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本书的结构
在朝着现代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新增长模式要求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加强对国家治理、公司治理和市场交易制度的有效建设。Dwight Perkins为本书将在之后呈现的内容打下了一个理论基础。
Perkins认为，中国需要建立一部分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再从本质上修改一部分制度，最后还要替换余下的制度。此外，中国的监管体系也要做出重大的改革，因为监管体系涉及政府经济决策、法律体系、土地所有权以及政府收入来源的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体系。
此外，Perkins还指出，目前政治体制安排的许多特征都导致大面积的腐败，这将威胁中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这些领域的改革对于中国的长期繁荣和经济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很多其他方面的改革对生产力的强劲增长也十分重要。如果经济转型能使中国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那么这样的改革就十分有必要。这些重要改革包括处理好城镇化、社会福利制度和中国人口结构变化三者之间的关系，还包括金融体系、科技研发体系和高等教育体系等制度安排方面的进一步改革。
中国已经废除了许多不合时宜的制度，并因此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Perkins仍然指出，调整基本面上的旧制度并建立新制度，要比单纯废除旧制度难得多。这一过程需要时间，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均收入将会上涨，经济和社会也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进而导致GDP增长率不可避免地放缓。
黄益平、蔡昉、彭旭和苟琴把中国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的新模式称为“新常态”。他们在本书的第三篇文章中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转变已经起步。经过一系列评估后，他们认为，经济增长的潜力已从21世纪最初十年每年10%的增长率下降到2010年后6%～8%的年均增长率。过去，在各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的顺差是最大的，而现在，中国的顺差正逐渐减少，慢慢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在无节制投资扩张时期，中国经济有两大显著特征：一是消费占GDP的比例较低，二是以基尼系数为指标衡量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长期以来，人们都不希望看到上述两种现象，也都普遍认为这两类现象是不可持续的。现在，情况正在改变：消费占GDP的比例开始上升，以基尼系数衡量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开始下降。
黄益平、蔡昉、彭旭和苟琴认为，要素市场的改变（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改变）是中国经济向新增长模式转型的原始驱动力。近几年，劳动力短缺现象逐渐显现，由此也使工资迅速上涨，随后又引起了当下中国经济向着“新常态”转型。尽管经济增速放缓，但经济的结构却在向新的均衡状态调整。几位作者认为，下一步改革应该着眼于重新定义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一步理顺要素市场的价格机制，建立健全与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相适应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除此之外，政府的角色还应有所转变。过去，政府通常直接参与支持生产和投资的活动。现在，政府应采取措施促进创新和产业升级。几位作者的结论认为，这些改革措施对于中国十分有必要，可以帮助中国完成新增长模式的转型，同时使中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蔡昉和陆旸认为，随着劳动年龄（15～59岁）人口的减少，过去30年里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红利正在减少。他们预计，在第十二个五年计划（2011～2015年）期间，中国潜在产出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2%；在第十三个五年计划（2016～2020年）期间，中国潜在产出的年平均增长率将下降至6.1%。未来的可持续增长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扩大经济改革的范围，尤其是发展新兴经济领域，以增加经济发展的潜力。作者还提出了两个模型，说明劳动力参与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会显著提高GDP潜在增长率。基于这一结论，他们认为，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不会一直下降。
在向发达经济体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长需要从过去严重依赖资本和劳动投入的旧模式中走出来。现在，中国应通过提高全要素增长率来促进经济增长。新的增长模式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接受经济增长放缓的现实。在无节制的投资扩张时期，政府习惯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提振经济，然而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新时期，政府就必须停止用扩张性的政策来扩大公共投资。新的政策应该通过调整供给面因素来促进增长，而不是调整和管理需求面。
