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史诗传承的重要性

20世纪以来，多次社会思潮后，史诗研究作为西学研究的滥觞，成为语言文字学、现当代文学、民俗学、民间文学、文献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多学科难以回避的议题。中国学界不再讨论史诗的历史事实问题，而关注史诗的历史真实与当代价值。同时，西方文学批评家也并未停止对史诗的反思，抑或以全知视角下的宏大叙事框定史诗[11]，将叙述的诗等同于史诗[12]，这样史诗的边界就扩大了；抑或将诗人置身物外的“客观的诗”划分为“叙述类”和“戏剧类”,“叙述类”的则成为“有音节的故事”和“史诗”[13]（这里的“客观”并非绝对意义的“价值中立”，而是充满作者情感的，这种考量显然偏重文人书面史诗）；抑或统合史诗边界的讨论，但做更为细致的处理，将史诗逐项分解为民间口传史诗、文人书面史诗、“准书面”史诗[14]；抑或反思传统古典学的史诗视阈[15]，应打破传统的史诗边界[16]，认为荷马样板是明显束缚，不能再以希腊史诗为史诗的唯一标准，活态的少数传统应纳入学界视野。西方视阈与中国观念交织互动，中国观念的树状知识网络亦在不断分化，不同的声音源于中国现代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是舶来品，学科体系受欧美学说启迪和影响，在早期研究，甚至是当前的一些研究中，多有借西方理论解读中国文化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有启发意义，但事实上忽略了中国本土文化特质，与将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的学术导向不符[17]，与客观公正看待中华传统文化不符[18]，从这个意义上讲，《亚鲁王》传承具有重要性。

史诗传承是麻山苗族文化传承的需要。文化传承代表着一个区域的特色，是对人类创造的一切先进文化成果的选择，这是对文化传承基本内涵的外延，即将其延伸至对人类一切先进文化成果的借鉴和传承。经济全球化告诉人们，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体系下，人类创造的一切先进文化都应该形成互鉴和共享的机制，文化的传承应该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尤其是在一个自然条件多样、多民族共同生存发展的国家里，城市的建设，在传承地域文化特色的同时，还要结合自然条件和社会多样性的特点，选择吸收不同民族的文化成果，建设满足不同民族文化需求的城市物质文化环境，它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发展文化传承重要思想理念的具体体现。当然，对人类创造的一切先进文化成果的选择，必须坚持民族团结和谐的原则，并能够使其代表社会的发展进步方向。除了自然环境因素外，最能代表地域特色的还有长期积淀的社会文化因素，尤其是对同属一个自然环境下的城市，社会文化因素就成了判断不同城市的标志性因素。正是有了文化的继承和延续，并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积淀、推陈出新，才使得这个区域有了与其他区域不同的特质，形成了区域的文化特色。正如提到《格萨尔》就能感受到藏族文化的雄浑力量，提到《江格尔》就能感受到蒙古族驰骋草原的飞扬，提到《玛纳斯》就能感受到柯尔克孜族的豪放爽朗一样，提到《亚鲁王》就能感受到麻山苗族坚忍顽强、勇于拼搏的奋进力量。麻山苗族的一切历史文化都是通过口头传承保存下来的，其语言、历史、风俗习惯、道德伦理等，都蕴藏在其口头传统之中，特别是史诗《亚鲁王》之中。因此，对史诗《亚鲁王》的传承是麻山苗族文化传承的需要，也是中华多元一体文化传承的需要。

史诗传承是麻山苗族文化发展的需要。传承与创新是文化发展的需要，文化的发展是以文化传承和文化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转为基础的，文化生态系统是一个开放体系，在特定环境内，各文化主体与环境系统之间的交流使得文化生态系统得以运转。而不论是文化的传承还是文化的发展，都具有较强的场域性和时空性，是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精神财富、物质财富和行为习惯的总和。文化的场域性讲的是文化在特定地域范围内的交流、交往和交融，时空性则讲的是文化通过一代代的积累与传承。文化的发展必然是伴随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交往和交融，文化只有通过交流借鉴才能创新发展，交流与借鉴也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必经的过程，这种变化也会通过文化因子体现出来。所以，文化的交流与借鉴体现的不仅是纵向文化的积累与传承，还是横向文化的沟通与交融，两者是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史诗传承这一过程可以使民族文化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而受到世界人民的尊敬和保护，且其本身就是文化宽容的过程，也是人类共有道德的体现。同时，许多文化遗产一旦列入代表性名录，便成为品牌塑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