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医高等院校教育体系的创建与江苏的贡献

一、中医高等院校教育创立的历史背景

（一）新中国与旧中国教育体系的决裂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纲领》），在其中的“文化教育政策”一章中指出：“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⑤《纲领》明确指出新中国的教育体系应与旧中国区分开来，要从制度、内容、方法三个方面入手，与旧中国的教育体系彻底划清界限。同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及随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中，进一步明确了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出了“新教育与旧教育乃是两种不同社会经济的反映，它们的区别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的性质和新民主主义教育性质的区别，是不能有一点含混的”“对旧教育的内容、制度和方法，是必须改革的”①。表明了新中国教育体系要和旧中国教育体系彻底决裂的坚定决心。

（二）新中国医学教育体系及医学教育管理体系的形成

1.新中国三级医学教育体系

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医药卫生人员十分缺乏，医学教育体系又不完善的情况，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提出了医学教育实行高、中、初三级制，以发展中级医学教育为主，中级医学教育以培养医士为主的方针。②所谓三级医学教育制度，中央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在这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初级医学教育，实际上是常识教育，招收 高小毕业程度的人员，给以3～6个月的基本训练，使之能在农村中担任一般的卫生宣传、简单急救和基本的防疫工作，如种痘、报告疫情、农村环境卫生管理等，以建立全国卫生的基层工作。中级医学教育，包括医助、护士、助产士和各种卫生技术员等，招收初中毕业程度的人员，给以一年到二年的训练，使之成为医师的直接助手。发展中级医学教育是目前医学教育工作中的重点。全国各医学院校、各个规模比较大的医院都应该附设中级医务学校，培养医助、护士、助产士和其他卫生技术人员，中医如果愿意进中级医务学校学习，只要他们有一定的科学水平，也欢迎他们参加。高级医学教育，是培养具有系统理论知识的专科医师及药学人才，能于毕业后独立担任专科治疗工作、公共卫生的指导与设计工作及药物的制造与分析。”③三级医学教育体系的构想，实质上为中医教育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按照这一思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医进修学校相当于中级医务学校，即培养最紧缺的医士，服务基层卫生。

2.中医教育管理体系的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一穷二白的局面，为加快各行各业专业人才的培养，国家实行了行业主管部门与教育部共同管理的体制。1949年11月1日，中央卫生部正式成立，内设办公厅、卫生计划检查局、保健防疫局、医政局、妇幼卫生局、卫生宣传处等机构。其中，医政局下设医政处、药政处和卫生教育处。医政处由中医科、医政科、机关卫生科组成。④当时医政局医学教育处，负责医学教育的具体业务管理，教育部则负责教育上带共性的方针、政策、规划及规章制度的制订（如学籍管理）和统一安排的工作（如招生工作）等。1953年卫生部医政局的医学教育处升格为医学教育管理的专门机构——医学教育司。为此，自解放初到“文化大革命”前，医学教育一直是教育部主要进行宏观管理，业务工作以卫生部管理为主。⑤而中医教育的管理具有一定特殊性，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部医政局医政处下设的中医科负责协助中医教育事宜。为了加强对中医药工作的领导，1954年10月26日，中央文委党组在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中央卫生部应设立中医司，由一位副部长分工管理此项工作。省市卫生厅局亦应有专人管理中医工作，中央卫生部应将有关中医工作方面的经费预算、干部分配、工作计划等列入今后卫生工作的年度计划中去，以切实保证中医工作的加强和改进。①之后，卫生部正式成立中医司，下设办公室、中医科技处、中医医疗处、中医教育处、中西医结合处。至此，形成了中医教育管理由卫生部中医司中医教育处与教育部相关职能部门协调管理的体制。

