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相互冲突的标准

正确的标准和实用的标准

我们用什么来衡量某项工作是否出色呢？其中一个标准是某件事应该怎么做，另一个标准是这项工作有没有用。这是正确性和功能性之间的区别。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两者是没有冲突的；但在现实世界，它们经常是有冲突的。我们通常会用正确性的标准，尽管这种标准很少有人达到过。我们也可以采取可行性的标准，将就将就便算了——但这又会让我们产生挫败感。敷衍了事满足不了把事情做好的欲望。

因而，如果依照尽善尽美的标准，作家将会痴迷于斟酌每个标点符号，直到把句子的节奏弄对了为止；木匠将会不停地砍削家具的卯榫，直到两个零部件贴合得天衣无缝。如果依照功能性的标准，作家将会按时交稿，不去管标点符号的位置，最重要的是把书写出来给人读。想着能用就行的木匠将不会殚精竭虑地完善每个细节，他知道有些小毛病可以通过隐蔽的螺丝来修正。同样，最重要的是把家具做出来给人用。对每个追求完美的匠人来说，哪怕有一个缺陷也是失败；但在追求实用的匠人看来，痴迷于做到尽善尽美才是失败。

要理解这种冲突，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一个微妙的哲学问题。在英语中，实践或者练习(practice)和实用(practical)有着相同的词根。人们在培养技能时接受的训练越多，或者说练习得越多，就会越讲求实用，做起事情来会更加注重是否可行和实际情况。实际上，经验丰富也会导致另外一种结果。那是“艾萨克·斯特恩原则”的变体：你的技巧越高，你的标准越苛刻。(关于重复练习有多么重要，艾萨克·斯特恩有许多说法，在学生面前使用哪种说法则取决于他的心情。)Linux的情况也与此类似。最善于使用这种软件的人，通常是那些不断思考怎样才能把它做到最好的人。

把事情做对和把事情做成之间的冲突，在当今各种机构内部屡见不鲜，下面我就用提供医疗保障服务的机构来说明这一点。许多像我这样年纪比较大的读者，将会觉得我说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

过去十年来，英国的全民健康服务系统(NHS)采用了新的标准来衡量医生和护士的工作表现——总共诊断了多少名病人、病人从挂号到接受治疗要多久、转诊给专科医生的效率怎么样。这些是衡量医院提供的服务正确与否的标准，它们的本意是人性化地维护患者的利益。比如说，病人是否转诊到专科都由医生来决定，那事情就会简单得多。然而，无论医生、护士、护士助理还是清洁工，全都认为这些“改革措施”降低了医疗护理的质量，因为这些措施实际上很可能是不可行的。他们的埋怨并不罕见。西欧的研究者普遍发现，各国的执业医生认为，强制推行体制化的标准伤害到了他们和病人打交道的职业技能。

全民健康服务系统的历史背景很特殊，完全不同于美国的医保系统或者其他市场驱动的机制。二战以后，NHS的创立是全英国人民的骄傲。NHS雇用了最好的人，他们很有奉献精神，基本上没有人去美国寻求薪酬更高的工作。和美国相比，英国花在医疗服务上的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降低了三分之一，但英国的婴儿死亡率更低，老年人的寿命也更长。英国的医疗保障系统是“免费”的，由政府收取的税款支付。许多英国人表示，他们很乐意缴纳这些税金，甚至愿意缴纳更多，只要医疗服务的水平能够更上一层楼。

和所有系统的情况相似，随着时间的推移，NHS变得每况愈下。医院的建筑老化了，各种需要替换的设备依然在运转，候诊的时间变得更长，受过训练的护士很短缺。为了解决这些弊病，英国的政治家在过去十年来推行了另外一种质量管理模式，这种模式是亨利·福特在20世纪初期美国汽车工业中建立起来的。“福特主义”将劳动分工发挥到极致：每个工人只完成一项任务，而且规定了单位时间内必须完成多少个动作；工作的表现如何也由一些完全数量化的目标来衡量。在医疗保障领域实施的福特主义监控医生和护士花在每个患者身上的时间；整个治疗系统采用了汽车组装线的原则，这个系统要治疗的是生长了肿瘤的肝脏，或者肌肉拉伤的后背，而不是作为整个人的患者。英国医疗保障体系的特殊之处，是过去十年里它在福特主义的道路上的改革次数：总共进行了四次扭转或者背离先前变动的改组。

