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实践现状及发展趋势

第一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　国外相关研究

（一）农业城市主义的思想渊源：与农共存的城市

城市中的农业古已有之（如图2.1） ：在古希腊及古罗马的城市中，私人住宅中有Atrium （中院，中庭）及Peristylium （周柱廊，周柱中庭）等庭院空间，在住宅的深处，一般都设有生产性园地Xystus （菜园），用来种植蔬菜以及果树等；日本京都的住宅之中一般都有廊庭或是“坪庭”（迷你庭院），在住宅深处也往往设有菜园；在著名的大德寺内，也设有一角菜园（章俊华，2009）。在我国古代，城市也是与农业共生的。尤其在宋代，城市农业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在皇家园苑、城市街道、市民庭院中都有农业活动存在（史克信，2012）。在国都内，宫殿附近的空地即“宫壖地”被用于种植农作物，进行农业试验，推广农作物品种，北宋开封城里的宫殿附近就有这样的一些农田。宋真宗在推广占城稻之时，就在“宫壖地”开展过试验和观察；除国都外，中小城市也到处分布有农田；宋人张耒描述当时黄州城中的农业生产情况：“江边市井数十家，城中平田无一步。土岗瘦竹青复黄，引水种稻官街旁。”（曾雄生，2008）。可以看到，自古以来，城市与农业就是共生的。

在近现代城市中，农业通常以菜园的形式与城市共生。世界各国对这

些菜园有不同的称谓：英国称“Allotment Garden”，美国称“Community Garden”，德国称“Kleingrten”，荷兰称“Volkstuintje”，法国称“Jardin Communautaire＆Jardins familiaux”，日本称“市民农园”，其中文译名也多种多样，包括“租赁花园”“份地花园”“社区花园”等（张慧，2011）。这些城市内部农业空间均受到法律保护。这些空间的产生均与其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如英国份地农园（Allotment Garden）的产生源于救助工业化造成的大量失地农民和城市贫民。19世纪末，为解决美国经济衰退所带来的失业和贫困问题，社区农园（Community Garden）开始出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缓解战争带来的食物危机，欧美国家城市农业迅速发展（如图2.2），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份地农园增加到150万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英国农业部长发起了“胜利

种植”（Dig for Victory）运动（Doron，2005），美国则出现了胜利农场（Victory Garden）、战争农园（War Garden）运动（如图2.3） （Mees，2010）。尽管这些应对特殊历史时期食品危机、经济危机的城市农业运动随着战争的结束、危机的缓和而进入低潮期，但却形成了这些地区城市农业活动的传统，埋下了城市农业的“种子”，城市农业成为应对城市问题的可行的解决策略之一。在当代城市对农业产生新的需求，城市中出现新的危机的时代背景下，城市农业的“种子”重新开始蓬勃生长。

这些城市农业社会运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当时的城市规划先驱者们所提出的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在这些理论中可以挖掘出长期以来被我们忽视的规划先驱者们对于城市与农业关系问题的深入思考。霍华德1902年提出的田园城市理论，对于将工业与农业截然分开的产业形式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存在“第三种选择”，即城市和乡村“成婚”，形成“城市—乡村磁铁”，并对其中的农业生产和城市垃圾城市污水的处理作出了详细安排。霍华德设想了城市郊区和城市内部的两种农业系统：在田园城市外围，5000英亩（约为20平方公里）的农地环绕1000英亩（约为4平方公里）的城市（形成直径约为2.4公里的圆形）进行布局；在农业用地上有森林、果园、大农场、小农户、自留地、奶牛场等；在城市内部，住宅建筑用地被分为约20英尺×130英尺（约6米×40米）的场地，在霍华德的设想中，这样的空间足够进行养活5口之家的农业生产；除此之外，城市垃圾无须支付昂贵的铁路运费或其他支出，就可以很快地返回土地从而增加土地肥力；霍华德所提出的方案还包括一个污水处理系统，它使污水经过处理返回土地；农作物得以吸收这些天然肥料；总之，这使土壤的各种天然元素返回土壤（霍华德，2000）。

尽管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对田园城市有着种种质疑和批评，然而，他也同样将农业视为城市必要的构成要素，并将农业纳入城市的范围内思考。柯布西耶在1922年提出的“当代城市”（Contemporary City）方案中设计了三种形式的城市农业：大规模农业地带位于城市周边，作为“防护地带”；郊区独立住宅区中设置超过300平方米的农园；位于城市中心地带的集合住宅（细胞/蜂巢式街坊）中有总面积达到约4万平方米的空中农场，这些塔式建筑周边的开放空间作为果园和供应市场的菜园（Doron，2005； Howe et al.，2005）。柯布西耶认为以户为单位的农业维护劳动是“复杂的、痛苦的、折磨人的”，认为这种方式的收获只是“一篮苹果和梨子、一些胡萝卜、一些炒蛋用的香芹，等等，微不足道”，他提倡的解决办法则是将每户供蔬菜种植用的150平方米用地结合在一起，形成公共菜园，使用密集型自动化作业方式，由职业农民进行管理（柯布西耶，2009）。

此外，赖特（Frank Lloyd Wright） 1935年提出的“广亩城市”中认为每人一英亩的土地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广亩城市中的居民都能够享受坐落在大花园以及小农场中的现代住宅。另一个德国现代建筑规划大师希尔勃赛玛（Hilberseimer）在1949年出版的《新区域模式：工业和花园，工作室和农场》（The New Regional Pattern：Industries and Gardens，Workshops and Farms）一书中提出新区域模式，不同于传统的城市与农业截然分开的居住模式，在这个新模式中，住宅、农场、轻工业、商业建筑和城市公共空间基于自然环境——地形、水温、植被、风向等——以网格状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形成混合交融的格局（Waldheim，2010）。德国景观建筑师麦基（Migge）把城市农业问题提升到政治和民族的高度，认为可以通过建造大量的园圃和公园来解决德国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建造小而密集的菜园（赵继龙等，2012a）。

作为对城市规划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田园城市在世界各地得到了不同的解读和实践，其中对于城市农业生产的构想奠定了当代城市农业发展的思想基础。有趣的是，尽管柯布西耶和霍华德、赖特的城市思想时常被作为对立的两极进行比较，但其思想中对于农业在城市中的存在同样持肯定的态度。霍华德和赖特所提出的个体农业生产模式，与柯布西耶理性主义的不同规模、不同区位的系统化的城市农业设想以及希尔勃赛玛的网状交织模式组合在一起，似乎就出现了接近当代城市发展实际的与农业联合的城市空间模式。

