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大学智库是智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大学智库兴起的社会背景

（一）智库的界定

智库（think tanks）也称思想库，与之相近、相关的中英文词汇有：智囊团（brain trust）、脑库（brain tank）、外脑（out side of brain）、思想工厂（think factory/ideal factory）、脑盒（brain boxes）、思考细胞（thinking cells）、情报中心（intelligence research center），等等。^[1]

那么，究竟何谓智库，则存有争议，不同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唐纳德·E.埃布尔森（Donalde·E.Abelson）提出“智库一般都是专注于公共政策研究的非营利性、无党派组织”。^[2]

詹姆斯·A.史密斯（James A.Smith）认为智库是一个并不精确的概念，它是被用来泛指从事公共政策分析和研究，并经常提出政策方案的非营利性的研究机构，是从事力图影响公共政策的多学科研究的独立组织。^[3]

安德鲁·里奇（Andrew Rich）则认为智库是“独立的、不以利益为基础、非营利性的政治组织，它们生产并且主要依靠专家的意见和思想来获得支持并影响政策制定过程”。^[4]

麦甘（James McGann）认为智库有最广义、狭义和广义之别。最广义的观点认为智库是提供公共政策的研究、分析和咨询的机构；狭义的观点认为智库是独立于政府和大学的非营利性的政策研究组织；中庸（广义）的观点认为智库是独立于政府与公司之外的高度自治的政策研究组织。^[5]

国内学者薛澜、朱旭峰认为，智库（思想库）是一种相对稳定且独立运作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6]

王莉丽认为，思想库是以政策研究为己任，以影响公共政策和舆论为目的的研究机构。^[7]

由以上可知，智库的界定关键词是：独立性、非营利性、政策研究、政策咨询。中办、国办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界定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8]

我们认为，智库是相对独立的、从事政策研究和政策咨询，以试图影响政策过程和公共舆论的非营利性的实体性研究机构。

（二）西方发达国家智库发展历程

智库的兴起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联系，智库形式的变化与内涵的拓展都与社会需求息息相关。现代意义上的智库真正发展于“二战”期间的西方发达国家。但从智库的发展脉络来看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时期，根据智库发展的形态与背景不同，可以把智库发展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9]

第一阶段，西方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智库产生并初步发展的时期。一方面，启蒙运动在推动西方国家思想解放的过程中，极大地强化了科学精神和理性观念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客观性、专业化思维在发展理念、决策部署中受到更多的重视，专家学者的作用开始越来越多地为社会所关注。另一方面，工业革命使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越来越复杂，公共决策不得不更多地仰仗于科学、知识、专业等理性的力量，统治者仅依靠经验制定公共策略已难以应付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在此时代背景下，专门为统治者决策服务的各类咨询研究组织应运而生。

英国被认为是智库最早的发祥地，其最早具有智库研究特点的组织是成立于1884年的费边社。这类组织往往由经济、社会发展涉及的各学科专家组成，产业化经营特征明显。它以专业化知识与经验为依托，以论证报告、研究方案和咨询建议为产品，为各类社会机构服务。这很快为人们所接受，逐渐成为西方国家政府决策的重要环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家面临许多复杂的社会矛盾与问题，对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等方面的决策带来空前的挑战，仅靠政府自身力量决策难以解决问题。为此，西方国家政府开始向更专业、系统的智库寻求帮助。1916年，美国成立了专门的决策咨询研究组织——政府研究所，也就是布鲁金斯学会的前身；英国于1920年成立了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这是现代智库的起源。之后，伴随着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大量经济、社会矛盾的爆发，政府治理中一系列问题的出现，西方发达国家陆续成立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智库，典型代表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等。

第二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20世纪90年代，是智库快速发展的时期。“二战”结束后，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各种社会矛盾与问题堆积如山，国内矛盾突出。国际政治中，以前苏联与美国为核心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大阵营，外部的环境对智库发展提出了对综合性、前瞻性决策研究的迫切需要，也使智库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之后，新科技革命和新技术的广泛运用，智库发展具备了应用现代方法、技术从事专业研究的更大可能。智库的发展使其不仅囊括了各种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及其专家，更形成了精细化的专业分工与系统化的综合分析能力，智库研究成果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日渐突出，政府委托性课题在智库研究中的比重也不断增大。同时，有关智库发展运行的法律制度也日渐健全，智库的运作实现了制度化与规范化。

