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曹操的身世生平

曹操一生基本是在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活中度过的，也与汉末社会政治纠缠在一起，是汉魏政权鼎革的关键人物；曹操又是汉末建安时代的文坛领袖，是建安文学繁荣的有力参与者、支持者和保障者。这是把握曹操人生的关键，也是理解曹操与建安文人和文学的前提。

曹操活了66岁，根据他人生事业的发展过程，大体可分三个阶段：建安元年（196）即42岁之前，为曹操逐鹿中原的青年时期；建安元年至建安十五年（210）即42—56岁，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逐步统一巩固北方的中年时期；建安十六年（211）至去世即57—66岁，为曹操经营曹氏天下的暮年时期。

一 家庭出身与身份叛逆

曹操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汉桓帝永寿元年（155）出生于一个具有宦官背景的家庭。他的祖父曹腾，安帝时入选为小黄门，历仕安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五帝。顺帝时曾任中常侍大长秋即宦官总管，后因拥立桓帝有功，被封为费亭侯。《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司马彪《续汉书》说，曹腾“在省闼三十余年，历事四帝，未尝有过。好进达贤能，终无所毁伤。其所称荐，若陈留虞放、边韶、南阳延固、张温、弘农张奂、颍川堂溪典等，皆致位公卿，而不伐其善”[1]。魏明帝太和三年（229），被追尊为高皇帝。汉末宦官集团是一个坏事做尽、恶贯满盈、臭名昭著的政治毒瘤，后世对汉末阉宦集团是深恶痛绝的，但在如此的社会政治背景下，作为宦官大头目的曹腾能得到如此的评价，实属不易。曹操的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桓帝时官至太尉，黄初元年（220）曹丕代汉称帝后，被追尊为太皇帝。关于曹嵩的身世，《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说“莫能审其生出本末”[2]，即不知道曹嵩出身的本家，但吴人所作的《曹瞒传》和郭颁的《魏晋世语》都说曹嵩乃是“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3]。结合夏侯氏一族人物后来在曹操军事集团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三国志》将夏侯氏与曹氏同传并列的事实看，这一说法应该是有一定根据的。不管怎么说，按今天的说法，曹操在当时也是属于一个“官二代”，只不过曹操家的这个“官”，不是当时士人推崇的清流士大夫官僚的“官”，如袁绍那样的“四世五公”的官僚世家，而是大家深恶痛绝的祸国殃民的宦官的“官”。

这样一个不光彩的家庭出身背景，不仅给曹操平添了许多恶名，而且也成了以后他的政敌时常拿来嘲戏和诟病他的理由。如官渡之战时，陈琳还在袁绍幕府，曾为袁绍写作《为袁绍檄豫州》[4]，就辱骂曹操出自“乞丐携养”，为“赘阉遗丑”，“本无懿德”“好乱乐祸”，认定他天生就不是一个好人；即使曹操后来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位高权重的政治地位，他的政敌周瑜也还认为他是“托名汉相，其实汉贼”[5]。这些言语的背后除政治立场外，都不排除有对曹操家庭出身的先入为主的定见。可以说，曹操的家庭出身背景实实在在给他贴上的身份标签，不仅是曹操一生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而且对其人格心理发展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三国志·武帝纪》说：“太祖（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6]少年曹操的机警权数许多史籍都有记载，如《曹瞒传》即记载有一个他欺哄父亲的故事：

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于嵩。太祖患之。后逢叔父于路，乃阳败面口；叔父怪而问其故，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嵩惊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问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乃疑焉。自后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太祖于是益得肆意矣。[7]

由于曹操叔父经常向他父亲打小报告诬陷曹操，曹操忌恨叔父的作为，就设诡计欺哄父亲，同时向父亲暗示叔父对自己有偏见。曹操小计略施，效果满满，既矫正了自己在父亲心里的形象，又摧毁了叔父对自己的恶语中伤，可谓一举两得，一箭双雕，四两拨千斤。《世说新语·假谲》也记载曹操少时的一个故事：

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呼叫云：“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观，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妇与绍还出。失道，坠枳棘中，绍不能得动。复大叫云：“偷儿在此！”绍遑迫自掷出，遂以俱免。[8]

曹操与袁绍少年时为好朋友，都非常淘气，喜欢恶作剧。这个故事主要凸显了少年曹操的聪明鬼机灵。这些故事都说明，少年时期的曹操即表现出许多与众不同的地方。所以，在曹操还没有出名之时，当时名士桥玄就认为曹操具有“命世之才”[9]。