尽管这些城市思想之间有很大的差异甚至相互对立，但不约而同，他们都试图通过城市与农业的联合寻求社会公正、环境健康以及城乡平衡，这为今天农业城市主义的发展留下了理论遗产。如果我们进行浪漫主义的想象，这或许可以理解为农业是一种具有巨大包容性和弹性的基础民生产业，无论是在田园城市、光辉城市还是今天的生态城市中都能够并且应该找到立足之地，这也应和着中国“民以食为天”的老话。

（二）农业城市主义的理论发展：游走于农业与城市学科之间（20世纪后半叶及2000年后）

当代有关城市与农业关系的理论研究可以分为三类（如图2.4），尽管这三类研究出自不同的学科领域，但是其间存在承继、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

第一类以农业为研究主体，即城市“农业”，多出自农业、经济和生态学领域，是以城市经济、社会、生态需求为导向的新型农业理论，基本不涉及城市建设用地及城市空间，不属于城市规划的研究范畴，在下文的论述中将不作展开，但其中有关农业经济学、农业社会学、农业生态学的思想和基本原理仍值得规划学科借鉴和学习。

第二类是以城市为研究主体，即“城市”农业，出自城市规划建设领域，是在城市“农业”理论繁荣发展的基础上对农业活动除食品供应外所具有的其他对城市有益的功能的初步思考，它还将农业视为重要的城市功能要素纳入城市建设中，在理念和价值观层面上肯定将农业纳入城市规划设计体系的必要性，重在理念倡议和价值观引导，未对涉及农业的城市空间作出系统安排，在学科发展中定位较为模糊，游离于规划学科、农业学科及社会学科之间，尚未建立基于规划学科核心内容的研究体系，理论研究较为宽泛。

第三类是以城市与农业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即农业城市主义，出自城市规划建设领域。这类理论较为完整地基于规划学科特点提出了城市与农业联合的城市规划设计思想，是对“城市”农业所发出倡议的回应和发展，包括空间系统、技术支撑和政策建议等方面。农业城市主义与“城市”农业最大的不同在于：不再将农业视为孤立的体系生硬地植入城市之中，而重在研究城市与农业的相互关系，并将城市系统与农业体系整合，这也是农业城市主义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1.城市“农业”：服务于城市的农业

二战结束后，欧美国家进入新一轮经济快速发展期，食品危机缓解，随着城市的快速建设，城市农业活动逐渐退出了城市空间和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然而，随着郊区化的进行，城市中心区衰落并空心化，城市中出现了大量的闲置空间，同时，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城市建设模式，转而关注城市中心区、城市社区的复兴，并再一次将目光投向了城市农业。在20世纪70年代，许多美国城市鼓励居民开垦闲置的城市“份地农场”（farm-a-lot），并将其作为城市社区复兴的重要部分（Jenna，2011）。在欧美国家的城市中，城市农业被赋予了复兴社区的任务和期望。几乎与此同时，在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过度城镇化”现象，大量农村人口在短期内涌入城市，而城市无法为这些人口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和必要的生活条件，造成了大量城市贫民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农业活动为贫困人口提供了额外的食品补给，改善了他们的营养结构。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城市农业承担了最原始的营养补给任务。

繁荣的城市农业活动吸引了多个学科专家学者的注意力，这段时期，城市农业的理论研究集中在农业、经济及生态学领域。加拿大学者布莱恩特（Bryant）等指出，由于城市区域人口的大量集聚，城市对周边乡村地区产生了除食品供应外的多种需求，这使得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城市周边农业吸引了众多地理学家、城市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注意（杨振山等，2006）。“城市农业”作为学术名词，也出现于这个阶段，1977年，美国农业经济学家艾伦尼斯明确提出了“Urban Agriculture”一词。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从1991年开始专题研究城市农业并在1996年向联合国人居大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呼吁社会改变对城市农业的传统忽视和轻视，并应积极引导规划发展（皮立波，2001）。在这一类型的研究中，城市仅被作为农业的空间和经济背景，城市“农业”的研究仍然属于农业和经济学科的范畴。此后，城市“农业”的理论研究在农业、经济学的领域中继续深化，与规划学科的研究齐头并进，互为借鉴。

2.“城市”农业：作为城市要素的农业[1]

与二战结束后繁荣的城市农业实践活动相比，在这一时期，“城市”农业的理论研究在城市规划领域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事实上，整个20世纪中后期，欧美城市规划设计的主流思想和出版物，极少关注城市农业问题，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城市农业才重新回到城市规划设计领域学者的视野。

一些学者将农业作为城市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纳入城市的整体构架。1995年，加拿大景观学家霍夫（Hough）将城市农业与水、植物、野生动物、栖息地和气候并列为兼有自然过程和城市过程、主导城镇规划的城市环境要素，把农业问题纳入城镇规划视野。2004年，吉拉尔代（Girar-det）以生态足迹理论解析城市面临的人口、资源与环境压力，提出将食物与能源、资源一起作为“城市空间规划的主要参考框架”，来“重新设计人类住区系统”，构建代谢良好的“再生城市”。

在农业与城市的空间关系研究中，有学者提出了“有农”的城市形态的初步设想，其中一部分学者主张将农业作为城市生态基质的组成部分，从根本上改变城市的宏观形态。1987年，国际生态城市建设理事会主席瑞杰斯特（Register）提出了生态城市的概念，在伯克利的城市研究中，他把农业视为“决定伯克利城市命运的关键之一”，提议成立城市农业部来帮助人们自己种植，发展各种尺度和形式的城市农业。提莫伦（Timmeren）等认为农业介入城市后的形态特征，应当是“分散化集中”，即团块化的多中心发展模式，创造“短循环城市”。威尔（Vale）等认为食物不能自给就会导致高密度城市巨大的生态足迹。因此，能够自给自足的低密度城市，也有其优势。其他学者则主张基于现存的城市肌理，利用农业整合和提升既有的城市空间结构和依附于其上的社会结构。巴斯（Barrs）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大面积的市区土地划为农业土地，而应创造性地复合利用城市屋顶或废弃以及破碎空间来发展农业。莱文（Leeuwen）认为将城市绿地与城市农业进行融合，能够承担兼顾休闲、生产与社会融合的“多任务”角色。

3.农业城市主义：与农业联合的城市规划思想

2000年后，全球环境、资源、食品危机频发，生态、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成了主流价值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农业天然所具有的顺应自然之道的品质很快吸引了城市规划学者的注意，以农业的视角审视城市发展的研究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相对完整的城市农业空间理论。这类研究开始摆脱将农业和城市割裂思考的机械思维，转而关注农业与城市的关系问题。这类理论出自规划建筑和景观学科，显然与城市“农业”“出身”不同；其研究重点从“城市”农业将农业作为城市要素的嵌入演进到以农业的视角组织、提升城市空间。因此，这类理论与前两类城市农业理论有着明显区别，本书将这一类理论统称为农业城市主义。这一类理论的要点也体现在本书的各项研究内容中，是本书主要的理论来源，笔者在对这些理论要点和我国现状对比的过程中，构建适合我国发展现状的农业城市主义的思想内涵和空间模式。