在向现代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市场竞争环境对于提高中国的潜在增长率至关重要。政府在提高中国的全要素增长率方面起着关键作用。通过一系列改革，中国政府应当强化制度建设，以此来促进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公司治理和政府系统的高效运转。
在第五篇文章中，Huw McKay和宋立刚描述了中国的经济结构。相对于中国的人均收入而言，中国的工业化程度过高，城市化程度过低，而对于这样一个大型经济体而言，其经济依赖出口的程度又太高。他们注意到，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发展路径中的某些方面，不利于把对环境的破坏限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也不利于收入平等和机会平等。
接着，Huw McKay和宋立刚概括了政策方面有待改进的地方。只有通过政策改革，中国才能适应经济增长的新模式。这些改革措施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通过加快金融改革来减少要素市场的扭曲；二是对户籍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促进城乡之间的劳动力和服务流动；三是继续推进基于市场定价的能源价格改革；四是向造成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环保税；五是优先满足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资，其次才是满足工业产能投资；六是着眼于长期财政政策，其中，长期财政政策对整个经济体的资源分配决策十分重要，而在向现代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理顺资源分配关系也很有必要。
最后，McKay和宋立刚得出结论：中国向现代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最高目标是减少过度工业化、优化城市结构，并通过拉动内需来减少对外需的依赖。从根本上说，这些目标是互补的。他们也提出，尽管目前已经出台了一些有价值的政策框架，以尽可能实现这些内在互补的目标，但是，在这些政策框架中，某些政策和制度改革领域必然存在政治斗争。其中，市场竞争政策受到的政治阻力最大。
中国的高储蓄为巨额的国内投资提供了充足的资本。除去国内投资，中国的巨额储蓄还成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主要融资来源，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高负债率国家。这些国家都有一个相同点，即官方语言都为英语。在第六篇文章中，Rod Tyers、Ying Zhang和Tsun Se Cheong讨论了中国储蓄率下降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他们认为，中国需要降低来自家庭、企业和政府三方的储蓄。如果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并更加依赖内需推动增长，那么，中国用于国际投资的超额储蓄将会减少。而事实上，中国政府也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消费的增加会减少家庭储蓄，寡头利润的减少及金融的发展将减少公司储蓄。近期，省级债务的增加也削减了政府储蓄。与此同时，日本的储蓄率也在下降，“亚洲储蓄过剩”的时代就此终结。最终，全球的借贷成本都将被推高。尽管最近美国、欧洲和日本出台了量化宽松政策，借贷成本暂时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但是借贷成本升高的大趋势难以阻挡。
中国的储蓄减少将导致全球长期债券收益率上升，同时引起世界范围内的投资量减少。
随后，Tyers、Zhang和Cheong讨论了中国储蓄率下降对美国资本市场及投资的影响。美国融资成本的上升最终无助于美国经济的恢复，同时也会对全球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北美洲及世界其他国家都强化了财政纪律，以便应对经济增长放缓。伴随着全球总储蓄额的下降，强化财政纪律也减少了出现赤字的国家的融资需求，但同时也减轻了中国总储蓄额下降对全球私人投资的影响。然而，如果不强化财政纪律，那么扩张性的投资政策又会在老牌工业国家中卷土重来，量化宽松政策也会随之停止，全球就会出现严重的经济紧缩。
从中国自身经济转型的角度来说，中国将越来越关注其国内需求，而不是国外需求。与此同时，虽然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也一直在寻求来自中国的投资，但是，目前并不是正确的投资时机。
中国越接近全球生产力水平的前沿，创新就对中国越重要。在第七篇文章中，周伊晓讨论了制度怎样影响中国的创新能力。通过对企业层面上的数据进行分析，她发现，制度对于中国的创新能力和未来的经济增长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显著地提高企业在创新投资方面的积极性。分析表明，如果企业成为科技研发活动的主体，那么，《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中设定的目标就更容易实现。周伊晓还指出，要想使中国成为知识密集型经济体，参与全球科技研发，为全人类的科技和知识进步做出贡献，第一步就是要改进国内的制度安排。