曹操自少即有政治理想和抱负，渴望“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10]。所以，他入仕之后，深知自己的出身为当时的清流士人所不齿，为了改变人们的看法，曹操就做了许多与他的家庭背景格格不入的事情。如在担任洛阳北部尉、顿丘令和议郎期间，曹操执法如山，《三国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言其下令“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11]，不仅公然杖杀当时臭名昭著的宦官小黄门蹇硕的叔父，而且公开上书朝廷，为因谋诛宦官而被害的清流士人窦武、陈蕃鸣冤叫屈。青年曹操的这些所作所为，可以说是自觉地对其家庭出身的叛逆，迎合时代的崇尚。如果深究还可以发现，曹操的叛逆也与他本人的修养和生活的时代有密切关系。曹操自少即“明古学”[12]，深受儒家精神的熏染，他的青少年时期又恰好生活在清流党人激扬名节士风、激烈抨击朝政的桓灵时代，清流党人的耿直风范和倡正直、恶奸邪，以挽救“政教日乱”颓局的理想都是曹操所仰慕的。曹操对家庭出身的叛逆，其实是在自觉地顺应这个时代潮流，因为曹操深知欲摆脱自己家庭背景这个可恶的标签，只有以更加鲜明的反宦官姿态，更加同情清流党人的言行，才能博得清流士人的认可。这说明从踏入仕途开始，曹操对自己的生活处境就具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在激扬名节、注重名声的现实环境下，他只有重塑自身，建立名誉，才能在将来有更大更好的发展空间。曹操强逼汝南月旦评名家许劭来评论自己也是此心态的典型表现。尽管曹操的这些付出最后未必完全为世人所认可，但他的努力则是自觉的，他试图以一种全新的个人面貌被社会接受。就此而言，青年时期的曹操对自己的人生规划一开始就是比较清晰明确、具有实践理性的。

二 意气风发、逐鹿中原的青年时期

曹操20岁时被举孝廉，后担任洛阳北部尉，23岁任顿丘（今河南清丰）令，后又被朝廷征为议郎。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30岁的曹操被任命为骑都尉，参与平定黄巾起义。34岁时又被任命为典军校尉，成为当时著名的“西园八校尉”之一。次年，汉灵帝去世，皇子刘辩即位。秉政的大将军、外戚何进谋诛宦官，但新执政的何太后不接受何进的建议。于是何进乃欲援引西北猛将董卓进京以胁迫何太后，结果密谋败露，何进反为宦官所杀。董卓进京后，不仅没有匡扶汉室之心，反而充分暴露出残忍的本性，废少帝刘辩为弘农王，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即后来的汉献帝，树威固权，独断专行，倒行逆施，肆无忌惮，无恶不作。《后汉书·董卓传》记载：

是时洛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掠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开文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奸乱公主，妻略宫人，虐刑滥罚，睚眦必死，群僚内外莫能自固。卓尝遣军至阳城，时人会于社下，悉令就斩之，驾其车重，载其妇女，以头系车辕，歌呼而还。又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虡、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故货贱物贵，谷石数万。[13]

面对董卓的强梁跋扈，朝廷上下人人自危。曹操为了躲避祸害，只身逃出京师洛阳，到陈留募兵，得兵五千人，这成为曹操后来左冲右突、驰骋中原的重要资本。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关东豪杰因不满董卓的暴政，推举袁绍为盟主讨伐董卓，36岁的曹操以奋武将军的身份参加了讨伐董卓的军事行动。但因关东豪杰各怀鬼胎，私欲膨胀，董卓还未被灭，参战的军阀豪杰就开始发生了火并。初平二年（191），董卓迫于形势压力，劫持汉献帝逃到长安。次年，被王允、吕布所杀。而此时的关东中原地区正处于军阀之间为了地盘的相互争夺和黄巾军狼烟四起的兵燹之下，朝廷宗庙燔丧，百姓流离失所。曹操听从鲍信“可规大河之南，以待其变”[14]的建议，入东郡击破黄巾黑山军，袁绍就表荐曹操为东郡太守。初平三年（192），青州黄巾进攻兖州，曹操又进兵兖州，自领兖州牧，击破青州黄巾，“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15]。兖州的取得和对青州黄巾的收编，不仅使曹操拥有了相对稳定的地盘，也使曹操具有了在军阀争霸中可以凭借的重要军事力量，这成为曹操在以后中原逐鹿中的最大本钱，当然也是曹操人生事业发展的重要转折，此时曹操38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龄。之后，曹操又南奔北投，左冲右杀，破袁术，征陶谦，战吕布，逐渐实现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16]的战略意图。

三 挟天子以令诸侯，统一北方的中年时期

如果说建安元年（196）之前，曹操在军事方面已经不断发展壮大，有了自己可以和其他军事势力周旋抗衡的重要凭借，那么，建安元年迎汉献帝迁都许昌的政治举措，则为曹操赢得了其他军阀势力不具备的政治优势。从此，曹操“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己以听”[17]，他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假借天子之名以行己意。诚如《后汉书·董卓传》所言：“自都许之后，权归曹氏。”[18]这不能不说是曹操人到中年的良好开局，此年曹操42岁。

