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建安文人的离散聚合与建安文学的演进发展

汉末建安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在经过近四百年秦汉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之后，又一次陷入乱离纷争的时代，开启了此后近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期。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以“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八个字来概括此一时期最基本的社会文化特征，可谓精确恰当，简约凝练。

在此“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大背景下，建安文人和当时一般的社会民众一样都饱尝了战争的苦难和战火的洗礼。为了保全性命，躲避祸患，他们大都选择逃离中原，流散他乡，以避免兵燹战火，都经历了人生中一段悲苦的背井离乡、漂泊流亡的生活，而最后又都回归中原，会聚在曹操麾下。因此，建安文人的离散聚合过程，实际就是建安文学的发展演进过程，建安文学的发展应该在社会动荡和生活变迁这样动态的过程中来考察。大体而言，建安文学的演进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一 形成期

从汉献帝初平元年（190）董卓之乱至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前后，这是建安文人由星散各地到逐渐聚合邺城的时期，是邺下文人集团的形成期。

建安文人最初都是星散各地，或各自为主，或独自飘零的。如陈琳，先是任何进主簿，何进被杀后又投奔冀州，依附袁绍，成为袁绍幕府重要的文人，官渡之战前夕袁绍发布的著名的《为袁绍檄豫州》即出自他手；又如王粲，少年时随家人西迁长安，后西京扰乱，他又流寓到荆州，依附刘表，赤壁之战前夕归附曹操；再如徐干，先是在京师洛阳求学，后遇军阀混战，就离开洛阳回到了家乡临淄，栖身海滨，继续读书。有的甚至在军阀混战的乱离中身遭凄惨，命运坎坷，在自己内心留下终生不可磨灭的伤痛。如建安著名女作家蔡琰，在“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之后，她的家乡陈留遭遇胡兵的侵扰，在军阀混战中，她被胡兵掳掠，“长驱西入关”，流落到南匈奴，不仅经历了“迥路险且阻”的艰辛困苦，而且还饱受无穷的精神折磨和屈辱的身心摧残。她的《悲愤诗》叙说的就是她人生中的这一悲惨经历。可以说，汉末的社会动荡不啻是广大民众百姓饱尝了社会的苦难、生死的折磨，也使建安文人经历了生活的丕变，留下了人生的终极之痛。

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汉献帝迁都许昌，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尤其是建安五年（200）曹操和袁绍官渡之战以后，曹操在政治军事上的优势地位更加明显，于是，星散各地的建安文人开始逐渐归拢于曹操的麾下。

在建安七子中，阮瑀、应玚、刘桢应该是比较早进入曹操幕府的。之后，陈琳、徐干也先后归附曹操。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发生，流寓在荆州的王粲说服刘表之子刘琮归降曹操，王粲也北归进入曹操幕府。至此，建安文人的核心成员，除孔融外，皆会聚邺城。邺城即现在的河北临漳县，原是袁绍的大本营，建安九年（204）曹操攻克邺城后，这里又成了曹操的政治活动中心。随着王粲的北归，邺下文人集团也最终形成。关于建安文人这一时期的流寓生活和聚拢过程，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有简练的概括：“昔仲宣（王粲）独步于汉南，孔璋（陈琳）鹰扬于河朔，伟长（徐干）擅名于青土，公干（刘桢）振藻于海隅，德琏（应玚）发迹于北魏，足下（杨修）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11]曹植的话虽然不免有炫耀的成分，但他说的却是事实。

由于这一时期的建安文人都曾经饱尝流离之苦，漂泊不定的人生经历使他们更多地了解到社会下层民众生活的悲惨，所以，他们创作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抒发了他们对民众生活和现实政治的关切，显示了他们悲天悯人的文人情怀。曹操的《蒿里行》《薤露行》、孔融的《杂诗》《六言诗》其二、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等，都是此时期的经典名作。

这一时期，建安文人的创作也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概括其总体特征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12]具体而言，这个时期建安文人的创作特点可以归纳为如下几句话：世积乱离是其写作的社会现实背景；民生疾苦是其关注的重要题材内涵；抒发感慨是其创作的共同情感指向；慷慨悲凉是其突出的艺术审美特征。

二 繁荣期

从赤壁之战后的建安十四年（209）至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去世，这是邺下文人集团的重要活动期，也是邺下文人集团的创作繁荣期。

