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就高不就低

在某些场合，我们称呼对方要遵循“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在单位工作，只要是属于同一辈的同事，尽管有些人的年龄可能比我们略小，但出于尊重，我们都可以称呼对方为“某某兄”，而不是一定要分清谁大谁小。在现实生活里，就高不就低的原则运用得很广。例如，某位来客与我们是平辈，但我们不清楚其具体年龄，这时，如果要让孩子称呼客人，就应该遵循就高不就低的原则，称客人为“伯伯”，而不是“叔叔”。

再如，我们抱着自家的孩子，见到邻居或者熟人，常常会用孩子的口吻，而不是按自己的身份跟对方打招呼：“婆婆上哪里去啊？”其实，对方只是自己的阿姨辈的年龄。把自己辈分降低一档，用孩子的身份称呼对方，既显得尊重，又表现出亲切之感。

另外，在同一家单位里，每个人的身份与岗位会有不同，这是分工的需要，并非贵贱之别，所以在与不同的工作人员打招呼时，我们不但不应当刻意强调大家的身份高低，而且要尽量就高不就低，以免引起对方的不快。

我有一位朋友，在大学图书馆的报刊阅览室工作。有一次，一位学生来图书馆借一本杂志，开口之前便在心里思量：“我该怎样称呼这位管理员呢？叫老师吧，他没教过我课，说不定压根儿就不能教课。”想了半天，说：“师傅，把那本杂志拿给我好吗？”我这位朋友很敏感，一听就知道，这个学生对自己不是很尊重。他反应非常快，于是反唇相讥：“师傅？我什么时候带过你这个徒弟啊，不借！”这位学生后悔不迭，赶忙改口叫老师，冲突得以避免。这就是犯了“就低不就高”的错误。

学校里的工作人员，不论年轻的还是年长的，也不论是行政人员还是图书管理员，都可以被称为老师，因为他们都是学校的员工，都是为教学而服务的。没有必要以参加实际教学工作与否为标准，把不同岗位的工作人员分得那么清楚。同理，在医院里，有看病的医生，也有药房、化验室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是分工有所不同，有些人称药房、化验室的工作人员为“师傅”，这就很不合适，其实叫一声“大夫”就可以避免很多麻烦。

以上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称呼别人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两条原则。

这些年，“老师”成为了颇受人们欢迎的称谓，大家见了有些身份、上了年纪的人都叫“老师”，自称是他们的学生。而在过去，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大家受的教育比一般人多，识文断字，知书达理，彼此之间的礼节也更细腻、讲究。但是，如今的情况似乎并不尽如人意，很多学生并不了解其中的知识。

最近几年，大家经常会听到人们说到谁是谁的弟子。其实称学生为“弟子”的叫法，最早见于《论语》的《学而》篇，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其原因是，孔子的学生很多，有些是父子一起做孔子的学生，如颜路与他的儿子颜回，曾点与他的儿子曾参，都是孔子的学生，学生与老师之间有时年龄相差很多，颜路比孔子小六岁，而曾参比孔子小四十六岁。孔子面对这些年龄很小的学生，就像是在教育自己的儿子，后来也就将学生统称为“弟子”。

习惯上，老师往往称自己的学生为“弟”，称女学生为“女弟”，都是弟子的意思。有些人不明此理，不免产生误解。有一位学生，看见导师在送给他的书的扉页上写着“某某弟惠存”，还以为导师在与他兄弟相称，非常激动。其实，导师可没有这个意思，是他误读了这个“弟”字的含义。

学生与老师的关系有很多类型。有的学生是导师登堂入室的研究生；有些学生只是听过大课，抑或是这位老师的任何一门课也没有听过，仅仅因为在同一所学校里，彼此有师生的名分而已。师生之间的称谓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呢？这些不同的称呼方式，背后有着怎样的深意？

一般来说，老师与登堂入室的弟子之间是可以师弟相称的，就像上面提到的赠书事例中的情况。老师对学生还可以用一种我们现在看来比较奇怪的称呼，就是称“兄”。大家知道，鲁迅过去在北京的女师大教书，与听课的女生许广平产生了恋情。1925年，鲁迅前往厦门大学教书，许广平依然住在北京，于是，二人便鱼雁传情，以尺牍往还于两地。后来，鲁迅把两人的信件结集出版了，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两地书》。鲁迅收到许广平第一封来信后随即回复，开头用的称谓是“广平兄”。许广平看后受宠若惊，回信说：“我值得而且敢配当‘兄’吗？不！不！绝无此勇气而且更无此斗胆当吾师先生的‘兄’的。”许广平误以为鲁迅与她称兄道弟，并且尊她为兄，自觉愧不敢当，便“大惊力争”。许广平居然会作如此的理解，大概是鲁迅始料未及的，于是回信解释说，“兄”是老师对学生辈最普通的称呼，“不过比直呼其名略胜一筹”而已。了解了这样的知识背景，我们再来看许广平闹的这个笑话，不免有些忍俊不禁。

