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8年，蕾切尔·卡森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50岁了。作为一名海洋生物学家兼美国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局的撰稿人，她已经度过了大半生的时间。由于7年前出版的《我们周围的大海》一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她成了闻名世界的作家，后来又出版了《海洋的边缘》。这两本书的版税，使她能够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写作之中。对于大多数作家来说，这种情形无疑是完美的：声名显赫、写作自由，且不管内容如何，出版商都争先恐后地想要签约。人们都认为她的下一部书将会延续之前的风格，探索的对象新奇好玩，研究中透出轻松快乐。实际上，她也是这么打算的。但是在政府部门工作期间，她与同事们都被所谓的农业防治计划中广泛使用DDT和其他长效农药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给深深震撼了。

由于意识到了其中的危害性，她写了一篇关于农药污染的文章，但是新闻界对此不屑一顾。10年后，当杀虫剂和除草剂（有些比DDT的毒性强很多倍）导致野生动物家园的摧毁以及大规模死亡，甚至威胁到了人类生存的时候，她觉得必须站出来，把真相告诉大家。她又写了一篇文章试图引起各类媒体的注意。虽然她现在是一名知名作家，但是各报刊社害怕失去广告收益，因而拒绝刊登（唯一例外的是《纽约客》，他们在《寂静的春天》出版前连载了部分内容）。例如，一家儿童罐装食品公司就声称这篇文章会给使用该公司产品的妈妈们造成“无端的恐慌”。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写一本书——图书出版商没有广告的压力。最初，卡森想找别人来写这本书，但是最后决定由自己来完成。许多仰慕她的人都怀疑卡森是否能把这一沉闷的主题写成一部畅销书，她自己也举棋不定，但是使命要她必须走下去。“如果继续保持沉默，我心里将永远无法平静。”她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

《寂静的春天》花了4年时间才最终完成。这本书里的研究与她之前的截然不同。她不再有以前在实验室里搞出新发现时的那种兴奋和喜悦。现在的研究和叙述对象变得异常严肃。她还需要有非凡的勇气：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用卡森自己的话来说，她“饱受一系列病痛的折磨”。

她很清楚，这本书将会受到整个化工界的猛烈攻击。因为她并不是简单地反对化学药剂的滥用——更根本的是，她明确指出了现代工业社会对大自然极不负责的态度。果然，这本书受到了冷酷无情、毫无底线的攻击，可以说自从一个世纪前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以来，还没有哪本书受到过这样激烈的攻击。

化工界花费了数万美元来反驳这本书并诋毁作者——她被描绘成一个愚昧无知、歇斯底里的女人，试图把整个世界拱手让给昆虫。但是，事与愿违，那些攻击使得这本书更加出名了，恐怕就连出版商的宣传也望尘莫及。一家大型化工厂试图阻止这本书的出版，因为卡森使消费者对该工厂的一种产品产生了抵触情绪。卡森没有屈服，这本书如期出版了。

她岿然不动，勇敢地只身面对那些责难。与此同时，《寂静的春天》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肯尼迪总统亲自组建了一个科学顾问委员会调查小组来研究杀虫剂问题。几个月之后，调查小组的报告出来了，证实了蕾切尔·卡森的观点完全正确。卡森对于自己的成就显得非常谦虚。当手稿接近完成的时候，她给自己的好友写了一封信，其中有这么一句：“我想拯救的这个美丽世界在我心中是至高无上的——我对于那些愚蠢、野蛮的做法深恶痛绝……现在我认为起码自己能帮点小忙。”实际上，《寂静的春天》使“生态学”这几个当时看来还很陌生的字眼，成了那个年代人们追求的热门事业。它也促成了各级政府开展环境保护立法工作。

时至今日，《寂静的春天》的价值和影响已经远远地超出了那个时代，它架起了C. P.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间的桥梁。蕾切尔·卡森不但是一位实事求是、训练有素的科学家，而且具备诗人的洞察力和敏感性。不可否认，她对自然抱有强烈的情感。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了解得越多，就会越感到“不可思议”。她把一本死亡之书变成了一首生命之歌。今天重温旧作，可以看出它的意义远比仅仅描述危机要广泛得多。它让我们意识到人类所面临的威胁——化学品对环境的危害；它让我们意识到（当时几乎无人知晓），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行为正在降低着地球上的生命质量。

《寂静的春天》提醒人们在这个过度程序化、过度机械化的时代，个人的主动性和勇气依然重要：变化可以发生，但不是通过战争或暴力革命，而是通过改变我们自身对世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