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本书的研究思路

正如上文已经暗示的，各种中德（外）思想文化关系的研究，大致不外乎以下模式：

一、影响模式

这是一种研究两种文化间交流关系的最为常见的方法，其基本方式是论证甲方对乙方的影响。黄逸就强调：“德意志帝国时期的中德文化关系，毫无疑义地是通过一边倒的德国文化影响而表现出来的，这一点通过中国教育事业本身发展得到了清楚的证明。”[1]我国台湾学者王家俭有专文探讨《德意志帝国对晚清军事现代化的影响（1875—1895）》，其基本思路亦不出此范畴。而关于影响的意义，卫茂平则敏锐地论及：“文学中的影响关键往往不在前者而在后者。授者提供选择，受者自身才决定取舍。”[2]在中德文化研究关系中，影响研究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模式。本书的基本思路，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影响研究，追溯的是留德学人在中国文化场内活动与言论背后的德国踪影。

二、交流模式

这种研究模式注重中德文化交流史实的梳理，即进行文化交流史的叙述与总结。就中德思想文化交流研究来说，应该说，此领域研究渊源有自。早在1913年，德国学者Fr. Wertheimer就出版了《德国在中国的成绩与任务》（Deutsche Leistungen und Aufgaben in China）；当然，在此领域具有重要标志性意义的，当属哈佛大学柯伟林（W. Kirby）教授著《德国与中华民国》。柯著主要论及中德两国的交流史，其中也涉及思想文化领域的内容；但就纯粹文化关系而言，无疑法国学者Kreissler, Francoise的《德国在中国的文化活动》（L' action culturelle allemande en Chine）更具专业性。这一类的研究，通过中德两国具体的文化交流史实入手，从中发现问题，并进行探讨。由于本书是从具体人物的思想观念入手进行论述，所以不采取这种模式。

三、问题模式

这种研究方法主要以研究者本身强烈的问题意识来统率全文，中德之间的思想文化关系通过作者问题意识的引领得以展开。张辉著《审美现代性批判》，将20世纪上半叶德国美学之东渐的史实梳理，纳入自己的理论框架，“试图从20世纪上半叶中德审美思想的关联这个角度，从审美思想史与知识社会学的侧面，对现代性课题进行分梳与解剖，从而将现代性问题的研究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和一个特定的中心——审美思想之上”[3]。笔者没有那么深厚的理论基础，不敢贸然选择理论性很强的题目；但本书其实还是有相当明确的问题意识，即试图回答留德学人的文化史意义问题。

这三种研究方法，反映了中德思想文化关系研究的基本状况。本书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四个个案，希望通过他们，体现出20世纪上半期留德学人的某些共同特点。虽然本书的论题相当大部分落实在留德学人与德国思想的关系上，基本上属于影响研究，但不希望停留在就个案论个案，写成四位留德学人的学术评传。所以，本书采取的操作方式，虽然表现在章节分布上是每章研究一个个案，但其内在构成则是以问题意识为中心，即强调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特别意义。而这种意义的产生，则与他们对德国思想文化的接受大有关联。在我看来，即便是“西学东渐”的大背景，具体到各个国家的思想文化资源，其实都不尽相同，尤其是与“英美传统”和“苏联资源”有异的德国思想，更是具有鲜明的自家特性。外来文化的多元特征以及其在现代中国的各自精彩表现，正是本书构建论题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而对德国思想资源的凸显，则是本书的一大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德国资源之介入现代中国，是一个复杂而端绪众多的过程，本书并不打算进行一项面面俱到的浩大工程，而是试图选取引入德国资源的一条特殊渠道[4]，即以留德学人为入口进行考察。本书尝试探讨作为国别性资源的德国，是如何通过留德学人的援引与使用，来介入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文学及教育、思想、文化活动的。

本书的基本研究思路是：以个案研究为基础、以观念梳理为线索、以对中国文化寻路的回应为中心、以影响研究为基本方法，探讨中德思想文化关系的产生。在具体操作上，本书拟以马君武、宗白华、陈铨、冯至等四位曾经留学德国而又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及思想文化史上有一定地位的学人，来探讨留德学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意义。之所以选择以上四个个案，有以下几点考虑：

