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大学智库是大学学术成果应用转化的重要平台

一 大学学术成果产生的新趋势和特点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高校学术研究成果和知识转化存在比较大的局限性。一方面，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社会贡献主要通过人才培养、政府委托项目、专业性期刊和专著、“明星”学者“个体作坊式”的知识普及等途径来实现。近年来，由于知识服务在经济、政治、社会活动中的作用日益显著，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功能被重新认识和认可。另一方面，受到高校质量评估运动和问责制的影响，大学科研活动越来越关注“质量指标”，这些指标通常参照自然科学的惯例，主要依据文献引用率和所发表期刊的影响力来评价学者的研究水平，但这些指标难以全盘照搬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评价中。

无论从大学社会服务功能的拓展，还是从科研评价机制完善的角度，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服务的机制需要被重新探讨。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近年的发展趋势可以从成果产出情况进行分析与总结。进入新世纪后，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研发人员、经费投入、项目数量、论文和专著数量等指标上稳中有升，但相关学科的知识服务水平却没有显著提升（见表2）。其中2009年、2010年向有关部门提交的研究开发项目成果数还出现了大幅下降的趋势。较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这一时期的产出总数量，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社会贡献相对乏力。

人文社科类的学术成果在转化实际应用过程中存在困难与其研究性质密切相关，人文社科的学术研究比较多地集中在基础性研究，而应用性研究相对较少。第一，人文社科的基础研究已形成相对成熟的挑选与评价机制，研究者能够根据相关的规则进行研究，研究成果的水平具有目标可达性；但在应用成果研究上，由于其评定是由科学界以外“制度化的参考群体”作出，而他们的职责是促使研究成果实用化，所以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人员因为缺少渠道、不熟悉其评价体系而对相关的研究望而却步。第二，高校人文社科研究者在长时间的研究过程中都形成了较为自由的问题研究选择，可以根据自己关注的内容进行研究工作，而应用研究则是有目标性的研究，更多考虑特定使用者的需要。第三，在研究过程中，基础研究学者有更大自由度来决定是否延续原来的研究思路，或者转移到那些他们认为更有趣或更有发展前景的问题上，而应用性研究一旦开始，研究者并不期望有所变动，灵活性相对较弱，也为研究者带来了不适感。

表2 2008—2012年度人文社科成果产出表^[16]

大学的传统功能是教学和科研，从学术和知识的角度看，大学的主要功能是知识创造、知识积累；相应地建立了一套学术成果的评价机制。随着大学的发展，其使命已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拓展到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大学走向了大众化、普及化和国际化。由此，大学对知识和学术成果的重视从创造、积累开始转向转化和应用。这种转变需要相应调整大学成果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作为支撑。这为大学学术研究成果研究定位和目标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也为大学学术研究成果转化提供了新的契机。

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已基本形成固定模式，而人文社科的研究成果大部分还处于“休眠”状态，随着我国对智库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原本沉淀在高校当中的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也随之激发了活力，相关研究人员也产生了新的知识产出模式，而这种模式与社会的发展更贴近，成为了大学学术成果发展的新趋势。战略研究、咨政建言、人才培养、舆论引导和公共外交等方面需要大学适应智库建设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加大对国家和区域重大发展战略问题研究、前瞻性研究，创新科学成果转化评价机制，加快将基础研究、理论研究转化政策研究，变成高质量的思想引领、舆论引导和咨政建言等成果转化。

二 社会对大学学术成果的重要需求

（一）大学学术成果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支撑

大学自产生以来，就是人类智慧、知识和精神产生、汇集，向外界辐射、散播的场所。经济社会发展对大学的新要求不断提高，大学的功能也随之不断扩充。大学的社会服务形式出现了重要转变，政策研究从单学科走向多学科，由个人行为走向集体行为。大学为社会服务的现代形式就是大学的“智库”，尤其在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它是体现多元化功能、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一种现代形式。

当前，我国进入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外交和全球战略各领域面临着深刻变革和科学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如何应对世界格局和全球秩序转型的机遇和挑战，迫切需要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迫切需要文化、精神和价值观的引领，发出中国声音，增强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在这种形势下，大学需要充分发挥自身在智库建设方面的优势，学术成果以学科的交叉、集成为依托，对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开展战略性研究，不断形成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和决策咨询成果，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大学学术成果及其有效转化逐渐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支撑，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社会与大学学术成果之间需要破除壁垒

