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缘起与研究目的

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忧心忡忡地指出，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入口处，这就是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1]半个多世纪以来，孟德拉斯的这一预言不断被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证实。

（一）问题的提出

如今，世界最大的农业国家——中国——走上了城市化的道路，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截至2011年底，我国内地已有半数以上人口为城镇人口，城市化水平已达到51.27%。这说明城市化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新动力，也标志着中国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按照世界上每万人城镇人口平均需要不少于1平方千米土地的基本要求，以及我国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需要占用耕地约12.7万公顷^[2]的实际来计算的话，每征用1亩地将会造成1.4人失去土地，那么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就有约226.7万人成为失地农民。按此测算，从2009年到2011年三年间，我国共产生失地农民约1267万人（按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实际测算）。同时，按照今后我国城市化水平每年递增1%的速度来计算，^[3]今后每年还将新增失地农民220万人左右。

城市化在推动了地区经济发展和公众物质生活质量提升的同时，也带来了棘手的新问题，即城市如何消化每年海量涌入的新进城人口？这些“新人”又如何适应新的城市环境？学者李培林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几千年来以农业为主，农民占绝大多数的传统大国，城市化不是简单的数字意义上城镇人口比例的提高，人们的生产、生活、就业以及观念都会随之发生深刻变化。^[4]即农民转变成为城市人并不只是我们表面上看到的简单的“身份转变”问题，而是一个需要从经济、文化、心理等多个方面融入城市社会的问题。因此作为城市，更应该解决好这部分新进城“人群”所面临的实际的社会融入问题。

当前，我国要快速推进城市化进程，失地农民的城市融入问题将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妥善处理好失地农民的城市融入问题，使之尽快适应城市新环境，这不仅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客观趋势，也是促进农业、农村、农民发展，提升整个社会整体文明素质，以及推进社会全面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客观需求。一句话，失地农民能否真正融入城市新环境直接关系着城市化的成败，影响转型期我国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对城市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而言，城市融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方面的融入。这里主要涉及农民在失地后的就业、收入以及社会保障等，与经济有关的方面，也是与失地农民的基本生存权密切相关的几个方面。当前，只有基本生存条件有所保障，也就是失地农民在经济方面基本融入城市后，他们才会考虑并主动开始其他方面的融入。上述几个方面中，就业是大多数失地农民失地后面临的最大挑战，这主要是因为失地农民本身受教育程度较低，同时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缺乏城市就业岗位所需的相关技能，与城市产业工人和已经熟悉城市工作环境并拥有熟练技术的农民工相比，他们没有足够的竞争力。而要解决这个最大的困难，首先要靠他们自身的努力，其次还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引导。

第二，文化方面的融入。主要是指失地农民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的转变。原来的农村田园般“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已经被城市化的大工业所打破，代之以现代化、快节奏、高强度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同时，他们的传统观念、伦理道德、教育水平也随之改变。失地农民长期受农村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的影响，他们淳朴、热情、善良的性格为他们与城市人的沟通和交流创造了条件。但他们封闭自守、自由散漫的农村人文化基调又与现代城市积极、进取、高效的文化方式格格不入。因此，总体来看，他们对现代城市的文化还难以适应，需要融入。

第三，社会方面的融入。这里主要是指失地农民在社会关系支持网络、社区参与等方面表现出的内心对城市生活的认可。社会关系网络是个体人和群体人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强大支持，长期以来，农村人习惯了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礼俗社会”关系网络，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自己封闭的社交小圈子。而当他们居住的空间被城市工业化打破之后，他们的关系网络也发生着改变；同样，也包括他们的社会参与，是否更积极主动？还是消极被动参与到社会各项事务中？而社区生活的规划重新建构了他们活动的空间和场域，在这样的环境中又如何适应呢？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第四，心理方面的融入。主要是在社会生产、生活方面表现出来的满意度，包括社会心理归属感、身份认同，在融入城市生活过程中体现出该群体的生活幸福感和社会危机感。失地农民的心理会随着环境的变迁而有所改变，希望与失落、怀疑与信任、依赖与无助等各种情感也会交织在其中。

但是，如何将经济层面、文化层面和社会、心理层面转化为评估失地农民城市融入的可操作性分析框架，显然还需要找到一个恰当的研究视角。本文认为，行动者的行动策略与行动逻辑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映射出其对外界环境的适应程度，换言之，失地农民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微观行动逻辑能够真实反映出其城市融入的基本形态。鉴于此，本研究以失地农民在经济、文化和社会心理等场域的微观行动策略和逻辑为基本线索，通过对昆明市的三个不同类型的失地社区的系统分析，揭示出城市化进程中昆明市失地农民的融入状况及其内在机理，以展现失地后民众的日常生活现实。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近年来，失地农民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相关的研究涉及经济、政治、管理、社会等多个学科领域。本书立足于昆明市城市化快速推进的现实背景，对失地农民的城市融入进行研究。失地农民城市融入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失地农民这个群体的生存、发展，关系着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本书以解决失地农民城市融入的现实问题为目标，将理论的分析和建构运用于实际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第一，理论价值。本书的理论价值在于：首先，用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研究失地农民的城市融入问题，将拓展失地农民研究的思路和视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能帮助理解失地农民实际生活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现象。本书将失地农民的生活变迁置于一个个变化的“场域”中，通过考察他们在经济、文化和社会心理三个方面的融入情况，分析他们在融入过程中如何参与场域与资本的竞争，生成何种惯习、采取何种行动策略等问题。同时，剖析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居住环境发生改变后他们内在的习惯和生活习气、价值观是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通过本书的研究，希望能达到扩展和延伸理论运用范围、丰富相关研究的目的。

第二，现实意义。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失地农民问题日益凸显，并已经由发达地区局部性的社会问题扩展成为全国性的问题。能否解决好相关问题，已成为影响当前城市化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而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失地农民融入城市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说明失地农民城市融入问题已经引起中央高层的重视，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已经成为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的一个急迫的工作重点。因此，研究失地农民城市融入问题极具实际价值和战略意义。

另外，本书以西部边疆城市昆明市的失地农民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原因：目前有关失地农民问题的研究大多数都是针对北京、上海、广州、南京、苏州等发达城市开展的，而针对中部和西部，尤其是边疆城市的研究则极少。事实上，东部发达地区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各类经济产业和社会事业比较发达和完善，且其城市化起步较早，对于失地农民的安置和后续发展已经有较为成熟的模式和经验。边疆地区则正好相反，其经济产业和各类社会事业较落后，缺乏发达地区解决失地农民相关问题所具备的雄厚物质经济基础和社会福利条件，因此在短时期内妥善解决失地农民相关问题存在一定的困难，这些就往往可能成为失地农民群体性事件的爆发点，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隐患。因此本书立足西部边疆城市昆明市的失地农民城市融入问题，并试图从研究的主体出发，采用“主体建构”视角^[5]，“忘掉所谓‘客观’，把自己的研究放在人际互动和互构中来进行、表述及评价”。^[6]通过与失地农民进行深度访谈，熟悉他们生活的场景，透析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体会他们的感受。希望通过本研究能接触到边疆城市失地农民在融入城市过程中面对的实际困难和切实需求，为引导失地农民尽快、更好地融入城市提供一些有益的制度和策略方面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