（三）中医事业后继乏人问题突出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卫生行政部门在执行党的中医政策时出现严重的偏差。1951年5月，中央卫生部公布了《中医师暂行条例》和《中医师暂行条例细则》，其中有关中医师和临时中医师的资质标准过于苛刻，且严重脱离实际；1952年10月，中央卫生部公布了《医师、中医师、牙医师、药师考试暂行办法》，考试内容上西医比重过高，严重脱离实际，四门必试科目中有三门是西医课程，导致通过率极低。以上三个政策以及卫生行政部门其他一些对中医歧视性的做法，导致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到了1953年底，全国总共有92个大中城市和165个县的中医进行了登记和审查，审查结果仅有10 400余人符合要求。其中，由中央卫生部直接负责领导的华北区68个县，有90%以上的中医被认定为不符合要求；山西运城专区有18个县，其中没有一个合格中医②。江西省卫生厅1950年和1951年先后两次进行了全省的中医师登记审查和换发执照工作，总登记人数为8 728人，其中被承认为正式中医师的仅有424人，被审定作为临时中医师的仅有3 648人，其余实际上已经被取消了行医资格③。到1953年年底，经卫生部核发证件的中医只有16 181人，仅占全国中医总数的3%④。1953年全国在十六个大城市举行中医师的资格考试，政府卫生部门在同年四月份首先以天津市作试点组织考试，然后再向全国推行。天津市发给准考证的中医共有564人，通过考试者只有55人，考试合格率不到10%⑤。此外，吃中药不报销，中医无法进入大医院工作，中华医学会不接收中医会员，分配给开业中医和联合诊所过多的防疫任务而没有相对应的报酬等等现象，直接致使广大中医从业者人人自危，无人愿意跟师学习，中医已经到了后继无人的危急地步。

（四）中医进修工作为中医高等院校的诞生作出了准备

中医进修工作是新中国团结中医、提高中医的一项具体举措，也是中医院校教育的开端，中医类院校大都是由中医进修学校发展形成的。根据现有资料交叉比对，全国范围内有据可查的在1956年9月前成立且独立办学的中等中医学校屈指可数，但高等中医教育在1956年9月前实际上已事实存在，例如成立于1954年10月的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1956年3月更名为江苏省中医学校，由于当时社会承认一部分中医进修学校毕业学员拥有大专学历①，因此可以判断，新中国高等中医教育与中等中医教育的历史几乎同步。1956年9月，我国建立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所中医高等院校，中医从中专到本科的院校教育体系基本形成。不过，在中医高等院校办学之初，普遍在教材和师资上遇到了困难，甚至一度影响了正常教学秩序，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已有数年办学积淀的中医进修工作积极参与到了解决我国高等中医教育初创时期困难的行列之中。经过不懈地探索，从1957年开始，中医进修工作培养出了中国高等中医教育的第一批合格师资②，编写出了第一套完整的中医教材③，在这一过程中，以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为代表的中医进修教育机构为缓解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初创时期的困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中医高等院校教育创立的经过与存在的困难

（一）首批开办四所中医学院

1956年2月，卫生部向党中央作出《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周恩来总理在听取完汇报后 做出了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史上著名的指示，他对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徐运北和郭子化说：“光带徒是不够的，还得办中医学院，先在东西南北各办一所”④。为了贯彻周总理的指示，1956年3月20日，卫生部在《1955年卫生工作基本总结及1956年的工作方针任务》中明确要求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各建一所中医学院。 1956年8月6日，国务院发布国二办周字第（19）号文，批准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成立我国第一批中医学院，明确学院性质属于普通高等本科院校⑤。

（二）中医学院建设初期面临的困难

由于时间紧迫并且准备不够充分，1956年首批成立的四所中医学院面临着诸多挑战，特别是在合适的中医教材和师资方面遭遇了不小的困难。一开始这些学院依靠自编教材进行教学，但由于缺乏统一标准，导致教材质量参差不齐，严重影响了教育质量⑥。例如，北京中医学院的首批教材就是在极短时间内由张志纯、方鸣谦、栾志江、刘渡舟等教师紧急编写完成的⑦。而针对参考书籍，学生普遍反映难以找到合适的资料，尤其是对《黄帝内经》等经典文献的深入学习材料更是寥寥无几①。