一般来说，大学知识（特别是人文社科）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应用主要可以体现为以下三种形式：一是工具性运用，即实质性地服务于特定问题的决策，比如咨政建言；二是符号性运用，即用研究结论为某种政策立场提供注解，如科学普及；三是概念性运用，即运用理论或假设，为重新界定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如对相关政策进行评估。

通常，大学知识（特别是人文社科）对公共政策和实践的贡献并非那么直接和明显，因为决策者通常综合运用不同的概念和理论，难以清晰鉴定特定理论的贡献。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对社会实践的影响可以理解为一个层次不断提升的连续体，包含以下五个层次：一是知识传播，将研究成果传达至有关实践和专业人员；二是认知，研究成果被实践和专业人员阅读和理解；三是参考，研究成果被实践者的报告或行动策略所引用；四是影响，研究成果影响了决策者的选择和决定；五是应用，研究成果直接被实践者和专业人员采用。^[17]

从知识转化机构的运作和活动类型看，可以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转化分成“学术咨询”“合同研究”“合作研究”“培训”和“人员流动”五种常见途径（见表3）。学者们参与这些活动的程度不尽相同。

表3 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转化的活动类型

在我国，大学科研成果的生产和社会需求之间存在很多障碍。一方面，高校具有充足的智力资源和多学科交叉的土壤，从而保证其强大的科研实力。因此，缺乏对社会问题独特视角与逻辑水平的社会企业、单位迫切希望大学科研成果能够为之所用；另一方面，高校的学术成果却因可行性、经济性与社会性等壁垒而无法实现与社会需求顺利对接。大学学术成果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无法直接作用于现实问题解决，究其原因在于其间存在着壁垒。据发改委的数据，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18]

从大学研究文化看，政策研究成果远不如传统学术研究更容易获得正式认可；大学政策研究的影响力主要以研究者个人名义，而非研究团队的名义呈现在公众面前；研究者和决策部门的联系有赖于“关系”资历，除了少数政策研究者，多数研究机构和人员难以直接接触决策部门，缺乏研究成果向政策研究转化的制度化渠道；大学政策研究面临严峻的活动资金困难，研究经费资助的渠道单一且竞争异常激烈；在评价制度方面，获得政府官员“批示”的政策研究者能获得最好褒奖，更多的情况是大学研究成果好不容易通过一定渠道传递到决策者手中，但缺乏反馈，往往没有下文。因此，单一的评价方式和智库供需之间的脱节导致为数众多、水平更高的研究人才和研究成果被湮没，这反过来进一步挫伤大学研究者开展政策研究的积极性，阻碍研究成果的转化。

因此，需要通过消除壁垒才能够使大学的学术成果与社会发展更好地对接。在大学研究成果和社会需求之间实现有机的衔接。智库被誉为架接知识和权力的桥梁，大学智库功能和使命的提出和发展在大学研究成果和知识转化成社会推动力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大学智库的建设工作为大学知识的社会性转化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化保障，富有效率；通过一些特定的表现形式与转化机制，有助于大学科学研究和知识成果成功实现转化，促使更好地实现大学智库服务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重要功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三 大学智库在学术成果转化中的平台作用

（一）大学智库提供了咨政建言的平台

学术成果转化方式和类型的多样性，意味着高校的知识转化政策和评估制度需要分层、分类推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多样性，也决定了知识转化的成果形式必然是异彩纷呈的。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服务形态中，以稳定的专家（通常来自多学科）团队形式运作，为政府在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军事、外交等领域决策提供理论、策略、方法支持的智库，是人文社科知识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创新的有效载体之一。

智库作为相对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实体，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的智囊团。智库可以将高校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服务社会、服务政府重大决策的重要力量。大学智库作为一个平台，将大学学术成果转化为对国家、对社会实践的影响，成为政府决策的“影子内阁”，即提供咨询、制造舆论、传播思想、改变观念。

