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谢拉皮翁兄弟”在俄罗斯

俄罗斯国内对于“谢拉皮翁兄弟”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次浪潮。

同时代人对“谢拉皮翁兄弟”的批评是“谢拉皮翁兄弟”研究的第一次浪潮。在1920年代，“谢拉皮翁兄弟”是俄苏文坛上的一颗耀眼新星。在彼得格勒文坛，“谢拉皮翁兄弟”交游甚广，阿赫马托娃、古米廖夫、霍达谢维奇、列米佐夫、艾亨鲍姆、什克洛夫斯基等作家、诗人、学者均是“谢拉皮翁兄弟”的好友，不同程度地参与过“谢拉皮翁兄弟”的聚会。“谢拉皮翁兄弟”每周定期聚会的主要内容就是相互朗诵作品，互相点评。这一传统来源于德国霍夫曼笔下的“谢拉皮翁兄弟”，并为年轻人们所模仿，因此成员之间的相互看法成为研究“谢拉皮翁兄弟”的第一手材料。这些材料散见于各成员之间的信件之中，特别是其成员与高尔基、什克洛夫斯基、列米佐夫、特尼扬诺夫、别尔别洛娃以及扎米亚京等人的通信。同时代的作家、批评家，诸如扎米亚京、特尼扬诺夫、什克洛夫斯基、高尔基、柯甘、托洛茨基、莎吉娘等人都写过关于“谢拉皮翁兄弟”的文章。什克洛夫斯基1920年代在《新生活》报上发表的不少文章都提及“谢拉皮翁兄弟”，对“谢拉皮翁兄弟”的创作持鲜明的鼓励与赞赏态度。1923年，扎米亚京的《新俄罗斯小说》（Новая русская проза）对当时的“谢拉皮翁兄弟”团体创作做过较为精辟的总结。莎吉娘等人则认为其创作属于俄罗斯现实主义小说，贴近心理小说。1923年，托洛茨基在《文学与革命》（Революция и литература）一书中将这一团体称为“同路人”作家。总而言之，这一时期对于“谢拉皮翁兄弟”的研究只言片语多于长篇大论，主观、直观多于客观评述。

20世纪30—90年代，苏联对于这一团体讳莫如深，这一团体只能在文学史和作家回忆录中看到。俄罗斯国内对于“谢拉皮翁兄弟”的评论开始进入另一个阶段。“谢拉皮翁兄弟”成员的回忆录代表着一种看法。如，卡维林、弗谢·伊万诺夫、波隆斯卡娅、费定、尼古拉·拉吉舍夫等人的回忆录对于重构“谢拉皮翁兄弟”文学活动具有重大意义。卡维林发表于1965年的《你好，兄弟！写作是非常困难的！》（Здравствуй，брат，писать очень трудно），1989年逝世时出版的《尾声》（Эпилог）就是其中代表。卡维林的多部回忆录对于了解作家本身以及“谢拉皮翁兄弟”文学活动都很重要。费定发表于1943年的大型文学回忆录《高尔基在我们中间》（М.Горький среди нас，1920—1921，1921—1928），什克洛夫斯基在回忆录《感伤的旅行》（Сентиментальное путешествие）中也有对于“谢拉皮翁兄弟”活动的描写。1963年，弗谢·伊万诺夫去世后，由什克洛夫斯基、费定等人所著的怀念文章合集也提到了“谢拉皮翁兄弟”成员的活动与创作。楚科夫斯基的回忆录中对于这段时间的文学活动也有大量描写，并具有很高的文学史与文学价值，对研究“谢拉皮翁兄弟”文学团体也至关重要。

此外，苏联文学史中对“谢拉皮翁兄弟”的看法代表着另一观点：在俄罗斯由科瓦廖夫主编的《苏联文学史》（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叶尔绍夫主编的《苏联文学史》（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等对这一团体有一定的描写，但大都对这一文学团体讳莫如深，一方面，受官方意识形态影响，文学史家们对这一团体的形式主义倾向颇为不满；另一方面，这一团体中走出了苏联最初的一批经典作家，费定、吉洪诺夫甚至一度成为苏联最主要的文化官僚。