1956年12月27日，《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医工作的报告》中特别指出，新成立的中医学院在教材、师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北京中医学院尚未拥有一位符合教授资格的专职教师，其他如学校管理、教学设施、设备及校舍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一直悬而未决。这导致教学活动无法正常开展，引起了学校师生的广泛不满②。1957年2月21日，刘少奇、邓小平召集卫生部党组的徐运北、郭子化等人详细了解中医事业的发展情况。在会上，刘少奇强调了加快四所中医学院整改的重要性，特别提出教材问题需优先解决③。

中医学院初创时期遇到的困难动摇了部分中医学院的办学信心，这一问题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协调下，卫生部下定决心将中医学院建设好④。随后，卫生部于1957年7月从江苏省中医学校抽调部分师资及毕业生前往北京、河北中医学院任教，加上1957年底江苏省中医学校已经编写好全部中医教材，中医学院初创时期的困境才得以初步缓解。

（三）其他中医药教育类型遭遇的挑战

1.中医进修工作转段后的实践难题

早在中医政策转折之前，中医进修的课程安排主要以西医知识为核心。1954年7月，卫生部向中共中央提交的《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请示报告》中，提出中医进修要增加中医课程内容，并组织专业交流，已有的新课程经过实验与调整，准备下发给各进修学校实施⑤。这标志着全国的中医进修教育进入了以强化中医知识为主导的新阶段。

可是各地中医进修学校在具体落实中医进修以中医为主方面很快遇到了难题，主要集中在“教什么、谁来教”上。之前中医进修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学习西医学知识，虽然条件艰苦，并且在教材和师资上也困难重重，但好在有较为成熟的西医教材为蓝本，并且在卫生部门的支持下，可以得到当地西医院校师资和西医从业者的有力支持，总体还是能维持的。可是中医进修工作转到以中医内容为主以后，“教什么”迅速成为一大难题，中医方面要具体教授什么内容，各地中医进修学校甚至缺乏成熟的思考，由于中医文献浩如烟海，中医典籍文字艰涩难懂，中医流派众多、莫衷一是，如何从中提炼出适合中医进修工作教授的内容，成为一个现实的难题。各地中医进修学校大多只能结合自身实际，自行探索，自编教材，结果导致教材差异较大，不成体系，且质量参差不齐。“谁来教”同样是严峻的考验，虽然各地中医进修学校汇聚了一批中医名家，但正规课堂授课模式和之前中医人才培养普遍采取的师徒相授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真正能走上讲台且懂得教学规律的中医师屈指可数。1956年3月7日，卫生部向中央上报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既肯定了中医进修工作取得的成就，也指出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中医进修班的教学方针、教材、师资、学制、学员条件及教学方法等方面①。中医政策转折已经两年，全国范围内的中医进修工作在“教什么、谁来教”问题上仍未找到有效解决办法，卫生部需要在国家层面进行深入研究以解决这一问题。这些困难直到1957年江苏省中医学校完成全部中医教材编写后才得到根本解决②。

2.西医学习中医过程中的资源挑战

在正确落实党的中医政策的实践过程中，西医学习中医工作被卫生部视为一项关键举措予以优先推进。1955年末至1956年初，卫生部在北京、广州、上海、武汉、成都、天津6大城市陆续开设了6个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这些班级以中医研究院主办的班为标杆。为确保教学质量，中医研究院从全国范围内选拔了30名资深中医专家担任教师。然而，这批备受期待的名老中医面对医学院校的毕业生时，由于普遍缺少系统讲授中医理论的经验，导致教学方法杂乱无章，呈现出诸多问题③。6个班共计303名学员，开班之后，除了面临合格师资的缺失外，教材建设的需求也显得迫切④。起初，卫生部建议先从学习《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等经典开始，但这一做法的实际教学成效并不理想⑤。这6个由卫生部重点推进的离职学习班所遇到的问题，反映出各地开办的类似班级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有些在职西医学习中医班最初情况虽然看起来顺利，但学习《内经知要》后便出现了崩溃迹象，一些班级从最初的一二百人缩减至仅剩老师，还有的虽继续学习，但参与者的热情和信心已大大降低⑥。

