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1]
中国读者对“谢拉皮翁兄弟”这一文学团体并非一无所知。个别作家的某些作品已有过中文译本（如费定的《城与年》、伊万诺夫的《铁甲列车14—69》等）。其中，康斯坦丁·费定、弗谢·伊万诺夫、尼古拉·吉洪诺夫、米哈伊尔·斯洛尼姆斯基被认为是苏联经典文学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同时他们也是苏联作家协会的成员。韦尼阿明·卡维林、米哈伊尔·左琴科等则继承了俄罗斯经典文学传统。与此同时，他们的创作命运与1920年代文学语境有着紧密关系。当时他们视自己为一个整体，为“兄弟”“谢拉皮翁”。对此，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该团体毋庸置疑的领袖及其代表列夫·隆茨在自己宣言式的文章《为什么我们是谢拉皮翁兄弟？》中的观点：“我们不是一个学派，不是一种潮流，也不是霍夫曼的培训班。我们不是某个俱乐部的票友，不是同事，不是同志，而是兄弟！”米哈伊尔·斯洛尼姆斯基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我们自愿聚集在一起，没有规章和制度，我们只通过直觉来挑选新的成员。”
文学团体“谢拉皮翁兄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19年末的夏天。当时《世界文学》出版社开设了一个工作室，目的是培养有才华的年轻人成为翻译人员。该工作室位于彼得格勒“艺术之家”（简称ДИСК）。在马克西姆·高尔基的领导下，一些年轻人在艺术上产生了自己的见解，但他们很快发现，自己渴望掌握的语言艺术与文学技巧不应局限于翻译领域，随后便逐渐转向了文学领域，工作室举办了一系列由著名作家、诗人、语文学家领导的关于文学体裁的研讨会，如由尼古拉·古米廖夫主持的研讨会等。
叶甫盖尼·扎米亚京在“谢拉皮翁兄弟”的文学道路上起到了无可置疑的关键性作用。在1919—1921年间，扎米亚京开始为年轻作家们讲授艺术小说技巧课程，他在课堂上表达自己对于综合理论、创作心理学、情节与本事之间关系的理解，在语言技法方面对作家们提出这样的要求：“你们说的话越少，这些话所表达的内容就越多，作用就越大，艺术效果也就越强烈。”米哈伊尔·左琴科、尼古拉·尼基京、列夫·隆茨、伊利亚·格鲁兹杰夫均出席了扎米亚京关于“谢拉皮翁兄弟”未来如何写作小说的研讨会，他们都跟大师学习文学的简洁艺术。
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一段时间曾主持研讨会。尼古拉·楚科夫斯基在回忆其中一次会议时说，会上有关文学事宜他只字未提，取而代之的是，他转述了一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什克洛夫斯基本人在土耳其和波斯发生的非常有趣的冒险经历（后来成为他的小说《感伤的旅行》中情节的一部分）。
1920年，米哈伊尔·斯洛尼姆斯基搬进了艺术之家。正是在那个时候，研讨会的参与者被划分为两个文学团体：一个是“诗人行会”，另一个就是“谢拉皮翁兄弟”。前者认为，文学创作必须要依靠古米廖夫的审美准则，并拒绝撰写现代生活；后者则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书写现代生活才十分必要。理念不同导致的结果是：社会上出现了两类和睦相处的伙伴，他们各自独立存在。
1921年，大家一同在艺术之家庆祝了新年。这也成为该文学团体形成的前兆。第二个文学团体的代表们——未来的“谢拉皮翁兄弟们”聚集在那里，其中包括阿隆季娜、加茨凯维奇、萨佐诺娃、哈里通和卡普兰，他们成为后来的“谢拉皮翁姐妹”。未来的文学团体成员之间就这样建立起友好的关系。
并非所有的“谢拉皮翁兄弟”都是在艺术之家开启自己创作之路的。正如斯洛尼姆斯基所言，费定是在1920年首次访问高尔基之后才来到艺术之家的。什克洛夫斯基带来了卡维林，在介绍他的时候并没有介绍他的名字，而是介绍了他参加比赛的小说名字——《第十一条公理》。比赛是于1920—1921年冬季在艺术之家举行的。正如楚科夫斯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写，正是得益于这件事，费定和卡维林才走进“谢拉皮翁兄弟”的文学圈（卡维林这个姓氏是作家济利别尔从1922年开始使用的笔名，这件事从当年他写给高尔基的信件中可以得到证实）。获得小说竞赛一等奖的作品是费定的《果园》，二等奖作品是尼基京的《地下室》，三等奖作品则是卡维林的《第十一条公理》。此外，被提名的作品还有隆茨的《天堂之门》和吉洪诺夫的《力量》。比赛结果于1921年5月，也就是在文学团体成立之后才公布。