在农业城市主义的研究中，目前为止世界范围内最具有代表性和体系相对完整的理论主要包括连贯式生产性城市景观——着眼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和开放空间；食物都市主义——关注城市中的食物系统；农业城市主义理论——从社区的角度组织兼农的城市空间；食物敏感型规划与城市设计理论——从食物循环的四个关键过程组织城市空间。

（1）连贯式生产性城市景观[2]

《连贯式生产性城市景观》（Continuous Productive Urban Landscapes CPULs：Designing Urban Agriculture for Sustainable Cities）于2005年由英国波尔与维翁建筑事务所负责人安德烈·维翁（Viljoen）和卡特林·波尔（Bohn）编著出版。该书第一次提出完整的基于农业视角的城市规划设计策略，为规划、建筑和景观学科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成为该领域理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节点。

这一理论描绘出未来可持续生产性城市的愿景，将连贯的生产性景观通过实体和社会的方式有计划地引入现存或新建的城市，连接原有的城市开放空间，保持或在某些情况下改变其用途，形成新型的城市开放空间和生态廊道，并作为可持续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思想是将农田引入城市，创造出生产性的多功能的城市开放空间网络，以丰富城市景观的功能和形式（如图2.5）。

CPULs主要的空间特征包括居民户外空间（休闲或商业用途）、公园、城市森林、自然栖息地、生态廊道，以及用作公共非机动车道的交通网络。CPULs并不会颠覆或是抹去城市原有的肌理结构，相反，它是基于城市固有的特征，通过覆盖和交织的景观策略来展现改造后的开放空间。CPULs将适应不同城市的不同发展特点，通过设计其布局模式，以低干扰的、独特的方式来完成特定城市提出的发展要求。这一概念认为，每一处场所、每一座城市所具有的独特状态和面临的不同压力将会影响CPULs的最终形态和范围。人们对可持续生活方式的追求与渴望将在城市开放空间的设置与建造领域引发一场激进的变革，通过综合考虑农业生产、环境质量、城市生活方式等问题，任何的城市开放空间都可以从与连贯式生产性城市景观的融合中获益。

（2）食物都市主义[3]

美国爱荷华州州立大学景观建筑学院教授瓦格纳（Wagner）和格林姆（Grimm）在连贯式生产性景观研究的基础上于2009年提出食物都市主义（Food Urbanism）理论，他们认为城市食物系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进而对城市食物系统进行研究，试图通过城市的食物系统组织城市空间，并提出将食物系统与城市空间连接成点、线、网的结构，实现农业空间与城市空间的渗透与交融，以减少食物里程，促进邻里交往，就地转化有机垃圾（如图2.6）。

在城市食物系统对城市空间的影响研究中，首先，通过类型学的方法对城市中的农业生产空间进行分类（包括私人庭院、社区农园、食物林荫道、机构农园、邻里农场以及城市农场） ；其次，分别分析这些空间的使用者/生产者/管理者、规模、空间特征、作物类型以及食物配送模式；最后，基于这些分析，系统组织这些空间的交通方式，利用城市交通网连接生产空间，形成网状的城市食物空间。

（3）农业城市主义[4]

新城市主义的代表人物安德雷斯·杜安尼主持的Duany Plater-Zyberk ＆Company设计事务所于2009年提出农业城市主义理论，试图营造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与食物生产相关联的社区。杜安尼特别强调农业城市主义不是城市农业，在农业城市主义的视角中农业生产会渗透到城市的所有方面，农业城市主义所创造的社区的物质空间形式支持有意识的农业工作。

杜安尼视农业城市主义为新城市主义的发展和衍生理论。该理论以社区为基本空间单元，旨在营造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够与食物相关联的社区，包括食物的组织/播种、种植、加工处理、分配、烹饪以及食用。杜安尼认为社区层面的食物种植对社区有着多方面的重要意义：确保食品安全及健康问题；保护本地经济；提升本地农场的环境效益；所有成员都能够参与的生产活动能为社区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他还认为应该通过恰当的规划和组织手段来缓解农业活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与单纯预防和控制城市边界扩张的发展模式相比，杜安尼认为农业城市主义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模式，这种模式可以把依赖外地食品输入的城市居民转变为双手、心灵、闲暇时间以及可有可无的娱乐预算都用于食物生产以及当地消费的居民。

在农业城市主义理论中，城市从中心区域到外围的自然区域可以分为6个圈层（城市核心区、城市中心区、一般建成区、近郊区、乡村地带、自然区域），根据城市区位特点，每个圈层中设置有不同的城市农业内容。杜安尼认为农业城市主义能够显著平衡城乡之间的自然以及社会经济的多样性，以达到城乡均衡发展的目的（如图2.7）。

从上文的介绍中可以看到，农业城市主义与CPULs、食物都市主义相比，有更广阔的城乡视角、更丰富的城市触角、更复杂的空间构想。这是一种从农业的角度思考城乡关系的理论，完整构想了从城市到乡村的各类农业活动空间布局，以及农业活动空间与其他城乡空间的关系。该理论有应用于我国的城乡一体化研究并继续深化的可能，这也是笔者选择“农业城市主义”作为这一类型理论名称的原因之一。

（4）食物敏感型规划与城市设计理论（FSPUD）[5]

2011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生态创新实验室（Victorian Eco Innovation Lab）提出了食物敏感型规划与城市设计理论。该理论从食物循环过程的角度重新审视城市空间，认为食物从生产到最终废物排放的每个过程都有土地的需求，提示城市规划工作者关注影响食物的系统的四个关键过程：食物的生产，食物加工和运输，消费者的食物可达性和食物利用，废物的排放、回收及再利用；进一步在不同的城市规划层次上探讨如何实施FSPUD，这些规划层次包括战略规划、法定规划和公共空间的详细设计（如图2.8）。

食物生产：除关注传统的城市之外的农业用地外，FSPUD注意到了城市空间和其他资源在食物生产方面的潜力。FSPUD涉及专门用于食物生产的土地（例如农场或社区花园），把生产食物作为次要或附带功能的土地（如生产性的行道树可以遮阴、美化市容、增加城市特色并且生产食物），以及生态绿地系统中用于食物生产的土地。

食物加工和运输：FSPUD考虑食物从生产地点到达消费人群过程中对空间、能源和其他资源的需求，认为处理和分配食物的相关设施的设计和布点对水、能源和资源有特定的需求并能够影响最终产品的营养价值。

