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甲午战争中的间谍
日本在甲午战争前，经过多年精心策划，终于挑起了这场战争。一旦冲突爆发，日本的间谍活动和策谋立即进入了加速阶段，成为战争的重要一环。
1894年7月中旬，日本的军事大本营急召炮兵大尉根津一前往长崎，并要求他提供关于中日开战的意见。随后，根津一被命令迅速前往上海，策划和执行战前及战中的谍报工作。
根津一接到指令后，立刻乘坐英籍船只“安吉尔斯号”前往上海，抵达后，他与原驻上海的日本武官津川谦光、总领事大越成德等人秘密商议，制定详细的谍报行动计划。为了确保情报的获取，根津一还联系了潜伏在上海的各方人士，包括汉口乐善堂成员藤岛武彦、田锅安之助等。他们的任务是分头前往不同地方，获取各类战地情报。其中，楠内友次郎和福原林平被派往奉天和辽阳，藤岛武彦则秘密穿越华北和东北，最终抵达朝鲜。田锅安之助依旧留在上海，他的住处成了间谍们的秘密基地，充当了情报传递的中转站。
与此同时，日本的间谍网络也渗透到清政府的北洋大臣驻天津的机构。7月28日，日本间谍在天津的松昌洋行举行了秘密会议。与会者不仅包括使馆武官神尾光臣等重要人物，还特意从烟台请来了著名间谍宗方小太郎。宗方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他搭乘下午2:30的火车抵达天津，并与其他间谍一起商讨后续情报搜集工作。经过紧急的策划，他们决定在日本使领馆撤回后，继续由石川和钟崎等人潜伏在天津，继续收集情报。而宗方小太郎则被派往烟台，负责监视北洋舰队的动向。此外，前日本陆军大尉川烟丈之助也被派往北京，继续执行间谍任务。
不仅是陆军，海军方面也开始了严密的谍报部署。在上海，海军派出了黑井大尉（后来升为大将），在烟台和天津也分别布置了松井大尉和世良田大尉等人。这些间谍的主要任务是调查和分析中国海军的部署。尤其是泷川具和大尉，他被认为是少数能通中文的间谍之一。
泷川具和早在1892年就受命来到天津，化名堤虎吉，潜伏在当地法租界。他的任务是通过多种方式混入天津的商人和劳工群体，秘密调查北洋舰队的情况。到了1893年，他还乘坐中国小型帆船，从塘沽出发，沿渤海海岸向北侦察，寻找适合大规模登陆的地点。最终，他选定了北戴河以南的洋河口。到了1894年4月，泷川又与海军参谋岛崎大佐一同，沿陆路前往山海关一带，详细勘察沿途的地形。
此外，泷川的另一项任务是刺探中国清政府对战争的态度，并向日本高层提供准确的情报。1894年7月9日，当英方试图调解中日冲突失败时，泷川立即向日本政府报告了清政府的内部情况。他提到，清朝政府虽然表面上保持和平姿态，但内部反战和亲俄的声音不断，尤其在李鸿章等人的领导下，朝廷中的矛盾更为激烈。泷川通过对这些信息的深度分析，建议日本迅速开战，认为拖延战局对中国有利，而加快战斗的节奏才能确保胜利。
山本条太郎，出生于1867年，来自日本福井县。1881年，他踏入了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开始在该公司上海分店担任店员，专注于经营东北大豆的进口业务。值得一提的是，山本不仅精通中文，还模仿了中国人的发型和着装，深入融入当地商人圈中。通过这些日常接触，他结识了广东商人潘玉田父子，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潘家在东北的营口开设了东永茂油房后，山本也开始频繁往返于上海和营口之间，处理大豆的出口事务。
1894年，山本晋升为三井上海支店的代理支店长。甲午战争爆发前，尽管他已经接到几次来自日本本国的指令，山本却并未回国。他此时已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取得了联系，成为了一个隐秘的间谍。战争前夕，在潘玉田的帮助下，山本利用东永茂油房的地下室作为情报收集的据点，开始为日本提供关于清朝军队的宝贵情报。此举屡次为日本军方提供了关键情报，屡立战功。