在1978～2012年的改革期中，农业部门的发展在中国经济转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第八篇文章中，李周回顾了过去中国农业发展的主要成就，并讨论了农业部门如今面临的挑战。他认为，通过深化农业改革（包括与土地所有权相关的改革），提高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水平，给农民提供社会支持和保护，缩小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改善食品消费结构，减少农业资源浪费，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等政策手段，在政府的努力下，中国完全可以处理好来自农业部门的挑战。
李周还指出，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与农民、农村和农业相关的领域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中国的农村正进行着迅速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这也影响了农民的生活和政府的运作方式。最后，李周给出结论：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重点考虑完善城市化进程中的市场交易体制，同时要在保持农村社会稳定性的基础上，为迁入城市的农民和工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向现代农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制定的政策应当顺应和尊重农民的选择，而不应背离农民的意愿，这样的政策才会有助于经济转型。另外，更加民主的地方管理手段也将有利于农村今后的发展。
在第九篇文章中，孟昕使用“中国城市与农村移民项目调查”所提供的农民工收入和人口数据，来描述过去十年城乡间人口迁移的重要特点，并讨论了未来中国应实施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从数据中得到的结果表明，尽管已有将近30%的农村劳动力迁往城市工作，但是未来几十年中，中国城市的新增劳动力仍然来自农村人口。留在农村的人是否迁往城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政策。目前，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服务的缺失，挡住了很多人迁往城市的脚步。即便这些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他们也只是停留平均8～9年。如果他们的停留时间能比现在多一倍，城市里的农民工劳动力供给就会比现在多一倍。孟昕的另一项发现是，农民工的生产效率在迁到城市的第24年达到峰值。然而，目前农民工的平均停留时间远远不足24年，这意味着延长农民工的停留时间是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途径。农民工的停留时间在很大程度上被政府政策所影响。虽然身在城市，但是农民工的工作时间极长。这也间接反映了农民工得不到较好的劳动保护。同时，工作时间过长也严重影响了农民工的身体健康。因此，城市中的农民工的社会福利改革，应当被予以重点关注。
在第十篇文章中，Christine Wong研究了中国公共财政体系的现状，并讨论了如何提高财政总量来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在诸多政策建议中，她着重讨论了公共债务在宏观经济稳定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指出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如何使得宏观调控变得更加困难的。Wong重点关注了亟待改革的两个重要领域，一是长期存在的预算外资源漏洞和分散的预算控制权，二是公共投资过度的趋势。改革在这两个领域内都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Wong长期关注以上两个领域。她发现，目前政府宏观调控不力的根源在于财政体系脆弱。她建议中央政府收回宏观经济管理的控制权，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经济维持长期可持续的增长。为此，中央政府必须建立地方政府发债的基本制度框架，控制地方政府的借贷和投资需求，同时引入监督和管制体系，要求地方政府汇报负债情况。
Wong也建议中央政府严格财政纪律，把监管预算的权利和责任分派给一个专门机构。财政部是最适合承担此项任务的机构。这些改革措施的顺利实施，需要高层领导人予以政治上的支持，以便调整中央机构间的权力分配，使财政部能够完全负责监管各类财政资源。同时，也应当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供政治支持，提高它的政治地位，使它真正发挥监督政府预算的作用。毕竟，监督权是宪法赋予全国人大的权力。
改善经商环境也是一项重要的政策目标，这可以极大地增加私营企业对于提高生产力的贡献。在第十一篇文章中，王小鲁、余静文和樊纲使用四组企业调查的产出数据，来解释近几年中国商业环境的变化和省际差异，并得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总体上看，2006～2012年，中国的经商环境还是有所改善的。
他们也指出了一些不利于中国经商环境改善的因素。例如，在抽样调查期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政府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国有企业成为这一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并产生了正常的商业信贷需求，损害了非国有部门的利益。受调查的公司主要对政策的开放性、公平性和平等性以及政府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意见，主要问题包括政策和政府管理的不透明，以及政策实施时的不平等，或者更一般地说，不同企业受到的待遇不同。几位作者还发现，与垄断部门相比，市场竞争越激烈的部门，经商环境就越好。
王小鲁、余静文和樊纲也指出了非国有企业受到的歧视性对待。这对非国有企业的经营和表现有不利影响。他们得出结论：对于不同等级的政府而言，通过政策改革来改善经商环境都是一项重要的任务。这也有助于中国政府实施新经济增长战略。
