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代田智明的鲁迅研究[1]

范阳阳[2]

内容提要：代田智明的鲁迅研究主要立足于全球化的现实语境，通过对《故事新编》的解读，深入发掘鲁迅“相互主体性”的思想史意义与当下价值。他将“终末论”话题与鲁迅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联系起来，更看重其中蕴含的悲剧性意味。他对鲁迅作品的解读，倾向于发掘其思想意义，其阐释常带有一定的抽象性和哲学意味。他能够将看似无关的作品勾连起来，剖析其内在的关联性。代田智明写有多篇评述日本鲁迅研究史的文章，显示出学术史的自觉。

关键词：代田智明；鲁迅研究；相互主体性；终末论

董炳月认为“二战”之后日本有四代鲁迅研究学者：“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是竹内好。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有丸山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丸尾常喜诸位。第三代的主要人物有藤井省三、尾崎文昭、长堀祐造、代田智明等人。第四代是60后，还看不到什么代表人物……”[3]赵京华则指出，在这当中出现过两个高峰期，一是“由竹内好所开创并以丸山升、木山英雄和伊藤虎丸为代表”的五六十年代，二是“以北冈正子、丸尾常喜和藤井省三、代田智明等为代表”[4]的八九十年代。可见，代田智明的鲁迅研究已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并获得高度评价。但据笔者目力所及，目前仅有赵京华《周氏兄弟与日本》中有一章涉及代田智明的鲁迅研究，尚未有人以专题论文形式对其鲁迅研究予以总结、评论。

如果说竹内好等研究者思考的是日本如何在近代西方强势话语下建构自身的主体性，代田智明则是思考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建构主体性的问题。可见他们都是以鲁迅作为思想资源思考自身国家的问题，但由于所处的语境不同，其提问、解答方式也就产生了差异，在研究中所表现出的品格也是迥异的。下引一语恰可用来概括代田智明的研究：“对于鲁迅思想文学的‘政治性’品格的关注逐渐让位于在更广泛的社会历史文化关系中或更为专业的文本结构方面的考察。”[5]他不仅在文本解读上能提出颇富启发性的新观点，在对鲁迅思想的阐发上也有其明确的问题意识。

一 鲁迅思想解读

（一）全球化·相互主体性

全球化是当今时代所面临的最大现实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重新定位国与国、人与人的关系，文学研究界同样贡献出了自己的智慧。如在2003年10月21日在南京召开的“全球化格局下的现代文学：中国与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董健指出：全球化并非简单的同化，“谁是‘主体’？谁是‘他者’？这是不能只从一种文化的角度来确定的”，因此，文化上的“部落主义”“霸权主义”都不可取。[6]

将鲁迅思想与全球化勾连起来，看似“六经注我”式研究，但这一思考并非完全是臆想，充当二者桥梁的是“相互主体性”思想。在国内研究界，高远东较早关注鲁迅的“相互主体性”思想，他以《破恶声论》为切入点来展开论述。代田智明则主要立足于全球化的现实语境，深入发掘鲁迅“相互主体性”的思想史意义、当下价值。的确，全球化与“近代化”的相同之处在于将发达国家的标准或价值普适化，在建构其“主体性”的同时，在事实上抑制了后发达国家的“主体性”。代田智明《全球化·鲁迅·相互主体性》一文指出：“现在，全球化正在企图强化主从关系，从日常性中反复理解领会这些现象并进行现实性的实践对‘进行自省的奴子之性者’来说，难道不是极其重要的事情吗？而且此时，我认为，鲁迅的经验是提供给我们的丰富的资源。”