日本方面的间谍活动也在悄然展开。最早被中国政府破获的日本间谍之一，是潜伏在天津的石川伍一。石川伍一，出生于1866年，原名义仓告，早年在中国学习汉语，熟练掌握中文。他于1884年来到上海，开始为日本海军从事间谍活动，擅长绘制地图。后来，石川伍一加入了由荒尾精创建的汉口乐善堂，开始在四川、北京和天津等地活动。1890年，他受命为日本海军搜集情报，专门负责探查中国黄海沿岸的军事情况。
1893年，石川伍一和同僚井上敏夫一同前往渤海湾进行侦察。他们一路沿着海岸线进行秘密探查，甚至深入到旅顺、威海卫等军事要地，收集到了大量的军事情报。回到天津后，石川伍一藏匿在紫竹林的松昌洋行，伪装成普通职员，继续从事间谍工作。
这一切并未能逃过清政府的耳目。1894年8月1日，随着中日两国的宣战，石川伍一的间谍活动逐渐暴露。清政府发现了石川伍一和其同伙钟崎三郎的行踪，并密切关注他们的动向。在天津，守营的任如升成功查明了石川的藏匿地点，并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清政府相关部门。为了避免引起外交纷争，清政府决定在租界内将他们一网打尽。
8月3日，石川伍一意识到自己已经暴露，决定转移住所。然而，他还未离开刘菜家门口，就被清政府的抓捕人员逮捕。钟崎三郎在事件发生前已逃往山海关，因此暂时逃过一劫。经过审讯，石川伍一对自己的间谍行为供认不讳，详细交代了与刘菜勾结、收集情报的过程。最终，石川伍一和刘菜都被依法判处死刑。
同年，其他几名日本间谍如藤岛武彦等，也相继被清政府逮捕并依法处决。
1894年8月，藤岛武彦接到了一个机密的任务，他需要潜入中国北方，尤其是华北和东北地区进行侦查。为了隐匿身份，他决定伪装成一位中国僧人，开始了这场艰难的秘密行动。由于藤岛并没有任何剃发或佛教修行经验，他决定先到浙江的普陀山法雨寺寻找日本间谍高见武夫，后者已在寺中剃发为僧并提前潜伏。藤岛计划与高见武夫会面后，一起北上执行任务。为了更好地融入环境，他决定在法雨寺向高见求取一些佛教知识并接受戒律。
藤岛在前往普陀山的途中很快就暴露了自己的身份。8月19日，当他乘坐的江天号商轮驶至镇海附近时，一名叫贝名润的清军把总对船只进行例行检查。贝名润发现藤岛身为僧人却携带一把洋伞，且神情神秘，心生疑虑，随即上前盘问。藤岛在接受询问时先说自己是广西人，接着又说是贵州人，可是他的口音和言辞都无法自圆其说。经过进一步搜查，船员们在他身上发现了许多可疑物品，包括墨盒、纸、笔、时辰表、普陀山僧名单等，还发现了22元洋银和一些零钱。这些迹象表明他并非普通僧人。
在审讯中，藤岛最终承认自己是日本大阪人，名叫藤岛武彦，受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大越成德的命令，前来普陀山告知高见关于两国关系紧张的事情，并敦促他尽快回国。然而，藤岛始终否认自己与间谍活动有关。于是，清军决定将此事进一步调查。
上海又发生了两名日本间谍被捕的事件，为藤岛案件的进一步调查提供了线索。8月13日，清军在上海法租界抓获了两名伪装成华人商人的日本间谍，他们身上携带了关于军事部署的地图和文件。经过审讯，他们承认自己是奉命潜入东北的间谍，准备探听军事情报。由于两名间谍的身份暴露，法国领事竟然以“归美国保护”为由，将他们交给了美国领事管押，导致事件一度陷入僵局。然而，经过清政府的多次交涉，9月30日，美国公使田贝方同意将这两名间谍交给中国处理。
通过审讯，间谍福原林平和楠内友次郎供出了更多信息。他们揭露了自己是受命探查北方军情，并透露与藤岛和高见有密切联系。福原还交代了他与藤岛和高见在上海的见面，进一步证明了藤岛武彦的间谍身份。
藤岛的身份逐渐清晰，经过进一步的审问，藤岛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与日本间谍活动有直接关联。他解释说自己受命从大阪出发，经过上海前往普陀山招募高见武夫，共同探查中国北方的军情。藤岛的供述使案件得以彻底揭开。
经过一系列的审讯和调查，清政府决定严惩这些间谍。1894年11月29日，福原林平和楠内友次郎在南京被处决；而藤岛武彦和高见武夫则于1895年2月23日被处死于杭州。至此，这起牵扯到多名间谍的案件终于告一段落。