在第十二篇文章中，陈诗一和Jane Golley估计了1980～2010年期间，38个工业部门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模式，并借此评估了中国工业是否在这些年走上了低碳可持续增长的道路。如果计算生产力时考虑生产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中国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就会显著下降。1980～2010年，无论是从总体上考虑，还是从主要的经济部门考虑，技术进步都显著地影响着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技术进步的速度就在稳步上升，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21世纪前期，但在此之后，技术进步的速度就开始连年下降。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生产绩效的增长率一直在波动，但总体水平较低。不论是从整个时期来看，还是从各个子时期来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在大多数部门及总体上均为正。
但是，陈诗一和Golley也指出，2003～2010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得很慢（增长率远低于50%，而50%通常被认为是向可持续增长转型的信号），甚至比之前十年还要慢。这一发现意味着，中国工业似乎在绿色化的道路上走错了方向。2010年是无节制投资扩张时期的最后一年。作者看到了中国的政策转变和结构调整，并在文章末尾推断出，中国具有“绿色工业化”的希望。
在第十三篇文章中，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张永生认为，绿色增长将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张永生还曾负责过国务院与世界银行的合作研究，其主要研究领域为绿色增长。在中国，推行绿色增长的主要阻力有两方面，一是市场机制扭曲，二是制度不健全。在寻求建立绿色增长模式的过程中，中国具有老牌发达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这种优势可以帮助中国跳过旧有的发展模式，直接进入适合现代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张永生还指出，所谓绿色增长，就是要通过创造全新的环保产品市场、加大研发力度和资金投入、改变消费模式等措施，使经济产出增长走出依赖物质资源、碳排放和破坏环境的老路。
张永生的绿色增长概念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核心理念：一是经济增长不能造成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和环境恶化，二是绿色化道路自身就是增长的源泉，三是绿色化道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的一部分。为了抓住向现代经济可持续增长模式转型的机会，中国应当鼓励传统部门向绿色发展模式转型，同时大力支持新兴绿色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发展。这些措施的实施，需要与很多领域的改革相配合，包括政府职能的转变、汇率市场化改革、更严格的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他还警告，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机遇之门将向中国打开，如果错过这些机会的话，中国将在走向绿色工业化之路上，付出高昂的代价。
在第十四篇文章中，Ross Garnaut描述了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取得的进步。他提到了一项关键的进步，那就是中国走出了依靠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来提高经济产出的怪圈。在无节制投资扩张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是能源消耗过高和温室气体排放过多。这些传统经济增长的特征，使得中国在2011年前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也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国内环境问题。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际舆论指责中国加重了全球变暖的趋势。在中国经济日趋扩张的过程中，资源消耗过高、过度依赖进口化石燃料等现象，已经引起了人们对于中国能源和经济安全的担忧。
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能源主要面临两方面突出问题，一是中国的能源使用模式正在发生变化，二是中国依赖能源拉动经济的模式已经走到了极限。迄今为止，中国还是使用传统经济的那一套方法来完成能源方面的转型，包括用行政干预的手段关停高耗能企业，制定能源使用和排放的省级和地方性强制标准，对高排放和高耗能的企业征收高价资源使用费，对低排放企业的投资给予可支配的补贴和其他支持，对低排放、低耗能的企业在投资审批方面予以照顾，同时严格限制高耗能、高排放企业扩大投资。
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能源问题，并积极探索基于市场机制和碳外部性定价的能源干预措施。政府正在尝试取消化石燃料在运输和定价方面的优惠政策，并在两省七市试行排放权交易体系。政府也在重新修订资源税税则，以此来改变能源使用和污染物排放的模式。财政部也开始研究征收碳排放税的可行性。这些政策很可能都会成为将来中国能源和温室气体政策组合的一部分。
