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13—14世纪汉文纪行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13—14世纪丝路纪行文学文献中的汉文文献，即以汉文写作为主的纪行创作。在13—14世纪，汉文写作的主体不仅指全部中国作者，还应该包括高丽、安南、日本等区域和国家用汉语写作的作者。汉文纪行文献是13—14世纪丝路纪行文学文献的主要部分，而像上京纪行诗文在元代中晚叶馆阁文人群体的推动下，从馆阁文人到普通士绅，影响波及整个时代，堪称一代制作。

我们按照路线、区域的相似度，将这些汉文纪行创作粗略地拆分为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系列，首先从西向纪行系列说起。为什么从西向纪行系列说起呢？这是因为蒙古人崛起于西北，13—14世纪“丝路”纪行文献是伴随着蒙古国的崛起而繁荣的创作类型，与蒙古人的世界征略活动以及驿站建设密切相关。所谓西向纪行，主要是人们从中原区域前往蒙古人活动的蒙古、中亚甚至东欧区域的纪行创作。

13世纪初蒙古人的崛起和军事征略活动，引起西夏、金、宋等蒙古国周边国家和区域的关注，中土诸国使臣以及宗教人士沿着西夏、金、宋以及蒙古人拓通的驿道追谒蒙古大汗，出现大量西游纪行诗文。

就陆上丝绸之路而言，其线路有：从大都出发往东北行，经过辽朝时期的驿站，可到达奴尔干城（今俄罗斯特林）；从大都出发北行，可到达和林（今蒙古国哈剌和林）；从大都西行，经宣德（今河北宣化）、和林再向西北行可到达莫斯科、那窝果罗（今俄罗斯诺夫哥罗德）；从大都到和林后再向西南行或西行，可到达阿里麻里（今新疆旧霍城）。以上诸路在衔接汉唐以来的丝绸之路后，总汇于西辽故都虎思窝鲁朵（今俄罗斯托克马克东）和可失哈耳（今喀什市）。再西行，可达西亚名城撒麻耳干（今撒马尔罕）、察赤（今塔思干）、塔剌思（今江布尔）、巴里黑（今阿富汗瓦齐拉巴德）。

围绕蒙古人的活动，中原出现以耶律楚材《西游录》（1227年）、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1227年）、刘郁《常德西使记》（1263年）等为代表的“西行”著作，纪行创作开始繁兴。13—14世纪的西向纪行作品还有刘祁《〈乌古孙仲端〉北使记》、赵珙《蒙鞑备录》、彭大雅《黑鞑事略》、张德辉《岭北纪行》、刘敏中《诸国臣服传记》、列班·扫马《列班·扫马游记》、袁桷《拜住元帅出使事实》、察罕《圣武亲征录》、周致中《异域志》、廖莹中《江行杂录》、潘昂霄《河源志》、陈准《北风扬沙录》、葛逻禄乃贤《河朔访古记》、熊梦祥《析津志》、萧洵《元故宫遗录》、刘佶《北巡私记》、殷奎《关外纪行》等17部作品。

说过西向纪行文学创作系列之后，我们接着说北向纪行文学创作系列。为什么接着说北向纪行系列呢？这依旧与蒙古人的活动密切有关。北向纪行系列主要体现为中原区域沿着草原丝路前往上都的上京纪行诗文。1260年以后，蒙古帝国分裂为元朝和其他汗国，元王朝为加强与西北宗王的联系，实行两都巡幸制，“草原丝路”畅通而且文化交流相当频繁。由于元朝实行“两都巡幸制”，大量馆臣、僧侣、商贩穿行于大都和上都之间的“草原丝路”，留下大量纪行创作。据周伯琦《扈从集前序》序言所载，大都到上都，一路须经：昌平、龙虎台（新店）、居庸关，直到沙岭。以沙岭为界，之前一路为山路，之后则为朔漠。再经过牛群头，到察罕诺尔（汉语：白海）、白海有行宫，曰亨嘉殿，再到云需总管府所在地，又到鹰房，再是郑谷店、明安驿泥河儿、李陵台驿双庙儿等驿站，再到桓州，名为六十里店，再前至南坡店，到了南坡离上都就很近了。据今人考察[1]，南段：自大都出健德门北行，经大口、龙虎台。逾南口，过弹琴峡、八达岭，至岔道口，遂与东辇道分途。复折而西北，经榆林、怀来，至于土木。中程：自统幕，舍西辇道，折而东北，越长安岭、李老谷、浩门岭，至于赤城，复溯白河北行，经沙岭、云州、龙门峡，遂与东辇道并出独石口。更北度偏岭，经担子洼，至牛群头，遂与西辇道复合。北段：自牛群头复西北行，至察罕诺尔，逆上都河左岸北上，经明安、李陵台、新桓州、南坡店，遂抵上都。元朝的馆阁文人是上京纪行诗文创作的主力军，“几乎全部馆阁文人、有一定影响的文臣”都是上京纪行诗文的创作者。这些作品有王恽《开平纪行》、陈孚《玉堂稿》、袁桷《开平四集》、杨允孚《滦京杂咏》、周伯琦《扈从集》《近光集》、张昱《辇下曲》以及大量馆阁文人及其他约80名作者的上都纪行诗文总共2000篇左右。

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东向和西南向的创作情况。所谓东向纪行系列：主要是指中国腹心区域与其东北方向的高丽、日本之间往来的纪行文学创作。[2]