然而，这并非日本间谍活动的终结。虽然这次案件曝光了部分日本间谍的身份，但实际情况是，日本在甲午战争期间的间谍活动远远超出这个范围，许多间谍在任务完成后逃之夭夭，或者在被捕后迅速被释放回国，继续进行侵略活动。这一系列间谍行动无疑为甲午战争的爆发和日本的侵略提供了重要情报支持。
1894年7月25日，在中国丰岛的海面上，北洋海军的济远、广乙、操江三艘战舰与一艘满载兵员的高升号轮船，遭遇了日本舰队的突然袭击。此战几乎将北洋海军击溃，济远受创，广乙被毁，操江舰被俘，而高升号在激战中沉没，船上的1100多名士兵丧命。丰岛海战成为中日甲午战争中的第一次海上对决。自此之后，北洋海军的局势愈加被动，经过黄海海战的惨败，最终在威海卫之战中全军覆没。
日本海军能够获得如此决定性的胜利，除了强大的军力之外，间谍活动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当时，中国的知名人士对这种局面深感痛心，曾发出过警告。十多年来，日本的间谍们一直孜孜不倦地为日本政府提供情报。他们渗透进中国的各个领域，有的侦察政务设施，有的调查地理情况，甚至连每一寸土地都了如指掌。而中国政府始终未加以防范，直到战事爆发，才发现这些间谍已经将中国的机密情报传递给了日本，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战争爆发前，日本间谍的重点目标之一便是窃取有关中国调兵援朝的动向以及北洋水师的军事行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方派遣了大量间谍，在中国的主要港口和商贸区活动。天津、威海等地，成为了日本间谍的重灾区，时常可以看到“倭人”出没，他们伪装成普通商人或者旅客，甚至混迹在码头，悄无声息地记录下每一艘中国战舰的航行情况。
据德商信义洋行经理满德所述，他在同年7月31日写给李鸿章的信中提到，曾见到一个日籍男子常驻唐沽，这个人精通多国语言，甚至能够轻松与中国人用汉语交流，并在各种场合偷偷记录下重要信息。他对中国军舰的配置和任务分配了如指掌，甚至知道一些关键信息，如“爱仁号”和“高升号”的兵员和物资状况，令中国方面对此毫无防范。
日本的间谍活动不仅限于简单的侦查和窃取情报，还包括巧妙的心理战术。在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最成功的间谍之一便是宗方小太郎。他的间谍生涯可谓是极为传奇。宗方小太郎，出生于1864年的熊本县，早年便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1884年，他随佐佐友房来到上海，开始了他在中国的间谍生涯。在此期间，他以“学生”的身份，深入中国的北方九省，调查当地的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状况。
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宗方小太郎的间谍活动已达到极为隐秘的程度。1894年6月26日，他接到日本海军大本营的命令，要求他前往烟台，向日本驻烟台领事馆的武官井上敏夫报到。宗方立即动身，并在7月5日到达烟台，从井上敏夫那里接受了新的任务——对北洋水师进行深入侦查，尤其是他们的舰队动向。
为了避免暴露身份，日本的间谍们采用了高度隐秘的通讯方式。他们使用暗语来传递信息，福原林平就是其中之一。他们规定了一整套复杂的暗语系统：例如，“上等品”代表“旅顺口附近的军队”，“谷类”代表步兵，“皮类”则是指兵船，“生色”代表增兵等等。而宗方小太郎也不例外，他与日本海军的通讯通过暗语传递。比如，“草帽辫行市如何”表示北洋舰队是否会出击威海，或者“买卖不如意”则指北洋舰队是否会从威海出动。
宗方小太郎的情报活动，不仅仅是在军事领域，他深入了中国的各个角落，搜集了大量关于北洋水师的情报，这对日本军队的战略部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宗方小太郎也因此在甲午战争中为日本舰队提供了极为关键的情报，帮助他们制定了成功的作战计划。
