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与封建君主制的覆亡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终于爆发了。这一天夜里，武昌城内外的革命士兵在革命领导机关遭到破坏，部分革命组织的骨干分子被杀害的危急情况下，自己发动了起义。起义新军的政治诉求，是因为清廷违背宪政承诺，任命了一个“皇族内阁”，而这个“皇族内阁”又推出了一个严重侵害民族资本利益的“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湖北新军发难的根本原因是四川总督府门前的流血，数十人死亡，清廷依然不愿退让。

10日白天，驻扎武昌城的张彪统率的第八镇和黎元洪统率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各兵营中纷纷传说，湖广总督瑞澂要派巡防营到新军各营中按名册捉拿革命党人，形势十分紧张，即使未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也感到有受牵连的危险。当天晚上，驻扎在中和门的第八镇所属工程兵第八营的营房内首先发生了士兵哗变。有几个军官被士兵打死，其他军官未敢拦阻，士兵们很快夺取了营房的弹药，一哄而出。他们首先到了附近的楚望台，驻防在这里的本营左队士兵起而响应，反对革命的军官随即逃走，因此这里的军械库很轻易地为起义士兵所占领。这时，起义的士兵有三百多人，为掌握局面，士兵们要求事变发生时躲避起来的左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充当总指挥。

这时，在城外的属于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工程兵营和辎重兵营，以及第八镇的城上的三个炮兵营的几乎全体士兵和城里的第二十九标、第三十标的各一百多名士兵，还有陆军测绘学堂的近百人，知道了起义的消息也起而响应。他们都集中到了楚望台，这里已成了起义的大本营。革命士兵们群情激昂，特别是当炮兵营的兵士拖了三门大炮进城参加起义，更使得军心大振。

当天午夜，集中起来的起义军向湖广总督署发动了进攻。在楚望台的炮声响起来后，武昌新军各标、营中又有更多的士兵参加了起义，起义部队到天明时已有二千人之众。他们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为标志，开炮击中督署。吓破了胆的瑞澂和铁忠等官员携带家小细软，打破督署后墙，出城逃上了长江上的一艘兵舰。张彪仍然在督署相邻的第八镇司令部里继续顽抗。起义士兵经过三次进攻，终于在天明前攻占了督署与第八镇司令部。经过一夜激战，到10月11日早晨，武昌已经在起义士兵的掌握之中了。短短一夜，义军就占领了武昌。

面对武昌突变，清廷并没有迅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主政者的本能反应就是启动危机程序强行镇压。然而，清廷违背宪政承诺的倒行逆施得罪的不仅是湖北新军。10月22日，湖南新军、陕西新军遥相呼应，相继宣布光复长沙、占领西安。23日，江西新军宣布光复九江。

数省新军起义，并没有改变清廷既定方针，因为各省新军不过是“地方部队”，并非国防军，力量有限，而大清王朝的支柱在北洋。只要北洋六镇不动，各省新军无论怎样折腾，都很难撼动清政府的统治基础。面对这些压力，清廷10月26日宣布将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将其充作“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的替罪羊。27日，起用开缺回籍养病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负责湖北“剿抚事宜”，依然不愿与新军进行谈判，期待武力镇压。

但是，这些取得了胜利的士兵没有坚强的领导者。同盟会的领袖或在国外，或在上海、香港等地。发动这次起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一些带头人都不在现场。这一夜间的胜利是革命士兵们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而取得的，同时也是革命党人多年来的宣传、组织工作和前赴后继斗争的结果。义军首领随即邀请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出面，与新军首领黎元洪一起成立湖北军政府，摆开与清廷决一死战的架势。

革命士兵们一夜之间取得的胜利为清朝的统治敲响了丧钟，武昌起义的第二天成立了湖北军政府，起义当夜躲藏起来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当上了湖北军政府都督。武昌起义胜利后的一个月内，十几个省宣布独立。12月25日孙中山回到国内，在他到达上海后四天，12月29日，南京的各省代表会议进行临时总统的选举，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12月31日，孙中山率领一些随员从上海到南京。次日，孙中山就任临时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由此不但结束了清皇朝二百六十多年的统治，而且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这是辛亥革命的一个巨大胜利。

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辛亥革命只是又一次‘改朝换代的革命’”，这一评价来源于人们对革命成果的怀疑。还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绅士运动”或“社会精英与绅士的运动”。法国的白吉尔夫人（Marie Claire Bergere）甚至认为：“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还不足以产生一场资产阶级革命。”1911年10月10日，由于很少人意识到武昌的事变已经带来了人们久已期待的革命，而使摄政王代表皇帝把统治帝国的大权让给了袁世凯。虽然共和制仅以“无君”为代价得以实现，但是社会矛盾依然日趋尖锐。黄兴、宋教仁等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相继归来，前往武昌襄助黎元洪军政府，清廷所面临的形势更趋复杂。

清廷不愿妥协的底气在于北洋六镇不动。反过来说，只要北洋六镇有变，清廷的既定方针也就必然会变。实力雄厚的北洋六镇，既可以为大清王朝的宪政改革保驾护航，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颠覆大清王朝的重要力量。清廷对北洋六镇的自信终于被事实所粉碎。10月29日，驻扎在滦州的北洋六镇将领张绍曾、蓝天蔚等发动兵谏，电请朝廷立即实行立宪，并奏政纲十二条。

同一天，资政院奏请罢黜“亲贵内阁”，不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重组“完全责任”政府以维持危局，团结将散之人心，“以符合宪政而立国本”；将宪法提交他们“协赞”。武昌起义爆发前，君主专制就已经名存实亡，辛亥革命则是连名义上的君主制也给废除了。第二天，清廷以小皇帝的名义下诏罪己，开放党禁，赦免一切政治犯；改组资政院，解散内阁，公举内阁总理，重建责任政府。清廷的政治让步空前巨大，其中关键是任命“深孚众望”的袁世凯接替庆亲王奕劻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并授权袁世凯全权筹组新的责任内阁。11月13日，袁世凯抵京。内阁名单的发布大致化解了半年以来的政治危机，给国内外以新的希望。

11月15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致英国外交大臣葛雷的电文如此表述：“黎元洪坚持要除掉清王朝，并拒绝了他（袁世凯）所有的提议。建立共和国的方案在上海和南方其他革命中心获得了支持；但在北方，民情则倾向于君主立宪政体，而且正是他（袁世凯）打算领导的党派主张这后一种政制。”袁世凯曾坚持君主立宪体制不可动摇，他深信共和只会导致国家的分裂和毁灭，期望保持国家的完整，他认为“一个有限的君主制是唯一能够确保国家完整的政体”。

长时期的僵持让中国的经济不堪重负，各国政府基于在华利益也无法默许无政府状态无限期延续。1912年1月19日，清政府驻俄公使陆徵祥联合驻外各使电请清帝退位。26日，大清国会办剿抚事宜第一军总统官段祺瑞率清军将领四十六人联名致电清廷，痛陈利害，恳请立定共和政体，以巩皇位而奠大局，明降谕旨，宣示中外。

这一历史场景在鲁迅的《阿Q正传》中反映得无比真切。从阿Q所在的未庄到革命首义的武昌，从杰出的艺术概括到床底下请出个黎元洪的真实历史，革命派让权给反革命派的辛亥革命悲喜剧上演得淋漓尽致。辛亥革命没有使中国社会的性质得以改变，却由于甩掉一个作为权力中心象征的清朝皇帝，反而造成了公开的军阀割据，内战不已，人民的生命和权利连起码的保障也没有。现实走到理想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