消费者的食物可达性和食物利用：FSPUD考虑消费者对食物的可达性，他们所拥有的用于烹饪和储藏的设施。FSPUD也考虑食物零售、食物服务（咖啡和餐厅）以及人们获得食物知识的机会，例如学习烹饪和种植食物的机会。

废物的排放、回收以及再利用管理：FSPUD重视在食物供应链条中废物的处理，避免有机废物的浪费并使其成为另一过程的生产材料，并通过规划和城市设计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意识，促进对有机废物进行回收和再利用（如图2.9）。

二　国内相关研究

国内对于城市与农业关系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尚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截止到2014年8月15日，搜索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以及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在建筑科学与工程领域输入搜索主题词“都市农业”有100条检索记录，输入主题词“城市农业”有54条记录，输入主题词“食物系统”有9条记录。检索结果中与本书研究领域直接相关（即内容涉及城市建成区的农业活动）的共有81条。与国外的研究过程相似，国内规划建设领域对于城市与农业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也同样经历了视点转移的过程。这其中，以2010年为界，在此之前，该领域出现的研究基本是对将农业纳入城市系统的呼吁和倡导，相关论文14篇。

可以看到，我国该领域研究论文呈逐年增长的态势。或可预见，在环境、资源、食品危机日益严重的时代背景中，农业或将会引起规划者更多的思考，以农业的视角审视城市发展的研究将会进一步繁荣，城市与农业关系问题的研究将可能成为规划学科新的理论增长点。

（一）对“城市”农业的呼吁和初步探索（2010年前）

2010年之前，我国学者对“城市”农业的研究成果以倡导和呼吁为主，并分别从产业规划、生态规划的角度提出了农业在城市中布局的初步设想。早在1990年，《城市规划》杂志评论员就曾呼吁城市规划要重视农业问题，城市规划应该把农业问题作为战略问题来考虑（本刊评论员，1990） ；董正华等介绍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东亚城市农业（1999） ；赵晨霞提出各级政府部门要把都市农业的发展纳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要像住房、交通等其他城市建设规划一样，对都市农业的空间布局和发展进程进行综合规划安排，并使其具有法律效力（2002） ；蔡建明等认为将都市农业纳入城市规划是符合国际趋势的，提出通过宣传、建立领导机构，加强对闲置土地的利用以及土地的综合利用，并集中到半城镇化地区发展（2004） ；宁超乔认为应该将农业循环经济引入城市发展计划，扩大都市农业竞争力和公众影响力，把都市农业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城市规划体系保证都市农业的土地权利（2006） ；单吉堃提出将半城镇化地区的农业作为“绿化带”的一部分纳入城市规划，以防止城市无限制地扩展（2006） ；马杰等提出将都市农业纳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2006）。

在城市与农业的空间关系研究中，方斌认为需要在规划中打破城乡用地的绝对分割，形成农业用地与城市非农用地的有机穿插、切入和渗透；建构融合第一产业的新型城市社区，从集中、紧凑的城市模式转向分散、休闲但同样具有高效率的新型城市模式（1996） ；周年兴等认为，信息技术将改变传统的城市形态，农田将渗入城市，城市将不断溶解于广大的农田中（2003） ；田洁等将济南市农业经济区域布局结构与城市总体规划中绿色空间结构进行统筹并使之互相契合，对构成城市绿色空间的土地分别赋予不同的农用地功能（2006） ；于炼提出“城市农业开发区”概念，在传统的城市功能区块之外，增加专门的城市农业开发区，并呈环状、带状、岛状分布，构成现代城市的骨架，城市传统功能区块则变成生态系统湖泊中间隔分布的功能岛，以放射形道路系统为交通骨架（2008） ；孟建民号召把农业适当引入城市，推进城市农业化，但认为不能以农业用地直接挤占现有规划中的城市绿地和公共建设用地，应该规避对常规城市规划空间的任何诉求，灵活利用城市所有可能的闲置空间（2008） ；罗长海认为都市农业用地包括镶嵌在城市内部的插花状小块农田、成片团块状集中分布在外围郊区的农业用地和沿主要公路形成的带状农业空间，不同于传统郊区农业的环状布局，都市农业由于受到中心城市社会、经济的多重影响，总体形成点、线、面的网络格局（2008）。

（二）对农业城市主义的介绍和应用（2010年后）

在2010年之后，随着欧美农业城市主义的提出和发展，国内城市领域的研究学者开始致力于对农业城市主义相关理论的介绍和应用研究。这些研究开始逐步摆脱在农业学科和规划学科之间游走的状态，明确将城市与农业的关系作为研究主体，并重在研究城市与农业的空间关系。

从内容上可以将这些研究分为景观与农业、建筑与农业、规划与农业三大类。其中景观与农业的研究在国内开始最早，这些研究多将农作物视为景观的造景元素，并开始注意到农业景观与常规城市绿化景观的区别；建筑与农业的研究多关注农业生产在生态建筑设计中的作用；规划与农业的研究开始系统考察城市与农业的关系问题。目前国内的研究多以学习和介绍国外理论为主，除资料收集、整理和归纳之外，自我视角的审视和实践尚不足，对农业与城市互动的机制尚缺乏认识和分析，尚未基于中国的城镇化特点和规划学科核心内容，形成系统的城市与农业关系理论体系。

CPULs连贯式生产性城市景观首先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2010年，北京大学俞孔坚教授团队主编的《景观设计学》杂志刊登了卡特林·波尔和安德烈·维翁的《连贯式生产性城市景观（CPULs） ：关键基础设施的设计》，开启了国内学界对于生产性景观的关注。在之后的相关研究中，李欣等提出针对城市扩张地带的以生产性景观公园为核心的“都市绿岛”模式（2010） ；徐筱婷等对生产性景观的演化动因进行了分析（2010） ；李倞将生产性景观视为城市景观基础设施的有机组成部分（2011、2013） ；张嘉铭尝试将生产性景观纳入遗址环境规划设计中（2011） ；赵雯亭等总结了高校校园的生产性景观（2011） ；宋玥认为在我国快速城镇化阶段生产性景观的实践将具有重要意义（2011） ；张敏霞等提出“退城还耕”构想，“耕”是指广义的生产性景观用地（2012） ；徐梵回顾了中外生产性景观的起源，比较了当代中西方生产性景观的特点，并就目前中国生产性景观的局限性做了探讨（2012） ；李阳认为生产性景观在城市环境设计中的应用价值主要包括参与性与互动性、自然性与生态性、娱乐性与教育性、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2012） ；王丽蓉等将城市农业与养老居所相关联（2012） ；李双（2012）、尹莎莎（2013）则分别探讨了生产性景观的各类实践。

