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模式

中国经济正经历着政策和结构方面的深刻变革。这种变革对于提高中国社会的增长绩效、保持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都很有必要。成功的经济发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增长模式，也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压力，而这种压力正是变革的内驱力之一。近年来，劳动力短缺及真实工资迅速上涨给中国经济的传统模式带来了巨大挑战，使得资源和收入分配、自然环境、经济增长率、储蓄率、投资率与国际资本流动等都有所变化。原有的增长模式在过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引发了上文所述的种种变化，而国家政策层面上的改革亦会改善现状，使中国的收入分配体系更加公平，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更加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这些变化既全面又深刻，所以新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考虑这些变化。本书指出了无节制投资扩张型增长模式的不足之处，并阐释了传统增长模式是如何过渡发展为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

本书展示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发展过程中的最新成果。后续的章节介绍了对于这类理论创新的深刻见解，并指明了理论的发展方向。除此之外，本书还介绍了中国与国际经济互动模式的变化及其启示。

一个经济体一旦踏上了现代经济增长的道路，就永远不会停下增长的脚步。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决定让中国走上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道路，使中国快速融入国际经济。自此以后，中国就沿着改革道路不断前行。

改革快速而持续地进行着。每年的改革都会破除阻碍经济增长的藩篱，出台富有挑战性的新政策，提出解决老问题的新方法及促进经济活动的新模式。虽然改革是连续的，但如果我们从全局角度回顾过去的改革路线，就会分辨出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需要政策和结构上的转变。转变之后，国家发展才会迎来根本性的变化。

第一个阶段是1978～1984年。在这六年中，农业快速发展，农民收入大幅提高。第二个阶段是1985～2011年。在这二十多年里，中国经历了无节制的投资扩张。第三个阶段始于2012年。在这一阶段，中国将朝着现代经济转型。

在经济制度方面，有两大创新为农业发展与农民增收铺平了道路。这两大创新分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农产品价格制度的变化改善了农民的贸易条件，也使中国的制度改革更加顺畅。在这一阶段，中国人均收入的增加和日趋平等的分配制度为更普遍意义上的市场导向改革和更深远的城市经济制度改革打下了政治和经济基础。

伴随着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在进行，并为日后更广泛的经济改革和转型奠定了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对外贸易、国际投资、金融体系和公司治理等方面的改革变得越来越重要，而这些领域的改革也经历了较长的酝酿期和孵化期。从更基础的角度看，“文化大革命”之后，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的重建以及党的建设和公务员的全面改革等，都是未来经济改革的前提条件。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的形式主要是经济转轨，后来逐渐演变成了无节制的扩张，一直持续到2011年前后。工业投资被放到了首要位置，投资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高，甚至在21世纪最初十年达到了50%左右，如此高的投资比例前所未有。

这一时期出现的现象主要有：储蓄率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储蓄被用于国内投资；快速扩张的工业生产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但工资的增长幅度却不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对工业出口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起先出口的产品属于劳动密集型，其技术含量很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复杂的、资本密集度高的元素成为产品链条中越发重要的一环；钢铁和能源的使用更加广泛；等等。以上这些现象对国内经济和全球经济带来许多不利的影响，如全球经济失衡、国内经济结构失衡、收入平配不平等和环境恶化等。

无节制的投资扩张可以使我国从低起点迅速赶上资本密集和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这一过程伴随着中国与全球市场在商品、服务、资本和知识等方面的不断深化与融合。

无节制投资扩张的诸多特征也在相互作用。工业生产的快速扩张和稳定的真实工资率提高了利润，而收入中储蓄份额的增加反过来又使得投资份额日趋增加，同时也促进了经济增长。

1985～2011年，无节制的投资扩张还有一些其他特点。早年（1985～1992年）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为国际化的经济增长寻求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基础。

集体所有制企业，尤其是村镇企业，是早期中国工业产出快速提高和就业率增长的关键力量。自1992年起，私有制经济代替集体所有制企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而其中一些私有制经济体，是由以前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经过私有化改革形成的。1998～1999年，中国经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2009年，中国经济又遭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此时，无节制的凯恩斯式的财政和货币扩张对中国而言就十分重要，它使中国迅速恢复了经济增长势头。然而，这种政策也有一定的副作用——在21世纪的头十年，大型国企在经济增长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使得私营部门在经济活动中的力量被削弱。