福特主义在私有行业声名不佳的原因有好几个，都是亚当·斯密最早在18世纪出版的《国富论》里指出的。劳动分工专注于部分而非整体；斯密认为商人比较聪明活泼，而工厂里的劳力则较为愚笨，只能够日复一日地做一些小活计。不过斯密认为这种劳动分工制度将会更有效率，不像前工业时代的手工劳动那么低效。亨利·福特为他的生产程序辩护，宣称完全由机器制造出来的汽车，比当时在作坊里组装而成的汽车更为优质。微电子学在制造业中的应用进一步支持了这种制造物品的方式：和人眼或者人手相比，微型传感器在监控问题方面更为严格和可靠。总而言之，如果力求把东西本身做得尽善尽美，机器是比人更为优秀的工匠。

在当今这个机械化、数量化的社会，关于匠艺的本质和价值素来有许多争论，医疗改革也深陷其中。NHS的福特主义改革者可以说医疗质量确实有所提高，尤其是癌症和心脏疾病都得到了更好的治疗。再者，尽管英国的医生和护士感到很沮丧，但他们还是很敬业，并不像苏联的建筑工人那样敷衍了事。虽然被不断的改革弄得筋疲力尽，虽然对那套考评体系感到很生气，这些医疗服务的提供者还是愿意高质量地完成他们的工作。朱利安·勒格朗曾经深刻地分析过NHS，他说尽管医院的员工特别怀念从前那种宽松的工作环境，但要是真的有魔法将他们送到两个世代以前，他们会被自己看到的景象吓坏的。

撇开怀旧的情绪不讲，从前的医疗“匠艺”有什么需要改正的地方呢？有些关于护士的研究提供了答案。在“老”NHS里，除了聆听年纪大的患者这里痛那里疼以外，护士还会听他们聊聊自己的孩子；在医院的病房里，当患者的病情突然恶化时，护士往往会介入，尽管从法律上来讲他们没有这么做的资格。用修理汽车的态度来对待病人显然是不对的，但这种做法其实象征着一套更有意义的实践标准。要把工作做好，意味着你必须对模棱两可的事物感到好奇，愿意去探索它，从中学习新的知识。就像Linux程序员那样，那些护士也在解决问题和发现问题之间摸索；护士可以在倾听老人闲聊的过程中发现某些和他们的疾病有关的线索，而这些线索很可能会在医生诊断的时候被漏掉。

这种模糊的诊断地带对医生来说特别有重要的意义。在福特主义的医疗模式中，医生要治疗的疾病必须是明确的；因而评价医生的工作表现，就是数一数他在单位时间里治疗了多少个肝脏，其中有多少个肝脏被治好了。由于有些病是很难确诊的，也由于好的治疗方案往往需要试验几次才能得出，所以为了减少诊断时间而在病历本上瞎写的医生并不在少数。NHS的医生在遇到疑难杂症时，往往会给患者胡乱安一个病名。

那些为医疗保障系统制定新标准的人列举各种数字来佐证他们提高了医疗护理的质量。参与实际工作的医生和护士则反对这种说法。与其说他们内心萌发的是伤感的怀旧之情，毋宁说是对好奇心和实验的渴望；我想他们大概会用伊曼纽尔·康德所说的“扭曲的人性材料”来形容患者和他们自己。

这种冲突在2006年6月26日达到了顶峰，当时英国医学会在贝尔法斯特召开年会。医学会的主席詹姆斯·约翰逊医生注意到“热衷于提高质量和压低价格的政府采用了超市的办法，就是提供更多的选择，从而形成竞争”。他对他的同行说：“你们说体制改革的步伐迈得太快，又经常朝令夕改，这严重地影响了NHS的稳定性。我从医疗行业了解到的信息是，NHS正处于危险当中，医生已经被边缘化。”约翰逊呼吁政府“和专业人士合作。我们不是敌人。我们愿意帮你们找到对策”。可是后来政府官员登上讲台时，迎接他们的是一片有礼貌然而冷冰冰的沉默。

NHS在过去十年进行了几次翻天覆地的改革，这给英国的医生和护士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任何机构的改革，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稳定成型；人们需要学会如何将改变付诸实践——现在应该给谁打电话，应该采用哪些方法，应该遵守什么程序。如果患者心脏病发，你不会想要拿《执业医生注意事项》来翻看最新的规定，以便弄清楚你应该怎么做。一个组织的规模越大，结构越复杂，这个稳定成型的过程就会越久。而NHS恰恰是英国最大的雇主，其员工超过一百一十万人。它不可能像帆船那样随时可以掉头。无论是护士还是医生，仍在学习十年前提出的改革措施。