在建筑与农业的研究中，以天津大学张玉坤教授及其团队的研究最为丰富。相关论文多集中在对垂直农业的介绍和分析，并关注农业生产在绿色建筑、生态建筑设计中的作用和地位（刘烨，2010；张睿，2011；陈波等，2011；季欣，2011；高楠，2012；王文波，2012；刘烨等，2012；提莫斯·海斯等，2012；霍尔·肖特等，2013；孙艺冰等，2013；朱胜萱等，2013）。

与此同时，部分规划学者开始关注农业城市主义的相关理论，系统考察城市与农业的关系，尤其是城市建成区与农业的关系，该类别论文的增长也最为明显。其中，山东建筑大学赵继龙教授等的三篇综述类文章《城市农业研究回顾与展望》（2011）、《城市农业规划设计的思想渊源与研究进展》（2012a）以及《西方城市农业与城市空间的整合实验》（2012b）相当完整地回顾了城市与农业关系的发展，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也是本书的重要文献来源之一。在这三篇综述文章中，作者视点的变化也有趣地佐证了本书在上一节提出的城市“农业”—“城市”农业—农业城市主义的研究角度的演化。在2011年发表的《城市农业研究回顾与展望》一文中，作者的关注点仍然是城市“农业”和“城市”农业，既回顾了在农业经济学领域中城市农业的出现、发展及相关政策，也介绍了规划建筑领域对于城市农业空间布局的初步研究，这些空间研究尚较为笼统，提出了如圈层、网络和圈—轴等城市农业空间布局形式。在2012年发表的《城市农业规划设计的思想渊源与研究进展》和《西方城市农业与城市空间的整合实验》中，尽管仍以城市农业作题，但作者明显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了西方城市规划、建筑学科中的农业城市主义相关理论进展以及城市规划、建筑设计领域的以农业为导向的实践发展。

该类别中出现了内容较丰富的学位论文，其中两篇博士论文均明确提出以城市建成区为研究范围，并开始初步探索城市建设用地与城市农业的关系（刘娟娟，2011；高宁，2012）。十篇硕士学位论文，分别为崔璨的《给养城市》（2010），徐娅琼的《农业与城市空间整合模式研究》（2011），张田的《城市农业活动与设计策略研究》（2011），牛晓菲的《社区农业与生态住区建设》（2011），史克信的《城市农业空间形态的历史发展对当代的启示》（2012），郭世方的《引入农业的城市空间研究》（2012），万潇颖的《都市农业发展与都市农业园区规划策略研究》（2012），祝文静的《居住区农园——都市农业发展新思路》（2012），齐玉芳的《都市农业型社区建设》（2012），陈贞妍的《基于AHP的都市农业用地规划研究》（2012）。其中崔璨重在对生产性景观的介绍；徐娅琼提出保留、替代、填充、重构的模式整合农业与城市空间，并在微观层面提出农耕社区、共生产业园、有农公园、农业校园、屋顶农园、城郊市民农园六类整合模式；张田在微观层面提出对绿地、屋顶和阳台的利用策略；牛晓菲、祝文静、齐玉芳提出农业型生态住区的模式和模型；史克信回顾了中外城市农业空间形态的历史发展过程；郭世方提出了提高城市农业空间开放性的设计策略和建议；万潇颖以农业园区为研究对象；陈贞妍则提出都市农业用地规划方法。

此外，其他期刊论文分别致力于国外相关理论和实践的介绍和引入（Urbanus Architecture＆Design Inc，2011；万潇颖，2012a；吴未，2012） ；将城市农业与生态城市相联系（张玉坤，2010；贺丽洁，2013） ；与住区规划结合（张玉坤等，2012；王雅雯等，2013）。食物都市主义、农业城市主义、社区食物系统等新名称和新理论也陆续出现于我国学者的视野中（刘娟娟，2012；衣霄翔，2012；高宁，2012）。尽管这些研究关注点各有不同，但普遍赞同城市可以从农业活动中获益，农业和食物系统应该成为规划学科新的研究对象、城市建成区的农业活动应该基于社区的尺度开展等基本观点。

（三）研究存在问题

（1）缺乏系统的城市与农业联合的规划思想

目前国内的研究多以学习和介绍国外理论为主，尚缺乏自我视角的审视和实践，没有针对中国城镇化特点、用地权属等现状形成系统的城市与农业联合的规划思想。实际上，在对我国已有相关研究的梳理中，可以发现：我国学者在2010年之前的研究视点摇摆于规划学科、农业学科及社会学科之间，对于农业内容是否应该成为规划学科的研究对象并不完全肯定，尚处于探讨阶段，仅有少数学者零星地发出了规划学科应重视农业问题的倡议； 2010年后，尤其在2011年及2012年，学者的研究视点才摆脱了摇摆状态，转移到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领域，肯定了农业应该是规划和建筑学科新的研究对象。一批学者如天津大学的张玉坤教授、山东建筑大学的赵继龙教授、南京农业大学的吴未副教授等开始不约而同地关注这一领域，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开始在近三年集中出现。但由于研究开展时间非常短，从2010年开始至今只有四年左右，因此尚未能基于我国规划学科的核心内容建立起系统的城市与农业联合的规划思想。

（2）缺乏对城市与农业相互关系的研究

尽管欧美国家已出现相对系统的农业城市主义规划思想，但这些思想对农业活动与城市其他活动的相互关系及农业与城市相互作用的机制尚缺乏认识和分析；我国目前的相关研究则基本尚未涉及这一问题。而与农业联合的规划思想与传统城市农业最大的不同之处应该在于：不再将农业视为孤立的体系生硬地植入城市之中，而重在基于规划学科的核心内容，研究城市与农业的相互关系以及相互影响的机制，并建立城市系统与农业体系的紧密联系。对城市与农业相互关系的研究也将是我国该领域研究与世界该领域研究同步的主要方向。

（3）对农业与城市建设用地关系研究不足

尽管目前国内已有研究人员开始探讨与农业联合的城市空间问题，但这些探讨多未涉及目前我国现行的城市用地分类及城市管理制度，尤其没有对农业活动与城市建设用地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仅提出倡议和建议，这将导致对于与农业联合的城市空间的探讨成为无本之木，难以深入。用地是城市规划的核心问题，对农业与城市建设用地的研究是将农业纳入城乡规划体系的必经之途，是探讨与农业联合的城市空间模式的制度前提。

（4）缺乏系统的城市与农业联合的规划策略

尽管目前在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可散见各种规划或建筑设计策略，但由于研究开展时间较短、缺乏系统实践、研究深度较浅等原因，尚没有针对我国城乡规划体系在不同的规划层面上提出完整的城市与农业联合的规划策略，设计层面的相关策略也需要进一步在实践中进行检验。

