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谢拉皮翁兄弟”文学渊源研究
第一章 “谢拉皮翁兄弟”创作背景
第一节 1920年代文学语境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民族面临着深重的灾难，国内上层社会与底层民众的对立达到了极限，最终以数次革命以及国内战争为终结，推翻了旧的社会体制，组建了新的政治体制国家。这种巨大的政治突变，动荡的后果给文化造成无法抹平的裂痕，仅从文学上来看，完整的俄罗斯文学被不可抗拒力一分为三：侨民文学、官方文学以及潜流文学[1]，1917年的十月革命是这场无法弥合分裂的开端。这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现象。
在苏联境内，作为主流的苏联文学具有特殊的秉性。苏维埃文学是一种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新文学，似乎在一夜之间出现。苏维埃在获得对政权的掌控之后，开始着手对意识形态及文学进行监控，他们力图建立对世界和人的统一看法。在1917—1934年间，苏维埃政党对待文艺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在政权建立之初他们就试图将文学囊括进政治生活里。布尔什维克领导一切，文学开始发挥其宣传及意识形态功能，这一文艺政策自列宁到苏联解体都是一以贯之的，从未松动。
列宁的两种文化理念是基于阶级斗争基础之上形成的，受教育阶层与普通民众的矛盾造就了苏维埃的两种文化。列宁在1913年就写道，“每一个当代民族里都存在着两个民族，每一个民族文化中都存在两种民族文化。有普利希科维奇、古奇科夫、司徒卢威的伟大俄罗斯文化，也有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界定的伟大俄罗斯文化”[2]。这种文艺思想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之后也未曾变化，到1920年代已成为一系列文学事件的重要导火索，其中就包括“哲学船事件”[3]。官方意识形态及其文化政策对作家们创作具有重要的影响。
在十月革命之后，要将组织意志施加于民众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这一意愿在苏联政权建立之初，由于官方意识形态收紧引起了不小争论。1920年代在文学上至少有两种对立的倾向：一种倾向是文学发展的多样并举；另一种则代表党的文化政策和政权意志，把文学引向意识形态的团结一致和艺术上的单一。用音乐来比喻的话，1920年代的苏联文学已进入多声部或复调行将结束的阶段，但还未转向单一的独白、独奏。而这两种倾向则造就了1920年代初的独特进程：从百家争鸣到万马齐喑、一枝独秀的发展态势。
大量的社团活动是1920年代初主张文学发展多样并举的一种体现。在彼得格勒与莫斯科各个文化设施，诸如：纪念馆、图书馆、文学之家及各文艺茶室内诞生了数量众多、不可计数的文学团体。有些如昙花一现，成立不久便消失在公众视线；有些则影响极大，成员庞杂，比如拉普。比较有名气的文学团体有：“拉普”“列夫派”“岗位派”“山隘”“谢拉皮翁兄弟”“奥贝利乌”等。这些文学团体在各种公共场合及报纸杂志中，互相挞伐，不仅发表各自对文艺的认识观念，还从艺术之中转向干预现实生活，针砭时弊，抑或发表言论表达对新政权、对文化政策的态度，从而获取苏维埃政府的支持，扩大其影响力与社会话语权。
托洛茨基是革命后苏维埃官方文学观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托洛茨基的才华不仅表现在其革命与社会政治领域，还表现在文学领域。托洛茨基用革命热情来撰写文学评论，其观点都严格地归属于革命。“对于托洛茨基来说，一切艺术的成果都在革命的形式下被审视着；一切艺术创作，从形式到内容，从宏大主题到细小细节辞章、意象、修辞手段，一切都必须渗透革命的精神，一切文学艺术行为和现象，都必须成为革命意志的表现，如此，诗学便成为革命的诗学。”[4]
“同路人”（Попутчикии）这个概念便是托洛茨基的革命诗学的奇思。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德国社会思潮之中，被托洛茨基运用到文学批评中。在托洛茨基看来，1920年代的俄罗斯文学是个过渡时期的文学，旧艺术与其说是不想存在，不如说是已经不能存在。[5]托洛茨基将1920年代的作家分为三种：第一种是革命作家；第二种是地主资本家的作家；第三种便是“同路人”作家。所谓的“同路人”作家便是这过渡时期的作家，他们非常年轻，精神面貌和文学形象都在革命中形成。他们也接受革命，只是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接受革命。在托洛茨基看来，“同路人”作家们生长于革命年代，都与革命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他们在革命前后，怀着革命梦想走上文坛。但是在这些人对革命的接受中，有一个他们所有人都具有的共同特点，这一特点将他们与共产主义严格区分开来，并使他们随时有可能走上与共产主义相对立的危险道路，他们从来没有从总体上把握革命，对革命的共产主义也感到陌生……他们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艺术家，而是无产阶级革命艺术的同路人……他们的文学创作是一种新的苏维埃民粹主义。[6]“谢拉皮翁兄弟”这个文学团体的所有成员在托洛茨基看来都是“同路人”作家。
除了宏观层面与意识形态上的背景之外，文学自身也发生了不小的变革。在19世纪初期，大型体裁（长篇小说）拥有在叙事上无可比拟的优势，每位大作家几乎都以撰写大型体裁为最终目标，并奠定其文学史地位。但自契诃夫之后，小型体裁（短篇小说）也获得了几乎与长篇小说同等的地位，契诃夫成为世界短篇小说大师的同时，文艺界也承认了短篇小说这一体裁的艺术性与文学性。契诃夫在19—20世纪文学史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与此同时，白银时代让诗歌时隔百年重回文坛中心地位，群星璀璨。但1920年代之后，诗歌似乎主动让出了核心地位，为中小体裁腾出地盘。所以我们会发现，在革命之后最初的几年，苏联文学的最主要作品几乎都是中短篇小说，甚至可以更具体一些，是英雄主义中短篇小说，比如谢拉菲莫维奇的《夏伯阳》以及弗谢·伊万诺夫的游击队小说。这或许也是1920年代“谢拉皮翁兄弟”这一小说创作团体出现并获得成功的文学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