这一时期，美国成为西方国家智库发展的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争的需要，美国政府组织大批专家、学者参与到相关的决策与研究工作中，并收到明显的成效。战争结束后，专家与官员、知识与政治结合带来的巨大收益使美国政府对智库发展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同时，美国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使战争中崛起的巨大财团产生了维护各自利益的强烈需求，纷纷对智库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兰德公司和城市研究所等著名智库迅速崛起，成为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与社会管理领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0世纪70年代是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期和智库发展的突破期。国际政治格局中两极政治的激烈战斗、日本和欧盟经济的崛起、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越南战争对美国国内造成的失落心态，以及西方国家内部诸如水门事件等政治丑闻，都刺激智库发展应对极大的社会需求。美国的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威尔逊研究中心、卡特中心、尼克松中心，英国的政策研究中心、亚当·斯密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所和德国的经济研究所等智库都成立于这一时期。一大批智库的出现，在西方几个主要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形成了规模可观的智库市场。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是智库改革创新、力求实现新突破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不同国家面临政治生态的调整过程。在此过程中，智库的作用逐渐在全世界范围为人们所认可，智库已经成为现代国际政治与社会发展的一大特征。同时，在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智库本身为更好地实现向政策制定者灌输其思想进而影响决策的目的，也结合不断变化发展的形势实现着自我的调整、创新。

（三）中国特色新型大学智库

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智库建设开始受到高度重视，智库开始步入快速发展轨道。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进入决定性阶段，破解改革发展稳定难题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复杂性与艰巨性不断增加，国家与政府迫切需要健全中国特色决策支撑体系，大力加强智库建设，以科学咨询支撑科学决策，以科学决策引领科学发展。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现实战略发展以及决策需要使智库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及智库，“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

2012年，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

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出重要批示，这是中国最高领导层第一次就智库建设作出专门的重要批示。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2014年，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我国建设新型智库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进行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改革发展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等。这些重要论述既表明智库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又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指明了根本方向、提出了总体要求。

2014年2月，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指导和推进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的建设和发展。

2015年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文《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简称《意见》），指导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中国智库建设和发展步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2015年12月，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启动会在京举行，共有25家机构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

二 大学智库是智库体系的重要力量

大学智库是立足于大学的学科和研究基础与传统发展而来的，和大学具有附属关系，要么是完全依附于大学、大学学院或大学内设的研究组织；要么是依附于大学，但组织和管理相对独立的实体性政策研究组织。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智库，具有学科齐全、人才集聚、对外交流广泛、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积累深厚、跨学科与独立性强等比较优势。因此，大学智库是智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力量。

从国际上看，大学智库是智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推出的《2015年全球智库报告》，美国拥有1835个智库机构，世界排名前10位的智库中美国占了6个；美国75%的智库设在大学。^[10]

世界上许多大学智库关注非常小的一个领域，长期跟踪研究，获得较高的知名度。如英国的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院（IDS），是一个专注于国际发展交流的在国际上较有影响的智库；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它主要研究政治与军事、国际资源、对外政策和第三世界问题。知名的大学智库还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动态研究所、美国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全称：战争、革命与和平胡佛研究所）、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福中心，等等。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大学智库更是整个智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组织、人事和经费都比较独立的智库在中国是比较匮乏的，社会智库相对于党政智库、大学智库，发展更为滞后。大学智库在中国整个智库体系中数量最多、学科最齐全、人才最集中、涵盖领域最为广泛，是智库体系的重要组成力量。大学智库作为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略研究、政策建言、人才培养、舆论引导和公共外交等领域，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功能和作用。

按照2015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制定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把中国智库细分为四大类，并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发展要求。

第一类是社科院和党校行政学院智库。其发展目标是围绕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开展国情调研和决策咨询研究。

第二类是高校智库。高校智库指的是隶属于大学的从事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的组织，这类智库是由大学单独或在其他机构、团体的协助下创建的。高校具有学科齐全、人才密集和对外交流广泛的优势，高校智库的发展目标是打造一批党和政府信得过、用得上的新型智库。

