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金融减贫理论
2.2.1 金融减贫的含义
许多学者认为金融发展对贫困减少有积极作用，金融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事实证明，金融参与扶贫开发是解决贫困问题中重要的里程碑。与财政“救济式扶贫”不同，金融扶贫关注有发展意愿的、有生产能力的贫困群体，遵循的是“开发式扶贫”原则。林茹、栾敬（2014）肯定了中国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之间的积极作用，并且认为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困减缓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均衡关系。郑长德（2006）也认为金融中介发展可抑制农村贫困发生率，同时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收入分配。
金融对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容忽视，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增设营业网点、提高存贷便利化程度、增加农民收入水平、促进经济增长等途径对减贫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服务体系不完善、保障机制不健全等因素限制，金融减贫的作用一直未能得到很好发挥。对此，丁志国等（2011）提出农村金融发展的间接效应高于直接效应，因此，政府应该将重点放在农村金融作用的间接效应上，而不是简单片面地强调直接效应，以便更好地发挥金融减贫作用。也有部分学者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并非线性，金融发展促进贫困减缓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随着时期长短、金融机构特点、农户收入水平和金融服务渠道不同，其作用强弱也表现各异，应根据各农村地区自身的差异，制定不同的金融减贫方案。米运生（2009）从金融自由化角度进行分析，表明国有商业银行农村网点的撤销，致使农民难以享有金融发展的好处，农村相对贫困提升。李新然表明小额信贷可缓解有生产能力的农民的资金困境，可以产生良好的扶贫效果。
2.2.2 金融减贫的影响因素
在贫困地区，农村金融运行和发展受到经济发展、交通状况、区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金融减贫问题存在与富裕地区不同的特征与困境。
在制度层面，农村金融的缺陷限制了对农民贫困和生计的改善。中国的农村金融市场大多是支离破碎的，农村融资效率低且供需失衡，几乎无法满足农村居民的金融需求。对此，冉光和、赵倩（2012），谷慎（2012）考虑不同区域的农村金融制度效率，表明中、西部落后地区明显低于东部地区，因此需要针对欠发达地区设置差异化的金融制度，以此防止资金外流。杨育民等（2006）则认为应以金融产权制度改革为先导，全面激活农村金融制度。
在供给层面，大多学者认为农村金融存在目标偏离贫困群体，贷款服务更为非贫困农户所获得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农业信贷额度小、农户缺乏抵押品、成本高、风险大，金融机构获利不足，无动力进行农业信贷产品的创新，而这进一步导致农村信贷的恶性循环。程恩江、Abdullahi D.Ahmed（2008）基于中国北方四个贫困县的农户调查，发现中国贫困地区所试验的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的小额信贷项目不能自动地瞄准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许多贫困农户将自身排除在小额信贷市场之外。林万龙、杨丛丛（2012）对仪陇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的实证研究显示，相对于资金互助社供给抑制，有效需求偏低才是抑制贫困农户获得信贷扶持的主要因素。
在需求层面，众多学者发现贫困农户的有效需求偏低。贫困农户的贷款需求以中短期小额需求为主，但实际发生的借贷大多为中长期贷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农户更少，绝大部分为关系型融资。刘西川、程恩江（2009）认为所调查的农户信贷需求主要受到数量、成本与风险的影响。刘明（2012）以陕西、青海的欠发达农村为例，认为关系型融资对不同的信贷来源作用效果不一致，虽然可以抑制民间金融的风险，但却滋长了正规金融的寻租活动。
综上，通过对金融机构供给与贫困地区农户需求的考察，不难发现金融机构目标偏离贫困群体和贫困农户自身需求抑制，是导致贫困农户参与正规信贷金融活动程度低的最主要原因，欠发达地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对农村经济发展促进不足也是另一重要原因。
2.2.3 金融减贫的作用机理
金融发展影响贫困减缓的途径有的是宏观的，有的是微观的。从宏观角度看，良好的金融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收入水平，而经济增长和初始收入又会影响穷人的收入水平，从而影响贫困减缓；从微观的角度看，金融机构的完善、规模的扩大，不仅提供了贫困人口提高收入的机会、降低风险的可能，甚至可以有效地减少对企业、家庭的融资约束，创造就业机会，穷人能否有效地获得这些金融服务对贫困减缓有着直接的影响。此外，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金融发展往往会出现波动，也就是金融风险，以及与之相伴的经济波动、价格波动等对贫困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构成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金融发展影响贫困的渠道。