曹操迎汉献帝都许的政治举措，对摇摇欲坠的东汉朝廷而言，不啻是捡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因为“自天子西迁，朝廷日乱，至是宗庙社稷制度始立”[19]，又得以苟延残喘二十余年。而对曹操来说，此举不仅收买了天下人心，也博得了当时文士的好感。如孔融即写有《六言诗》三首盛赞曹操之举：

汉家中叶道微，董卓作乱乘衰，僭上虐下专威。万官惶怖莫违，百姓惨惨心悲。

郭李分争为非，迁都长安思归。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

从洛到许巍巍，曹公辅国无私。减去厨膳甘肥。群僚率从祁祁。虽得俸禄常饥。念我苦寒心悲。[20]

后来许多文士投奔曹操麾下并最后形成邺下文人集团，当然与曹操重视笼络人才的政策有关，但在“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21]（《薤露行》）的无法无天的僭越背景下，曹操迎汉献帝都许这一政治举措无疑也给人留下了“躬奉天王”[22]（《短歌行》其二）的好印象，它背后的潜在感召力是不可忽视的。这说明曹操是一个具有政治远见又善于审时度势的聪明人。

伴随曹操对朝廷的控制和军阀势力的不断组合，北方逐渐形成曹操和袁绍两大军事实力集团。建安五年（200），曹操与北方最大的军事势力袁绍在官渡决战，结果曹操以少胜多，战胜袁绍。建安九年（204），曹操又攻占了袁绍的大本营邺城（今河北临漳）。随后，曹操又北征乌桓三郡，基本扫除了袁绍在北方的残余势力，取得了在北方的统治权。但曹操的政治目标是远大的，他并不想成为统治一方的诸侯，他最终要实现的是“天下归心”，统一全国。所以，在扫除后顾之忧，北方广大地区逐渐被他控制之后，他就开始着手兵发江南，试图实现统一天下的伟业了。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南征荆州刘表，欲统一江南，结果在赤壁（今湖北赤壁市）与孙权、刘备联军决战时，一败涂地，无奈狼狈逃回。随着曹操赤壁之战的失败，盘踞长江中下游的孙权集团、长江上游和西南地区的刘备集团的势力迅速得以巩固和发展，南北呈现出对峙的局面，最终形成三国鼎立的政治格局。

四 经营曹氏天下的暮年时期

赤壁之战后，孙权、刘备两大政治集团实力不断发展壮大，对曹操来说，统一全国已经无望。于是，曹操的政治策略也适时随之进行了调整，即由对外的征伐转向对内的巩固。尽管此后曹操还不断有军事行动，但规模明显减弱，而且主要是出于巩固现有区域的目的。与此同时，随着曹操威权专断的逐渐明显，非议曹操不臣的言论也日益增多，诚如他建安十五年（210）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所说：“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23]在此形势下，如何清扫异己势力、弭除朝廷谤议、巩固已有基业就成了曹操的心腹之患、头等之事。可以说，后期曹操的所作所为基本是围绕此核心展开的。

面对时下“不逊之志”的物议，曹操并没有收敛，反而更加突出对权力的控制。建安十六年（211），曹操迫使朝廷封其子曹植为平原侯、曹据为范阳侯、曹豹为饶阳侯，又“命公世子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24]，从而在政治上形成翼卫之势。张作耀《曹操传》即指出，曹操此举明显“加紧了巩固权力的步伐，扩大直接控制的地盘是其一，诸子封侯以增外援是其二，更重要的一步是用天子的名义命曹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此其三。让儿子直接参与控制军政大权，成为仅次于自己地位的政要，用心非常清楚，就是谋为子孙代汉而作准备”[25]。建安十七年（212），曹操被议可晋爵为公，曹操大谋士荀彧持异议，结果曹操“心不能平”[26]，就故意刁难对其事业发展有重大贡献的荀彧，致使荀彧饮药而卒。建安十八年（213），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27]，开始着手搭建魏国班子，任命王粲等人草创朝仪。建安十九年（214），曹操又迫使汉献帝聘其二女入宫为贵人，同时诛杀汉献帝皇后伏氏家族，加强对汉献帝的控制。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晋爵为魏王，借口赐死不同政见者河北大名士崔琰，又封曹彰、曹彪诸子为侯。建安二十二年（217），曹操出行设天子旌旗，备天子乘舆，立曹丕为太子。至此，汉朝廷已仅剩下躯壳，徒有虚名，而曹魏天下则实至而名归。但代汉称帝的最后一步，曹操并没有踏出去。建安二十四年（219），孙权向曹操上表称臣，希望曹操顺应天命，这当然正中曹操的心怀，但曹操却没有接受孙权建议，反而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28]夏侯惇等曹操部将也曾劝曹操“应天顺民”，代汉自立，而曹操的态度则是“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29]。