整个苏联时期并未出版过有关“谢拉皮翁兄弟”的专著，但是对于其中个别作家，诸如费定、左琴科、弗谢·伊万诺夫、卡维林等人的研究颇有成就。学者扎伊特曼于1978年写过一本专著《高尔基与团体“谢拉皮翁兄弟”的青年作家们》[13]，但该书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因意识形态批评未能出版。1987年作者再次试图出版该书，并邀请卡维林作序，依然未能成功，直到2003年该书才在下诺夫哥罗德面世。另一本类似于传记的作品却成功在1976年出版，即格尔布诺夫的《“谢拉皮翁兄弟”与费定》[14]。该作品因费定去世，得到费定家人资助，在伊尔库茨克以纪念性书籍出版。此处不得不提到另一位苏联学者：М.В.米诺金，他在1971年对国外（主要是美国）斯拉夫学者的“谢拉皮翁兄弟”研究进行了梳理，并撰写了《谢拉皮翁兄弟的海外阐释》[15]一文，对后期俄罗斯的“谢拉皮翁兄弟”研究影响深厚。这也表明在冷战期间，依旧有人关注“谢拉皮翁兄弟”，且在这期间双方都有尝试了解研究动态。

苏联解体之后，对于“谢拉皮翁兄弟”的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90年起，依托圣彼得堡“普希金之家”[16]举办过数次“谢拉皮翁兄弟”专题会议。2001年在萨马拉举行了“谢拉皮翁兄弟”创作研讨会，研讨会还出了论文集。这些会议讨论及论文集的出版极大地扩展了“谢拉皮翁兄弟”研究领域。在这些学者中，需要特别强调以下几位学者：普罗科波娃（Прокопова，Т.Ф.）、列明克（Лемминг，Е.）、弗雷津斯基（Фрезинский Б.Я.）、加尔涅莉亚·伊钦（Корнелия Ичин）、卡拉索娃（Колосова，Н.А.）、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ьев，В.Е.）、达维多娃（Давыдова，А.В.）。普罗科波娃主编的《谢拉皮翁兄弟选集》[17]一书中收集了“谢拉皮翁兄弟”成员的宣言、报告、文章、小说选和回忆录。瓦西里耶夫在其《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X века）一书中谈到了“谢拉皮翁兄弟”与高尔基、什克洛夫斯基、扎米亚京的关系，“谢拉皮翁兄弟”的文学继承性等问题。达维多娃则以1920年代文学的新现实主义流派为轴，分析了扎米亚京、弗谢·伊万诺夫、左琴科等人的创作。弗雷津斯基在《谢拉皮翁兄弟命运·肖像与情节》[18]一书中细致研究了其团体成员活动、创作、个体命运等，但需要指出的是，该书的观点并未全部为学界所接受，不少观点还处于争论中。列明克的贡献在于收集了所有出版过的“谢拉皮翁兄弟”书信集，将其放置于一本书[19]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近年来，隆茨的作品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加尔涅莉亚·伊钦和卡拉索娃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乌克兰学者卡拉索娃在《秘密与解答：关于1920—1940年代文学文化》[20]一书中细致地分析了隆茨的作品，并论述了一个积极乐观的隆茨形象。加尔涅莉亚·伊钦[21]则选择了隆茨的4部戏剧作品为研究对象，对隆茨的戏剧观、戏剧文本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阐述，这是目前为止研究隆茨戏剧创作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总体上看，俄罗斯的“谢拉皮翁兄弟”研究是前沿的、高水准的，特别是苏联解体之后的近30年成果斐然。其涉及内容之广泛，研究的系统性与深度远超西方。但是，我们仍能看到其不足之处，第一，团体总体性研究成果较少，仅有少数论文与专著；第二，相对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其关注度还不够，影响力有限；第三，对某些作家的偏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