该论文将这一问题提出，只做了简单的论述，并未详细展开，更像是“发凡起例”之作。作者首先引用《帝国》一书的观点：随着资本全球化的进程，“现代的主权（国民国家的权利）将要衰退”，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也将随之烟消云散。全球化使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将被政治性支配”[7]，同时，时空的唯一性、确定性被解构，“世界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大概就成为程度相当暧昧的东西了”。[8]代田智明以此为立论依据，把“政治性”和“日常性”这两个关键词作为视角来考察鲁迅后期杂文创作情况，指出：鲁迅从报纸上所看到的新闻报道中的日常信息，通过杂文这种“极富政治性的文体”，“在日常性现象和政治性现实之间做着惊险的往复运动”。即鲁迅常常因小见大，从微观的日常事件、现象上升到政治层面的批评。[9]同时，鲁迅又往往通过古今对比、借古讽今等手法，使得“过去通过现在而被赋予新的实在感；现在通过过去而被重新检验证实”。如他写于1933年的《踢》，由现实中几个人在租界被警察踢进河里，联想到宋、明历史。这在代田看来，无疑符合全球化语境中时间模糊化的特点。以此推论，则《故事新编》中的这一特点更为突出。在小说营造的话语结构中，“现在和过去常常是激烈地进行着往复运动的”。[10]

代田更进一步指出：全球化时代时间、空间均呈现出“暧昧”或曰模糊化的状况，个人身份面临着无法确证的难题。他认为“创造出像《故事新编》所讲述的认识主体的应有状态，进一步规定了30年代鲁迅的言行的主体状态。我曾经把这点解释为主体‘主观间’的生成。主体决不是自律地、超越论式地存在的”。[11]即主体无法确证自己的身份，而需要通过别的人或事来证明。《起死》中的庄子就面临这种困境，虽然他使男子复活，自以为“处于全知的位置”而抱有优越性，但男子并不认可他的说法，反而质疑他是贼。庄子出于无奈，只得借用楚王的邀请（权力话语）确证自己的身份。

在西方现代哲学中，“相互主体性”本指不同主体之间通过相互沟通、协商而达成的互相承认与认同、尊重，而代田则赋予该词以消极内涵，“主体是由他者创造出来的，可以把这种主体的理解领会方法称之为主观间性或相互主体性”。[12]代田智明由此赋予了鲁迅思想以当下的启示意义。

（二）逆向的“终末论”

代田在追溯对“终末论”这一话题的研究史时，认为竹内好曾暗示过此点，他说：“鲁迅把握的信条形式是无宗教性的，甚至可以说是反宗教性，可是把握的方法则是宗教性的。”[13]伊藤虎丸在此基础上引入基督教的“终末论”观念，对其观点作了进一步发挥。他所谓的“终末论”是指“此时（kaiosu）”“迫使每个人都做出主体性决断”，每个“个体”此时“才会被从自然有机体秩序的埋没当中拉将出来，获得自由（主体性）”[14]。

代田智明将该话题与鲁迅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联系起来，修正和发展了伊藤虎丸的观点。他认为：鲁迅在留学时期的“终末论性的主体意识还仅是露出萌芽”，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之后才发展成形[15]；“四一二政变”之后，鲁迅赋予“末日”一词以“国民党政权的崩溃”的内涵，他的态度是“一面迎接着自己诚心热望的那一崩溃=终末时代的到来，一面对于自己在那时代的命运，却抱着悲观的预感”。可以说，“鲁迅的终末论应该称为没有救世主的终末论。”[16]这一观点，也可从鲁迅不承认未来有“黄金世界”得到印证。如果对照伊藤虎丸的观点，可见代田并不同意伊藤虎丸的正面化解读，而是更看重其中的悲剧性意味，因此可称为逆向的“终末论”。

代田继而指出，由于受到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中的“革命人”概念的影响，“终末与灭亡的心理，在1930年代鲁迅的思想里一直萦绕不止”。[17]代田智明引用日本学者长堀祐造“同路人鲁迅”的概念，指出“革命=在终末时灭亡的心理才是同路人的立场与终末论结合的地方”。[18]代田认为将终末论和“同路人”结合起来，“可以涵盖1923年到1936年的完整的鲁迅精神形象”。[19]他有意识地将伊藤虎丸、长堀祐造的概念结合起来，力求更为全面地概括鲁迅中后期思想，可视为在既有研究基础上的推进。