其一，“留学背景”固然有共通之处，但不同国家的思想资源显然并不一样；即便是留学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年代，其实也难免受到当时思潮的影响。本书选择的四位前贤，大致覆盖了现代德国的三个主要时期，也基本代表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人留学德国的基本情况。其中马君武两次留德的时期，都是属于德意志帝国的威廉二世时代；到宗白华赴德时，虽距马二次归国时间颇近，可已进入了德国现代史上的魏玛时期；冯至、陈铨抵德时还是魏玛共和国，但纳粹浓烈的气氛已让他们感到仿佛处身纳粹统治时代，而他们之离德，则是在纳粹获取了政权之后。即便是在同一国家同一时代，甚至同一专业留学，如冯至和陈铨，由于各自学术趣味与个性气质的不同，他们对特定国的思想文化接受也不会完全一致。

其二，这四位留德学人，虽然都有相当的“国学背景”，有着颇为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但进入德国大学，所学习的专业不一样，决定了其未来的发展趋向，也就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态势。马君武出身于工科大学；宗白华则希望做一个“文化批评家”，广泛涉猎各种学科后归终于美学；而冯至、陈铨都是典型的日耳曼语文专家。他们的学科不同，最终导致他们的“专门家”之路也不尽相同，而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反映出中国现代学术转型中“通人”向“专家”转变这一大趋势的。

其三，留德学人往往表现出多方面的才能，诸如在学术、教育、文学、思想诸领域都有所贡献。本书尽可能凸显每个个体对于中国现代文化史所贡献出的一种独特思想观念，追溯其与德国思想资源的关系，探讨其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意义[5]。如谈论马君武时，相对强调他的“大学史意义”，即在引进德国工科大学理念与创办广西大学方面的作为，并不意味着否认他在中国思想启蒙中翻译大量西书的贡献；强调宗白华的“大文化史”意义（如作为《学灯》主编的意义和理念），当然也不会忘却他作为“美学家”的成就；突出陈铨对“民族文学”的主张和推进，意在显示他作为“致用型学人”的一面；表现冯至“学院写作”的特色，也是希望说明其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两方面的发展是如何相得益彰的。

其四，个案研究相对重视的是每个个体的个性，尤其是他们对德国资源的引进不尽相同。但既然同是对“德国资源”的强调，那就决定了他们具有某些共性特征，譬如说对德国思想文化的标志性人物——歌德，各家或多或少都有所论述。本书对此予以关注，希望通过对歌德这个大家都有所认同的人物的论述，来考察留德学人对德国文化认识的某些共性特征；当然，它同时在另一个层面上也更鲜明地反映出个性差异。[6]

本书在注重“历史观点”、“个案研究”之外，将突出“问题意识”、“比较视野”。同时，注意文学史、教育史、学术史、文化史研究的相互渗透，尽可能展现留德学人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场内的活动景象。[7]这其中的文化活动，包括文学、学术、教育、文学批评、编辑活动等多种形式的相互交融与渗透。论述的主旨则在于多种文化活动背后的“人”，尤其注重兼及学人与文人的留德作家的特点。

大致说来，本书希望通过具有典型意义的四位留德学人在大文化领域内的活动，来展现留德学人的某种特殊性，进而梳理德国文化之引入与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关联。德国在欧陆国家中自有其独特传统，尤其是在思想与精神文化方面。而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上半期（尤其是1933年纳粹上台之前），德国学术文化更居于世界学术与教育之中心地位。将其泛泛归于“西方”，可能在相当程度上造成对其个性化特征的遮蔽。所以，本书论述的重点为：有着特殊留德经历的学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是如何认识与使用“德国资源”的。留德学人的特殊经历及表现，既是其源于中国社会、历史、学术转型之自觉选择，也具有相当程度之偶然性；但由此而构建起的中德思想文化交流之桥却更为自然、深入而持久，德国学术、教育、思想通过留德学人这一极为特殊的中介，而对中国现代文化史之发展产生作用、形成意义。

[1] Huang Yi:Der deutsche Einfluβ auf die Entwicklung des chinesischen Bildungswesens von 1871 bis 1918—Studien zu den kulturellen Aspekten der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in der Ära des Deutschen Kaiserreichs. S.7.