“谢拉皮翁兄弟”文学团体的第一次会议是在艺术之家斯洛尼姆斯基的房间里举行的。这件事在楚科夫斯基的回忆录中得到了记载。此次会议正式宣布了“兄弟”团体成员的名单：格鲁兹杰夫、左琴科、隆茨、尼基京、费定、卡维林、斯洛尼姆斯基、波隆斯卡娅、什克洛夫斯基和波兹涅尔。斯洛尼姆斯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提到了关于团体成立时的情景。他写道：1921年2月1日，一群年轻的作家在高尔基的带领下，在他的房间里相互朗读着彼此的小说。从那时起，他们每周都聚会一次。费定在《高尔基在我们中间》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件事：“每个星期六，我们所有人都会在斯洛尼姆斯基的房间里一直坐到深夜，我们相互阅读某篇新的小说或者诗歌，然后开始讨论他们的优点或缺点。我们风格迥异，我们的作品在友好的氛围中不断地得到改进。”
在所有的公开演讲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在艺术之家举行的两场广为人知的文学晚会。第一场在1921年10月19日，普希金“贵族学校”周年纪念日举行。在晚会上，费定、斯洛尼姆斯基、伊万诺夫和卡维林朗读了自己的作品。第二场在1921年10月26日举行，波隆斯卡娅、楚科夫斯基、左琴科、尼基京和隆茨朗读了自己的作品。这两场晚会开幕式的致词人均为什克洛夫斯基。
什克洛夫斯基、楚科夫斯基和斯洛尼姆斯基均提供过一些关于该文学团体名字由来的信息。什氏写道：“谢拉皮翁兄弟”这个名字很可能是卡维林所取。楚科夫斯基则回忆道：在1921年2月1日，该团体的第一次会议上，当时德国浪漫主义者霍夫曼的推崇者卡维林提出了“谢拉皮翁兄弟”这个名字。隆茨和格鲁兹杰夫对此想法表示赞同，但是其他人却反应冷淡。这是由于包括楚科夫斯基本人在内的许多人都不熟悉霍夫曼的那本同名小说。后来隆茨在解释的时候还提到了僧侣会议——在这样的聚会上，每个人都要讲一个有趣的故事。而该文学团体的成员们同样是聚集在一起，然后阅读自己的作品。
但波隆斯卡娅却坚持认为隆茨是团体名称的发起者：“当列夫·隆茨建议称我们的团体为‘谢拉皮翁兄弟’时，我们所有人都被‘兄弟’一词吸引了，甚至都没有想到隐士谢拉皮翁。” 波隆斯卡娅很可能是根据隆茨的那篇著名的关于“谢拉皮翁兄弟”的文章而做此判断。而斯洛尼姆斯基的版本则略有不同：这个名字是在一次会议上被选出来的，然而理由却有其偶然性。据作者回忆说：“在我的桌子上，放着一本不知道谁带来的书，破烂的亮绿色封皮上写着：霍夫曼的《谢拉皮翁兄弟》，革命前由《外国文学学报》出版。”不知是谁（完全没人记得）拿着书高喊道：“就是这个！‘谢拉皮翁兄弟’！他们也聚集在一起互相阅读自己的作品！”因此，彼得格勒的“谢拉皮翁兄弟”与霍夫曼笔下主人公们的相似性也是该团体名字由来的原因之一。
尽管这个名字一直保留了下来，但是在当时大家都认为这个名字只是临时的选择。然而，还有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小组成员会议期间，这本书会出现在桌子上，这件事又与什么有关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要回顾一下，霍夫曼的作品在1920年代的苏维埃俄罗斯经历了什么。
1920年11月，也就是该团体第一次会议前几个月，在莫斯科著名的塔伊罗夫剧院，举行了根据霍夫曼同名小说改编的剧本《布拉姆比尔拉公主》的首映式。此次演出给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受到知识界的热烈讨论。第二个同样重要的事情是：至1921年《谢拉皮翁兄弟》最后一卷已经出版一百年了。我们相信，这也是该书在团体会议期间出现在会议室的原因之一。最后一点，1922年是霍夫曼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日。越接近那一天，大家对这位德国作家的作品就越感兴趣。1922年由著名的艺术评论家布拉乌多创作的献给霍夫曼的一篇特写在苏联出版。由此可见，“偶然”出现在桌子上的书正是当时国内文化生活中诸事件的结果。