在接受任务后，宗方迅速变装成一名普通农民，悄然踏上了他的使命之旅。7月8日，他从烟台启程，经过了两天的跋涉，终于在10日抵达了威海。这个地方，被日本的谍报机关称为“死地”，但宗方并没有被这份评价所吓倒，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当天夜里，他开始秘密侦察中国军舰的情况，记录下了它们的种类和数量，还登上了西城环翠楼，仔细观察了周围海湾的地形和灯塔的设施。接下来，他又前往刘公岛探查了一番，发现岛前的海域南北约有四十里，停泊着十三艘军舰。
13日，宗方混入难民中返回烟台，并继续安排人手前往威海，保持对北洋舰队动向的密切监视。16日，他得到了一个重要消息：北洋舰队的济远号和威远号从上海驶抵烟台。宗方亲自登上了济远号，观察了舰上装载的武器，并获悉这两艘舰船即将启程前往朝鲜。17日，他得到了另一个重大情报：李鸿章新成立的淮军10营以及宋庆率领的毅字军4营也准备出征朝鲜。19日，他派遣的侦察员返回，报告称“镇远”、“济远”、“广乙”等16艘舰艇已经做好了战备，准备随“致远”舰、康济轮以及从旅顺出发的五营马队一起出发，前往朝鲜。
22日，宗方再次悄然潜入威海，并详细记录了沿途的路程、地名和道路情况。这些信息对于日后日本军队从烟台进攻威海时的行军路线至关重要。凭借这些情报，宗方成功地掌握了北洋舰队的出海护航计划，并及时将情报通过电报传递给上海，再由上海转告日本大本营。
7月20日，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中将亲自乘坐“山城丸”号军舰从横须贺出发，22日下午抵达佐世保港，向日本联合舰队传达了大本营的作战命令，并进行了具体部署。23日，联合舰队便开始从佐世保港出发，驶向朝鲜西海岸，展开了针对中国军舰和运兵船的袭击行动。后来，宗方的小太郎的密友绪方二三也指出，正是因为宗方及时提供了情报，日军才能够顺利发起攻击，这并非空穴来风。
随着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战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到8月4日，日本驻天津的领事馆人员和烟台的日侨已经撤回了日本。宗方和石川等间谍仍然在继续他们的间谍活动，他们从中获得的情报帮助日军在战场上占得先机。宗方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段时期的行动，每一份报告都以最快的速度被发送到上海，确保日本大本营能随时掌握北洋水师的动向。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宗方继续获取并报告北洋舰队的活动。他得知“镇远”号等舰船的动向，并不断更新威海和旅顺的情报。通过他派遣的密探，宗方获取了威海和天津的最新情况，甚至能预知北洋舰队的下一步行动。比如，11日，宗方报告称，威海港的舰艇已悉数出海，仅剩四艘，此外还有一些鱼雷艇在港内活动；13日，他又得知袁世凯准备率军前往朝鲜，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清朝政府并没有忽视这些动静。在8月20日，上海官厅发现了宗方的第十二号和第十四号报告，迅速采取了措施，命令烟台的刘含芳逮捕宗方。随后，刘含芳又向旅顺的兵备道龚照屿发出了通报，要求尽快捕捉宗方。这一情况让日本谍报机关高度警觉，他们急忙命令宗方迅速撤离。
宗方接到命令后，便匆忙准备离开，决定冒险乘坐“连升”号客轮离开烟台。一路上，宗方心中充满了忐忑与不安，但他依然对命运抱有一线希望。在经过吴淞口时，幸好中国官兵的检查不够严密，使他侥幸逃脱，最终抵达上海。在上海，宗方躲进了田锅安之助的住处，不久便搭乘英国轮船返回了日本。
回到日本后，宗方受到明治天皇及日本军政高层的嘉奖。10月4日，他刚回国不久便被召至广岛大本营，明治天皇亲自接见了他，并以中国服装的特别礼遇表彰他为国家立下的赫赫战功。之后，宗方还受到了内大臣土方久元和其他高层官员的接见，并回答了关于中国形势的问题，成为了当时日本间谍事业中的一位重要人物。
