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今天，人类正面临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人类社会面临深刻的治理困局。在国际层面，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到2014年全球大宗商品降价，再到2020年新冠疫情突发，及至俄乌冲突、以哈冲突相继爆发，逆全球化风起云涌，小规模战争此起彼伏，现有国际秩序日渐失效，全球可持续发展不断遭受冲击。这一系列变化正在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与世界格局产生全局性、系统性的影响，既为全球治理带来严峻挑战，也为全球治理的转型与创新提供了契机。在国际体系的持续变动中，旧有生产公共产品的国际机制和规则较为陈旧，难以妥善服务新的国际社会，但新的国际机制尚未成熟。全球团结发展的共识被大幅削弱，发展失衡成为当前世界经济的典型特征。在中国的国内层面，疫情之前的“三期叠加”（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与后疫情时代的“转型共振”（大国权力结构调整期、科技浪潮领衔更替期和全球发展体系变迁期）相互影响，使国内治理面临尤为复杂的新挑战。现代金融、税务财政与日常社会管理系统的治理难度也在显著增加。内外形势的变化推动中国必须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也必须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建设。
回顾近代历史，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改革与建设可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如果考虑到“治理”有别于“管理”在于行为主体的多元平等，那么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参与应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体系本质上还是“全球殖民统治体系”。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全球殖民统治体系”内被奴役的那一部分。所以，中国近代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国家治理体系的首要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然后是实现工业化和近代化。只有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才有作为一个能动性主体参与到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可能性。
殖民势力东来以后，全球治理体系逐渐形成，但并未将中国作为一个实际意义上的主体对待，因为彼时的中国在此体系中的身份和作用还是被迫服从于西方殖民统治体系的利益与目的。换言之，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视为现代意义上全球治理体系开始构建的时间节点，但中国基本上是以“被束缚者”的身份参与到那个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华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或许是近代中国大规模但不平等地融入世界体系的开始。随着中国参加国联，中国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治理体系的遵守者和践行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全球性治理体系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参与创建联合国及永久性地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体制性地标志着中国以主要行动者的身份加入到全球治理的基础建构中，夯实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历史基础和法理基础。
随着中国在全球地位的提升，中国需要提出解决世界性问题的方案。如今，中国提出了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三大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以期突破全球治理的地缘冲突困境、发展失衡困境、体系失灵困境和价值混乱困境，进而弥合全球治理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和价值赤字。但要将倡议落实到政策与现实中具体的改变，中国还需要形塑学理逻辑，建构知识体系，还需要各界广泛参与，多元共同推动。本书是对这一愿景的微观基础的系统考察，从而希望能推动一种全球善治。
纵观本书，从宏大的世界体系到微观的村落果园，从心灵认知到扶贫济困，本书所涉猎的范围甚广，涵盖了治理领域的方方面以及各个层次。本书的每一篇文章都提炼出一种关于治理的新观念或者新方法。马克斯·韦伯曾说，直接支配人们行动的是利益（物质的和理念的），不是观念。然而，这些观念所形成的“世界表象”往往成为传送器，它决定利益的动力在什么轨道上推送行动。本书将这些潜藏于实践与经验中的新观念提炼出来，拼搭在一起，呈现了中国治理的底层图案。进一步说，王赓武教授曾按历史因素，分析了“中国性”（Chineseness）的历史建构过程与多元内涵。本书关于中国治理经验与实践的每一种观念的萃取实际上也是对“中国性”的一种形式呈现。
此外，本书的排篇布局贯通了内外两面。对于研究中国政治及国际关系的学者而言，如果我们不去注意周围的世界，世界就会变，而我们之所以了解周围，是因为首先我们了解有一个“圆心”。这个周围世界就是中国治理的全球性。这个“圆心”就是我们研究的最终焦点：中国性。不了解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创造性参与就无法全面理解中国治理的内涵，而正是因为我们要挖掘中国治理中的那个“中国性”，所以才要了解周围的世界。本书的上下两部分正好反映了中国治理辩证的两面：中国性与全球性的不可分割与互相建构。在二者之间把握中国治理的精髓。
本书的主要作者群由武汉大学的青年政治学学者及研究生、墨尔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青年学者与博士生以及墨尔本大学毕业的校友共同构成。本书的两位编者都曾在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所（Asia Institute）就读博士学位。毕业后，刘天阳副教授来到武汉大学任教。谈笑博士留在墨尔本大学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在本书的作者里，与他们同一届毕业于墨尔本大学后加入武汉大学的还有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关天如副教授。本书的研究者群体源于他们的同事关系抑或学缘关系。可以说，这一合作实践构成了武大与墨大关于中国研究合作的一道独特风景。我本人从事法学研究，也是墨尔本大学的校友，为年轻一代推动两校合作的努力感到由衷欣慰。全球治理本是一种主体间的共构过程，关于治理的新思想也必然离不开大洋两岸学者的互动与创造。关于中国治理这一大议题，希望今后能在本书的基础上形成一个跨洋对话的系列丛书，成为中国治理研究的一个独特而活跃的“微场域”。
是为序。
余敏友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
海洋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