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反贫困理论与金融减贫理论

2.1 反贫困理论

2.1.1 贫困的含义

贫困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自然等很多条件的差异，人们对贫困的认识也不同。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学术界至今对贫困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有一些学者将贫困看作是缺乏经济收入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经过了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已经有人慢慢认识到贫困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涉及了健康、教育、资本、公平公正、基础建设、公民权利、男女平等、人的尊严等很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其中的贫困有收入贫困、文化贫困、资源贫困、素质贫困等诸多方面。将贫困现象作为理论来研究的时间并不长，基于不同的角度，国内外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定义。贫困现象的出现由来已久，但将其纳入理论研究的历史并不久，Rowntree和Booth在20世纪初第一次将贫困问题作为理论提出，给出了贫困的定义。他指出，如果缺乏能力获得个人和家庭所必需的一定数量的物品与服务，这种人和家庭的生活状况即是贫困。此贫困定义，被后续研究认为是绝对贫困的初次定义。Qusanski在Rowntree的基础上，改进方法确定最低食物支出，然后通过一个确定的恩格尔系数值来确定贫困与非贫困，以最低食物支出除以恩格尔系数来建立了贫困线。Lee和Murie认为贫困是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社会个人或家庭平均支配的资源远高于个人和家庭其所拥有的资源，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人被排除在一般社会成员应具有的正常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之外。随着贫困研究的发展，Holman认为贫困需要关注个人经历、感情和态度。Ansel和Sharp认为自我感受、最低标准需求的判断、社区中的收入排名可以被用来度量贫困。Samuelson（1948）认为贫困是一种人们没有足够收入的状况。Reynold（1973）认为贫困是说家庭没有足够的收入使之拥有起码的生活水平。Townsend（1993）认为贫困是所有居民中那些缺乏获得各种食物、参加社会活动和最起码的生活的个人、家庭或群体。Oppenheim认为贫困是在物质、社会和情感上的匮乏，它意味着平均水平高于在食物、保暖和衣着方面的开支。艾泽尔（2000）认为贫困是政治、经济、社会的等级格局的一部分，穷人就处于这格局的底部。Mollie Orshansky（1969）认为贫困只存在于观察者的主观标准之中。印度经济学家森（Sen, A.K.）指出，贫困是指人们获取收入的能力有限以致机会的丧失。世界银行对贫困的定义为贫困不仅指物质的匮乏，而且还包括低水平的教育和健康；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以及不能表达自身的需求和缺乏影响力。德国政府对贫困的定义是：贫困意味着没有足够的食物、较高的婴儿死亡率、较低的平均预期寿命、较少的教育机会、较差的饮用水、较少的医疗服务、简陋的住房和决策程序中缺乏积极的参与意识。