在中国人的传统当中，师生之间虽然没有血缘关系，有时候却情同父子。因为，父母给予我们的是血肉之躯，老师则传道、授业、解惑，赋予我们知识和理念，真正使我们成为了严格意义上的人。所以，中国人自古就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

过去的学生称呼老师，最普通的叫法是“夫子”“函丈”。用“夫子”一词称呼老师，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当时人们常常这样称呼孔子，所以后世便用它作为对老师的通称。“函丈”一词源于《礼记》的“席间函丈”一词。古代学生听老师讲课，与老师的座席之间要空出一根拐杖那么远的距离，以便老师在向学生指画讲课内容的时候有足够的空间。

古时候，学生一般自称生、受业。《诗经》里就有把读书人称为“生”的，《小雅·常棣》说“虽有兄弟，不如友生”。《史记·儒林列传》也说“言礼自鲁高堂生”。对此，司马贞的《史记索隐》解释道：“自汉以来，儒者皆号‘生’，亦‘先生’省字呼之耳。”可见西汉以后，“生”已成为读书人的通称。在实际使用的时候，老师称呼弟子为“张生”“李生”，学生也自称“生”“小生”。古代老师授课，把要讲的内容写在“业”上，“业”就是木板。所以古人称老师为“业师”，称自己为“受业”。

古时候同学之间的称呼，一般按照进入师门的先后，以学长、学弟、学妹，或者师兄、师弟、师妹相称，也有用比较风雅的说法，比如称对方为“同窗”或“砚兄”等。

过去，我们要称呼某个人，特别是师长的时候，是不能直呼其名的，《弟子规》里面说：“称尊长，勿呼名。”可见，这在以前是每个儿童都了解的常识。直呼其名，会被认为是侮辱对方。其中缘由何在呢？

成年人往往有姓名字号，这是古代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其中的内涵也很丰富。首先，在很早的时候，每个中国人便都有姓了。但在世界上其他的许多地方，相当长的时期里是没有所谓“姓”的概念的。西欧原本只有贵族有姓，民众在贵族的领地内过着非常封闭的生活，只有小名，这些小名都是随便取的。15—16世纪以后，由于社会形态发生重要变化，西欧的平民纷纷外出，为了能彼此区别，他们便给自己取姓，其中有些人是以职业为姓的，这些姓至今都保留着它们来历的痕迹。比如英文里的“史密斯”原意是铁匠，德语里的“霍夫曼”本来是指农夫；还有些姓是表示自己的原住地，比如俄罗斯姓“乌里扬诺夫斯基”的人，他们的祖先就是从“乌里扬诺”这个地方来的人；还有一些姓跟宗教有关，比如“约翰逊”是约翰之子的意思等。日本的情况也很类似，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平民也没有姓，所以后来他们取的姓与中国的姓大不一样，如家住山里的人姓“山中”，在河边耕作的就姓“滨田”，住在小岛上的就姓“小岛”等。阿拉伯民族以前也只有贵族有姓。

中国人姓氏起源相当久远，最早是用来区分血统的。《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后来，他的子孙代代繁衍，同姓的人数不断增长，而且散居各地，需要进一步区分支脉，于是一姓之下又分化出若干个氏。氏的得名方法不一。天子的孙子称王孙，后来变成了姓，比如《左传》上楚国有一位王孙贾，就是周顷王的孙子。诸侯的儿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后来也变成了姓，如商鞅本姓公孙，人称公孙鞅，后来由于封于商，所以又称商鞅。另外，孟子的学生公孙丑、战国赵人公孙龙等人的姓，都是这么来的。还有的将先人的字当作氏，如孔子的先祖是商朝的微子，封于宋，后来传到防叔，防叔字孔父嘉，孔父嘉的后人便以孔为氏。先秦时代，中国也只有贵族有姓。但到西汉以后，所有的人便都有姓了。

古代男孩子出生三个月，才由父亲起名，不像今天一生下来就必须取名字报户口。父亲为孩子取名的用意，大致有这么几种：一是蕴含着对孩子的期盼，直到今天，人们的心愿也都是如此；二是对出生地的纪念，如关于孔子的出生，有几种说法，有人说孔子出生在尼山上面，丘即是小山之意，因此孔子以“丘”为名，现在还有父母把在上海出生的孩子名为“沪生”，在重庆出生的孩子名为“渝生”的；三是以出生的季节或者相应的物候为名，如“春生”“梅生”等。

古人的名是父亲给取的，因此对名十分珍视，通常也不直呼他人之名。既然名不能叫，应该怎么称呼别人呢？于是，古人还会取一个“字”，也就是通常说的“表字”。在社会交往当中，彼此称呼对方的表字。

