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理论基础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一 马克思经典理论中的效率思想

虽然没有明确地为“效率”著书立说，但效率思想无不渗透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中。马克思的效率观是自成体系的，他分别从经济的、社会的，最终上升到人类哲学的视角对效率的存在、效率的本质、考察效率的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论述，是研究经济效率的重要的方法论基础。

经典理论中最关注的是对社会进步的探讨，在对社会进步理论的阐述中，马克思把效率分为三个层次。社会进步的内在根据是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一系列矛盾运动推动社会从一个形态向更高级的形态演变。这种客观存在的生产效率是人们不能任意选择的，它是历史形成的，是人类以往全部生产实践活动的结果，它对生产关系起决定性作用。“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以技术进步为代表的生产效率提升代表了社会进步的动态来源。然而这并不是说生产效率能够决定一切，它是生产关系的基础但同时受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单纯的生产力进步而生产关系并未相应地发生变革，经济效率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提升的，因此生产效率是经济效率的第一个层次。人们可以自觉地遵循客观规律，改造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新的生产关系必然比旧的生产关系在资源配置上更有效率。马克思对英国大农场的效率有着深刻印象，他认为调整后的经济关系（规模化作业）是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因此经济效率的第二个层次依附在生产关系这一主体上。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具体体现为阶级斗争，通过控制制造生产手段的阶级和除了劳动没有其他生产工具的阶级之间的斗争，社会实现了原始共产主义、古代奴隶制、中世纪封建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五个发展阶段，这实质上是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过程。换句话说，社会进步是社会制度效率和生产效率共同提升的结果。因此，推动经济实现效率的第三个层次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适应效率，只有两者相互适应、互为促进，才能实现效率的提升，任何割裂的矛盾运动都是实现效率的障碍。

马克思对效率的表现形式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事实上在物体上表现为使用价值之差别者，在过程中就表现为生产这些使用价值的活动之差别。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如同它无差别地对待使用价值的特殊物质一样，它也无差别地对待劳动本身的特殊形式，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乃是抽象一般劳动。也就是说，这种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社会劳动是效率的本质——如果为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不变，那么它的交换价值不变，也就是说效率是一定的。但是，生产的难易是不断变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用较短的时间就可以生产出同样的使用价值；劳动生产率降低了，为生产出同样的使用价值就需要更多的时间。因此，包含在一个商品中的劳动时间的量因而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一个变动的量，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降低成反比。马克思特别谈到，交换价值的变化并不等同于价值的变化，如果所有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都缩短了，那么个别商品的交换价值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整个社会的财富增加了。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与效率的联系是紧密的，但效率比生产力更准确地表示了资源配置的效能、效益和时效性，这也正是经济形态的效率价值特征所在。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是辩证统一的，生产和消费具有同一性，生产决定消费，生产的结构决定分配的结构，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分配，而交换本身属于生产或由生产决定。因此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效率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西方经济理论不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效率”是基于经济视角的哲学层面的思考，它始终与“公平”相联系，坚持的是有公平就有效率的原则。从劳动价值视角出发，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报酬体现了社会公平，能够有效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显著提升社会生产效率。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公平地占有生产资料，这种矛盾运动是社会进步的源泉。进一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鲜明的观点就是用实践精神把握世界，人的效率活动包括人们对效率实践活动的正确认识和评价的意识活动，包括效率认识关系、效率价值关系和效率道德关系。马克思深刻地阐明了上层建筑的效率哲学应当符合经济基础的效率实践活动规律。因此，符合唯物史观的效率价值实体是人的效率实践活动的社会关系准则，是人们实践活动中的效率意识和效率行为规范的道德价值关系。

二 新中国领导人的相关效率思想

“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经历了教条主义的惨痛教训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和重要性被深刻地认识，并在实践中不断地传承和丰富。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出发，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理论基础，在不同现实背景下形成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实践成果：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毛泽东思想；在经济发展时期形成了以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为中心的邓小平理论；在当前形成了以人为本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持续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它能够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地发展生产力，能够“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理论中效率与公平观的综合体现，也是我国经济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基础和目标。有中国特色的效率理论在邓小平时期被确立并得到发扬。第一是邓小平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效率已经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提升经济效率、发展生产力成为解决广大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矛盾的根本途径。第二是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的大讨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中国特色效率理论的初步成果。第三是实现效率的路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效率的核心，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实现效率的制度保障，按劳分配是效率的基本分配制度。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在中国的最深刻的发展之一。商品的价值量是由抽象劳动产生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人的劳动实质上是衡量效率的根本性指标，这一判断在空间和时间上赋予了效率人本精神。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当前，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承继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下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指导思想，也是必然选择。一方面，它从根本上要求资源在各个层面科学配置，对经济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与市场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方式相一致；另一方面，它立足于经济效率却远远高于经济效率的要求，以人为本要求在整个社会实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是实现社会效率（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政策背景，是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公共产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效率体系是研究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效率的坚实基础，它指明了两个重要的逻辑框架：第一，中国的农村公共产品具有显著的西方经济学范畴的特征，更重要的是具有中国特色，因此对其开展效率研究必须立足中国的发展实际，以历史的、唯物的视角客观看待问题，从而得出结论；第二，在进行中国农村公共产品效率提升的路径选择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现实参与者和潜在的利益相关者作为考察和研究的对象，从而寻求解决问题的长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