、甄文东：《共同利益与东北亚合作》，《外交评论》2013年第3期。

[23] 对于东北亚的安全定位与战略，中美有着很大的不同。这方面的分析参见Seong-hyon Lee，“The shift of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Northeast Asia:The US-China conflict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Korea”,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25751654.2018.1542655。

[24] 靳利华：《东北亚问题演化的历史考察》，《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25] 秦亚青：《全球治理——多元世界的秩序重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版，第185页。

[26] 靳利华、胡洋：《民族主义视阈下东北亚问题的解读》，《黑河学刊》2010年第11期；姜克实：《历史认识问题的现状和未来》，原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5期，转引自http://www.aisixiang.com/data/90911-2.html。

[27] 区域的认知是基于通过区域性构建增加利益的理念，是开放与连接的，而不是封闭与排斥的，这符合“开放的区域主义”原则。“开放的区域主义”源自亚太经合组织（APEC）构建所遵守的基本原则，要义是不搞封闭的集团，成员参与APEC并不影响参与其他的合作机制。关于开放的区域主义，参见C.Fred Bergsten，“Open Regionalism”, PIIE Working Paper, https://www.piie.com/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open-regionalism。

[28] 力量的翻转意味着一种主导力量替代另一种主导力量，而力量的新均衡（均势）则意味着以改变现有力量对比结构为基础，以这样的定位创建新关系和秩序，必然会引起争斗，甚至引起战争。

[29] 波拉克认为，美国在东北亚的基本定位是，维护现有机构不改变，美国的地位和作用不改变。但东北亚地区在发生改变，这会改变东北亚的战略与美国同盟的安排与作用。参见Jonathan D Pollack，“The Changing political-military environment: Northeast Asia”，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monograph_reports/MR1315/MR1315.appa.pdf。针对中国增强的实力和影响力，美国所应采取的办法是加强美日韩同盟、平衡中国，美国应该主导军事与经济进程，在应对中国方面与盟友协商。参见Patrica M.Kim，“China’s quest for influence in Northeast Asia”, https://www.nbr.org/publication/chinas-quest-for-influence-in-northeast-asia-the-korean-peninsula-japan-and-the-east-china-sea/。

[30] 按GDP计算，中国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31] 《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http://www.scio.gov.cn/zxbd/nd/2011/document/999798/999798.htm。

[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50页。

[33] 吴志成等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华传统思想的创造性发展，诸如“协和万邦”“和合共生”“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体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之中。参见吴志成、吴宇《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论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3期。

[34] 有关命运共同体的提法，在国际上很早就有，但表达方式不同，含义也很不相同。在中国，命运共同体用在国内，即把命运共同体与各民族和谐共处联系起来；用在国际，即把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和周边邻国关系联系起来。但是，以国家的名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它作为全球治理的方略，这是前所未有的。

[35]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英文译文“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清楚地表达了这个含义。

[36] 有的学者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个实体共同体，而是一个价值共同体，作为价值共同体，着眼于正义，强调同理、同利，从而化解冲突与纷争。不过，在笔者看来，尽管明确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实体共同体的认识是有益的，但如果仅仅作为价值取向，而缺乏实际的措施，则难以保证价值的实现。有关论述参见周安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探讨》，《法学评论》2018年第4期。

[37] 高扬：《“一带一路”实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入新阶段》，《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1期。

[38] 关于大变局与东北亚的关系和秩序重建的分析，参见张蕴岭《百年大变局下的东北亚》，《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9期。

[39] 就理论分析而言，与结构主义理论解释变革所描述的结构与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不同，命运共同体构建并不设定一个固定的整体结构，或者通过行为体的互动创建一个整体结构，而是一个基于理念所推动的向好的进程，通过进程逐步实现和平相处、合作发展的愿景。关于结构主义的归纳，参见[美]詹姆斯·多尔蒂、[美]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钟飞腾提出，将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作为东北亚实现和平与和解的目标，需要创新理论、创新方式、创新行动，走出西方思维与范式的影响，探索新的地区和解合作的目标。参见钟飞腾《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何以成为可能？》，《日本学刊》2020年第1期。

[40] 伙伴关系是一种平等参与的关系，没有意识形态、价值观的要求，而同盟则是一种不平等的参与关系，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要求。因此，结伴不结盟、和而不同，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合作的本质特征。