第三类是高水平科技创新智库和企业智库。此类智库需要围绕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究国内外科技发展趋势，提出咨询建议，开展科学评估，进行预测预判，促进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支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兴办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新型智库，围绕国企改革、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规划、产业技术水平、产业政策、重大工程项目等展开决策咨询研究。

第四类是社会智库。社会智库主要是由民间出资组织、从事政策研究的非营利性机构。社会智库大多由企业、私人或民间团体创设，在组织上独立于其他任何机构。社会智库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成部分，要坚持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由民政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规范和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智库的若干意见，确保社会智库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规范咨询服务市场，完善社会智库产品供给机制；探索社会智库参与决策咨询服务的有效途径，营造有利于社会智库发展的良好环境。

由此可见，大学智库相对于其他几类智库，具有其自身独特性和优势，在智库建设最为发达的美国，75%的智库设在大学之中。^[11]就我国来看，大学人才资源集中，聚集了国内近八成的社科力量、近半数的两院院士以及数量巨大的研究生与本科生队伍，可以为智库建设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学科门类齐全，有利于解决横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多个学科的综合问题；基础研究力量雄厚，可以为智库开展政策研究、战略研究提供丰厚的学术底蕴；对外学术交流和合作广泛深入，能够为开展战略研究和政策研究提供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国际学术网络。因此，加强大学智库建设和研究对我国新型智库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三 大学智库是智库高端人才资源的聚集地

大学历来是高端人才的孕育地和集聚地。从中世纪开始，大学便是第一流学者和思想家活动的舞台和场所，也是培养新一代学者和思想家的苗圃，产生了如但丁、佩特拉克、薄伽丘、伊拉斯谟、胡斯、哥白尼、马丁·路德、伽利略和培根等伟大的天才和他们的卓越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大学不仅为社会培养了大批高层次人才，成为高端人才的集聚地，还成为所在国家科学文化水平发展的重要标志、思想创造和智慧产生的集中地，国家重大社会、政治、经济决策智库的来源地，对国家乃至世界的经济增长、高新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

人才是智库的第一资源和建设核心。国家发展需要智库，智库需要智人，核心是出智慧。在著名的美国胡佛研究所，目前有146 名常驻研究人员，包括杰出学者1人、高级学者80人、高级研究员4人、研究员61人。这些常驻研究人员是胡佛研究所的研究主力，这些学者基本上是各个领域拥有很高知名度、得到社会广泛认可的学者。在这些学者中，有105人是美国各类院士和各类奖章的获得者。^[12]

表1 胡佛研究所常驻研究员中院士和各类奖项一览表

高端人才的集聚使大学智库建设具有先天优势。大学高端人才汇集，学科门类齐全，基础研究力量雄厚，对外学术交流和合作广泛深入，这些为大学智库建设提供了极宝贵的资源。大学智库多是在充分发挥基础研究优势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知识转化和推广而形成的，著名大学均有多个优势学科和优势研究领域，这些研究中心或研究所都可以生成智库，如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国际发展中心、魏德海国际事务中心都是全球知名的大学智库。以胡佛研究所为例，其凭借在国内经济政策、国际事务、环境研究领域的研究而著称，在这几个领域的世界排名都位于前列，而这些学科正是斯坦福大学的优势学科。在美国最为权威的USNEWS大学排名2012年度分专业排名中，斯坦福大学的环境研究排名第1位，经济学排名第5位，斯坦福大学强大的学科优势，为胡佛研究所的政策研究提供了深厚的根基。

中国大学是中国高端人才的重要聚集地。有数据表明，大学拥有全国近80% 的社会科学力量、60%的“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50%的两院院士，以及规模庞大的研究生队伍。^[13]此外，教育部实施“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以来，截至2015年共有201所高校聘任了3084名长江学者，其中特聘教授1991名，讲座教授867名。^[14]2004年，教育部启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该计划每年遴选支持1000名左右的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在创新团队与基地建设方面，教育部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计划共遴选支持创新团队254个，仅“计划”颁布的第一年，即2006年，就确定资助51个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共引进诺贝尔奖获得者2名，10个国家的院士40名以及29个国家和地区的教授级同等职位者近400名，基地的合作研究人员500余名。^[15]2015年，有47个新建基地获得立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一批优秀高校均有基地入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