在《基于鲁迅思考之上的“复仇”与“末日”》一文中，他又将对该问题的思考与鲁迅的“复仇观”联系起来，指出鲁迅早年受进化论影响，“将自己的世代规定为中介者”，而且其作品中都有“大同世界”的影子，如早期文章所说“真的人”的出现、《狂人日记》中“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何等舒服”、《女吊》中的“好人升天，恶人落地狱”的结局等。[20]在此意义上，代田将鲁迅对未来理想世界的设想，与“末日”概念勾连起来，认为《铸剑》表达的是复仇成为实现“大同世界”的方式。他又将考察重点放在鲁迅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在文中“将必将到来的‘革命’假设作为‘末日’”，以此反思鲁迅如何设定知识分子在此语境中的处境和结局。他指出：鲁迅认为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追赶不上革命潮流而被淘汰，乃至灭亡的命运，如他多次提到的俄国作家叶赛宁、梭波里在革命成功后自杀的事例。代田推断鲁迅本人会是第一种情况。二是世界回到“人吃人”的状态，而非“黄金世界”，知识分子仍被压迫，“1934年以后鲁迅从上海共产党文化官僚中也看出了同样的倾向”。[21]

由上可见，代田围绕“终末论”这一话题，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将鲁迅作品纳入考察视野，通过重新解读，构建起不同作品之间的关联性，最终推进了对这一问题的探究。

二 鲁迅作品解读

代田智明对鲁迅作品的解读倾向于发掘其思想意义，其阐释常带有一定的抽象性和哲学意味。他能够将看似无关的作品勾连起来，剖析其内在的关联性。如关于鲁迅的“复仇”观及其作品中的“复仇”主题，相关研究已不鲜见，但代田的《基于鲁迅思考之上的“复仇”与“末日”》一文将鲁迅的思想发展历程贯穿起来做整体性观照，并辨析其思想变化的轨迹，从而拓展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他首先指出，“与‘复仇’相关的鲁迅终生的本原的形象就存在于其绍兴故乡的民间艺术里。”[22]他从内在关联角度建构起鲁迅作品人物的形象“系谱”，如作为正面人物的“精神界之战士”、狂人、女吊、黑色人等。在鲁迅关于“复仇”主题的作品中，《狂人日记》《铸剑》等主人公的“复仇”都是对“人吃人”的社会进行反抗。在结局的设定上，早期作品表现了经由“中介者的死亡”而产生“真的人（超人）”的过程。《狂人日记》中狂人所向往的“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何等舒服”，《女吊》是善恶各得其报、“大团圆”式的，晚期则是“真的革命”。概括地说，都可视为好的结局。[23]

上述形象或概念，看似缺乏直接关系，抑或相去甚远，但代田却能透过表象看到其中所蕴含的关联性，并由这种关联性深入探究鲁迅的深层思考，或曰结构性关联。这种对鲁迅作品的“结构主义”式的解读，确能发现此前被遮蔽的问题。比如代田在该文中有意突出“中介者”这一概念，认为“在年轻的鲁迅心里，也许有个因报仇而升天的‘超人’与另一个因没落、牺牲而‘做桥梁’的人”。《铸剑》中的黑色人也可以被理解为“‘从旧营垒来的’‘中间物’”“灵魂上伤痕累累的知识人”。[24]他还富有创见性地用“中间物”意识来观照鲁迅后期的“革命观”。在他看来，鲁迅预料到自己也会承担像叶赛宁等无法追赶上革命潮流者的命运。可见，在鲁迅整个思考过程中，都有“中介者”“媒介者”的形象。“媒介者”无法阻挡历史的循环、重演，所以“作为媒介者的战士只有成为‘永远的革命者’”[25]，即永远处于非本质化的状态。这或许也可理解为鲁迅害怕自己落后于时代而时时自我警醒的焦虑心态。同时，代田也不乏洞幽烛微式的细部探究，如他将《女吊》中的“无常鬼”也归入“中介者”序列，认为“其实也非常适于形容鲁迅自己的心态”。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表达同样观点，即“在鲁迅的书写中，赞扬‘战士’的微乎其微，更多描写的是‘战士’的破灭，因此，无常鬼的形象才最切合鲁迅的思想”。[26]