鉴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在该领域的研究中应寻找恰当的分析工具，深入研究城市与农业的相互关系，并重点开展农业与城市建设用地的关系研究，构建系统的城市与农业联合的规划策略体系，逐步形成基于我国城乡特点的与农业联合的规划思想。如前文所述，本书未能毕其功于一役，下文中仅就以上问题提出初步的应对之策。

第二节　国内外实践发展

综观各国的城市农业实践，其发展基本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出自对食物保障的需求，如欧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城市农业运动；在渡过食品危机后，将城市农业与社区复兴、城市中心区复兴相联系，如美国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社区农业运动；在对城镇化的反思中，在更深更广的层面将城市农业与城市发展策略相联系，力图创造一种新型的城市发展模式。对于前两个阶段的实践，在前文的理论发展分析中已经有所涉及，因此在本节中，主要对第三个阶段的实践进行分析。在这个阶段，可以将城市农业的实践分为三个层面：宏观的城市农业规划公共政策层面以及中观的城市农业空间层面和微观的城市农业技术支撑层面。其中宏观的城市农业规划公共政策是目前国内规划界最缺乏研究的部分，也是我国的城市农业能否得以合法开展的基本前提。因此在本节中，主要对宏观的城市农业公共政策进行总结，对于城市农业空间层面和技术支撑层面的实践内容则将与下文相关章节结合分析。

一　国外相关实践：农业上升为城市公共政策

城市农业发展到新阶段的欧美国家已经致力于通过城市农业解决城市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将农业与食物主权、食品安全、资源循环利用、环境教育以及绿色建筑研究、社区复兴、低碳城市建设等各类城市议题相联系，将城市农业上升为城市公共政策。

（一）美国：食物规划

刘娟娟博士的论文详细介绍了美国食物规划的发展过程：2005年，“食物规划”（Food Planning）的研讨主题第一次出现在美国规划协会（APA）年会上。2007年美国规划协会出台《社区和地区食物规划政策指导方针》（Policy Guide on Community and Regional Food Planning，以下简称《指导方针》）。该文件是美国食物系统规划研究的里程碑，它明确提出：“应该增强传统规划与社区和地区食物系统规划这个新领域之间的联系。”并提出两个总体目标：“建立一个强大的、可持续的、更加自给自足的社区和地区食物系统；建设工业化的食物系统与社区和地区食物系统相互支撑，以提升地区活力、公众健康、生态可持续性、社会公平以及文化多样性。”2008年APA下属的规划咨询服务机构完成了554号报告《面向社区和区域食物规划规划师指南：改变食物环境，推动健康饮食》。2010年6月，APA协同护理、营养、规划和公共健康领域的专家出台了《健康可持续食物系统的原则》，用以支持社会、经济和生态可持续的食物系统的构建，同时促进当前和未来个人、社区和自然环境的健康发展。[6]

此外，芝加哥都市规划机构（Chicago Metropolitan Agency for Planning，简称CMAP）在2010年所制定的地区战略规划《GO TO 2040 Plan》中明确提出促进可持续的本地食物系统建设，关注地区食物生产以及人们对可负担的、有营养的新鲜食物的可达性（CMAP，2010a），并以行动实施导则的形式规定：支持城市农业作为本地食物的来源，支持城市农业活动利用城市空地或者未被充分利用的城市土地，地方政府要简化并且建立激励这些空地、空间以及屋顶向农业用途转化的机制；研究组应该建立详细的地块目录以支持这些空间的转化；棕地复兴基金可以并应该用于支持社区农园和农夫集市（CMAP，2010b； Peemoeller，2012）。

特拉华谷地区规划委员会（Delaware Valley Regional Planning Commission，简称DVRPC）也对费城食物系统进行了研究，并为当地制定了食物系统规划——《大费城地区食物系统研究》（Greater Philadelphia Food System Study） （图2.11），这个地区规划机构之前通常处理交通规划上的问题，该研究对于规划委员会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这也反映了美国规划部门正逐渐意识到农业和食物系统对城市的影响，并将其纳入规划的研究领域中（DVRPC，2010）。

（二）英国：首都种植计划

伦敦政府在城市中实施“增加健康水平和可持续的食物”战略以加强本地食物系统从生产到处理再到食用的短链联系，最近的战略则准备通过为社区提供实践和经济支持以实现“具有更高可达性的食物生长空间”（Graaf et al.，2009）。2008年伦敦市为迎接奥运会，推出一项“首都种植”计划（Capital Growth），计划到2012年，在伦敦新开辟2012块小菜地。该计划“既能让伦敦更绿、更美、更令人愉悦，又能提供价廉物美的食物，减少运输成本和碳排放”[7]。在伦敦政府的推动下，房顶、废弃工地，甚至一些常年不运营的驳船，都被改造成了社区菜园。尽管奥运会已经结束，这个项目目前仍在继续，截至2014年8月15日，在大伦敦[8]的范围内已经存在2278个社区食物种植空间。仅在伦敦中心的威斯敏斯特区（Westminster）就存在50个种植空间，卡姆登区（Camden）存在142个种植空间，即使在面积只有2.9平方公里寸土寸金的金融中心伦敦城（City of London）的范围内，也存在5个种植空间（如图2.12）。

（三）荷兰：可食的鹿特丹

在荷兰的鹿特丹，城市农业是永久的地方议程。自2009年起，一群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活跃在鹿特丹城市农业协会“可食的鹿特丹”（Edible Rotterdam）运动中，致力于通过城市农业提升城市的宜居性。在鹿特丹城市农业协会制定的“可食的鹿特丹”的宣言中，认为城市农业具有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多种功能，包括提供新鲜的本地食品、教育、锻炼、休闲、工作机会和促进社会融合的社区活动等；有助于改善环境和促进城市生态可持续发展；能够促进地区食物系统的形成，使城市发展更有弹性；在城市中为乡村打开一扇联系城市居民和地区农民以及农产品的窗户；能够使不同城市发展目标的相互依赖性更为明显，激发多元主体联合运作的方式并取代传统的单主体模式[9]。

在该运动的主导下，荷兰建筑师格拉夫（Graaf）开展了“鹿特丹城市农业空间”研究（Room for urban agriculture in Rotterdam），该研究将城市农业空间分为森林园地、小块的土壤种植农业空间、屋顶土壤种植农业空间、屋顶水培农业空间、室内水培农业空间五类，从空间、环境和社会文化三个层面把这些农业空间融入鹿特丹，绘制出鹿特丹城市农业的机会地图（Opptunity Map） （如图2.13），并使用设计案例对机会地图进行检测和验证，揭示实现机会地图的可能性（2012）。该研究强调这是一种对于理想和现实的结合，一种具体的连接城市与农业活动的空间策略。

