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生物资源

阿尔及利亚拥有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涵盖了北部湿润的生物气候区、中北部的高原草原以及南部撒哈拉极度干旱区。其中，撒哈拉沙漠是阿尔及利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区域，生长着大量稀有和特有物种，限制着极端生态条件的扩张。然而，这些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已经遭受严重破坏。[51]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显示，目前阿尔及利亚有受威胁物种193种，其中，极危物种（CR）28种，濒危物种（EN）61种，易危物种（VU）104种。此外，生活在稀树草原和沙漠区域的弯角剑羚（Scimitar-horned Oryx）在野外已灭绝。[52]

表Ⅰ-3-12 阿尔及利亚濒危物种分布

一 植物资源概况

阿尔及利亚已经发现植物3139种（共计5402个亚种）。其中，稀有物种有1670种，包括35种极稀有物种；特有物种有653种，具有地方特殊性的占12.6%；有粮食作物130种（含亚种）、饲料作物540种、药用植物620种。[53]

由于所有地区都受到干旱或季节性干旱的影响，阿尔及利亚的植物都具有一定的抗旱性。北部区域的典型植被是常绿硬叶灌木和低矮乔木，如月桂树、迷迭香、百里香等，具有地方代表性的阿尔及利亚冷杉（Algerian Fir）、阿特拉斯雪松（Atlas Cedar）、非洲橡木（African Oak）等树种均已处于濒危状态。其中，北部区域中土壤较为贫瘠的区块仅生长着低矮灌木，如金雀花、薰衣草、鼠尾草等。由北向南随着干旱程度的增加，典型植被变为以西班牙针茅草（esparto）为主的稀树草原。在最南部的沙漠地区，植物资源稀少，零星散布着三芒草（Aristida Pungens，Drinn）、双花蒺藜草（Cenchrus Biflorus）等高度耐旱的草种，低矮多刺的灌木，以及柽柳、金合欢树、枣树等树种，其中干河谷区域的物种类型相对多样。[54]

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阿尔及利亚受威胁的植物有31种。其中，极危物种（CR）6种、濒危物种（EN）9种、易危物种（VU）16种。这些濒危物种主要生长在森林、灌木丛和草原，包括3种松柏纲裸子植物、27种被子植物以及1种蕨类植物。

表Ⅰ-3-13 阿尔及利亚濒危植物物种分布

二 动物资源概况

阿尔及利亚已发现动物1400多种。其中，哺乳动物约有105种，在北部山区生活着野生欧洲盘羊、巴巴里马鹿、巴巴里猕猴、野猪（wild boars）等物种，在南部撒哈拉沙漠生活着羚羊、耳郭狐、鬣狗和豺狼，以及沙鼠、藏兔等小型哺乳动物。沙漠地区还拥有多种蝎子、蛇、蜥蜴等爬行动物和节肢动物。鸟类资源有近400种，每年有大量火烈鸟迁徙经过。[55]

阿尔及利亚海岸线较长，可供捕鱼的海洋面积约有9.5万平方千米，鱼类储量预计达50万吨，渔业资源较为丰富。[56]但是，由于开采、运输能力有限，只能捕获潜在鱼量的一部分。目前，政府已采取措施建设更多的鱼港，以促进渔业发展。[57]

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阿尔及利亚受威胁的动物有160种。其中，极危物种（CR）22种，濒危物种（EN）52种，易危物种（VU）86种。这些物种濒危的首要原因是生物资源过度捕捞狩猎所造成的不可持续发展，其次是环境污染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58]

表Ⅰ-3-14 阿尔及利亚濒危动物物种分布

三 生物多样性管理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阿尔及利亚政府采取多种措施进行生物多样性管理，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实行以人类为中心的生物多样性管理。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包括著名的“绿色坝”建设项目以及重建修复独立战争时期被毁坏的山区森林等。虽然这些措施有一定的环境修复作用，但是，由于这一时期是以人口福利和经济利益作为唯一关切，政府并未真正认识到生物资源和自然生态的价值，因此许多管理措施不够审慎，实际上造成了各种栖息地的破坏，生物多样性出现较大程度的退化，例如对传统游牧活动的改造。政府为了改善牧民的生活条件而大力倡导定居生活，但是没有制定配套的环境管理措施，因此定居点及其配套道路无序修建、定居点周边过度放牧、森林过度砍伐围垦等现象严重，直接导致这一时期草原和森林植被严重退化，水土流失和森林野火频发。据估计，这一时期有超过100万公顷森林遭到破坏，西部干旱草原生物物种数量损失约50%。[59]

第二个阶段开始重视以生态为中心的生物多样性管理。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阿尔及利亚政府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批准并签署了多项全球性和区域性环境公约，并出台一系列国内配套政策措施。例如，“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国家行动计划”旨在保护自然资源并改善生产力，应对粮食高度依赖进口这一严重挑战，确保达到长期性发展；“可持续应用生物多样性的阿尔及利亚战略”旨在将影响生物多样性可持续治理的要素纳入国家发展规划，确保环境保护和生物遗产传承战略得以有效实行；“对抗沙漠化的国家行动计划”旨在对自然生态系统实施更多的保护和更好的治理。在具体实践领域，政府设立了11个国家公园，总面积达到0.53亿公顷（占国土面积的22%），还设立了2个海洋保护区和43个具有国际重要性的湿地保护区，在这些区域对人类活动做出限制。然而，由于这一时期的治理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所有行动和项目都由国家财政拨款，民众参与度和积极性不高，甚至出现为应对农耕土地被剥夺而产生的生存问题，比如违法狩猎、放牧、围垦等行为。

第三个阶段致力于实现多元共治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邀请民众和公民社会代表参与共同制定更新环境政策，并将自然资源管理领域的决策权从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转移，以形成生物多样性治理的民众共识。另一方面，将生物资源视为社会文化和经济的活态资本，邀请更多的科技人员、农牧业专家、哲学伦理研究者加入生态管理系统，寻求生物多样性潜在价值与直接物质价值的公平分配。[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