他注重比较作品间的微妙差异，并从这种差异性中寻找作者写作的深层动机。如解读《孤独者》时，代田首先将其定位为“描写了鲁迅的精神矛盾和纠葛的文本”[27]，通过建立起人物形象内部、外部的关联性，为解读魏连殳这一形象搭建了多重“参照系”，从而在纵横两个维度使该形象的意义更加立体化。

所谓形象的外部比较，这里是指将魏连殳与鲁迅自身经历联系起来，这一点在之前研究中早已为研究者——如李欧梵、林非、李允经、王晓明等——所注意，因为魏连殳幼时与祖母的感情、在祖母葬礼上的表现，完全可认为是鲁迅自身经历的“再现”。再如魏连殳与鲁迅在外表上的相似性等。“如果把这些作为作者的自画像反复阅读，那么就可以作为鲁迅的自我意识来理解而感觉意味深长。”[28]代田将鲁迅个人生活史、思想发展历程等也一并纳入考察视野，指出：魏连殳回忆祖母的一生是“亲手造成孤独，又放在嘴里去咀嚼的人的一生”，与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通信所表达的一方面“与黑暗斗争的意志很明确”，同时“表明其姿态只能是裹在‘独头茧’里面似的应有姿态”不乏相似性。[29]这一点确是此前研究者所未注意到的。

所谓形象的内部比较，是指代田注重辨析鲁迅作品人物形象的系谱，并进而由其彼此间的差异性探究鲁迅思想的变化轨迹。以往确有不少论者将《孤独者》与《在酒楼上》放在一起进行研究的做法，代田也是如此。他首先指出“魏连殳并不仅仅是吕纬甫的再生，吕纬甫拥有的危机和矛盾，于魏连殳是发生了变形或者质的变化的”，他进而将二者的关系定位为“消极和积极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反转”。[30]比如二人都是反传统的先觉者，但文中所表达的他们与传统文化（礼俗等）的矛盾关系并不一样，在吕那里是清晰表露出来，魏则“常说家庭应该破坏，一领薪水却一定立即寄给他的祖母”，因此矛盾“反而是被回避的”。[31]代田更在此基础上扩大比较的视野，看出魏连殳与鲁迅早期、晚期所塑造形象的一贯性、延续性，如魏连殳不被周围人理解，反而成为“怪人”，与《摩罗诗力说》等中的形象不乏相似性。[32]他更将此与鲁迅晚年所说“中国的脊梁”联系起来，认为二者的共同点在于从事改革事业的同时“被摧残，被抹杀”。因此，早期文本中的“英雄”形象——“孤独者”——“中国的脊梁”存在延续性。[33]可见，代田通过建立对鲁迅作品形象的创造性关联，开拓了对其形象意义的阐释空间。