2.1.2 贫困的测量

学术界一般把贫困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被认为是存在的（Schauble,1984; Hemmer/Katetr,1990）。绝对贫困的定义较为客观和稳定，常以一条固定的贫困线作为衡量标准，任何低于此标准的个人被认为处于贫困状况，而贫困线的测定则以满足生存要求为基本条件。在相对贫困的确定上，一般将生活水平低于社会平均值的一定比例的人口定义为相对贫困状态。或者更为直接地将社会总人口中生活水平最低的一定百分比人群定义为相对贫困。相对贫困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贫困不只取决于个人生活状况，还强调其会随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改变。人生存的物质（营养、衣服和住房）都得不到满足，就被称为第一位绝对贫困；不能正常的参与社会活动被称为第二位贫困。因此，最低的物质或非物质需要都得不到满足的人被称为“穷人”。贫困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察。从宏观经济（国家）角度看，贫困是指一个国家的居民大多数生活比最低生活水平高得不多或者在其以下。从微观经济（个人）角度看，贫困是指个人或家庭的基本需要无法得到满足，或者只能在极低的水准上得到满足（伦纳特·斯科伯特，1995）。李冬梅认为绝对贫困的概念其实有三个基本假设：①贫困线的位置处于只能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的水平，不包括享受、智能的发展；②贫困者的消费费用的计算和生活方式都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定义；③绝对贫困是客观的衡量和比较，不会随着外界生活水准的变化而变化。绝对贫困的概念在人民生活水平低、经济落后、有不少数量的人生存问题没有被解决的国家很有现实意义。欧共体委员会也对贫困做了解释：“因资源有限而被排除在本国最低生活标准之外的个人、家庭和群体。”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人口数量多是我国目前面临的一个现状。结合我国的实际，我国是世界上第一大发展中国家，人口数量多，这使得我国的贫困问题尤为突出。国际组织和国内外学者对贫困做了相关定义，结合我国国情，也给出了对于贫困的理解。国家统计局（1993）认为，贫困是指个人和家庭依靠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需求。屈锡华、左齐（1997）采用了世界银行对贫困下的定义。唐钧将贫困分为三个层面：①贫困是与“困难”或“落后”相联系的生活状况；②贫困是低于“最起码”或“最基本”的生活水准的；③贫困与“匮乏”有关，实质是缺乏“机会”“手段”和“能力”。杨颖（2010）认为贫困是人的一种状态，个人或家庭不仅资源缺乏，更主要表现为发展机会以及权利的不均等导致能力匮乏的生存、生活状态，并且到了难以自我改变的地步。童星、林闽钢（1994）对于贫困的理解为“经济、社会落后的总称，是由低收入造成的缺乏生活必需的基本物质和服务以及没有发展的机会和手段这样一种生活状况”。从上述国内外文献综述可知，学术界对贫困仍然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可以整理出贫困的一些特征：贫困不仅仅局限于物质匮乏，也意味着权利、机会、能力等方面的匮乏。贫困涉及社会、历史、经济等诸多因素，并且有绝对和相对的区别。在这里，我们使用国家统计局对于贫困的定义。

2.1.3 反贫困的含义

贫困减缓即反贫困的代名词。贫困减缓是人类的一个发展目标，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政策制定的重要基点。在联合国的千禧年计划中，将贫困减缓列在了目标中的第一位。中国在政策制定中将贫困减缓作为优先级考虑。贫困是较为复杂的社会现象，由于不同时期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贫困减缓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发达国家的减贫由最初的减少贫困到缓解贫困，再到最终的消灭贫困，共依次经历了减少贫困人口的数量、减轻贫困程度以及彻底消除贫困三个阶段。而发展中国家的减贫也包含了经济发展，涵盖经济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差距的缩小两方面。减贫效应从城市化的角度来看，依次经历了“城市化—经济增长—贫困减缓”三个阶段，贫困减缓效果取决于生产效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程度（Bertinelli and Black,2004; Fay and Opal,2000）。从城市对农村溢出的角度来看，城市化会造成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这将会通过打工、做生意等方式增加农民的收入，很多实证研究表明了城市化会增加农村居民的福利、工资水平。贫困减缓在西部地区有一种途径：一种为“经济增长—要素参与—初次分配—二次分配—收入提升”。Jaiillan and KrkPatirek（2001）、Dehejia and Gatti（2002）、Hoonhan（2004），以及Jeannen and Pkodar（2005）从经济增长的角度阐明了贫困减缓的含义。经济增长会使财富从富人流向穷人，可以减轻贫困程度，降低一国的贫困率。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经济增长中忽视了收入差距，则不利于贫困减缓。本书根据减贫工作不同阶段目标的多样性，从动态的角度将贫困减缓定义为贫困减少、贫困缓解直至贫困被消灭的过程。

2.1.4 综合反贫困理论

2.1.4.1 贫困理论

（1）马尔萨斯的贫困理论

马尔萨斯的贫困理论即人口理论，该理论建立在两个前提下：①食物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②两性之间的情欲是必然的。马尔萨斯提出：人口的增殖比生活资料的增长要快，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活资料则只按算术级数增长。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必然会面临饥饿与贫穷。

动植物的生长繁衍因为空间和滋养物的缺乏会受到抑制，而人类的生长繁衍则会因为食物的缺乏而受到抑制。马尔萨斯又提出限制人口的两种方法：预防抑制和积极抑制。预防抑制主要是指道德的抑制，要求人们节育和独身，这是考虑到无力负担家庭而不结婚或者推迟结婚的情况。马尔萨斯本人非常反对堕胎和避孕，因此，他认为起决定性作用的只能是积极抑制，即战争、瘟疫、繁重的劳动、饥荒等。灾难会缩短生命，这是一种恢复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平衡的有效方式。