此外，在欧美各国，多项城市农业公共政策已在实施或正在制定中。在德国，联邦教育研究部（BMBF）开展了“未来特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2008—2013）项目，该项目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进行了一项城市农业在建设弹性城市中作用的研究，主要通过对消极土地的积极使用把可持续的农业生产与城市开放空间结合，形成创新的绿色生产性基础设施（GPI），用于改善城乡联系，形成新的“rurban”环境（Silvia，M.H，2009； Kasper et al.，2012）。

加拿大安大略省滑铁卢地区的规划和卫生部门发现，在涉及食物系统问题时，他们共同面对许多挑战。于是两个部门展开合作研究，将食物系统作为不同部门公共政策的纽带，进行规划和公共健康干预（Nasr et al.，2012）。

英国的“过渡城镇”计划旨在减少城市生态足迹，在第一个启动的“陶特纳斯过渡城镇”项目中，已经开始正式实施一些初步的措施，包括加强本地食品网络和对本地人进行烹饪、蔬菜种植技术的再培训以及留出更多的城市空间作为自留地；该镇还致力于提高自身形象，积极成为“英国坚果树之都”，在街道上种植了许多品种的可食用的坚果树（卡罗琳·斯蒂尔，2010）。

纽约市在2007年地球日启动名为“PlaNYC 2030”的项目，给建造“屋顶农场”的市民减税优惠，2011年，纽约进一步在规划中确定了潜在的新增城市农业用地和社区农园，新增了五个农夫集市，增加了社区农园志愿者的数量（PlaNYC 2030，2011）。这是城市农业首次在城市综合规划（Comprehensive Plan）的层面上得到认可（Mees et al.，2012）。

在有关城市养殖的问题上，2010年美国撤销了城市养蜂违法的条例。2012年1月31日圣地亚哥市议会投票通过“后院养鸡合法化”法案，规定每家最多可饲养5只母鸡，但不能饲养公鸡。这样的规定在美国并非个例，纽约、盐湖城、诺克斯维尔等城市均在修改法律，允许居民小规模地养鸡[10]。

二　国内相关实践：尚无相关系统实践

在我国，城市中的农业活动多为近两年自发产生，尚没有系统的学术资料可以获得，更没有城市公共政策领域的实践。

较有影响力的具有农业城市主义精神的实践包括出现于2008年北京林业大学的翱翔社“校园农庄”，这是受到校领导的肯定和支持的合法的校园农业实践，以及位于武汉K11多元文化生活区的都市农庄（K11 Urban Farming）和东联设计集团开始于2011年的一系列“空中菜园”项目（如图2.14）。此外，2009年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上，美国建筑师以名为《土地掠夺之城》的城市农田参展。这个作品坐落于深圳湾商业区广场，设计师试图通过这片农田传递“城市与乡村越来越分离，是一个误解”的信息[11]。2011年成都双年展上，TAO迹建筑事务所针对成都东部新城三圣片区，提出“街亩城市”概念，以回应双年展“田园城市”主题。这个概念设计将现有街道改造为立体分层的，混合了农业、休闲、商业和循环设施等诸多功能的“田桥”体系，延伸于城市中，形成了新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空间界面。街亩城市概念希望将农业等田园要素引入城市内部并借此激发与之相关的服务业和城市生活[12]。

由于目前我国缺乏系统的合法的城市农业实践，尤其没有自上而下的城市公共部门发起的城市农业实践，因此也鲜有与实践相关的系统的学术资料可以获得，零散的城市农业实践多反映在媒体的报道中。笔者在对媒体报道浏览的过程中发现，我国媒体对于城市农业的报道基本上支持态度略多于反对态度，另有少部分持中立态度；与之相对，在对国外相关新闻报道浏览的过程中，发现除极少数无明确态度外，其余全部为支持态度。在实践类型上，我国目前自发的城市农业活动场所主要包括私人空间（阳台、私人院落）、屋顶、小区绿地、城市公共绿地、闲置用地、校园以及残疾人疗养院等医疗机构。在媒体的报道中，一般对在私人空间和屋顶进行的农业活动持支持态度，对在小区绿地进行的农业活动褒贬不一，对在城市公共绿地进行的农业活动持反对态度。总体来看，我国公众对于在无权属纠纷的空间中进行的农业活动态度较为宽容，对于涉及公共空间的农业活动则有较大争议。赞成城市农业活动的主要原因包括有效利用城市消极空间、低碳的生活方式、环境教育功能、增加休闲空间、增加交往机会等，反对城市农业活动的主要原因是空间权属问题以及技术问题（施肥、气味、蚊虫）。

第三节　对该领域关注度的上升趋势

尽管对于大多数规划者来说，农业依然是一个陌生人，然而，农业从未远离过城市，近年来，对该领域的关注度更是呈持续上升的态势。尤其是在2005年连贯式生产性城市景观思想引起国际规划、建筑、景观等相关学科的关注后，与该领域相关的理论、实践、展览、出版物等呈爆发式增长趋势（如图2.15）。

除了上文提到的理论研究以及城市公共政策层面的实践外，相关的出版物也是农业城市主义思想传播的重要媒介。其中包括三个重要的节点，2005年出版的《连贯式生产性城市景观》（Continuous Productive Urban Landscapes）第一次致力于提出完整的城市农业空间设计策略，正式开启了规划、建筑、景观学科对这一领域的研究。2011年出版的《田园城市：农业城市主义的理论与实践》（Garden Cities：Theory＆Practice of Agrarian vrbanism）提出了完整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与农业生产相关联的社区规划方法。2011年美国规划协会（APA）出版《城市农业：培育健康、可持续的空间》（Urban Agriculture：Growing Healthy，Sustainable Places）一书，这是一份关于美国规划界如何面对这一前沿领域的权威报告。除此之外，2010年之后，其他相关出版物也层出不穷。