对于《一件小事》的解读，代田着眼于二者共同体现出的“我”的羞愧，将其与鲁迅收入《热风》的《无题》联系起来，认为两个叙事主人公都遭遇到了意外事件，“都引起了‘耻辱’，都使人反省‘意识’，并最终引向‘希望’。”[34]的确，这二者的相似之处确在于“我”一开始对车夫、药店伙计的行为作“恶意的揣测”，但后来一旦意识到自己误解对方后，立刻产生羞愧感。在论文中，代田还将日文译本、研究著述都作为“辅助文本”，另辟蹊径地参照已有日译本的翻译，通过辨析同一词的不同翻译及其是否为原意，力图更为细腻地探究作者的创作动机。代田不放过任何会产生不同理解的地方，以至于给人以发掘词语背后的“微言大义”之感。如《一件小事》开头的“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一句，体现出“我”“并不是对政治毫不关心的人，而是非常不满、感到厌烦”[35]。但这种解读方式的不足在于过分注重对细节的正确把握，而忽视了从整体上理解作者用意，或曰对细部的关注遮蔽了对作品的总体把握。同时，代田过度拘泥于丸尾常喜的“耻辱”“恢复”的论述框架，认为作品经由恶意揣测—误解—羞愧，最终实现了“恢复”。实则这两部作品从侧面呈现出鲁迅思想的内在矛盾，其深层原因在于：在抽象层面批评“国民性”对鲁迅而言并非难事，而一旦以这种“先见之明”去看待现实中发生的事，却往往以“恶意”预估对方的动机，随之采取极端的方式来应对，而一旦发现现实中的人并没有恶意，甚至有使自己仰视的闪光点，便会立刻羞愧于自己的假想，甚或一定程度上动摇他自己对“国民性”的理解。

三 日本鲁研评议

代田智明有多篇文章自觉地对日本鲁迅研究代表人物的成就进行评述，显示出学术史的自觉。

竹内好在“二战”结束后开启了日本的鲁迅研究，其影响至今不消。代田《论竹内好：关于他的思想、方法、态度》一文首先指出：竹内好并非书斋中的学者，而是积极参与到现实中来。对中国现代作家的研究，“他的名字必定出现在开拓者的位置上”。[36]竹内好主要是从日本战败以及“二战”后被美国“奴役化”的现实出发，反思日本近代化道路。他首先预设了“亚洲”“欧洲”这两个动态的、“建设性的和假设性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展开自己的反思。在竹内好看来，欧洲近代化的根本是“自我扩张运动”，并在这一过程中将自身普遍化。代田指出，竹内好“能运用这种不固定而是动态地把握欧洲文化的方法”有其深刻性。的确，竹内好既没有将欧洲本质化，也否定其普适意义。竹内好又引入“回心”这一概念，用以定性中国的近代化，“通过以抵抗为媒介的近代化过程，把自己重新组织成近代国家共同体”。[37]

竹内好着眼于近代化道路比较，关注鲁迅的“抵抗”姿态、“挣扎”，但相对忽视了其内在的思想矛盾。代田则结合鲁迅的“中间物”意识，指出“鲁迅深刻地了解欧洲近代价值的含义，因而才导致了自身内部的矛盾与分裂”。他进而对竹内好的观点作进一步阐释和补充：“成为自己，就是容忍自己的内部的前近代性成分，成为自己以外之物，就是放弃抱定前近代部分的自己，同特也放弃自觉到这一点的契机”[38]，可以说是丰富了竹内好的观点。

竹内好主要关注鲁迅的“十年沉默期”以发掘其“回心”的契机，代田则更为关注鲁迅后期思想，认为在鲁迅后期通过与革命文学的论争，逐渐掌握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坛本身的‘回心’，也是鲁迅的一个‘回心’吧。”可见，代田用“回心”说统摄鲁迅一生的思想历程，认为“回心”并非一次性完成。[39]代田不能同意竹内好之处则在于，后者将“回心”普泛化，用以概括中国革命，代田则明确指出那是“一个宏大的假说”[40]。丸山升曾指出竹内好过度将中日近代化道路异质化[41]，代田更进一步指出其影响及于之后的学人，“有相当多的学者致力于将这一图式和框架固定化，然后把它应用于学术研究”[42]。在日本很多学者那里，的确可以看到这种思路的延续。