西医学习中医工作的推进初期，面对的主要挑战集中在师资和教材上。卫生部在报给中央的材料中坦承，对于这一新兴任务的复杂性估计不足，事先准备工作不够充分。特别是在教学安排上，存在严重的师资短缺，大部分教学工作依赖于兼职教师，导致某些课程的教师数量达到十几人，缺乏统一的教学计划和协调，结果是教学内容自相矛盾，缺乏连贯性。此外，因中医资料难以讲解，教材编纂经验不足，以及组织教学经验欠缺，导致教材和教学大纲难以及时编制出版，教学计划未能有效执行，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意见不一，造成学员困惑不解⑦⑧。这一系列问题促使卫生部迅速成立了中医教材编辑委员会，各地也开始着手编写适合西医学习中医的教材，但与新阶段中医进修工作情况类似，西医学习中医工作在教材上遇到的难题直到1957年江苏省中医学校编写好全部中医教材后才得以解决⑨，而更适合西医学习中医的《中医学概论》《中药学概论》则要等到南京中医学院1958年秋出版。

3.中医课程在西医院校的整合困境

在中医政策发生重要转折之后，党和政府对西医学习中医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1954年7月30日举行的全国高等医学教育会议明确传达了毛泽东对加强中医教育的指导思想，明确提出了逐步在医药高等院校中增开中医药相关课程的要求①。随着1954年全国高等教育体系的调整完毕，医药高等院校从最初的44所减少到32所，但同时招生数量大幅上升，1954年在校生数量就达到了1949年以前总招生量的37.3%②。面对众多医药类大学生对中医药学习的需求，教材和合格师资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尽管各医药院校开设中医课程旨在让学生对中医有基础了解，对师资水准的要求并不是很高，但能够承担此类课程讲授的教师依旧十分缺乏，适宜教材的缺乏更是使得在医药类院校中开设中医药课程的政策难以得到有效实施。

截至1956年4月，距离全国高等医学教育会议提出增设中医药课程要求已近两年，全国能够实际开展此类课程的医药院校不足10所，且多数教材由授课老师自行编写③。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仍然集中在师资培养和教材编制上。同年，卫生部在更新医学院校教育计划时，特别增加了中医药学科，以期从制度上推动更多医药院校开设中医药课程。然而，面对实际操作中的困难，教材和师资的不足依然是阻碍政策落实的关键因素。

1958年1月17日，卫生部发布新的通知，指导全国各高等医药院校逐步引入中医药课程④。通知明确指出：自1956年调整医学院校教学计划以来，尽管曾计划增加中医药相关课程，但由于教学资源及教材等方面的限制，具体执行上遇到了不少难题，导致仅少数医药院校能够开展这类课程。卫生部建议，各院校应根据实际情况，安排60至100学时的中医药课程；要求在1960年之前，所有未开设此类课程的医药院校都应逐步引入；对那些尚未开设中医药课程的学院，建议开设涵盖中医政策和基础知识的专题讲座⑤。在江苏省中医学校完成的全套中医教材和卫生部之前委托该校编写的《中医学概论》初稿的基础上，卫生部相信能有效缓解医药院校开设中医药课程的困境。随着“大跃进”的推进，1958年8月11日，卫生部再次强调各医药院校应增设中医药课程，特别是那些未开设此类课程的学院，争取在1958年暑假之后能够开展，明确规定教学内容以南京中医学院编写的《中医学概论》和《中药学概论》为主⑥。

三、中医高等院校教育初创期的江苏贡献

（一）中医主体地位的坚持与创新

1953年底，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深刻反思了之前没有正确落实党的中医政策的错误行为，同年年底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对正确贯彻党的中医政策作出了明确的指示。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柯庆施在从北京返回南京后，深感中医政策正确落实的重要性，于是在1954年除夕组织了一次重要的非正式聚会，邀请了包括后来成为卫生部中医司首任司长、并被誉为“中医司令”的吕炳奎在内的数十位专家到家中过年，期间就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中医政策的讨论进行了深入交流，并最终指定由吕炳奎在江苏负责创办一所中医院和中医学校①。

