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欧亚战略抉择（1938～1945）

本书以中国地方外事发展的客观需求为现实起点，结合地方政府的内生经验、央地关系与国际关系的外部视野，阐释了对外系统中地方对中央的独特价值。本书通过建构一种一般性概念框架以解释中国省级政府如何在外交场域中留下自身的“地方印痕”。借助结构性资本与施动性资本两个维度，本书分析了省级政府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属性。此外，基于对不同省份外事工作的差异性考察，本书发展了基于中国背景的比较平行外交理论。最后，本书论述了

中国倡导的文明交流互鉴基础是中华文明中的和合文化，超越了西方的“文明冲突论”等，既是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的道义担当，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人类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客观需要。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更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是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先行实践，文明交流互鉴则是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人文基础与重要环节。

在民国外交史上，“英美派”外交官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群体。本书将“英美派”外交官置于1931～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全局视野里，考察这个群体产生的内外环境，探讨“英美派”外交官与国民政府美援外交的关系，及其在国民政府美援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揭示“英美派”外交官主要代表人物之间及其与国民党高层政治之关系，进而审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美国关系的广度与深度，为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大国间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在降低，但各种地区性危机与冲突层出不穷。在一些地区，危机和紧张获得了较好的管控；在另一些地区，危机却上升为地区性冲突，并引发了域外大国或国际组织的介入和干预。这些安全难题和困局呈现出新老因素交织、地区性因素与全球性因素联动的特征。如何实现对这些安全难题和困局的管控与治理，是维护全球和地区两个层次稳定与安全的重要路径，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也引发

在菲马科斯政府时期，美菲同盟关系经过“M”型的起伏变化，两国在越战、军事基地谈判、同盟条约适用性等方面存在矛盾分歧。美国采用承诺或削减安全义务、援助奖励与援助制裁、政治渗透等同盟管理手段，迫使菲马科斯政府履行同盟义务，成功主导同盟关系。菲政府在同盟关系中更多扮演追随者和搭便车者角色，陷入“被牵连”和“被抛弃”的同盟困境。同时，菲政府也并非毫无作为，其采用同盟反制手段，共同推动同盟关系的发展变化。

本书为《国际关系评论》2023年的第二辑，收录了特稿、情报史研究、国际战略研究、书评、稿约启事五部分，包括拜登政府对台政策；大国战略相持及其启示——以英美霸权转移和美苏争霸为例；华德事件与美国对中共外交政策选择（1948—1949）；“帝国铁路”与19世纪英国对印地缘政治经济战略初探等。

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代表的高层决策者欲将日本从二战后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建立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上强大的日本，开展了极富雄心的战略性外交。本书从历史事实出发，基于文献追踪与赴日调研，把日本外交置于国际秩序变革大背景下，主要立足于单元层面考察日本外交转型新动向，对日本外交战略与决策体制的“双转型”结构进行系统剖析，并就日本外交理念变革、体制重构、智力支撑、精英引领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

本书在分析全球安全治理的新态势的基础上，从全球网络安全治理、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全球卫生安全治理、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全球生态安全治理、全球能源安全治理、全球舆论安全治理和全球智能安全治理等方面展开，探索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文明倡议”以构建“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道路。

本书以大航海时代下全球殖民扩张为广阔背景，以俄日互识为切入点，有序探讨两国早期关系的发端、发展、延续、突破与延伸，呈现两国之间“好奇”“试探”“警惕”“接触”“冲突”与“睦邻”的历史过程，总结出俄日早期关系史的显著特征（特殊规律）和依循的历史普遍规律。本书立足于全球史和东北亚区域史的历史记忆，构筑自成一体的世界史视野下的俄日早期关系史叙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