无节制的投资扩张极大地促进了生产活动。1992～2011年，中国的产出增长就一直十分强劲，平均每年的增长率都在10%以上。这也是历史上最强劲的可持续增长水平，其增长水平甚至超过了日本自二战后到1973年的那段辉煌时期。从人均收入来看，无节制的投资扩张也使中国从低收入国家变成了中等收入国家。中国也逐渐拥有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总储蓄额和国际投资盈余。同时，中国也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出口额。按购买力平价指标计算，中国在几年后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按主要汇率换算，中国在2020年前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尽管中国依靠无节制的投资扩张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经过21世纪最初十年的发展，这种方式已经接近了经济、社会和政治所能承受的极限。

在经济接近极限水平的种种前导指标中，平均产出和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临界水平。过去，在这一水平上，其他东北亚国家都经历了增长模式和增长率的变化。截至2009年底，中国按真实购买力计算的人均收入与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情况十分类似。而几年后，日本的经济就逐渐从迅猛增长过渡到缓慢增长。

从大约2004年开始，中国就进入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时期。在这一阶段，工资的涨幅超过了产出增长的幅度，这给传统增长模式带来极大的挑战。2012年，劳动年龄段人口开始减少，这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

国际经济环境对传统增长模式越来越不利。虽然中国的巨额经常账户盈余（在2007年，经常账户盈余超过了GDP的10%）为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持续经济增长提供了可能，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却引来了大量对中国经常账户盈余的批评。批评人士没有注意到，尽管其他国家实施了错误的经济政策，但正是由于中国的巨额盈余，才使得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势头得以维系。在金融危机后，尽管新兴市场持续的经济增长促进了中国在国际贸易地理版图上的扩张，但老牌工业国家增长放缓却使中国的出口扩张机会大大减少。

截至2009年底，无节制的投资扩张已接近社会和政治上所能承受的极限。城乡差距、普通劳动者和资本与权力所有者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收入分配不平等已成为日益活跃的大众舆论所关注的焦点，也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之一。为了城市建设而强行征用农民土地，也是无节制投资扩张的一个重要特征，而这种做法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争议。中国日益增长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导致中国在2009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上遭遇外交困局。2013年初，中国社会也逐渐开始关注国内环境污染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对健康和生活质量方面的影响。在2012年全年及2013年初，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公众对政府腐败的长期关注将会是政治不稳定的潜在原因，而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助长了公共权力使用方面的腐败。

正是由于以上这些原因，从21世纪最初十年开始，中国的学者和部分有思想的官员就开始讨论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必要性。人们对中国发展的期望逐渐提高，对中国经济转型的诉求也越来越强烈。虽然无节制的投资扩张并没有走到尽头，投资扩张在几年之内还可以继续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必须走上向现代经济转型的道路。如果转型太晚，中国改革的压力和成本就会大大增加。

本书的几位作者观察到，自2004年起，经济力量（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转变）倒逼中国进行强有力的经济结构改革。逐渐上涨的真实工资和真实汇率迫使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而中国的决策机构和政府高层也更愿意适时加入关于推进改革的讨论，以便更好地进行政策调整。

因此，中国进入了第三次经济转型和体制改革的时代，向着先进化、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

经济转型有五个方面的主要特征：一是工业投资和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占GDP的份额逐年下降，二是用于扩大教育覆盖面和提高教育质量的投资越来越多，三是消费和服务支出占总支出的份额逐渐增大，四是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律和制度体系越来越完善，五是高新技术产业进行快速的结构改革。

这些改革也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劳动对于增长的贡献率已显著降低，资本集聚对增长的贡献率也有所下降。如果必要的体制改革能够促进经济转型，那么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会越来越大。但这可能会使当前的产出平均增长率比过去依靠投资发展的时期低2～3个百分点。

经济制度方面的必要改革要求限制使用传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避免重蹈覆辙。只有强化公共财政制度，中国才能避免经济衰退。这意味着将面临可能出现的增速下降，尽管人们希望政府出台大规模的刺激措施来避免衰退，但由于刺激措施将增大结构性改革的成本，因此政府会逐渐接受适度的经济周期下行，而不会采取大规模的凯恩斯式的刺激手段。

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国内和国际的环境宜居问题也引起了政府高层更多的关注：节能减排成为“十二五”（2011～2015年）规划的主要目标。

虽然缩小贫富差距是政府在改革时期所制定的重要政策目标，但是要想实现这一目标，政府仍需采取多方面的行动，还要出台大量强有力的政策。自2008年起，实际工资的上涨为缩小贫富差距做出了重大贡献。本书提供了近几年中国政府在农村教育、卫生、交通和通信方面的支出数据。数据显示，政府对以上几方面的支出在不断加大，目前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以官方数据衡量的不平等程度也开始下降。

对于在中国各地的人们来说，政府愿意接受新经济增长模式十分重要。本书将试着对新经济增长模式的诸多特征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