古人的名与表字的意思一般有联系，如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古人用伯、仲、叔、季来表示兄弟排行的顺序。孔子在家中排行第二，故称“仲”；因为生于尼山，故字“尼”。屈原，“原”是高而平的地方，所以字“平”。诸葛亮，“亮”就是明，所以字“孔明”，孔是非常的意思。端木赐，字“贡”，与“赐”同义。林则徐，字元抚，则有效法之意，取这样一个名字，是为了表明他要将著名的前任福建巡抚徐嗣曾作为自己的榜样；字元抚，也是因为他将徐嗣曾看作最值得效法的巡抚。

古人相交时称呼对方的表字或号，也是为了表示尊敬，如唐代大诗人李白，字太白，人称李太白；白居易字乐天，人称白乐天；清代学者戴震，字东原，人称戴东原等，大家都很熟悉。

古代文人除名、字之外还有雅号，以此来标榜自己的情趣，所以别人往往也用雅号来代替他的名字。如陶潜，字渊明，因为住宅旁有五棵柳树，所以作《五柳先生传》以自况，自号“五柳先生”。苏轼，字子瞻，由于得罪了权贵，被贬谪到湖北黄州，这里有个小地名叫东坡，他在此筑室，所以自号“东坡居士”。又如陆游，字务观，号放翁，人称“陆放翁”，他的文集也名之为《陆放翁集》。

晚辈或者学生写文章回忆长辈或者老师的生平，都懂得不能直呼其名。鲁迅写过一篇回忆他的老师章炳麟的文章，题为《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章炳麟号太炎，人称“太炎先生”，鲁迅也是遵循这种规矩的。

启功先生原姓爱新觉罗，是清皇室的成员。辛亥革命之后，皇室的处境就日渐窘迫，他在北京一所小学教书。小学校长说他没有大学毕业的文凭，把他解聘了，于是他的生活变得非常艰难。有人向辅仁大学校长、著名的史学家陈垣先生推荐了他，希望为他谋一份差事。于是，陈垣先生把他安排在自己身边，跟他学习，同时在辅仁大学给他安排了教职。多年之后，启功先生终于成为著名学者。陈校长对他恩重如山，启功先生一直铭记在心。有一次，某家出版社有意出版《陈垣全集》，考虑到陈先生与启功先生的师生情分非同一般，所以请启功先生题写书名。启功先生十分为难，因为陈垣先生（字援庵，斋名励耘）是他的恩师，哪有弟子可以直呼师名的道理？启功先生推辞再三，而那位编辑不懂个中原委，坚执再三。最后双方商量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封面的书名是《陈垣全集》，这是出版社定的，里面的扉页由启功先生这样题写：“陈援庵先生全集——受业启功敬署”。因为援庵是陈先生的字。启功先生说：“这才是我应该写的。”他以这样的方式维护了师道的尊严。

在古代，对一个人来说，天下只有两种人可以任意直呼其名，一种是他的父母、祖辈，另外一种就是天子。比如《四库全书》总纂官，姓纪，名昀，字晓岚。和珅与他同朝为官，称呼他“纪晓岚”，是合于礼的规范的，然而在某些时下热播的古装电视剧当中，乾隆皇帝也叫他“纪晓岚”，这就有点不明就里了。天子是天下至尊，对任何人都可以直呼其名。

除了称字之外，古代还有很多变通的称谓，下面我再来做一些介绍。这一类称谓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避免直呼其名。

人出了名，故乡为之增色，所以人们每每将一些有成就的人与家乡并提，用他的籍贯或为官、讲学之处来当作对他的称谓，以示尊敬。例如，唐代书法家李邕曾任北海太守，人称“李北海”。宋代学者陆九渊，字子静，江西抚州金溪人，因为曾在贵溪的象山讲学，人称“象山先生”，南昌有一条象山路，就是纪念他的。江西还出了一位王安石，临川人，当过宰相，人称“王临川”，他的文集也被命名为《临川集》。王夫之晚年居住在湖南衡阳的船山，人称“船山先生”。晚清的张之洞是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直隶南皮人，人称“张南皮”。康有为是晚清维新运动的主要人物，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人称“南海先生”。

对某些在朝廷供职的官员来说，他们的官职也可以当作称谓来使用，以示尊隆。如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担任过太史令，司马迁承袭这一职务，称司马迁为“太史公”，他写的史书因此被称为《太史公书》。杜甫曾经担任工部侍郎，人称“杜工部”。唐代画家王维，字摩诘，官至尚书右丞，人称“王右丞”。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安史之乱后被封为鲁郡公，人称“颜鲁公”。唐代文学家陈子昂，武则天时担任过左拾遗，人称“陈拾遗”。元朝学者吴师道，致仕后朝廷曾授以奉议大夫礼部郎中，其文集名为《礼部集》。类似的现象很多，如果不了解这些背景，许多人看了这些称呼或书名，恐怕未必知道作者是谁。