1954年10月15日，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成立，成立伊始便遵循了以中医课程为主的办学理念，和之前全国其他地方举办的中医进修学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国医大师张灿玾先生回忆：“入校初始，由 崑副校长向学员强调中医是宝库，需要挖掘。这一番话让当时的学员耳目一新，因为许多年来，干中医的人，始终感到一种压抑，总是 戴着一顶不科学的帽子为人民服务，由校长的话让大家喜出望外，觉得工作得到了肯定，非常高兴。”②由于吕炳奎将工作重点放在教材编写和师资培养上，之后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成为全国最早的中医师资培训基地③。

1954年12月，江苏省人民政府卫生厅拟定的《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实施计划（草案）》中规定学制为一年，授课内容与之前的中医进修以西医知识为主有很大的不同，前期以基础医学学习为主，并授以伤寒论、金匮要略、黄帝内经等中医课程，后期以中医、中药学学习为主，以中药方剂为中心，分别配合医史、针灸、内科、妇科、儿科、中医治疗等课程④。为了进一步确保中医教学的主体地位，据著名针灸学家肖少卿先生回忆，当时实际负责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工作的副校长由崑甚至拍板停开西医课程，以便让学员首先学完中医课程⑤。

正是由于在办学之初就对中医主体地位秉持坚持与创新的态度，江苏省中医学校才能在中医政策转折后全国范围的中医进修艰苦摸索中脱颖而出，率先在中医教材和中医师资上缓解中医高等院校教育的困难。

（二）“三兵教学法”的实施与《中医学概论》的诞生

在党中医政策转折后，全国各地急需大量合格的中医师资以支持中医进修、西医学习中医以及医药院校开设中医药课程，江苏省中医学校将中医师资的培养上升为与教材编写同样重要的地位。

在1956年正式更名为江苏省中医学校并开始招收中医师资班和针灸师资班之前，学校早期的中医和针灸进修班已经特别注重提升学员的授课技能。在由崑副校长的积极倡导下，学校创新性地引入了人民解放军中“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互动教学模式，激励学员走上讲台，通过师生互动、共同编写教材的方式，形成了“三兵教学法”。1958年8月，南京中医学院成立。同年11月19日，卫生部在河北保定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中医中药会议上，南京中医学院王贤珪副院长在《我院中医教学工作的体会》报告中，将这一教学法进一步总结为“交替教学法”，该教学法从学员中挑选和培养出师资力量，形成13个教研组，进行师生、学员间的互动教学。在这种模式下，学员既是学习者也是授课者，通过课后讨论和争鸣，进行知识的整理和提升，实现教与学的循环，以达到不断进步的目的①。

“三兵教学法”“交替教学法”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医教育教学方法探索的产物。据学员夏治平回忆：“交替教学法”下针灸组开展的大讨论，实际是毫不客气的大辩论，有时几乎天天晚上要吵，什么话都敢讲，总是要把某个问题弄个明白，争论得最积极的人便是由老院长②。该教学法的实施，集聚了师生的智慧，取得了良好成效。从1955年到1957年，江苏省中医学校已编写包括素问、灵枢、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本草学、方剂学、诊断学、针灸学、内科学、外科学、妇科学等在内的全部中医教材，有效缓解了当时全国中医教育工作中教材短缺的局面。1958年江苏中医学校更名南京中医学院后，以前期教材编写为基础，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医教材——《中医学概论》，当时的发行量达百万册。

（三）第一批中医师资的培养与输送

早在1954年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成立之初，即致力于针灸、中医进修工作。1956年3月，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更名为江苏省中医学校后，按照国家、省卫生行政部门的要求，将中医师资培养作为工作重点。5月，该校发布了《江苏省中医学校医科师资班教育计划纲要（草案）》③。并于9月发布了《针灸师资班教学工作计划》，同年9月19日举办了第一期医科师资班和第二期针灸师资班的开学典礼，共有126名学员④。江苏省中医学校首任校长承淡安先生是我国著名针灸学家，该校在成立初期即大力发展针灸教育及师资培养，仅在1956年就完成了3 000人次的针灸巡回教学，针灸师资班的成立也早于医科师资班⑤。