在甲午战争期间，宗方小太郎不仅在收集中国北洋海军的情报上取得了显著成就，而且还在日本大本营的战争决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制订侵华战略和方针时，他提出了不少关键性建议。海军军令部曾对宗方的报告给予高度重视，并规定，只有海军大臣、次官、军令部长及其他高级领导才能查看他所提交的内容。八角海军中将曾透露，宗方的报告对日本的战略方针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许多关于中国的重大决策，几乎都以宗方的分析和建议为基础。
例如，在黄海海战前，宗方在一份名为第十一号报告的文件中，向军令部提供了关于战术的独到见解。他分析了中国当时的战略态势，并指出：中国不会在当前的情况下，放弃自己的关键领土去发动朝鲜的进攻。他认为，尽管有传言说中国可能将威海舰队的部分舰船派往朝鲜，但实际上他们更可能会将舰队集中在旅顺一带。宗方建议日本应利用此时的有利形势，首先突入渤海，试探北洋舰队的反应。如果北洋舰队敢于出战，日本舰队便可准备在威海和旅顺展开战斗；如果中国舰队不敢出击，那么日本便可推断出敌方的胆怯。然而，如果敌方真有勇气出击，则应当诱敌出海进行决战。宗方的这一策略无疑为日本的军事指挥层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参考，也为日本在黄海海战中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宗方小太郎不仅仅是参与情报工作，他的战略眼光和军事见解也在日军的多个战役计划中得到了采纳。在进攻旅顺、威海乃至台湾的过程中，宗方提出的多项建议也被付诸实践。例如，关于辽东半岛的作战策略，宗方及几名间谍建议先占领大连湾附近的大窑口，再进一步进攻大和尚山和石门村，最终控制金州以切断旅顺的后路。这个提案得到了采纳，并经过适当修改后实施。
此外，宗方还在日本侵占台湾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曾随日本第一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一同进入台湾，负责为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制定政策和起草文件，为日本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1895年初，尽管甲午战争尚未正式结束，但中国的败局已然无法挽回。此时，清政府开始向日本提出议和请求，而日本则趁机谋划着对中国提出更多的赔偿要求。在这一过程中，宗方小太郎再度发挥了重要作用。1月23日，他向海军军令部提交了一份题为《对华迩言》的报告，长达4000字，内容详尽。报告中，宗方明确表示，必须排除一切阻碍，攻占中国的首都北京，若有余力，再进攻长江流域，切断南北交通，使中国政府陷入极度困境，完全无法反抗。这一战略思路，直接影响了后来《马关条约》的内容，条约中关于割地、赔款以及最惠国待遇等条款，可以看到宗方建议的影子。
从这一切可以看出，宗方小太郎以及日本间谍在甲午战争中的活动，对中国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他们通过精准的情报收集和精准的战略建议，为日本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也让中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894年10月，经过平壤的陆战和黄海海战的惨烈冲突后，日军的大本营立即展开了下一步计划。日本帝国的第二军将军大山岩，决心发动一次直击中国首都北京的攻击，企图迫使清朝政府签署屈辱的和平协议。于是，第二军集结了约25000人的兵力，准备在辽东半岛的花园口发起登陆。
在这次战略行动之前，为了获取清朝军队的布防情报，第二军特意派遣了六名精英间谍，他们分别是山崎羔三郎、钟崎三郎、藤崎秀、猪田正吉、大熊鹏和向野坚一。这些间谍被秘密派往旅顺口、金州城、普兰店和复州等重要地区进行侦察。
