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改善供给方式：参与和选择

在经典经济学研究中，公共产品并不是一个被广泛关注的领域，但是因其在现代社会中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方面具有不可或缺性，这个话题又从来都不曾被忽略。经济发展水平持续快速提升，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公共选择（社会选择）、政府职能、公共财政、社会保障、社会事业等问题为公众聚焦。与此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伴随着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的叠加推进，公共产品的内涵及外延也发生了一定变化，经济治理、福利经济、机制设计等相关理论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日益从学术走向实践，对经济社会进步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农村，迥异于西方国家的制度架构和经济社会基础，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及效果显得更为特殊。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较长时期内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人民公社制度，农村运转靠的是“公私合一”和“社会结构固化”，生产资料甚至部分生活资料“公共地”属于固定群体。因此，虽然这个时期物资十分匮乏，但有赖于强大的组织机制，通过农民的自我供给，我国农村的各项公共产品尤其是农田水利设施仍然有了极大的改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中国经济进入了连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阶段。市场竞争加上不完善的制度设计，农业精英劳动力、资金、优质土地等生产要素迅速向比较收益较高的部门流动。从粮食产量的数据来看，农业似乎并未受到严重的冲击，与此同时，农民的收入水平节节攀升，农民增收更多地依赖非农部门。就农村发展而言，通过调整财政资金增量部分的投入方向等一系列措施，政府加大了对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的投入，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正在被打破，农村持续繁荣。

那么，还有什么是缺乏的呢？在经济学中，因为对资源稀缺性的普遍共识，“效率”是最被关注的。在投入和技术给定的条件下，有效使用社会资源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的愿望和需要，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这至少包含两层关系：一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对整体而言有效率是否对局部也同样有效率？二是现期与长远的关系，当前有效率的资源利用方式是否具有长远效益？私人产品具有显著的个体目标性，特别是在工业化社会，产品设计、生产、推广、使用、受益、评价等环节的主体明确，能够通过市场手段进行价值判断并随之做出应对性调整，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相对而言，公共产品则复杂得多。在中国农村，既有以提升农业生产效益为目标的农田水利、农业技术的基础性研究类的公共产品，也有以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的养老、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类公共产品，还有以完善农村功能为目标的道路、给排水等基础设施类公共产品；既有着重于全局发展的公共产品，也有使部分人受益、满足局部公共需求的产品；既有传统概念上的公共产品，也有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结构变革而出现的诸如社会养老、文化建设等新的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本身是个相对单纯的课题，但是一旦与中国农村的复杂情况以及中国转型期所发生的无穷变化相结合，就成了一个十分复杂的课题。张鸣鸣博士的这本专著从问题出发，以“效率”为核心，系统地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理论及前期研究成果，着重于回答变化中的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否有效率”、“能否有效率”以及“如何有效率”。在整个问题的讨论中，张鸣鸣博士并未局限于经典经济学理论，而是对社会学、人类学乃至政治学和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前期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归纳和应用，其论据基于大量中外文献以及从各种实地调研中获取的信息。这本专著来源于张鸣鸣博士于2009年12月通过答辩的博士学位论文。在评审过程中，5位评审专家从学术角度给予了这篇论文较高的评价，同时也提出了修改建议，张鸣鸣博士在此基础上对论文做了修改，但仍有令人不满意之处：其一，运用经济学方法对农村公共产品效率进行评估时，未能全面覆盖现有的农村公共产品类型，产生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缺乏相关的统计数据；其二，对本书的结论——主动参与模式是增进农村公共产品效率的路径选择——的实验检验存在困难，主动参与模式在现实中是否仍然存在制度设计缺陷，以及采取何种措施能够提高主动参与模式的运用效率还有不确定性。应该说，张鸣鸣博士是幸运的。2007年成都市获批全国统筹城乡改革试验区，在农村改革诸多领域先行先试，其中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制度改革正是基于构建新型农村治理结构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这与张鸣鸣博士提出的主动参与模式不谋而合。2010年张鸣鸣博士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与政策研究”，使她有了更加系统地观察、审视成都改革试验的平台。通过两余年从不同视角和空间进行的反复观察和讨论，张鸣鸣博士对她在博士论文中提出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动参与模式”进行了修正和完善，使博士论文的第二个不足部分地得到弥补。

作为张鸣鸣的博士生导师，我认识她十年有余。张鸣鸣性格鲜明，开朗活泼，在朋友中很受欢迎。这种外向型性格使她的思维方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可以用“发散”来形容。让我欣喜的是，现在张鸣鸣正在成长为一个具有潜力的学者，这本《农村公共产品效率的检验与实践》从立题到完稿，历时7年、两个阶段，在她的学术成长过程中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尽管著作的主体部分成文较早，而且最近几年中国农村改革不断扩展和深化，但我相信张鸣鸣博士对于具有中国农村特点的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做到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她为读者展示的巨变中的中国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评估方式、路径选择以及成都试验区的经验，尽管是一己之见，但在我国城乡关系发生历史性巨变的今天，确实具有普遍适用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

当然，本研究还存在不足之处，恳请学术同人指导批评，同时请张鸣鸣以此为起点，不断深化研究，得出更多更好的学术成果。

蒋永穆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4年10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