彼得格勒的“谢拉皮翁兄弟”成员的组成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该团体在1921年是不断发生变化的。1921年4月中旬波兹涅尔移民。虽然是他父母的决定，但是由于年龄的原因，他也一同离开了自己的祖国。楚科夫斯基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他们和隆茨在华沙站为他送行的场景。
弗谢·伊万诺夫是在团体形成之后才加入“谢拉皮翁兄弟”的。据楚科夫斯基回忆，在“谢拉皮翁兄弟”与高尔基第一次会面期间，是高尔基介绍他们认识了弗谢·伊万诺夫及其作品。随后弗谢·伊万诺夫就加入了兄弟团。这件事也在弗谢·伊万诺夫本人的回忆录中得到证实。他写道，高尔基介绍他与年轻的“谢拉皮翁兄弟们”认识。随后弗谢·伊万诺夫就成为“谢拉皮翁兄弟”的一员。据楚科夫斯基回忆，吉洪诺夫在1921年11月之后加入团体。
经过多番考量，我们最终这样确定该文学团体成员名单：弗谢·伊万诺夫、斯洛尼姆斯基、左琴科、卡维林、尼基京、费定、隆茨、吉洪诺夫、波隆斯卡娅、格鲁兹杰夫。该名单在《简明文学百科全书》、第三版《大苏联百科全书》和斯洛尼姆斯基的回忆录中均有体现。
“谢拉皮翁兄弟”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滑稽性绰号。这些绰号可能与霍夫曼小说中的讲述者有关。正是在这些绰号中产生了最原始的游戏元素。作家阿列克谢·列米佐夫也参与其中，为兄弟团成员提供了一些私人绰号。弗列津斯基对彼得格勒“谢拉皮翁兄弟”的创作颇有研究，他认为这些绰号并非随机选择，它们是有据可依的，是符合作家们的行事风格的。
伊利亚·格鲁兹杰夫——大司祭
列夫·隆茨——百戏艺人
韦尼阿明·卡维林——炼金术士
米哈伊尔·斯洛尼姆斯基——司酒官
尼古拉·尼基京——演说家/编年史专家
康斯坦丁·费定——看门人/掌匙者（列米佐夫提议）
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阿留申
米哈伊尔·左琴科——剑士（列米佐夫提议）
尼古拉·吉洪诺夫——波洛伏茨人（只有列米佐夫这么称呼）
弗拉基米尔·波兹涅尔——小兄弟
“谢拉皮翁兄弟”中唯一的“谢拉皮翁姐妹”是叶莉扎维塔·波隆斯卡娅。
该文学团体拥有自己选举成员的方式，这显然也出自霍夫曼的《谢拉皮翁兄弟》一书。兄弟团队的会议和纪念日都是对外公开的，客人们可以随时来参加。客人中不乏兄弟团队的导师：高尔基、扎米亚京、楚科夫斯基。还有一些是著名的作家和诗人：霍达谢维奇、福尔什、莎吉娘、施瓦尔茨、特尼扬诺夫、列米佐夫、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克柳耶夫。画家有霍达谢维奇和安年科夫。文学家有艾亨鲍姆和维戈茨基。经常来参加会议的女客人们有阿隆基娜、加茨凯维奇、萨佐诺娃、哈里通和加普兰。他们成为了后来的“谢拉皮翁姐妹”。斯洛尼姆斯基在回忆“谢拉皮翁兄弟”在会议上讨论的场景时说道：“兄弟们毫不留情地相互责骂着，这种相互谴责不但没有伤害兄弟间的友情，相反，还促进了兄弟们的成长。”
弗谢·伊万诺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详细地描绘了该团体在进行文学批评时的场景：“霍夫曼笔下有些‘谢拉皮翁兄弟’对同伴的作品是十分宽容的，但我们不同，我们是无情的……（进行文学批评时）在作者的脸上看不到恐惧，在其他‘谢拉皮翁兄弟’的脸上也看不到同情。身为首要发言人，‘演说家’尼基京非常尽责，他详尽地分析、称赞或者批评作家所朗读的作品。在现场可以听到费定的男中音，列夫·隆茨不太稳定的男高音和什克洛夫斯基恳求般的呼吸声。尽管什克洛夫斯基并没有加入‘谢拉皮翁兄弟’，但却是兄弟们最亲密的监护人和保卫者……我们会残酷地指出彼此的缺点，也会为彼此的成就而热血沸腾。”
什克洛夫斯基在团体中扮演的角色需要我们更加仔细地研究。什克洛夫斯基本人曾提到，他可能会成为‘谢拉皮翁兄弟’，但却永远都不会是小说家。尽管如此，隆茨在其1922年的文章《关于意识形态与政论》中指出，什克洛夫斯基确为“谢拉皮翁兄弟”的一员。楚科夫斯基也证明他确实加入了该文学团体。卡维林则认为，什克洛夫斯基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客人，但同时他也指出，有一段时间，“谢拉皮翁兄弟”都将他视为团体成员之一。