第二军的司令官大山岩对这次间谍行动格外重视，他亲自召见了这六名间谍，在他们准备登陆之前做了动员。第一师团的山地元治师团长也给予了他们鼓舞，“为了国家，为了使命，你们必定能胜任”。参谋长大寺安纯则更加严肃地叮嘱道：“此行至关重要，务必确保任务完成。”
10月24日清晨，雾气弥漫中，第一批日军顺利从花园口登陆。在登陆过程中，日军抓住了一些当地的村民，这些无辜的乡民在慌乱中没能逃脱，被日军残忍地剥下衣物并活活打死。六名间谍趁机穿上这些死者的衣物，乔装成当地农民，迅速分头行动，消失在迷雾中。
猪田正吉和大熊鹏这两名间谍，在登陆后不久就失去了联系。猪田正吉，来自福冈，曾在上海的日清贸易研究所学习，毕业后在上海的日华洋行工作。1894年8月，他被召回日本，参加了第一师团并赴朝参战。大熊鹏，和猪田一样是福冈人，曾在上海进行过多次间谍行动。两人被派往大孤山一带执行侦察任务，但自此杳无音讯。
与此同时，山崎羔三郎、钟崎三郎和藤崎秀在旅顺口附近被当地清军捕获，并很快被处决。山崎羔三郎是福冈人，曾在汉口的乐善堂活动多年，还曾以化名常志斋潜入中国多个省份进行间谍活动。他有着极强的侦查能力，能够伪装成中国人并成功潜入清军阵地收集情报。在甲午战争初期，他为日军提供了多次关键的战术建议，帮助日本军队取得了多场胜利。钟崎三郎与藤崎秀也都在战争初期的侦察工作中立下赫赫战功。
他们的命运并不如愿。在10月26日，清军在碧流河和貔子窝一带抓捕了山崎和钟崎，而藤崎秀则在曲家屯被当地乡民捉获。经过审讯后，他们被押解到金州，最终于10月31日被处决。日军得知三名间谍的死亡后，深感痛惜。为了纪念他们的忠诚，日军不仅为他们设立了墓碑，还特别在上面刻上了“忠死之墓”以表彰他们为国家做出的牺牲。
在第二军派遣的六名间谍中，只有向野坚一幸运地存活了下来。向野坚一是来自日本福冈县的人，曾在上海的日清贸易研究所深造，毕业后，他还曾沿长江一带进行实地考察。甲午战争爆发后，他被日本军方召回，并被安排进了第二军的第一师团。十月二十四日，向野坚一与其他五名间谍随第一批登陆的日军从花园口上岸，任务是负责侦察普兰店和复州一带清军的防线。
刚踏上陆地，向野坚一便穿上了当地乡民的衣服，融入了当地的民工队伍，伺机进入清军的工事中，悄悄侦查金州、普兰店、复州等地的敌军动向。没过多久，他便在碧流河附近被当地乡民抓住，准备押送到清军的旎子窝军营。当时，向野坚一鞋底藏有一张详细的军用地图。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他在途中故意走进泥泞的河水中，将地图弄湿并踩烂。尽管如此，向野坚一依旧在半路趁着黑夜从悬崖跳下，侥幸逃脱。稍后，他由于迷路，再次被清军巡逻骑兵拦截，但凭借机智的言辞，成功说服了敌人放他一马，继续逃脱。最后，向野坚一终于进入金州城，成功完成了任务，为日军的进攻提供了关键的情报。
在这六名间谍之外，还有很多来自汉口乐善堂和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毕业生投身于日本的侵略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下是其中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高桥谦。他生于1864年，来自日本福冈县。在小学毕业后，他先后学习汉文典籍和法律，但始终不甘心局限于狭小的环境，于是决定前往东京，投身更广阔的世界。1880年9月，他凭借父母提供的学费，独自一人前往东京，在俊德义塾学习英语，并取得了父母的支持，进入明治大学继续深造，之后又转到东京专科学校学习经济学。1884年9月，他中途辍学，从长崎乘船抵达上海，开启了他侵华的生涯。
到达上海后，借着日本领事馆翻译吴硕的介绍，高桥谦暂住在前上海县丞冯相如家，开始学习汉语并研究中国的社会形势。那时，他得知了日本驻上海的武官曾根俊虎正准备发动一次暴乱活动，并被邀请参与其中，但他以自己在中国的时间还不长为由拒绝了。然而，受“福州事件”的启发，他决定深入了解清朝的内情，随即开始了一次详细的调查，先沿长江而上，直至重庆，接着他又辗转到江苏、浙江、江西等13个省区，搜集了大量信息，收获颇丰。