1956年4月，江苏省中医学校第一期中医进修班学员结业。由于该期学员专业基础好，在学期间参与了教材编写工作，为此结业后留校任教者达32人之多，这些学员迅速成为江苏省中医学校的教学骨干。1957年，卫生部抽调该校支援北京中医学院建设的7个教研组的8位正副组长中，有7人毕业于该校第一期中医进修班⑥。1957年11月，受卫生部委托，江苏省中医学校举办了旨在培养中医教学人才的全国第一期教学研究班，吸引了来自八个省、市的49名学员。当月，该校即制订了《第一期教学研究班教学工作计划》，并为后续每一期的教学研究班都设立了专门的教学计划。教学计划及任课教学名单①，详见表1-3-1。

到了1957年12月，卫生部再次向江苏省中医学校发出通知，计划于1958年举办第二期教学研究班，计划招收学员120名②。1958年初，卫生部发布《通知选派中医师资参加江苏省中医学校师资班学习》［（58）卫中医字第20号］，通知下达到上海、山东、安徽、浙江、福建、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十二省、市卫生厅、局。③5月的第二期开班，实际招收来自13个省市中医学院、中医进修学校及公立医疗机构的76名学员④。

1960年2月11日，卫生部委托南京中医学院举办的全国第二期温病专修班开学，学习期限为三个月，共招收来自全国21个省市的42名学员；同一天，南京中医学院也应江苏省卫生厅的委托，启动了为期一年的第二期师资班，招收共计19名学员，他们分别来自省内的16个市县⑤。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中医学院也承担了卫生部委托的师资培训任务，但回顾从1955年开始至1960年这六年间，南京无疑成为当时中国中医师资培养的重要基地。

随着中医政策的转折，全国各地急需大批合格的中医师资。在这一背景下，江苏省中医学校不只是为江苏，而且为全国培育了众多合格的中医师资，主动响应国家的召唤，向新中国的高等中医药教育系统输送了大批师资。

1957年，面对中医学院和中医学校师资匮乏的办学难题，根据周恩来总理“南京支持北京”的指示，卫生部中医司司长吕炳奎于7月来到江苏省中医学校，抽调包括温病、方剂、金匮、中药、诊断、针灸、内经在内的7个教研组的董建华、王绵之、印会河、颜正华、汪幼人、程莘农、王玉川、杨甲三等8位正副组长前往北京中医学院任教，安排该校医科师资班的学员刘弼臣、王子瑜等7人前往北京中医学院任教，安排医科师资班的学员汪朋梅、王满城、陈孟恒、王少华、夏锦堂、陈伯英、王少仙、王光升、王体仁、岳伟德、宋少安、卜昭昆、江鸿琪、钱德深、吴鹏、马平、宋学儒、张志坚等18人至保定中医学校任教，总数33人①。紧接着，1958年7月，卫生部再次选派该校24名学员前往北京中医学院任教②。1958年11月，卫生部在保定举行全国中医中药工作会议，南京中医学院分享了其办学经验，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在会议报告中特别感谢南京中医学院为全国各省提供师资支持，并向北京、河北中医学院输送了大量教师③。在江苏省中医学校更名为南京中医学院之前，已有57名教师被卫生部调派支援北京、河北两地的中医学院建设。此后，南京中医学院的校友在全国各地中医药教育领域辛勤耕耘，2009年评出的首批30位国医大师中，就有10位是该校的校友，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四）首套中医教材的编纂与意义

中医政策转折后，多种中医教育模式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归根结底是因为在当时条件下中医教育界无法明确回答中医教育要“教什么”这个时代命题，因此编写合格教材成为当时诸多困难和矛盾的核心所在。

最早开始教材编写工作的是中医研究院，因为西医学习中医工作对合格中医教材的迫切需求，1956年3月21日，中医研究院设立了中医教材编纂委员会，在确定编辑的教材有，将《内经知要》《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译成现代汉语，同时编写《内科学》《外科学》《针灸学》《中国医学史》等教材④。紧接着，1956年7月23日，江苏省中医教材编纂委员会正式成立，由江苏省卫生厅厅长吕炳奎担任主任，江苏省中医院院长叶橘泉和江苏省中医学校校长承淡安分别担任副主任⑤。由此开始，新中国中医药教育发展初期南北两个教材编辑中心正式成立，南京更成为日后中医教材修编中心和中医师资培训的重要基地⑥。