尽管在第十二个五年计划（2011～2015年）开始时，政府确立了节能减排的雄伟目标，但是，直到2012年，人们也没有在经济增长数据中看到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有明显改善的迹象。2012年，通过经济转型，中国有可能以渐进的方式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因此，如果要划分清楚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那么我们可以把2011年视作无节制投资扩张时期的最后一年，而把2012年看作向现代经济转型的第一年。这种划分方式对于阐述中国经济发展也十分有用。
中国在改变温室气体排放路径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这也转变了在抑制全球变暖方面开展高效率国际合作的方式。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将在巴黎举行。Garnaut认为，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的经验，将为全球减排目标奠定基础。
最近，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但是，中国仍处在中等发展水平上。在第十五篇文章中，Simon Wensley、Stephen Wilson和Jane Kuang描述了中国能源政策的三难困境。所谓三难困境，是指提高能源安全水平、减小能源使用成本和减少碳排放对环境的影响这三者难以同时兼顾。
Wensley、Wilson和Kuang指出，在世界各地，解决三难困境对于能源政策制定者来说，是一项重要挑战。他们研究了有关三难困境的四个案例，分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石油危机、中国核能的成本革命、美国非常规油气技术革命和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后关闭30千兆瓦机组的挑战。
在研究了这些背景案例后，几位作者讨论了中国在资源管理方面所面临的机会与挑战。他们强调，在无节制投资扩张时期，为了平衡国内的石油、天然气、煤炭和铀燃料的供应，能源进口份额越来越高。他们同时研究了能源领域的新兴技术，中国正在积极发展其中的许多技术。这些技术将有可能转变能源的供给和使用方式。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发展以及包括电动汽车在内的交通运输电动化，都算作新兴技术的一部分。能源安全问题，尤其是石油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制定能源政策时应优先考虑的问题。
能源政策的三难困境在中国也越来越突出。不论是石油还是天然气，中国的能源进口依赖度越来越高。可以预计，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也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尽管中国面对如此多的挑战，但几位作者仍然认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将降低能源密集型工业的比重，同时增加高附加值服务业所占的比例。过去二十年中，中国的GDP增长与能源需求之间存在强烈的线性相关关系，而经济结构改革将减弱这种相关关系。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高新技术，将使能源需求增长率趋于平稳。
在第十六篇文章中，王碧珺、余淼杰和黄益平讨论了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DI）所面临的融资约束。他们使用2006年和2008年浙江省公司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融资约束较少的公司更有可能追求高的ODI，与此同时，这些公司将利用ODI来扩大投资。高生产率不会减轻融资约束对参与ODI的负面影响。三位作者认为，如果融资约束问题无法解决，大量富有竞争力的中国私营企业，可能将失去ODI的机会。中国ODI的质量和回报率都将受损，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前景和声誉也将受到影响。
在第十七篇文章中，李坤望和施炳展对中国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出口的数量和质量进行了检验，并讨论了它们的决定因素。他们认为，中国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出口有两大特点：数量多、质量低。这一产业的出口增长主要由三方面因素决定，一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二是委托加工贸易的数量，三是政府政策的支持力度。委托加工贸易的增多，提高了产品数量，但降低了产品质量，而对外直接投资和政府政策则起着相反的作用。
中国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出口在数量上的扩张，增加了国内就业，但同时也增加了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污染和破坏了环境。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高质量应成为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出口的核心特征。
两位作者希望中国的出口部门更加关注质量和产品附加值的提升，而不是仅仅关注数量。他们认为，面对未来经济增长的挑战，出口部门的转变与中国政府采用的新经济增长战略相一致。
总体上说，中国正在经历从无节制投资扩张到建立现代经济基础的大转型。本书主要讨论了转型过程中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经济转型过程还处在早期阶段。中国即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在本书前几章所讨论的制度和法律层面。本书所提供的证据表明，截至目前，中国的发展只能说“还算顺利”。
（孟亦佳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