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德国文化与马君武致用大学理念的形成与实践

马君武虽然先后两次赴德留学[1]，并被称为是中国获取德国工学博士第一人，但其思想来源广泛，远非德国一家所能概括。可他毕竟留德七年（1907—1911,1913—1916），耳濡目染，难免潜移默化；更何况马君武是一个有心人，专业是工程技术类的实用科学，但于人文社会科学无不涉猎，具有晚清那代学人所追求的“通人”特征。而他早期留日（1901—1906）五年，其时日本各种制度均仿效德国，所以不妨视为其日后留德的先导。他在日本接触了德国文化，并对之仰慕不已，有向学德国之心；此后乃两度留德，获得博士学位，养成德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深厚底蕴。而作为“风雨飘摇”时代背景下的爱国者，马君武所怀抱的那个时代的仁人志士们所共有的“救国思想”则通过其自身的创造性转化[2]，以“致用大学理念”的思想及其实践得以表现。其实，早在他作为革命者和启蒙者的“译介”生涯里，其“致用”观念已经相当明显，日后退入学院，以“教育家”的身份关注“经世致用”则自然会形成独特的“致用大学理念”。虽然马君武只是广西大学校长，远处南疆，就地理位置和文化中心而言自然不如北京等大城市得风气之先，其出任西大校长的实绩也比不上蔡元培在北大改革的轰轰烈烈与影响深远，但作为同受德国思想影响的学人，马君武在中国现代大学史上的意义，其实也独标一格，值得关注。当然，我们所关心的，还有其人由于留德背景而潜移默化沾染的“德国”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