由于江苏省中医学校建校伊始便坚持中医教学主体地位，紧抓师资和教材两条主线，加上该校创造性提出的“交替教学法”的成功实践，到1957年9月，该校已编写出全部中医教材，这套完整中医教材的成功编写，彻底解除了中医政策转折后全国范围内中医进修、西医学习中医以及医药院校开设中医药课程和首批中医学院初创期在教材方面的燃眉之急①。随后，江苏省中医学校继续推进教材编写工作，到 1958年10月，经过三年的教学实践，该校在报告中称已编写好的教材包括15个类别近50种书籍，这些主要教材大多经过三次或更多次的修订，其中7个类别9种书籍已经出版，另有4个类别4种书籍即将出版②。又经过一年的努力，到1959年10月，南京中医学院编制的教材种类统计表显示，该校共编写教材16个类别共84种，其中22种已成功出版③（据考证实为23种，还有1959年2月出版的《内经辑要》），详见表1-3-2。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1958年前后，南京中医学院不仅完成了中国现代中医药教育史上首套15门分科教材的编写，还创造性地编写了《中医学概论》《中药学概论》《中医护病学》三门教材。《中医学概论》的重要意义在下一节单独阐述。《中药学概论》不仅 贯穿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还在中医学理论体系指导下从实用出发在各论中重点介绍了210种中药。《中药学概论》较之前中药学习的范本——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汪昂的《本草备要》以及吴仪洛的《本草从新》在理论体系的完整性、知识的实用性上有了巨大的进步，是当时较好的一本中药学习参考书①。而《中医护病学》则是南京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在全国率先编写出的中医护理学专用教材，在“大跃进”的特殊年代，南京中医学院附属医院苦战7个昼夜，提前3天完成了30余万字的初稿和30余项中医护理常规。该书广泛参考了古代中医护理文献和民间传统的护理知识，结合了该院四年来在中医护士教学与中医护理实践中的经验，集合了江育仁、邱茂良、邹云翔、周仲瑛、徐景藩等现代中医人耳熟能详的一大批中医人参与编写工作，贯穿了中医学“医护合一”的优良传统，是我国第一部中医护理学教材②。

至此，南京中医学院已经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建校之初坚持中医主体地位，紧抓师资和教材两条主线的办学目的与办学宗旨，中医各科教材的成书也帮助新办的中医学院建立起正常的教学工作秩序。该校通过培养师资稳固了中医高等教育的根基，总结并传播了中医教学的南京风格③。

（五）《中医学概论》的创新与影响

《中医学概论》是一本在我国中医药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教材，《中医学概论》包括之后被誉为“姊妹花”的《中药学概论》，不仅是南京中医学院教材编写历史上承前启后的重大事件，也是我国中医药教育事业逐步走向正轨的重要见证，初步构建了新中国背景下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根基，是传统中医理论体系重构基本完成的一个重要标志④。《中医学概论》是由时任卫生部中医司司长吕炳奎在1956年为配合全国范围的“西学中”运动而倡导编辑的，而吕炳奎之所以能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江苏，除了他曾担任过江苏省卫生厅厅长、熟悉江苏中医药教育实际情况外，更是与江苏省中医学校在中医教材编写方面的成功经验密不可分。卫生部在1956年秋季正式下达编写指令，江苏省中医学校随即动员各教研组通过集体创作的方式，采用试教和修订的方法，于1957年初完成初稿，并在南京市中医学徒班进行试教，经过修正和补充，进一步在南京医学院和江苏省卫生干部学校两处试教并进行修改，出版前又做了一次重大修订和补充⑤。

1958年10月1日，《健康报》头版刊发了《中医学概论》正式出版的消息，称之为“在整理中医理论上发射出的第一颗卫星”⑥；紧接着，《中医杂志》发表评论指出，该书的出版基本上解决了西医学习中医、医学院校增设中医课程以及中医温课、中医带徒弟的教材困难问题①。