《谈鲁迅论与“个”的自由主体性——由伊藤虎丸论起》一文从伊藤虎丸的病痛经历来探究其研究的起点，认为这促成了他思考“‘个’的自由能动性主体”的问题，因此可称为伊藤虎丸对基督教的“回心”经历。对伊藤虎丸而言，重要的时间点有两个：1945年日本战败、1969年的大学纠纷。经由此，“伊藤虎丸把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自己的思想基础以略带一般化的形式为媒介，实现了对竹内所著的《鲁迅》以及鲁迅本人的‘相遇’。”伊藤虎丸进而将竹内好的“文学家的自觉”阐释为“自由的能动性主体的形成”[43]。代田接着比较竹内好与伊藤虎丸观点的异同，认为两人的共同点在于“在中国看到其典范”，但在“视线上存在着微妙的差异”。比如，“竹内《鲁迅》的赎罪文学是伊藤虎丸所说的近乎原罪”，因此“伊藤虎丸并非竹内的‘追随者’”[44]。竹内好侧重比较中日近代化道路的不同，伊藤虎丸则“把中国的‘现代化’是作为‘西欧化’的等价物来理解的。”[45]可见二人对中国近代化道路的认知存在本质性差异。

再具体到竹内好、伊藤虎丸所提出的具体概念如“抵抗”“终末论”等，代田认为伊藤虎丸将“确立了鲁迅实存形态的‘回心’”，重新理解为“近代式的自由能动性主体的确立”[46]。的确，伊藤虎丸更加强调鲁迅对西方“精髓”的准确把握，对西方近代精神的深刻理解。但代田又指出这一观点预设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即无法解释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的困惑甚或精神危机。[47]代田在这里所揭示的，其实是本质主义式的研究所无法解决的问题。竹内好、伊藤虎丸的鲁迅研究，有时轻视了外因的作用，过于强调鲁迅思想变化的内因，近似于将其视为纯粹的思想观念的运动。

同时，代田又将伊藤虎丸的思考推向更深处，借用“后现代”的理论来观照伊藤虎丸关于“欧洲近代精神”的言说，指出后现代社会解构了被竹内好、伊藤虎丸等人竭力高扬和肯定的现代性主体。[48]代田此语，当然不是要否定二人研究的意义，而是试图回答“在资本系统覆盖全球的背景下，主体性这一主题如何才能避免无力化的命运呢？”[49]这的确是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如何继续将鲁迅作为方法，同样是值得学界深思的问题。

《日本的现代批判与鲁迅》一文更近似于关于日本鲁迅研究的时代背景介绍。作者围绕不同时期学者对“现代”的界定，简明扼要地描绘出战后不同时期的语境，有助于了解各时期研究者的问题意识。竹内好、丸山真男、大塚久雄、梅本克己等人在战后反思和追问的是“关于国家和人权的均衡、协调方式”，即“战后民主主义”，但他们“并没有批判现代和现代性本身”。[50]到了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中产生对“战后民主主义”的质疑之声，“一部分还发生了不同于现代、认同植根于传统共同体价值的‘反现代’思想运动”。[51]伊藤虎丸等学者正是立足于这一现实，开始进行反思性研究，进而形成了“伊藤鲁迅”。之后，“从1970年代后半期至80年代，国民国家和人权或者个体的主体性这一现代构图开始受到彻底的怀疑”。[52]北冈正子等人的实证性研究之兴起，显然与这种思潮有关。有论者指出：“将鲁迅作为民族自我反省和思想抵抗的资源予以深度开掘的研究意图与动力渐渐弱化，‘去政治化’和学术规范化成为代之而起的发展趋向。”[53]

代田最后将问题由历史引申到现在，乃至未来，认为“尽管有关现代的思想被宣告破产，但‘现代’留下的课题并没有结束”，比如“国民国家和个体的主体问题至今未能找到新的解决途径，仍旧在加深着裂痕和混乱”[54]，并在此意义上重申鲁迅的意义。这里，仍可见他对鲁迅“中介者”的强调：“自己和他者相互媒介性地互相关联，通过这种关系性，在社会的网络中游动性地发挥作用。”[55]

