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城市化、流动人口、老龄化和户口制度

在很多方面，中国的城市发展模式与中等收入国家类似，并正在向高收入国家靠近。1978年以前，中国花了20年的时间严格限制城市人口的增加。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口不从事农业生产，大部分非农业人口居住在城市。官方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城市注册人口比例为51.3%，而这一数据在1978年时仅为17.9%。2011年的数据包含一些流动人口（在城市居住超过六个月的流动人口），但排除了其他人。城市人口数据还包含了一些居住在城市郊区的农民，但是这些人口只占现在大城市人口中很小的一部分。仍在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比居住在农村的人口规模要小得多——农村就业人口比例从1978年的接近70%的水平下降至2011年低于35%的水平，把农业生产作为主业的人大部分都在40岁以上。

中国目前以及未来十年或二十年都将经历快速的城镇化过程，中国将面临与此相关的三个主要挑战。第一，城市就业增长应足以吸收新增加的农村和城市劳动力。如果新增加的大部分劳动力需要由城市就业吸收，那么每年可能需要新增1400万个就业岗位。因为，中国每年有将近1000万名城市职工达到退休年龄并退出劳动力市场，所以吸收新增劳动力需要的就业净增加量相比以前较小，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数将会变为负数。当服务业新增就业比例上升，制造业新增就业比例开始下降时，劳动力市场供需将趋紧，工资将上升，中国服务部门增长将更快。依据多国的经验，中国制造业产出占GDP的比重和制造业就业下降的速度甚至比制造业产出下降的速度要快。因此，如果中国GDP要在未来一二十年维持年均6%或7%的增长率，工资将会继续上升，大有可能超过GDP的增长速度。

第二个挑战和第三个挑战不容易克服，它们要求对现存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或是改进。克服第二个挑战需要完全取消现存的家庭登记制度（户口制度）。户口制度虽然已经不再能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但是户口制度的关键问题是让那些在城市工作但是没有城市户口的人员受到歧视，这最终会对中国社会发展造成影响。众所周知，这是很多研究这个问题的中国学者和其他人关注的一个情况。有些城市地区甚至已经采取措施应对这一问题。这些城市主要是那些试图吸引流动人口而不是驱逐或忽视他们的城市。

当前的管理体系之所以产生问题是因为流动人口很少有人能够负担得起城市住房。这导致一些工人住在建筑工地，另一些工人则挤在远郊的单间出租屋内，年轻妇女通常住在工厂宿舍。糟糕的住宿条件迫使大量农民工将孩子留在农村家里，跟祖父母住在一起，而不能让他们在教育质量更高的，可以让他们提前适应城市生活的城市学校上学。虽然政府现在已经将城市学校向外来移民的子女开放，但是很少有人能够负担得起高额的费用和相关的支出。中央政府为城市贫困人口建立了大量的公共住房计划，但在全国范围内，迄今没有针对流动人口的此类项目。虽然乡村和城市医疗保险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流动人口需要返回他们户口所在的村庄才能享受这些福利。另外，大学入学指标是以对城市居民有利的全国考试为基础的，这实际上是与让社会整体走向小康的目的背道而驰的。

这些流动人口中会回到农村务农的人是极少的。虽然这几年农民收入已经显著提升，但是农村劳动力还很多，这导致农业收入仍然偏低。这些流动人口的孩子也不会再务农了。中国应当制定出一套方案，支持农村流动人口进入城市，获得住房、子女教育和养老保障等社会福利。中国应该在未来十年或二十年建立起这些制度。为了完成这项宏伟的目标，中国政府应建立起合适的住房体系，制定出可负担的又能尽可能满足流动人口需求的医疗制度，制定出可负担的且能满足移民家庭需求的教育制度。要建立这些制度并不是简单的事。针对农村流动人口的支持措施可能与支持城市人口的措施不同，在这里我们仅举两个例子。正像美国及其他国家表明的那样，高层公寓大楼适合城市中产阶级，但可能不适合贫穷的移民家庭。类似地，农村孩子的教育需求与城市孩子的教育需求也是不同的，前者的父母所受教育有限，而后者的父母大都受过良好教育。