但我们可以从他的结论中看出，马尔萨斯的两个级数是虚构的，且其结论是在为资本主义剥削工人作掩护，期待发动战争来减少人口更是暴露了其反动的本质。

（2）马克思的贫困理论

马克思最早从制度的层面揭示了贫困的根源，进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贫困。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中，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经济衰退对无产阶级都是不利的，都会造成无产阶级的贫困。当社会财富衰退时，无产阶级当然地陷入贫困之中；当社会财富增长时，资本家延长了对工人的剥削时间，引起工人的过度劳动，对应资本家财富的积累，工人阶级的贫困也在积累，最终会导致工人越是努力地生产，工人越是失业，越是会陷入贫困。

因此，无产阶级的贫困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无产阶级要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就是“剥夺者的消除”。马克思贫困理论中的消除贫困、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思想对目前减缓贫困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3）恶性循环贫困理论

贫困恶性循环理论是经济学家Nurkse于1953年在其著作《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一书中提出的，关于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即著名的“一国穷是因为他穷”命题。

恶性循环贫困理论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论述：从供给方面看，存在“低收入→低储蓄→低资本形成→低生产效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从需求的角度看，则存在“低收入→低购买力→低投资引诱→低资本形成→低生产效率→低产出→低收入”恶性循环。

Nurkse指出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扩大储蓄与投资，大规模的转化为资本，才能解决贫困问题。但这一理论也过分地强调储蓄和资本积累的作用，忽视了其他因素的影响。

（4）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Nelson（1956）在《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一书中，以马尔萨斯理论为基础，研究了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本、人口增长、产出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的关系，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水平人均收入反复循环，难以增长的现象，即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水平均衡陷阱。

低水平均衡陷阱是指在发展中国家，当人均收入水平得到增长并且增长速度大于人口增长率时，生活条件的改善使得人口死亡率降低且出生率提高，导致人口快速增长，最终使得人均收入又回到之前维持基本生存需要的水平。

因此，在人均收入水平从最低增长到与人口增长率相等之间，存在一个“低水平均衡陷阱”。发展中国家只有进行大规模的资本投资，通过投资促进产出增长，并使其增长速度大于人口的增长速度，才能解决这一陷阱问题。

（5）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

Myrdal（1957）认为在动态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一个因素的变化，会引起另一个或另一些因素发生相应地变化，并产生次级变化，强化先前因素，使经济发展过程沿着原来的发展方向发展，这是一种激烈的因果循环，即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在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低，造成生活水平低、营养不良、卫生健康状况恶化、教育文化落后、人口质量下降、劳动力素质不高、就业困难等情况；反过来，劳动力素质低，劳动生产率也低，产出停滞或下降，造成低产出和低收入，其结果是贫困进一步恶化。这样，发展中国家总是陷入低收入和贫困的积累性循环中而难以自拔。

Myrdal认为，收入水平低是发展中国家贫困的重要原因，而产生低收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起重大作用的因素是资本形成不足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因此，他提出应当通过权力关系、土地关系以及教育体制方面的改革，逐步使收入趋于平等，增加贫困人口的消费。

（6）权利贫困理论

作为权利贫困理论的创立者，阿玛蒂亚·森的权利贫困理论突破了传统贫困概念的局限，不再只是关注经济发展对于贫困的影响。他认为造成贫困和定义贫困的因素不应该只是经济因素，更应该看到政治、法律、文化、制度等领域对贫困的影响。

在《贫困与饥荒》一书中，他用“饥饿”这一特殊形式来表示贫困，在实际生活中一些最严重的饥荒发生，“只是因为他们未能获得充分的食物权利的结果，并不直接涉及物质的食物供给问题”。森指出，一个人之所以饥饿，是因为缺乏获取包含食物在内的消费权利的结果，贫困的实质就是能力的缺乏。

权利贫困就是指基本能力被剥夺和机会的丧失。因此，拥有获得良好教育和健康身体的权利，不仅能提高生活质量，而且还能提高摆脱贫困的能力，即重建个人能力是避免和消除贫困的有效方法。