除了以上种种称呼之外，还有用政府褒封的称号来做称谓的。例如，政府崇尚孝义，鼓励家族聚居，将四代、五代同居，而家风和睦的大家族称为“义门”，予以旌表。清朝郑尔垣的家族，自宋朝建炎至明初，合族而居者十三世，故人称“义门郑氏”。

西方人彼此称呼的时候可以直呼其名，包括孩子对父母的称呼在内。在他们看来，姓名不过是一个简单的符号而已，就是让人叫的。但中国的文化与西方不同，自古以来就有尚“礼”的要求。如何称呼人，直接反映了我们的知识水平与文化素养。那么，按照这样的规矩，我们称呼别人，尤其是称呼长辈时，究竟有哪些具体的讲究呢？

也有朋友会问：“如果不认识对方，也不知道他的职业，那该怎么称呼对方呢？”

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时，至少可以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称对方为“先生”，也就是用敬称，因为无论对方年龄大小、职务高低，用这样的称呼都不会造成失礼。当然，有许多人认为，先生是专用于男性的称呼，这也是一种误解。有一次，我给一位女士发邮件，称她为“先生”，她赶紧给我回邮件纠正我的称呼：“您大概误认为我是男性，所以称我为先生，其实我是女性。”我当然知道她是女性，因为她的名字是女性专用的，问题是她不了解称谓方面的基本常识：无论男女，其实都可以被称为“先生”。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们见到女老师也可以称为先生。

另一种是按照辈分来称呼。比如当我们需要向陌生人打听事情或者问路，不知道对方的姓名和身份，便可以参照自己家人的年龄段，称呼对方为“叔叔”“阿姨”“大爷”“大妈”。路人之间当然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但我们可以把对方当作自己的亲人来相处，应该不会有人排斥这种亲切的称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是《论语》当中的一句名言，正是儒家“天下一家”思想的反映。西方人的宗教文化当中也有“人人皆兄弟”的说法，但意义与我们完全不同。西方人认为，每个人都是由上帝借我们自己母亲的身体生下来的，所以，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儿子。正因为如此，西方人父子之间可以直呼其名，可以起外号，对家庭之外的人，是不会像我们这样用家人的称谓去称呼的。

过去，在对长辈的称呼方面，人们的讲究就更多一些。梁启超先生曾在清华、北大执教多年，桃李满天下。他的许多学生后来都成了学术界的权威，他们在公开场合发言提到梁先生的时候，都会恭恭敬敬地站起来，说：“当年任公先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任公”是梁先生的字。学生们既表达着对梁先生的深情，也体现了学者应有的修养和风范，看到这样的情景，总是不免让人热泪盈眶。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这样的传统几乎已经销声匿迹了，包括大学教师在内，绝大多数人都不再有表字、雅号了，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大家在称呼上表达心中的敬意。我曾经遇到两位学养很深的老先生，一位是著名书法家，写了一幅扇面，准备送给我；另一位是著名学者，要给我寄他的新作。两者都需要题款，而我当时又没有表字、堂号，这使他们非常犯难，他们不愿写任何失礼的词语。最后，只好在我的姓之后加上我的学位。

如今，不少名人的后代撰写回忆文章，标题往往是“我的父亲某某某”之类，直呼长辈之名，其实他们的先人往往是有字、号的。这里面有两种可能，要么就是明知有字号可以用，但为了让一般读者知道是在说谁，便直接用了名字；要么就是作者根本不知道有避名讳的规矩。

在校园里，学生几乎不懂这些道理。很多学生在称呼老师的时候，往往在老师二字之前加上老师的全名，还觉得自己很有礼貌。殊不知，这也是失礼的称呼。当着老师的面，应该称“某老师”，只提到老师的姓就可以了。如果在场的老师中有两位或者两位以上同姓的老师，必须强调是其中的某一位的时候，才能提及他的名。如果老师不在场，对他人谈及某老师，倒是可以连带姓名一起说的，否则别人听了不知所指。

关于称谓，我们作了一些简要的介绍，希望大家了解之后能有所收获，有所反思。称谓的礼仪就讲到这里。

大家是否有这样的体会：在没有更多接触机会的情况下，当我们刚开始认识一个人的时候，往往会“以貌取人”。这里的“貌”，不仅仅是指人的长相，还包括人的神情、体态、气质等细节方面的特征。第一印象的形成，一半以上的内容都与这些特征有关。在一些特殊场合，比如面试当中，我们给别人的第一印象，对自己的成功与否甚至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既然如此，我们应当以怎样的面貌示人，才能成功地通过别人“以貌取人”的第一关呢？在下一讲当中，我将会为大家介绍容貌的礼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