建安九年（204）九月，曹操攻克袁绍的政治中心邺城，从此，邺城作为曹操的大本营，成为他军事征伐活动之外重要的生活中心。建安文人的主要成员也都集聚在邺下形成邺下文人集团，与曹操父子日夜相伴。这时，北方基本处于曹操的掌控之中，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日渐减少，生活环境渐趋稳定，邺下文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也开始悄然发生变化。其突出的特点就是，以曹丕兄弟为核心的群体性的文化娱乐和宴游活动日渐增多。生活处境的变化，使建安文人渐渐从前期“羁旅无终极，忧思壮难任”[13]（王粲《七哀诗》）的悲苦心境中走出来，在游宴活动中，他们或斗鸡走马，射猎游宴，或诗酒高会，“辩论释郁结，援笔兴文章”[14]（应玚《公宴诗》），以诗酒风流尽情展示自己的个性风采。邺下时期是建安文人游娱活动和文化活动最为活跃的时期，也是他们文学创作最为繁盛的时期，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精神面貌，无论是才华展现还是个性挥洒，建安文人都发挥到了极致。

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所言，常常“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15]，觥筹交错，兴高采烈，激扬文字，意气风发；在文学创作时，他们又常常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里说的“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16]，乐观自信，气扬采飞，挥洒自如，酣畅淋漓。建安文人的才情个性、气质风流可以说在邺下时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铸就了令后人钦羡不已的“邺下风流”。

与第一阶段相比，邺下时期建安文人的创作有四个突出的变化与特点。

第一，对社会苦难、民生疾苦的关注慢慢淡出他们的视野，对自我生活情志的表现逐渐成为抒写的重要内容，创作题材呈现出明显的由社会民生向自我人生潜转的倾向。

第二，伴随群体性文化游娱活动的日渐增多，邺下文人同题共作的创作现象特别突出。建安十五年（210）冬，邺城铜雀台始成，曹操曾率诸子登台，命各自作诗赋，曹植初露才华，得到曹操的格外赏识。建安十六年（211），曹丕为五官中郎将之后，时常与曹植、陈琳、徐干、王粲、刘桢、应玚等在邺中宴集，而且还与吴质、阮瑀、陈琳、徐干、王粲、曹真、曹休等人有大规模的南皮之游。建安十七年（212）春，曹操又率诸子登铜雀台，命各作《登台赋》。建安十八年（213），曹操曾率曹丕、陈琳、王粲、应玚、刘桢等参加校猎，命随从并作辞赋。群体性大规模的游娱活动不仅丰富了邺下文人的生活内涵，也给邺下文人提供了展示自我的机会。邺下文人的群体性游娱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除宴饮、弹棋、斗鸡、射猎、六博等生活娱乐活动外，他们还研读儒家经典，讨论诸子百家，举行富有文化内涵的雅集活动。对此，曹丕在此后的《与吴质书》中曾有过满怀深情的追忆：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宾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17]

随着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新变化，建安文人的创作题材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日常生活中的物质需要、花月观赏、友情交往、节气变化都成了他们描写的对象，所以，这一时期邺下文人的创作呈现出明显的题材趋同性特点。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曾概括邺下文人创作的主要题材为“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18]。所谓风月池苑，诗酒酣宴，都与他们群体性的游娱活动有密切联系。我们今天看到的邺下文人许多同题共作的诗赋作品，如曹植、陈琳、王粲、刘桢、应玚、阮瑀的《公宴诗》，曹植、刘桢、应玚的《斗鸡诗》，陈琳、王粲、刘桢、曹植、杨修的《大暑赋》，曹丕、曹植、王粲、应玚的《愁霖赋》，陈琳、王粲、阮瑀、应玚、曹植的《鹦鹉赋》，曹丕、王粲、徐干、应玚的《车渠碗赋》，等等，均创作于这一时期。透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想见当年邺下文人集团游宴活动的盛况和创作场面的热闹。这说明，建安文人的游宴活动与他们的文学活动是同步的，它们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共同给建安文人的生活创作注入了活力。

第三，文人之间私人化交游活动频繁，个性化的赠答作品逐渐增多。如果说群体性游娱活动表现出建安文人生活和创作具有鲜明的集体性群体性特征的话，那么，文人之间相互赠答作品的大量出现，又体现出建安文人的创作生活具有明显的私人化特点。就诗歌而言，如刘桢有《赠徐干诗》《又赠徐干诗》《赠五官中郎将诗》，徐干有《答刘桢诗》，王粲有《赠杨德祖诗》，应玚有《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曹植有《赠王粲诗》《赠徐干诗》《赠丁廙》《赠丁廙王粲》《侍太子坐》，等等。除诗歌外，他们之间还有许多书信往来，如孔融有《与曹公书荐边让》《与曹公论盛孝章书》《报曹公书》，曹丕有《答繁钦书》《答杨修书》《与吴质书》《又与吴质书》《借廓落带嘲刘桢书》，曹植有《与吴季重书》《与杨德祖书》《与陈琳书》，陈琳有《答东阿王笺》，刘桢有《谏曹植书》《与曹植书》《与临淄侯书》《答曹丕借廓落带书》，等等。文人之间交游赠答的增多，不仅加强了他们的生活互动和思想交流，而且也说明他们的生活具有很高的私人化和具体化特点，这是前期建安文人所不具备的生活环境，也是邺下时期建安文人日常生活情状的新变化。