这一领域同样也得到了部分主流学界的关注和认可。欧洲规划院校协会（Association of European Schools of Planning，简称AESOP）已经连续举办了六届“可持续食物规划”（Sustainable Food Planning）会议，2013年会议主题为“城市食物系统的创新”，2014年会议主题为“为生产性城市寻找空间”。作为世界景观界的“奥斯卡”，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ASLA）连续四年将专业奖项颁给城市农业项目（如图2.16）。2010年芝加哥盖瑞康莫尔青少年中心屋顶农场项目（Rooftop Haven for Urban Agriculture）获奖，“这是一个为青少年以及社区中的老年人提供的学习空间，它把菜园变成了一个美丽和愉悦的场所”。2011年，后院农场服务项目（Backyard Farm Service：A Business Plan for Localizing Food Production）“采用了商业计划书的形式，描述了一种令人激动的致力于本地食物生产的花园服务提供者的模式，这种模式提高了生物多样性和食品安全性，使农业生产重新融入城市和郊区的肌理中”。2012年则有两个相关项目获奖，底特律拉法叶特城市农场项目（Lafayette Greens：Urban Agriculture，Urban Fabric，Urban Sustainability）“提出了在城市内部新鲜食物可达性的重要问题。这个项目将城市农业、社区花园、生产性景观以及关于食物运动的讨论植入了底特律的心脏地带。这是以一种参与性的、美丽的和丰产的方式将城市农业与城市空间和城市生活融合的演绎”；生产性邻里报告（Productive Neighborhoods：A Case Study Based Exploration of Seattle Urban Agriculture Projects）“着眼于西雅图城市农业的当前状态，提供了联合城市机构、客户以及当地农业社区，并共享有助于加强本地食物运动的成功经验”。2013年，美国法明顿农业小镇复兴规划项目（Townscaping an Automobile-Oriented Fabric）获奖，“该项目参照了美国20世纪四五十年代有活力的农业社区。这是一个可食用的干预改造规划。规划对于每一条通往小镇的道路都进行了重新的设计。它用一种优雅的方式解决这一本来不浪漫的衰退问题。它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机动车道路是公共空间的一部分，应该去重新思考公共空间如何为公共利益服务，而不是仅为私家车服务”[13]。

与此同时，以城市农业为主题的设计展览也开始涌现，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是2007年荷兰建筑学院举办的题为“食城”（The Edible City）的展览，这次展览聚集了众多国际知名建筑师和艺术家，他们都在各自作品中尝试探索城市农业的课题，自此，类似展览不断增多：2006年英国设计委员会举办“时代的设计07：城市农业工程”（DOTT 07：Urban Farming Project）展览； 2008年加拿大建筑中心举办“行动：在城市里能做什么”（Actions：What you can do with the city）的展览； 2009年“垂直农业”（Vertical Farming）展览在纽约“艺术出口”（Exit Art）举办； 2009年“城市农业：伦敦产量”（Urban Agriculture：London Yields）展览在伦敦建筑中心举办（卡特林·波尔等，2010）。

在新闻事件中，也可以看到对该领域关注度的上升趋势。2010年美国评选出的十大年度绿色环保事件中，有两件与城市农业直接相关，包括城市居民更容易买到本地食物和城市养蜂合法化。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在白宫养殖了两箱蜜蜂，大多美国城市居民认为，小规模养蜂有助于蜜蜂的保护[14]。

第四节　本章小结

本章梳理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和实践发展以及该领域受关注度的上升趋势。在理论发展中，从城市“农业”到“城市”农业再到农业城市主义，可以看到农业与城市两条不同的学科研究脉络以及规划、建筑、景观学科在该领域研究中的演进过程。区别于以往的“城市农业”研究，“农业城市主义”强调规划学科的学科特点以及城市系统与农业活动的相互关系。欧美国家的规划、建筑、景观学科领域已经出现相对完整的四类理论（连贯式生产性景观、食物都市主义、农业城市主义、食物敏感型规划与城市设计）。而在我国，理论研究刚刚起步，多处于学习以及介绍国外研究的阶段，尚没有针对中国城镇化特点、用地权属等现状对城市与农业的相互作用的机制进行分析，尚无完整的城市与农业联合的研究。

在理论研究中，霍华德、柯布西耶等城市规划先驱者们的思想中有关城市农业的论述成为农业城市主义思想的理论源头，欧美国家规划、建筑、景观学科出现的四类完整的相关理论则是本书直接的理论基础，而在农业学科与规划学科之间摇摆的大量研究则为本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在实践发展中，欧美国家的城市农业实践已经发展到将农业提升至城市公共政策的层面，致力于将农业与各类城市事务相联系，中观的城市农业空间以及微观的城市农业技术方面的实践在近年来更是呈爆发状态。反观我国，还没有系统的城市农业实践，近几年在城市中出现的零散市民农业活动至今仍处于自发状态，游走于城市规划、城市管理的灰色地带，缺乏相关制度的认可和引导，这也是城市农业在我国备受争议的原因之一。

人们对该领域关注度的持续上升趋势说明，在可持续发展将是人类关注的长期发展主题的前提下，城市规划学科在该领域的研究将继续推进并保持繁荣，在进一步确立规划学科对城市与农业问题的核心研究内容和研究体系后，将有可能影响城市决策。此外，国外的城市农业实践三个层次的需求——对食物保障的需求、社区发展的需求、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需求——目前在我国同时存在。因此，无论是城市管理的现实需求、社会背景还是时代背景的诱发，城市中农业活动的产生已经成为一种明显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系统的农业城市主义研究以指导城市农业活动，并将农业整合到城市空间建设中甚至上升到城市公共策略的高度就是必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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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此类研究在赵继龙等的综述文章中已有详细论述，本小节内容整理自赵继龙等《城市农业研究回顾与展望》及赵继龙等《城市农业规划设计的思想渊源与研究进展》。

[2]本小节内容整理自卡特林·波尔等《连贯式生产性城市景观（CPULs） ：关键基础设施的设计》及Bohn＆Viljoen Architectects et al.，The Case for Urban Agriculture as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Sustainable Urban Infrastructure。

[3]本小节内容整理自Grimm G.et al.，Food Urbanism：a sustainable design option for urban community.

[4]本小节整理自Duany Plater-Zyberk＆Company，LLC.Agricultural Urbanism及Duany，A.et al.，Garden cities：theory＆practice of Agrarian Urbanism.

[5]本小节整理自Victorian Eco Innovation Lab.Food-sensitive planning and urban design及Victorian Eco Innovation Lab.FSPUD introduces ideas.

[6]本小节整理自刘娟娟等《食物都市主义的概念、理论基础及策略体系》。

[7]Capital Growth官方网站：http://www.capitalgrowth.org/home/。

[8]伦敦的行政区划分为伦敦城和32个区，伦敦城外的12个区称为内伦敦，其他20个市区称为外伦敦。伦敦城、内伦敦、外伦敦构成大伦敦市。

[9]Edible Rotterdam官方网站：http://www.het-portaal.net/node/153 /167。

[10]邢雪：《将农业引入城市》，载《人民日报》2012年6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city/2012-06 /15 /c_ 123287458.htm。

[11]“土地掠夺之城”（深港双年展作品），译言网：http://article.yeeyan.org/view/121382 / 73215。

[12]TAO迹建筑事务所官方网站：http://www.t-a-o.cn/。

[13]ASLA官方网站：http://www.asla.org/。

[14]2010年美国十大最典型的绿色环保事件：http://green．sohu．com/20101221/n27843353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