就经营曹氏天下而言，曹操面对的最大威胁当然是来自不同阵营的外在压力，所以，他一方面清除政治异己势力，一方面巩固和扩大曹氏的政治权力和地位，基本扫清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但在曹魏政权内部是否能够顺利交接，平稳过渡，不发生变乱，对曹操而言，也是必须考虑的问题。由于曹操在选择接班人问题上长期犹豫不决，结果导致曹丕、曹植兄弟在立嫡问题上相互争夺，各树党羽，甚至最后几乎到了白热化程度。也就是说，即使曹丕已经被定为太子，但他是否能够顺利接班依然是个问题，因为拥护曹植的势力还是非常强大的，不要说曹魏的其他官员，就是曹氏家族内部也不乏心仪曹植的人。如《三国志·曹彰传》记载，曹操在洛阳弥留之际，曾召在长安的曹彰疾驰回洛阳，结果曹彰还未到洛阳，曹操就去世了。那么，曹操为什么在这关键时刻召回曹彰呢？《三国志·曹彰传》没有明确记载，但裴松之注引《魏略》则说：“彰至，谓临淄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30]这当然是曹彰的判断，未必是曹操的意思。又据《三国志·贾逵传》记载：“太祖崩洛阳，逵典丧事。时鄢陵侯彰行越骑将军，从长安来赴，问逵先王玺绶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邺，国有储副。先王玺绶，非君侯所宜问也。’”[31]所以，《魏氏春秋》说：“彰问玺绶，将有异志。”[32]这至少说明，在曹氏家族集团内部，关于接班人问题并没有形成完全的共识。对此复杂多变的政治情势，理性而聪明的曹操当然是心知肚明的。所以，深谋远虑、实用理性至上的曹操一旦决定由曹丕为太子，作为未来的接班人，他就一定要给曹丕上位扫清不必要的障碍，顺势打压曹丕对立面的曹植势力，从而保证曹丕接班时不至于发生很大的动荡和变乱。了解了曹操此时的复杂心态，也就理解了《曹植传》这段描写背后丰富的政治内涵：

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植益内不自安。[33]

另外，据《三国志·崔琰传》裴注引《世语》记载，曹植的妻子崔氏乃是崔琰兄长的女儿，她因“衣绣，太祖登台见之，以违制命，还家赐死”[34]，这件事张可礼先生认为应“发生在植失宠后”[35]，其说可信。要之，在曹丕被立为太子后，曹植不仅日渐失宠，而且身边接二连三发生了许多非同寻常的事件，这绝不是偶然的，尤其是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植的好朋友、重要谋士杨修被诛杀，所有这些都应该与曹操的“虑终始之变”有关。这说明，曹操后期基本是围绕经营曹氏天下这个核心要务来行事的，不管是谁，只要妨碍曹操的这个核心要务，他都不会心慈手软。荀彧、崔琰、杨修之死，甚至曹植妻子崔氏被赐死，都与此有甚大关系。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曹植传》的这段描写实际反映的正是曹植此一时段的生存处境。如果说导致曹植“宠日衰”还有曹植自身性格方面的因素，那么，让曹植“内不自安”更多的则是政治的原因，而其根源却是对他宠爱有加、另眼相看的父亲。就此而言，此时的曹植已经有一种不祥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感了，他后期的人生命运遭际也在此时深深地埋下了伏笔。

总之，在曹操去世之前，他已经按照自己的意愿完成了他能够完成的使命，不仅为曹丕地位的稳定清除了后患，也为最后曹丕的顺利代汉铺平了道路，汉魏鼎革已顺势而为，水到渠成。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时年66岁的曹操在洛阳去世，曹丕顺利继位为丞相、魏王，领冀州牧；十月，曹丕迫逼汉献帝禅让退位，正大光明地称帝即位，建立魏朝，改延康元年为黄初元年，顺利实现了汉魏的易代革命。曹操也被追尊为魏武帝，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夙愿。

曹操一生著述丰富。《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魏武帝集》26卷，《魏武帝集新撰》10卷，另有《孙子注》等。目前通行的收录比较完备的曹操著作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曹操集》，注释本有黄节的《魏武帝诗注》、夏传才的《曹操集校注》、安徽亳县《曹操集》译注小组集体完成的《曹操集译注》等，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辑的《三曹资料汇编》汇辑了历代相关“三曹”“七子”和建安文学的评论史料，颇方便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