第四，尽管邺下时期建安文人的创作题材普遍存在由社会民生向自我人生的潜转，慷慨悲凉之气日渐减弱，但与第一阶段相比，建安文人意气风发、慷慨多气的精神气质并没有丧失，他们的创作依然保持着前期的慷慨昂扬之态。从此意义上讲，邺下文人的文学创作在精神实质上与前一时期是血脉相通的，他们创作内容的变化不过是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对建安文学创作题材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所以，如果仅仅关注建安文人前期作品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映，而忽略他们邺下时期对自我心态和生活风貌的描写，是不能全面深刻地把握建安文学的时代精神特质的。

总之，邺下时期是建安文人创作激情最旺盛的时期，也是建安文学创作最繁荣的时期，无论是创作心理机制，还是创作题材表现，都呈现出盛世文学的景象。可惜的是这美好的时光毕竟太短，前后也不过八九年时间。建安十三年（208），王粲归附曹操麾下之前，孔融已因屡屡嘲戏曹操，被曹操以“违天反道，败伦乱理”之罪处死。建安十七年（212），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又因病去世。建安二十一年（216），魏郡因大暑引发一场大规模的社会瘟疫。建安二十二年（217），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皆在这场瘟疫中离世，王粲也于此年病亡。至此，轰轰烈烈的邺下文人集团的核心成员凋零殆尽，建安文人期盼已久的聚合过程，同时又成了他们无可奈何的离散过程。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去世，同年，曹丕代汉称帝，建立魏朝。建安文学盛极一时的邺下辉煌就在这多重的无可奈何中落下帷幕。

三 深化期

从曹丕代汉称帝至曹植去世，这是建安文学创作的深化期。

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建立魏朝，史称魏文帝。此时，作为建安文人集团主要成员的建安七子已先后谢世，曹操也撒手人寰。建安文人的核心骨干成员只剩下曹丕、曹植兄弟。但曹丕因位居帝王之尊，所作多是事关军国大事的诏令之文，真正的诗赋创作日渐减少，而曹植则因处境悲苦创作了大量反映自我遭际与生活处境的诗赋，情真意切、悲慨淋漓、感人至深。所以，在评论曹丕、曹植此一时期的创作时，文评家有“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的说法，对此，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认为“未为笃论”[19]。在刘勰看来，生活处境、政治地位的变化决定了曹丕、曹植创作内涵的变化，这不是才与不才的问题，而是生活处境与创作指向的选择问题，刘勰的认识无疑是深刻且符合实际的。

曹丕、曹植由于在建安年间围绕接班人问题而发生过长期的夺嫡之争，于是，昔日朝夕相处的文友兄弟，变成了权力倾轧的政治敌人，导致兄弟二人产生深深的心理隔阂。曹丕即位之后，不仅处处提防曹植，而且有意刁难和迫害曹植，使曹植处在强大的心理重压之下，在生活和精神上受到极大摧残。而生活处境和心态的变化也影响了他们各自的创作。此阶段的曹丕位居帝王之尊，号令天下，志得意满，留下的更多的是诏令等政治性的应用文；而曹植虽有侯王之名，实则已沦为阶下之囚，成为“圈牢之养物”[20]（《求自试表》），生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心存畏惧，哀伤不已，所以，展示自己生活的苦痛和内心的悲哀成了曹植后期的创作核心。曹植前期的创作大多采用铺陈直抒的方式书写贵游公子的奢华生活、豪情壮志、浪漫情怀，而其后期的创作则多用比兴象征的方法寄寓他的生活处境和郁闷心情，如《七哀诗》：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借问叹者谁？言是宕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21]

这首诗即采用古代诗歌常用的以夫妻喻君臣的比兴手法，形象描写了他此一时期的生活际遇和内心悲哀。曹丕去世后，魏明帝曹叡即位，尽管曹叡碍于叔侄之礼对曹植曾给以体恤，但他依然是曹叡政治上防范的主要对象，生活处境实质上没有丝毫改变。在不断的希望与失望的交织中，曹植最终“怅然绝望”[22]，抑郁而亡，时年41岁。随着曹植的去世，建安文学也悲壮地落下了帷幕。

第三阶段的建安文学，虽然仅有曹丕、曹植兄弟苦撑文坛，作家队伍相对凋零，但曹植因生活遭际发生巨大变化，其创作无论在思想性还是艺术性方面均达到了极致，将建安文学的创作内涵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就此而言，第三阶段的建安文学尽管没有邺下时期那么热热闹闹、轰轰烈烈，但在艺术精神和审美风格上则得到了升华和丰富，不妨视为建安文学创作的深化期。

总之，建安文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这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把握建安文人与文学创作，应该结合建安文学的这一演进过程来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