对所有技能来说，内化的过程，也就是将信息与实践转化为隐性知识的过程，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一个人需要思索醒来后的每个动作，那么他或者她可能需要一个小时才能从床上爬起来。在说到“本能地”去做某些事时，我们指的往往是那些我们经常做乃至熟极而流的行为。掌握一门技能，意味着我们养成了一整套这种复杂的行为程式。如果技能达到较高的水平，隐性知识和自我意识之间会有一种持续的互动，隐性知识是主力军，显性意识则承担了批评和纠正的功能。只有达到这种较高水平、拥有各种隐性习惯和懂得各种理论的人才能够对匠艺的水平做出判断。但是在NHS这样的机构里，由于激烈的变化持续不断，隐性主力军无法得到发展，评判的发动机因而也就熄火了。人们没有经验、只有一套抽象的命题去判断什么样的工作才是好的。

然而，那些完美质量标准的支持者却很担心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交流——早在柏拉图关于匠艺的著述中，经验的标准就遭到了质疑。柏拉图认为那往往是甘于平庸的借口。他在NHS的现代传人想要将内化知识连根拔起，将其交给理性分析去清洗——但他们沮丧地发现，护士和医生获得的隐性知识恰恰是无法言传的，或者无法将其转变为合乎逻辑的命题。就连对隐性知识最为激赏的现代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也承认这种担忧有其合理之处。如果安于已有的技能，人们会忘记更高的标准；只有激起精益求精的欲望，工人才能够有所进步。

从这些质量标准的象征性冲突中，我们可以得出两种不同的匠艺活动。其中一种是NHS的改革者心目中的匠艺活动，他们认为工作应该力求正确，做到尽善尽美；他们想要解决一个存在于所有匠艺中的普遍问题，就是拒绝敷衍塞责，拒绝得过且过，不给甘于平庸留下任何借口。另一种匠艺活动则强调实践，它倾向于在已有的知识范畴内解决问题——无论这个问题是疾病、防撞桩还是Linux电脑内核。这种匠人必须很耐心，遇到问题要仔细琢磨。这类匠人中的优秀者心思比较缜密；他们会面面俱到地考虑各种问题，或者像NHS的护士那样，从其他人那里得到线索。第二种匠艺活动强调的是通过隐性知识和显性批评之间的对话，从以往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因而，我们很难想清楚匠艺活动有什么价值，原因就在于这个词本身蕴含着两种相互冲突的价值倾向；这种冲突在当今诸如医疗保障之类的机构中仍然很激烈，尚未得到解决。

那首向赫菲斯托斯致敬的诗歌描绘了古代人心目中理想的匠艺，那种匠艺能够把技能和共同体连接起来。我们可以在今天的Linux程序员身上见到这种古代理想的痕迹。他们变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边缘化的群体，这主要是因为匠艺活动在当今社会遇到了三个大麻烦。

第一个麻烦是，体制不知道该如何动员人们去好好工作。有些以集体的名义动员人们努力工作的尝试已经被证明是徒劳无功的，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市民社会中的衰败就是例证。但二战后日本工厂的情况表明，也有一些集体主义的动员方式取得了成功。西方资本主义有时候宣称，与合作比起来，竞争更能够激励人们好好工作，但在高科技领域，有不少倡导合作的企业取得了高质量的结果。

第二个麻烦出现在技能培养方面。技能是一种经过训练的实践；但现代技术的滥觞恰恰使得人们再也不会去接受那种重复的、具体的、操作性的训练。当大脑和双手分离，结果就是大脑受到损害；比如说CAD让人们可以不用再学习手绘制图，当人们使用这种技术时，特别容易出现考虑欠周的情况。

第三个麻烦的肇因是两种相互冲突的质量标准，一种基于正确性，另外一种则基于实践性。两者在体制之内发生了冲突，医疗保障体系的情况即是如此；改革者想要参照完美的质量标准来规范各种职务行为，但这和基于内化实践的质量标准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哲学家在这种冲突里看到了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分化，匠人在劳动时会受到这两种相反力量的拉扯。

要更好地理解这三个麻烦，我们应该更深入地去了解它们的历史。下一章我们将会探讨作坊这种社会体制是如何动员匠人的。接下来我们再看看18世纪的光明时代是如何理解机器和技能的。最后我们会审视漫长匠艺历史中的隐性意识和显性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