1886年2月，高桥谦再次启程，游历了华南各地。在他到达汉口后，得知乐善堂的成立，便立刻赶去。第一次见到荒尾精时，他便感受到对方非同一般的气质。荒尾精给他留下的印象是：“一个年轻的绅士，仪表堂堂，言辞庄重，显然不是一般的商人。”当晚，三人举杯畅谈，从中国的未来到与俄罗斯的关系，话题涵盖广泛。高桥当时便立下誓言，表示“我们今后应当携手合作，担负起解决东亚问题的责任。”
经过近一个月的交流，高桥谦对荒尾精的看法逐渐加深，认为他不仅学问渊博，且胸怀大志，能够承担重任。于是，他决定正式加入荒尾精领导的间谍组织，并在后来担任了四川地区的负责人。日清贸易研究所成立后，高桥为筹集资金，四处奔走，并在日本的上下游说。
甲午战争爆发后，高桥谦作为日军兵站监部的附属翻译官，随军从花园口上岸。当日军一路攻至普兰店时，气温骤降至零下12度，严寒的天气给运输带来了巨大困难。正当军需物资短缺之时，高桥提出了雇佣当地百姓马车运输的建议，并在第二天就顺利雇用了三十辆中国马车，极大地解决了运输难题，节省了大量成本。然而，这些马车夫很快受到了当地抗日力量的警告与威胁。为了确保运输线的畅通，高桥带领日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捕，最终逮捕并处决了多名抗日武装的头目，确保了日军后勤线的稳定。
角田隆郎，生于1871年，来自日本千叶县。他的求学之路充满了曲折与奋斗。年仅15岁时，他便进入东京的英语学校，并且在每个晚上的私塾里专注于数学的学习。这一期间，他不断拓宽自己的视野，立下了远大的志向。然而，1890年他参加了高等商业学校的入学考试，却遗憾落榜。就在这时，角田从报纸上得知，荒尾精在中国上海开设了新的学校。这一消息激起了他强烈的兴趣。通过日本驻汉口领事町田实一的引荐，角田拜访了荒尾精多次，最终成功获得了前往上海的机会，参加了学校的考试并顺利被录取。1891年9月，角田隆郎来到了上海，进入了日清贸易研究所开始学习。
三年后的1893年6月，角田成功完成学业，并决定留在日清商品陈列所进行实习。在那里，他与向野坚一、大川晋次郎、钟崎三郎、荒井甲子之助等人共同租下了北四川路仁智里的一个房子，开始了他们的秘密活动。在甲午战争即将爆发的前夕，角田与向野坚一、钟崎三郎接到根津一之的指示，以汉口茶商的身份，在虹口区的久庆里悄然成立了一个情报收集网。这个组织的任务是接收并转发从驻北京的武官神尾光臣处发送来的密电。
随着中日两国正式宣战，局势变得更加紧急。角田等人撤至英租界的日清贸易研究所原来的宿舍，并以日清商品陈列所为据点，继续从事各项情报工作。很快，角田隆郎因身份可疑被清朝上海道台衙门逮捕，但幸运的是，在美国领事的帮助下，他迅速获释，并得以回到日本。
1894年9月，角田与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同学们，平野六郎、吉原洋四郎、水谷三郎等人一同前往广岛，接受了军事指派。角田被任命为第二军第二师团司令部的附属翻译官，随军前往辽东。同行的还有一些肩负特殊任务的人员，如山崎羔三郎、钟崎三郎、猪田正吉和大熊鹏等。特别是在临近登陆时，钟崎三郎特意将自己的一条旧毛毯和一张军用地图赠送给角田隆郎，作为纪念。
角田在随军开赴辽东后的工作相当繁忙。他协助审讯俘虏、翻译诉讼、宣抚占领地以及物资运输等事务。甚至有一次，因为连续几天没有合眼，他在牛车上突然晕倒。随着乃木旅团进攻盖平，物资供应出现了严重困难，军队的粮食和弹药短缺。此时，角田凭借自己在中国的丰富经验，迅速奔赴貔子窝、复州、熊岳城等地，组织了数百辆牛车和马车，为日军解决了物资运输的问题，这一壮举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功绩”，赢得了指挥官的高度赞扬。
《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角田隆郎与高桥谦等人一同加入了日本的侵略队伍，参与了对台湾的侵略行动。在这段期间，他担任了向导和翻译，甚至与高山族进行谈判，为日本侵略军的行动提供了关键的支持。这些经历让他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成为一位值得铭记的人物。