我们可以先来看看元朝与高丽之间的纪行创作。13—14世纪蒙元政权与高丽的关系可以解释为宗藩关系，以高丽对蒙元王朝朝贡为主。从研究者的统计来看，蒙古自1229年太宗即位至1368年明朝建立，130余年间，高丽遣使朝觐达556次，大多数情况下，来华使臣需要前往上都和大都，一般他们由海路在山东登州下船，之后继续沿海路先到沙门岛（今山东长山列岛），进入莱州洋（今莱州湾），继而沿海岸至直沽（今天津），再到大都[3]。从现今留存的作品情况来看，主要存于陈澕《燕行诗》、金坵《止浦集》、李承休《宾王录》《动安居士集》、金九容《金陵录》《流云南》、李齐贤《奉使录》、李崇仁《奉使录》、李穑《燕客录》、安轴《谨斋集》、郑梦周《金陵录》《赴南诗》、李詹《两朝金陵录》《观光录》、李仲学《麟斋遗稿》、权近《点马行录》《奉使录》、郑道传《朝京诗》、赵浚《辛未录》、崔瀣《农隐集》、僧一然《三国遗事》、申贤《华海师廷对录》、李穀《燕居录》、郑浦《燕京录》、无名氏《北征录》等著中。此外，释普愚《太古游学录》、释懒翁《大元访师录》、无名氏《朴事通谚解》、无名氏《老乞大》以及中国使臣前往高丽的纪行之作李至刚《耽罗志略》等约计30种，都反映出高丽与元朝之间频密的往来交流情形。

元朝与日本之间的纪行创作，以中日僧侣的汉文诗文为主要内容。在元朝，由于1274年、1281年，由元朝发动的永安之役和弘安之役都以元朝失败而告终，所以终元之朝，元、日之间并无官方的使节互通情况，但日本与元朝的民间商贸往来以及借由僧侣而进行的文化交流活动实际非常频繁。像吴莱所云“自庆元航海而来，艨艟数十，戈矛剑戟，莫不毕具，铦锋淬锷，天下无利铁。出其重货公然贸易，即不满所欲，燔爇城郭，抄掠居民”[4]，情况虽有些激烈，实际说明元、日之间这种不受官方保护和鼓励的贸易往来非常频繁，其情形甚至超过唐宋。而“入元僧名传至今的，实达二百二十余人之多，至于无名的入元僧更不知几百人了。而这些入元僧都是搭乘商船，三三两两，来来往往的，可见当时开往元朝的商船是如何之多”[5]。日本与元朝之间的来往主要依靠海路，从日本的博多跨越东海到达庆元港[6]。有关13—14世纪元日之间的纪行创作如中国的王恽《泛海小录》，此外宋无《鲸背吟》《啽呓集》、周密《癸辛杂录》等；还有日本的石清水八幡宫神宫撰写的《八幡愚童记》、佚名所撰《太平记》、雪村友梅《岷峨集》《雪村大和尚行道记》、别源圆旨《南游集》《东归集》、清拙正澄《禅居集》、中岩圆月《藤荫琐纲集》、虎关师炼《济北集》等若干种作品[7]。

至于南向纪行系列，主要是人们往来东南亚、安南、西南等区域的纪行文学创作。具体又可以分东南向和西南向来看。

东南向的纪行创作，主要是沿南海而行所产生的东南亚海上丝路纪行创作。在13—14世纪期间，东南亚海上丝路所经停的港口有：泉州、杭州、广州、扬州、温州、庆元、三佛加（今印尼巨港）、马八儿俱兰（今印度奎隆）、僧伽那山（今斯里兰卡）、忽里模子（今伊朗阿巴斯港附近）和波斯啰（今伊拉克巴士拉）、祖法儿（今阿曼佐法尔）、默伽城（今麦加）、密昔儿（今埃及）、层摇罗（今坦桑尼亚达累斯撒拉姆沿海岸地区）、马达伽思伽儿（今马达加斯加）、威尼斯等。这些创作主要留存于赵汝适《诸蕃志》，陈大震、吕桂孙《大德南海志》、汪大渊《岛夷志略》等几种作品中。

西南向的纪行创作：是沿西南方向而走的安南、云南、真腊等区域的海、陆丝路纪行创作。自忽必烈括大理后，“其地，东至普安路之横山，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之鹿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8]，所辖区域实际包括今云南全省，四川、贵州二省及缅甸、泰国、老挝、越南四个国家的各一部分。自大都西南行，经冀宁（太原），至奉元（西安）；转向西行，经兰州和河源西北，南去达乌思藏（拉萨）。自大都西南行，经冀宁、奉元、成都至中庆（昆明）；自大都南偏西行，经汴梁（开封市）、中兴（江陵）、贵州（贵阳），亦至中庆（昆明）。自中庆东南行，可达大越大罗城（越南河内）；西南行，可达缅国蒲甘城（缅甸蒲甘）。现今有关安南的纪行创作的作品有黎崱的《安南志略》、阮忠彦的《介轩集》、陈孚的《交洲稿》、徐明善的《天南行记》、张立道的《安南录》、文矩的《安南行记》、傅与砺的《南征稿》、智熙善的《越南行稿》、萧泰登的《使交录》、张以宁的《安南纪行集》等；云南的纪行创作有郝天挺的《云南实录》、郭松年的《大理行记》、李京的《云南志略》《鸠巢漫稿》、张立道的《云南风土记》、段福的《征行集》，此外还有关于真腊的如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缅甸的有无名氏《皇元征缅录》，等等，约计18部。

汉文纪行文献是13—14世纪丝路纪行文学文献的主要部分，以上所列举的汉文纪行作品文献，虽然看起来不少，但实际上在史书、方志、别集中还能钩稽出不少内容，很值得继续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