第三个挑战与第二个挑战在某些方面相同，但不仅仅与近几年从农村来的流动人口有关，而且与整个城市人口有关。在城市化背景下，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逐渐凸显。人口迅速老龄化对中国社会有两方面的影响。最引人注意的是，中国长期实施独生子女政策，这项政策将导致中国老年抚养比迅速上升，支撑退休人员的养老支出的适龄工作人口将越来越少。在大多数国家，城市生活将终结一家几代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局面（或者生活在由家族自己在村里修建的临近的房屋里）。祖父母与他们已成年的孩子分开住，与不熟悉的家庭为邻将变得很正常。参加工作的孩子可能与他们的祖父母生活在不同的城市，这在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很普遍。传统的照顾老人的方式将不再适用。

中国整体抚养比在过去三十年持续下降，但是近期这一比例开始趋平。这是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中国工作年龄以下儿童的比例大幅下降，老年人的比例却显著增加（在过去20年大约上升了50%），但是中国老年人占比的起始水平较低（从1990年的8.3%上升至2011年的12.3%）。2013年，儿童占总体人口的比例已经趋平，如果中国放弃或是修改独生子女政策，就像中国很多人提倡的那样，中国儿童占比可能适当上升，老年人占人口的比重肯定会继续上升。随着中国人口寿命增加以及中国“婴儿潮”（1949年以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前出生的人口）一代开始退休，这一趋势将加快。1950年，中国0～9岁的人口为1.33亿人，目前有9400万人还在人世，为60～69岁，他们即将退休或者已经退休。1960年，中国0～9岁的人口为1.92亿人，这是另一个人口出生高峰期，其中有1.61亿人在2010年达到50～59岁；这一年龄段的女性很多已经退休，男性则即将退休。除了这些人，2010年，中国70岁及以上的人口为7100万人，而1980年仅为3000万人。中国最大的退休潮应该出现在1960年代出生的那代人退休之后的几十年里。2010年，中国15～24岁的人口为2.25亿人，他们可以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当年50～59岁的人口为1.61亿人，他们将要退休。十年后（2020年），中国50～59岁的人口大约为2.25亿人，他们即将退休，而15～24岁的人口规模也大致相当，他们将进入劳动力市场（联合国，2011）。

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负担通常表现在抚养比下降上，即劳动人口逐渐减少而需要他们支持的退休人员的数量却越来越多。在农村社会里，负担主要是饭桌上多张嘴巴，大部分食物都来自自家的土地，居住的房屋也是在自家土地上修建的。这很难说是一种理想的现状，虽然耕地面积很少，但是疾病还是可以让人舍弃这一小片耕地的。总的来说，中国并没有建立相关的制度来干预这个过程——人们要么种植足够多的食物，保持健康，要么挨饿，生病并死去。

在城市和现代经济体里，家庭人口是流动的，居住在他们工作的地方。年老的退休者必须要有稳定的收入为他们的公寓支付房租，从市场上购买食物，并为其他活动支付费用。城市人口的其他活动通常要比农村人口丰富，部分原因是城市里很多活动都是要付费的，而且居住在市中心的人的生活水准也比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准高。对于资金充裕的人，中国可以建立各种制度来满足这些人的需求，从独立的住房到辅助生活设施，再到疗养院、医院和收容所，直到他们走到生命的终点。针对那些能负担的人，中国正在逐步建立这些制度，并且正在进行商业化运作。

问题是，中国大多数城市居民都没有足够多的收入来支撑这些服务，更不用说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了。很多人的养老金微薄，甚至没有，因为他们所依靠的企业不能为他们提供这些福利，或者是这个企业破产了，不能兑现它在繁荣时期许下的承诺。因此，中国面临着这样的挑战：确保城市居民退休后有足够的收入来源，建立起多种多样的制度体系满足他们年老后的需求，建立一个支付得起的医疗保险制度。这些机制必须要在未来十年或二十年建立起来，而那时中国还远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中国的优势在于，家庭纽带很强，成年子女会在他们能够照看父母的情况下照顾他们，但是正如一些国家，如韩国（或是社会保障和医疗体系建立起来之前的美国）所证明的那样，如果没有为老年人建立一个稳健的社会安全网，那么大部分老年人将在贫困中度过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