《中医学概论》出版后，迅速成为全国各地“西医学习中医”培训班和高等中等医药院校中医课程的教材②，在1960年6月举行的全国文教群英大会上，南京中医学院因编写《中医学概论》等68种教材“风行全国，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有力地配合了开展西医学习中医的群众运动”而受到大会表彰③。

1958年《中医学概论》正式出版后，为配合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的群众性运动，南京中医学院专门组织了《中医学概论》讲师团，1959年4月，学院总结讲师团工作时指出：“担负着院外17个单位共22个班，2 365名学员的教学任务，听课对象大多是医学院的教学人员、医院的临床医师，也有部分卫生行政领导干部和护理人员，授课学时一般80学时左右。”④为了便于全国范围的教学工作，该校还制订了《中医学概论》教学进度计划供有关单位学习参考⑤。《中医学概论》从首版到第二版的一年之中，发行量已达68万余册，在当时出版的中医药类图书中首屈一指⑥。

四、“五所老校”的来历与中医高等教育体系的初步形成

在我国中医高等教育界，一直有“五所老校”的提法，特指北京中医学院、上海中医学院、广州中医学院、成都中医学院和稍后成立的南京中医学院。“五所老校”有什么来历？2004年南京中医药大学建校五十周年之际，陆莲舫老先生为此专门写了《老五院之由来》一文。⑦ 1962年7月北京中医学院秦伯未、于道济、陈慎吾、任应秋、李重人五位老先生给卫生部党组的《对修订中医学院教学计划的几点意见》（即著名的“五老上书”）中也有清晰的记载⑧。即，南京中医学院尽管在1958年3月才更名为中医学院，与最早成立的四所院校相比晚了近两年，“而中央卫生部却把南京中医学院列入首批成立的院校，成为五所老校之一，是有着历史的缘由”⑨。相关史料也支持这种说法。

1958年全国“大跃进”开始后，中医药教育事业也“大跃进”，中医学院和中医学校的数量显著增加，从最初的4所中医学院和7所中医学校增至15所中医学院和23所中医专科学校①。在这15所中医学院中，卫生部对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南京这五所学院采取了重点管理的措施，确保这些院校在业务开展和政策执行上保持一致。即使在1962年教育系统进行大规模精简，高等院校数量计划减少40%的背景下，卫生部计划保留的也是这五所院校，不过由于时任卫生部中医司司长吕炳奎的不懈坚持，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心下，原本计划裁撤的其他18所院校最终也得以保留②。

卫生部对这五所重点管理的中医院校的具体管理措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统编教材。1959年6月8日，卫生部召集直接管理的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成都五所中医院校在南京召开中医教材编写座谈会；同年9月21日，卫生部将《卫生部关于编写中医学院中医课程教学大纲和教材的意见》定向发送给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南京五所中医学院③，“五所老校”承担了中医学专业统编“一版”教材的主编任务，详情见本书第五章。二是发文范围反复重点提示“五所老校”。从组织召开中医学校座谈会，到教学大纲、教材的编写工作，再到教师职称定级问题，卫生部在下达的相关文件中均将“五所老校”单独列出，详见表1-3-3。

以“五所老校”为“塔尖”，至1966年全国已建成高等中医药院校20所、中等中医药学校10所，分布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至此，中医药高等教育体系的已基本形成。截至1966年，全国高等中医院校基本情况详见表1-3-4、全国中等中医药学校基本情况详见表1-3-5①②。

除以上两表所列学校之外，浙江医科大学、内蒙古医学院、贵阳医学院等一批西医院校也开办了中医专业。这一时期，各个中医学院以办中医专业为主，如广州中医学院，从1956年到1966年，只设中医专业，培养全日制毕业生996人①；1959年，成都中医学院在全国首创中药本科专业，并招收学生60人，学制四年②。在这十年间各个学校专业集中在中医、中药两个专业。如1960年，成都中医学院新建四年制针灸专业，先后招收两届学生共42人后，1962年针灸专业停办，学生转入中医医疗专业学习。③除培养全日制学生外，各个中医学院还开办了进修班、函授班、卫校、夜大等，培养了大量中医药人才，服务于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