可以说，代田智明在对前人研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将关注点始终落在现实层面，为今后的研究积极探寻方向。

结语

有论者指出，代田智明的鲁迅研究沿着两个方向展开：一方面是用叙事学理论分析鲁迅的作品尤其是小说；另一方面是从现代性角度开掘其思想的价值。[56]在其文章中可见运用理论的自觉，但需要指出的是，代田所做的研究，并非书斋式的学理探寻，而是有其深切的现实感和关怀。“他最终要获得的是对文学家鲁迅观察和了解世界的‘根本态度’的把握。”[57]而这又体现出对日本战后鲁迅研究传统的承续。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代田智明实际上和竹内好以来的战后鲁迅研究传统依然有着内在的联系。”[58]代田所关注的问题，比如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重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他虽未给出明确答案，但对研究者而言，确是有启发意义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其鲁迅研究的启示性意义，仍值得给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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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鲁迅‘主体性’思想研究”（编号18YJC751012）、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鲁迅‘主体性’意识之生成与发展研究”（编号2018BWX024）。

[2] [作者简介]范阳阳（1983— ）男，河南驻马店人，文学博士，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博士后，讲师，主要从事鲁迅与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思想史研究。

[3] 尚晓岚：《日本人怎样阅读鲁迅》，《北京青年报》2016年10月14日。

[4] 赵京华：《活在日本的鲁迅》，《读书》2011年第9期。

[5] 赵京华：《周氏兄弟与日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9页。

[6] 参见周红《“全球化格局下的现代文学：中国与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文艺争鸣》2004年第2期。

[7] [日]代田智明：《全球化·鲁迅·相互主体性》，李明军译，《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8] [日]代田智明：《全球化·鲁迅·相互主体性》，李明军译，《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9] [日]代田智明：《全球化·鲁迅·相互主体性》，李明军译，《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10] [日]代田智明：《全球化·鲁迅·相互主体性》，李明军译，《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11] [日]代田智明：《全球化·鲁迅·相互主体性》，李明军译，《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12] [日]代田智明：《全球化·鲁迅·相互主体性》，李明军译，《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13] [日]代田智明：《鲁迅对于改革与革命的立场——终末论与同路人》，《东岳论丛》2014年第1期。

[14] 参见[日]代田智明《鲁迅对于改革与革命的立场——终末论与同路人》，《东岳论丛》2014年第1期。

[15] [日]代田智明：《鲁迅对于改革与革命的立场——终末论与同路人》，《东岳论丛》2014年第1期。

[16] [日]代田智明：《鲁迅对于改革与革命的立场——终末论与同路人》，《东岳论丛》2014年第1期。

[17] [日]代田智明：《鲁迅对于改革与革命的立场——终末论与同路人》，《东岳论丛》2014年第1期。

[18] [日]代田智明：《鲁迅对于改革与革命的立场——终末论与同路人》，《东岳论丛》2014年第1期。

[19] [日]代田智明：《鲁迅对于改革与革命的立场——终末论与同路人》，《东岳论丛》2014年第1期。

[20] [日]代田智明：《基于鲁迅思考之上的“复仇”与“末日”》，《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10期。

[21] [日]代田智明：《基于鲁迅思考之上的“复仇”与“末日”》，《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10期。

[22] [日]代田智明：《基于鲁迅思考之上的“复仇”与“末日”》，《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10期。

[23] [日]代田智明：《基于鲁迅思考之上的“复仇”与“末日”》，《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10期。

[24] [日]代田智明：《基于鲁迅思考之上的“复仇”与“末日”》，《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10期。

[25] [日]代田智明：《基于鲁迅思考之上的“复仇”与“末日”》，《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10期。