[41] 新冠疫情期间，日本政府设立专门资金，援助撤离中国或转产其他国家的日本企业，这不能被看作是脱钩，而是调整。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以中国市场为目标的日本、韩国企业还会扩大投资与经营，在中国经济提升的情况下，三国的经济关系将会在新的结构基础上重构。

[42] 中日韩三国间的内部贸易投资比例并不高，但是：第一，韩国对中国、日本对中国的贸易市场依赖度都占首位；第二，三国间的供应链在国际供应链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随着三国竞争结构的变化，中国作为消费市场链接中心的作用会增大。参见张蕴岭《处在历史转变的新起点——基于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6期。

[43] 这方面的相关分析，参见和春红、刘昌明《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内生动力分析》，《经济问题探索》2019年第7期。作者提出了东北亚区域合作的“集体行动困境”与“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作者认为，需要通过推动地方、民间参与的积极性。

[44] 中国提出构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可持续和平。参见刘娟娟《构筑可持续和平共创可持续未来——2012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暨中国—东南亚和平发展论坛侧记》，《当代世界》2012年第10期。可持续和平的概念被用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中，作者认为，新型大国关系以可持续和平为首要目标。参见金灿荣、张昆鹏《建构以实践为导向的可持续和平——新型大国关系的再解析》，《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1期。

[45] 韩国专家林炳奭提出，东北亚的安全合作应该基于人类安全的理念，排除强国利己的目的。参见林炳奭《构建“东北亚人类安全共同体”中的人类安全议题和国际机制探索》，《当代韩国》2014年第2期。

[46] 安全是一个敏感的领域，中日韩开展安全合作，一是可以从非传统安全领域着手，二是与美国对话并推动其参与。同时，可以让新安全机制构建与美日韩同盟并存，在可能的情况下，建立联系。有的学者认为，东北亚的合作安全机制构建应该基于域内国家和域外相关利益者的参与，美国应该是一个参与主体。参见宫玉涛《合作安全视角下的东北亚安全机制建构》，《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9期。

[47] 朝核问题如今陷入僵局，似乎坐等美国与朝鲜达成协议，这是很不可靠的。中国应该联合包括朝鲜在内的其他东北亚国家，也包括非东北亚国家，启动朝鲜半岛与东北亚和平会议。

[48] 在东北亚，中美战略关系的演变与东北亚地区关系的历史性转变是直接关联的，因此，处理好两国关系对东北亚的新关系与秩序构建至关重要。参见倪峰《美国与东北亚关系概览》，载张蕴岭、毕颖达主编《东北亚地区关系概览》，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版。

[49] 与传统安全所不同的是，非传统安全具有“共享安全”的特征，因为，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带有共同威胁的性质，在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大的情况下，没有战争的和平并不能与安全画等号。这方面论述参见余萧枫等《非传统安全理论前沿》，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50] 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是非曲直，特别是在对近代历史的认知上，侵略与被侵略是一个基准定位。但历史关系问题涉及的因素很复杂，中日韩为寻求共享历史和文化做过努力，组成了合作团队，编写东北亚历史读本，中日韩合作秘书处组织编写共用汉字手册等。

[51] 这与欧美、伊斯兰国家以宗教为取向的文化认同有区别。为此，有人提出，把异质文化的跨文化认同作为目标，而这里所说的认同，并非同一或同化。参见谢晓娟《文化与东北亚地区国际合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4期。

[52] 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长期的交流中，形成了一些认同的“东北亚价值观”，它们以“相似的方式”融入本国的主体文化之中。也许，“共享性插座”的创建可以有助于体会基于个性的共享性特征。欧洲统一大市场建设中曾就如何统一欧洲各国不同的电插座进行过讨论，最后的结果是，创建了一种保留各国特色的共享式国际通用插座，而不是搞一个共同的单一插座。

[53] 鉴于网络空间的自由化特征，为了商业目的或者受到其他势力的影响，网络舆论的情况比较复杂，因此，需要增强新媒体在增进文化互通互鉴中的建设性作用。参见张蕴岭《处在历史转变的新起点——基于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6期。

[54] 据报道，2017年2月10日，这一理念写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3月17日，写入联合国安理会关于阿富汗问题的第2344号决议；3月23日，写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的两个决议；11月2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又写入联大“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进一步切实措施”和“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两份安全决议，参见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1011/c429373-31394646.html。

[55] 关于中国在新时代承担的两个责任，或者说双重使命的论述，参见张蕴岭主编《百年大变局：世界与中国》，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