2.1.4.2 贫困减缓理论

（1）收入再分配理论

收入再分配理论的核心在于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对公民在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以及由于各种原因生活发生困难时给予物质帮助，保障其基本生活，使社会财富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在职者与失业者之间、健康者与病残者之间、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之间合理地转移。与初次分配有所不同，初次分配着重的是效率，由于“市场失灵”，扶助弱者就被看作弥补市场缺陷，再分配则强调注重公平。社会保障在减缓贫困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仅保障了穷人的基本生活，有利于消除绝对意义上的贫困，而且维护了社会的公平，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

通过再分配的方式解决贫困问题，必然也涉及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福利国家”的危机表明，创造财富和分享财富是一样重要的，否则就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

（2）平衡增长理论

资本一直被认为是稀缺的资源，因此，最初的贫困减缓理论也是从资本形成问题入手的。Rosenstein-Rodan（1943）为此提出了平衡增长理论。他认为打破恶性循环，关键在于突破资本形成不足的约束，影响资本形成的主要因素是决定投资预期的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即是投资需求而不是储蓄需求缺乏引发的资本形成不足约束了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应该对各行业各部门进行全面投资，通过平衡增长引发更多的投资需求，改善资本的供给与需求水平，突破贫困恶性循环，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从而达到减贫目的。

平衡增长理论为发展中国家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困境、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提供了一种新发展模式，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平衡增长过分依赖于计划和国家干预，而忽视了政府失灵的可能性，一旦计划失误，大规模投资所造成的损失往往是灾难性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模式限制了市场体系的发育和发展，其直接后果是经济效率丧失。

（3）不平衡增长理论

Hirschman（1958）根据平衡理论，结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发展道路是一条“不均衡的链条”，从主导部门通向其他部门。资本与技术往往会集中于部分主体，形成主导产业，而主导产业能带来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和正外部性，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能带动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

因此，在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有限的前提下，需要进行选择性投资，优先选择能产生带动效应、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投资，从而为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即发展某一类或某几类有带动作用的部门，通过这几类部门的发展，带动其他部门的发展。Hirschman认为政府应主动对投资额大、建设周期长、对私人资本缺乏吸引力的社会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不平衡增长论主张，集中有限的资金，扶持具有较强产业关联度的产业部门。

不平衡增长与平衡增长论的区别就在于其认为落后地区资本有限，不可能大规模地投向所有部门，而只能集中起来投入到几类有带动性的部门，这样可以更有效地解决资本不足的问题。

（4）临界最小努力理论

Leibenstein（1957）基于发展中国家确实存在恶性循环贫困与低水平均衡陷阱两种现象，他在《经济落后于增长》一书中提出临界最小努力理论，强调资本形成对于贫困减缓的重要程度。该理论认为人均收入水平受总体收入水平与人口规模的影响，发展中国家需要使投资率达到临界值，从而使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大于人口数量的增长速度，进而提升人均收入水平，摆脱贫困恶性循环和低水平均衡陷阱。

该理论使人们注意到投资规模的积极作用和人口压力造成的现实的和潜在的威胁。但也过分夸大了资本形成对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有的经济学家指出，突破恶性循环，谋求经济增长，并不一定需要一个“临界最小努力”，少量资本投入也可以达到目的。因为，人均收入提高时，资本存量的质量、劳动力素质以及工作技能都可能得到改进。

（5）人力资本减缓贫困理论

Schultz（1965）强调非物质资本的作用，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提出了人力资本减缓贫困理论。该理论指出，食物、耕地等物质资本不能较好地改善贫困人口福利，提升人口质量、素质以及技术水平才是改善福利水平、促进贫困减缓的关键，即一个国家之所以落后是因为人力资本的短缺而非物质资本的短缺。

因此发展中国家有必要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升贫困群体的自我发展水平，把教育看作是一项投资而不是消费。人力资本投资的核心在于教育投资，一方面可以提升穷人使用自身劳动力的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当期福利水平；另一方面能促进远期穷人对新机会的把握，改善未来福利水平。因而包括教育、健康等在内的人力资本投资是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改善穷人当期与远期的福利水平，最终实现减贫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