什克洛夫斯基在该文学团体成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远不止于此。他在1921年的文章《谢拉皮翁兄弟》中首次以书面形式提到“谢拉皮翁们”，用波隆斯卡娅的话讲，这也就成为他们的“诞生证明”。什氏在文章中描述了这些青年文学家的真实状况：“尽管他们具有写作的技能，但却没有出版的能力。”
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什克洛夫斯基提到了某些文学流派的起源，以及它们对“谢拉皮翁兄弟”创作产生的影响。一方面是“从列斯科夫到列米佐夫，从安德烈·别雷到叶甫盖尼·扎米亚京”的文学路线；另一方面则是西方冒险小说。
什克洛夫斯基指出，团体内部分化出东方派和西方派。后来，在同时期的一封私人信件中，什克洛夫斯基还更加确切地表明：该文学团体的成员划分为“日常派”和“情节派”。得益于什克洛夫斯基的积极干预，《谢拉皮翁兄弟》（第一本文集）于1922年出版。这也是“谢拉皮翁兄弟”唯一的一本文集。随后于1922年在柏林问世的《谢拉皮翁兄弟》（海外版文集）只是俄文版的扩展本。该文集使世人们开始关注兄弟们的风格特点，以及他们在作品形式方面所付诸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值得一提的是已成为传统的“谢拉皮翁式”的问候：“你好，兄弟！写作十分艰难。”这句话出自费定与高尔基的通信。当时，费定提到了文学创作的复杂性：“每个人都曾接触过某种未经规范化的学科，这门学科就是：写作十分艰难。”高尔基曾就该问题欣然回应道：“写作十分艰难——这正是一个极好的口号。”后来，卡维林还以此为书名撰写了一本回忆录。“写作十分艰难”这句话成为“谢拉皮翁兄弟”的共同口号，它反映出该团体从文学学徒到逐渐形成个人风格及职业化的转变。扎米亚京在1922年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学生：“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这都是从培训班中学习到的……对文学作品中冗余成分的摒弃，也许要比写作更加困难。”
马克西姆·高尔基支持“谢拉皮翁兄弟”的文学实验并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一点从高尔基与费定的通信，以及费定的《高尔基在我们中间》一书中都可以得到证明。得益于高尔基的努力，该文学团体不但正式成立，而且实实在在地生存下来。在高尔基的申请下，“谢拉皮翁兄弟”还获得了衣食供给和经济援助。但最重要的是，高尔基在国外大力地宣传“谢拉皮翁兄弟”的创作，商定外文译本的修订并监督维护作家权益。除此之外，高尔基在俄罗斯也极力保护“谢拉皮翁兄弟”，使其免受批评责难。
斯洛尼姆斯基在1922年8月给高尔基的信中这样写道：“于我而言，在当代俄罗斯，该文学团体的存在是最有意义的，也是最令人愉快的事情。在我看来，不夸张地讲，您开启了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某个新阶段。”
文学团体“谢拉皮翁兄弟”存在的时间并不长。1924年5月9日，23岁的作家列夫·隆茨英年早逝，该文学团体的辉煌时期也随之终结。对于隆茨的离世，费定在给高尔基的信中这样写道：“当然，我们每个人都遭受了不同的损失。但现在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从前的亲密友谊，而不再是为了某种能够支撑团体创作的保障。我们并没有解散，因为‘谢拉皮翁’超出了我们自身之外而存在。这个名字拥有自己的生命，它使我们不由自主地，对于一些人来说，甚至是强制性地团结在一起……团体内部逐渐分化，兄弟们开始成长，他们收获了一些技能，个性也日益变得突出。我们常常聚在一起，我们也喜欢聚在一起。我们的聚会是以习惯、友情及必要性为前提，而非强制性的要求。团体的工作和生活需求随着彼得堡浪漫主义者一同消失了。但团体并没有正式解散，直到1929年‘谢拉皮翁兄弟’还在照常庆祝他们的周年纪念日。”团体这个概念本身已经成为过去式，文学团体的生存状况并没有随着时间而得到改善。随着苏联统一作家联盟的出现，它们被迫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2020年12月于俄罗斯
[1] 加丽娜·罗曼诺夫娜·罗曼诺娃，俄罗斯阿穆尔国立师范大学语文系教授，俄语语文学博士，赵晓彬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