[2] 卫茂平：《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引言第1页。

[3] 张辉：《审美现代性批判》，第1—2页。

[4] 在我看来，德国资源介入现代中国，至少有以下渠道值得重视，除了本书拟重点探讨的留德学人之外，留日学人经由留学日本而对德国资源产生浓厚兴趣，并学习德文，进而接触德国思想文化，并成为一批对中国现代文学很有影响的人物，作为创作者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等皆是，作为研究者则有刘大杰等人；还有一批人，并无出国留学经历，但他们或是在国内学习了德文，或对德国深感兴趣，长期从事研究，并援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如张威廉、李长之等。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渠道都是通过人来实现的，其教育背景与学习、了解德国的方式不同，也就必然导致他们对德国资源的吸收和援引是会产生差异的。

[5] 值得指出的是，对于一个学人而言，他的思想观念的形成，来源不一定是简单透明乃至清晰可见的，尤其对于具有多重文化背景的留学人来说，更是如此，本书这里突出其与德国思想资源的关系，并非就是要遮蔽其本土资源，乃至其他外来资源的关系，只是存而不论而已。

[6] 其实，更明确地说，应该是探讨留德学人对“歌德”这一较容易一致的共同德国话题的看法，从而折射出各自接受德国文化的不同视角与方法。他们虽然都接受歌德，但每个人的接受与言说方式都表现出一定的个性特征。

[7] 文化场的理论与公共空间的理论，似乎都可用来构建论文，但考虑到这些理论特殊的西方文化背景，最后作者还是选择了另一种策略，即借鉴其中某些有益思路，而不用来作为论文的理论框架。文化场理论的思路源于布迪厄的文学社会学理论，因其主要是建立在西方文化背景和制度运作的前提下，所以其在中国场景下的运用需要有所鉴别，此点贺麦晓在中国文学场的运用提供了良好的范例。布迪厄强调，其理论应用的惟一正确方式应是以了解文本为最终目标的探究方式，所举三个具体步骤为：分析文学场在权力场中的地位；分析文学场本身；分析某一生产者以连续占据的地位而组成的文学生涯。但如果考虑到中国的特殊背景及其理论的应用情况，不应该一成不变地这样使用其理论，而倾向于同意贺麦晓先生的意见，即“对于实际的研究者来说，对待布迪厄理论中循环的最好方法是将其视为循环，而不去勉强确定始终或因果关系。”且“受到过布迪厄理论启发的大部分学者对应用问题好像都采取与此类似的态度”，所以，贺自己也“在研究实践中同样折衷地使用布迪厄的理论观点”。贺麦晓：《二十年代中国文学场》，载《学人》第13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00页。关于布迪厄的“文学场”与“权力场”的关系问题，参见其《文化生产场》一书第五节：权力场、文学场和生性[Field of Power, Literary Field and Habitus], Bourdieu, Pierre: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Randal Johnson. Oxford:Polity Press, [1993]1999, pp.161—175．关于市民社会与公共空间理论，可参见邓正来、J. 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研究的途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关于市民社会与中国的研究，西方学者中较为有代表性的为Rowe, William T. :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Rankin, Mary B.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Zhejiang Province,1865—1911.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Strand, David:Rickshaw Beijing: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1920s Chin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译成中文的有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 《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论争——西方人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思考》，罗威廉Rowe, William T. 《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均收入《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研究的途径》一书。在中国大陆学者对此的研究，仍以邓正来具有代表性，他的《中国发展研究的检视——兼论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均值得细读，见邓正来：《研究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另外，张志东对国内研究有一综述，《中国学者关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现状与思考》，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公民社会”问题中具有原创性意义的当然还是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其代表作有《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化》及《交往与社会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