[26] 陈琍敏等：《哈佛论坛与首尔、丽水论坛》，《文艺报》2013年9月11日第10版。

[27] [日]代田智明：《危机的葬送——鲁迅〈孤独者〉论》，李明军译，《上海鲁迅研究》2011年第4期。

[28] [日]代田智明：《危机的葬送——鲁迅〈孤独者〉论》，李明军译，《上海鲁迅研究》2011年第4期。

[29] [日]代田智明：《危机的葬送——鲁迅〈孤独者〉论》，李明军译，《上海鲁迅研究》2011年第4期。

[30] [日]代田智明：《危机的葬送——鲁迅〈孤独者〉论》，李明军译，《上海鲁迅研究》2011年第4期。

[31] [日]代田智明：《危机的葬送——鲁迅〈孤独者〉论》，李明军译，《上海鲁迅研究》2011年第4期。

[32] [日]代田智明：《危机的葬送——鲁迅〈孤独者〉论》，李明军译，《上海鲁迅研究》2011年第4期。

[33] [日]代田智明：《危机的葬送——鲁迅〈孤独者〉论》，李明军译，《上海鲁迅研究》2011年第4期。

[34] [日]代田智明：《叙述人的位相——有关〈一件小事〉和〈无题〉的略有夸大的备忘录》，李明军、宫原洋子译，《上海鲁迅研究》2018年第4期。

[35] [日]代田智明：《叙述人的位相——有关〈一件小事〉和〈无题〉的略有夸大的备忘录》，李明军、宫原洋子译，《上海鲁迅研究》2018年第4期。

[36] [日]代田智明：《论竹内好：关于他的思想、方法、态度》，《世界汉学》1998年第1期。

[37] [日]代田智明：《论竹内好：关于他的思想、方法、态度》，《世界汉学》1998年第1期。

[38] [日]代田智明：《论竹内好：关于他的思想、方法、态度》，《世界汉学》1998年第1期。

[39] 参见[日]代田智明《论竹内好：关于他的思想、方法、态度》，《世界汉学》1998年第1期。

[40] [日]代田智明：《论竹内好：关于他的思想、方法、态度》，《世界汉学》1998年第1期。

[41] 赵京华：《周氏兄弟与日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

[42] [日]代田智明：《论竹内好：关于他的思想、方法、态度》，《世界汉学》1998年第1期。

[43] [日]代田智明：《谈鲁迅论与“个”的自由主体性——由伊藤虎丸论起》，赵晖译，《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

[44] [日]代田智明：《谈鲁迅论与“个”的自由主体性——由伊藤虎丸论起》，赵晖译，《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

[45] [日]代田智明：《谈鲁迅论与“个”的自由主体性——由伊藤虎丸论起》，赵晖译，《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

[46] [日]代田智明：《谈鲁迅论与“个”的自由主体性——由伊藤虎丸论起》，赵晖译，《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

[47] 参见[日]代田智明《谈鲁迅论与“个”的自由主体性——由伊藤虎丸论起》，赵晖译，《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

[48] [日]代田智明：《谈鲁迅论与“个”的自由主体性——由伊藤虎丸论起》，赵晖译，《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

[49] [日]代田智明：《谈鲁迅论与“个”的自由主体性——由伊藤虎丸论起》，赵晖译，《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

[50] [日]代田智明：《日本的现代批判与鲁迅》，李明军译，《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51] [日]代田智明：《日本的现代批判与鲁迅》，李明军译，《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52] [日]代田智明：《日本的现代批判与鲁迅》，李明军译，《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53] 赵京华：《周氏兄弟与日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5页。

[54] [日]代田智明：《日本的现代批判与鲁迅》，李明军译，《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55] [日]代田智明：《日本的现代批判与鲁迅》，李明军译，《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56] 参见赵京华《周氏兄弟与日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7页。

[57] 赵京华：《周氏兄弟与日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2页。

[58] 赵京华：《周氏兄弟与日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