由于研究文化与决策文化存在差异，研究者和决策者在立场、地位和视角等方面也有分歧，研究成果要直接影响决策相当困难，它们之间往往不是线性的直接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启蒙”或“渗透”的间接关系。研究一方面帮助大众了解与思考相关政策议题；另一方面帮助决策者拓展视野，发现新的政策议题，形成新的政策思路。借助智库，可以促进大学加强跨学科、多学科和交叉学科研究；促进研究人员和研究团队之间，研究者、决策者与实践者之间，大学、政府与企业之间，以及国家间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大学智库为连接研究人员与决策者之间交流沟通提供中介，创造与决策者、与大众的互动机会，为大学研究成果服务社会、转化为公共政策提供了制度化渠道和平台。

大学智库影响政策的方式多种多样，如承担政府课题项目，参与政府组织的立法咨询和决策咨询，为政府培养和培训人员和人才，向政府机构和决策者提供政策研究报告；发行出版物和政策简报，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和讲座，演讲和授课，公开发表论文，建立相关网站并充分利用大众传媒等。总之，大学智库为研究者树立政策意识，增强现实关怀，增进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提升合作能力，推动研究成果转化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新的平台。

（二）大学智库是政策思想的“发源地”

大学智库一方面可以开展政策的理论研究，产生新的政策思想；另一方面通过关注实践，解决现实中的各种问题，为决策提供可选择的政策方案。大学尤其是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是学术研究的重镇，是创造思想、产生智慧的源泉。

相对于其他类型智库而言，大学智库在人才和学术资源方面优势明显。一是可以有效利用学科齐全、人才聚集和对外交流广泛的优势，加强基础研究、理论研究，尤其是跨学科研究，加强学科领域之间的整合，产生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政策思想，推动政策制定者产生创新型政策观点和项目，推动社会发展。二是大学智库相对于党政等官方、半官方智库，组织独立性更强，可以更好地开展基础性研究、前瞻性研究和重大战略问题研究，产生具有持久影响力的研究，产生新思想、新观念、新政策，促进社会价值观发生积极的变化，引领社会发展。三是各个大学在智库建设过程中，可以结合各自学校的优势和已经形成的学术传统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与研究风格，可以形成一些小而精，具有鲜明专业特色的智库。

各个大学智库在建设过程中，需要了解和熟悉政策研究报告的写作要求，转变之前学术化倾向较重的研究风格，避免过分专业化的学术语言，采用大众的、通俗的“政策”语言风格，以尽可能简洁精练的内容形式呈现研究成果，加强对研究成果的转化力度；加强对前瞻性、重大战略性和重大现实性问题的研究，避免停留于对政策的解释、说明或附和，避免抽象式的宏大叙事或定性思辨的单一研究方法，加强定量、实证性的调查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倡导基于事实和数据基础之上的政策建议，为决策者提供新的政策思想和多种解决方案，进而影响公共决策。

（三）大学智库是学术对外传播的重要平台

在大学国际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时代，大学越来越成为文化传承创新和对外学术交流、传播的重要平台。大学智库是一个面向全球开放的平台，高水平大学智库对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有能力成为区域经济和国际交流合作的信息与知识的传播者。

大学智库成为学术研究和成果对外传播的重要平台，其传播的主要方式和途径是：一是大学智库通过举办学术活动，实现文化、技术和政策思想等向外传播的目的。各大学智库往往有一定的学术地位，可以举办学术会议、学术论坛和沙龙等，邀请专家、学者、企业、政府人员等参会和交流，让政策共同体有机会交流甚至辩论，促进相互理解，形成新的知识、新的政策思想，讨论新的研究提议，新的政策备选方案，然后以内容概要的形式和概要结集出版，对外传播。二是公开发表论文、出版著作、出版和发布政策研究报告，在报纸发表文章，就某些政策发表看法，传播学术成果、政策思想和政策方案。大学智库可以借助与知名的学术期刊联系紧密的优势，刊发科学界、社会和决策者关心的前沿问题，并将最新研究成果传播给社会各界。三是大学智库可以做好智库网络平台的建设，充分利用互联网的技术优势，宣传智库重要活动、重要研究成果，吸引专业人士和公众访问浏览或下载，实现对外传播。四是智库专家接受传统媒体，如电视、广播和网络新媒体采访，就重大政策问题表达专业意见，引导社会舆论和公众议程。五是大学智库可以借助国外大学、智库机构的交流和合作平台，尤其是通过设立海外学术研究中心，加强与国际的交流和对话，将智库重要和最新研究成果实现对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