甲午战争对中国而言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清政府不仅在战争中遭遇惨败，还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丧失了大量的领土与尊严。这次失败成为了中华民族历史上难以抹去的耻辱，几代人对此深感痛心，铭记在心。
其中，日本间谍的活动无疑是他们能够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日方通过其间谍系统，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侦察与渗透。可惜的是，清朝政府对于这些敌国间谍的活动竟然完全掉以轻心，甚至有一部分中国人，出于种种原因，竟然为日本的间谍工作提供了帮助，背叛了自己的国家，成了民族的叛徒。这些叛徒的行为同样让人痛心，值得后人深刻反思与警惕。
1894年7月12日，清政府的总理衙门发布了一封关于日本间谍的紧急文告，内容提到一名叫做宗方小太郎的“日本学生”正在进行一项“学术考察”，他声称要经过中国的多个城市，包括通州、三河、锦州等地，并请求获得保护与通行证。令人震惊的是，宗方小太郎不仅轻松通过了清政府的检查，还获得了官方的护照，甚至在旅途中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庇护。他的行踪几乎无人察觉，而这位“学者”实际上正是日本间谍系统的一员，专门在中国的军事重镇进行侦察。
在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总理衙门意识到日本间谍活动的严重性，开始下令全国各地的官员加强防范。相关的文告明确指出，特别是在沿海及内地重要城市，要特别注意防范日本间谍的渗透。然而，尽管有了这些指令，但清政府的执行力度仍然不足。各地的官员大多并没有严格按照命令行事，甚至有一些地方官员对这些间谍活动漠不关心，导致了许多间谍得以轻松逃脱。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宗方小太郎在从烟台逃往上海的途中，竟然在长江水师总督蔡廷标的帮助下顺利通过了审查。两人偶然相遇时，宗方以“学者”的身份谎称自己只是要避难，蔡廷标虽然心生疑虑，但却没有进一步调查。在这次会面后，宗方便顺利继续他的间谍活动，未曾受到任何阻碍。
与此同时，清政府内部也有一些人被日本间谍收买，成为叛徒，背叛了国家。1894年10月，清政府在北京逮捕了三名被日本公使馆收买的间谍，他们分别是高顺、赵春霖和吴承栋。这些人早年便与日本间谍机构有着密切联系，曾为日本提供情报和协助侦察。比如，高顺曾在日本武官的指示下，对威海卫和旅顺口的炮台进行了侦察，赵春霖则在甲午战争爆发前，为日本间谍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情报。
然而，尽管这些叛徒的行为暴露出来，清政府在审理这些案件时，显得过于宽容。高顺和赵春霖最终被判监禁，吴承栋则被判五年监禁，然而这些判决并未得到严格执行。最终，《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将这些被捕的间谍无条件释放，并将他们交给了日本政府，完全没有考虑他们背叛国家的严重性。
这种对间谍活动的疏忽和轻视，直接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日本在战前早有准备，精心策划，而中国政府却在面对这一切时显得过于麻木和无所作为。战争的结果已经是无法避免的惨败，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创伤，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