理论上，金融发展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作用于贫困减缓（Odhiam-bo,2010），然而，无论何种方式，都离不开金融功能的作用。随着金融发展的深化，整个金融体系质和量的提高，使得其资源配置、公司治理、风险管理、金融服务（储蓄、贷款、保险、培训等）等功能日益明显化。金融发展的这些功能将直接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分配以及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数量，并作用于居民初始收入和就业机会等方面，从而对居民生活水平产生重要的影响。金融发展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为经济增长提供重要推动力。反贫困离不开经济发展，没有持续的经济增长，反贫困就不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此外，许多研究证明，金融发展不仅与经济增长相关，同时也能影响收入分配，只有贫困群体分享了经济发展的成果，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才能发挥。因此，金融减贫，应以金融发展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提高收入水平，降低金融波动的不良影响，从而达到贫困减缓的目标。因此，推动经济增长的金融发展（Levine,2004）对贫困减缓的作用不能忽视。虽然贫困的内涵越来越广泛，但收入水平低仍是贫困的重要标志。影响收入水平的经济增长、收入分配、金融服务获得成为金融发展影响贫困减缓的重要作用与途径。
除了这一宏观经济调节作用外，金融发展减贫还包含直接为贫困群体提供金融服务的方式。许多国家的反贫困经验表明，贫困群体在脱贫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的限制，如无法获得金融产品和服务、缺乏资金进行人力资源投资等。此时，金融机构，尤其是中小金融机构，能带来很多帮助，金融中介机构的金融服务获得对贫困减缓有着重要意义。一方面，正规的金融机构通过为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提供信贷资金，为农村地区提供金融服务，保障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从而推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民间借贷等非正规金融组织的存在，农村金融市场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难以忽视的影响。
2.2.4 金融减贫的影响机制
2.2.4.1 金融减贫的直接影响机制
穷人自有资本的局限性使其对金融服务（如储蓄、信贷等）的需求更为迫切，而金融发展扩大了企业和家庭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Beck, Demirguc Kunt and Martinez Peria,2007），即金融惠及贫困户。以需求为导向，瞄准穷人设计的金融服务产品供给，能通过促进交易、降低成本、平滑消费、降低风险的途径增加穷人可持续生计的潜力，减少贫困。从直接作用机制来看，表现为提供储蓄及信贷服务。
（1）金融的信贷功能减缓贫困
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信贷约束对穷人的影响尤甚，金融发展能够缓解穷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所面临的信贷约束。从金融与信贷的关系来看，一方面，信贷是金融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另一方面，信贷也能促进金融的发展。首先，通过建设更为完善的信贷体系，农户能获得更多的可贷资金，从而降低贫困，并助力于市场化的发展。其次，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小额信贷成为其发展普惠金融的一大重要金融手段，通过小额信贷惠及贫困户，缓解金融机构的“精英俘获”现象，使金融产品与贫困目标相匹配，纠正瞄准偏差。关于信贷的减贫效应影响机制，我们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阐述：
信贷通过提供外部资本来扩大农业投资，有利于提高生产率和产生规模经济效应。贫困户通过申请信贷，获得对设备、厂房、原材料等生产性资产的投资，提高生产力，获得更多的产出。
信贷进军贫困地区改善了农村的经济结构，增加了贫困人口的就业机会。我国农村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这种模式生产效率低下，劳动力成本较高，其显著提升了农民工就业的机会成本。信贷的进入缓解了贫困人口“资金难”的问题，在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上，其能通过初始资本进行非农自营活动，谋求更高的收入。同时，就业的转变带来了产业结构的转型，贫困户可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由此导致家庭收入结构的转变。
信贷的增加提升了贫困户的个体素质。在提供信贷资金的同时，大多数金融机构会附带技术培训服务。通过技术服务和技术培训，信贷服务增加了贫困户的生产知识和技能，增强其对于经济信息的接受度，在当今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中，其生存能力得到锻炼，从主观上增强脱贫致富的信念。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贫困户将信贷支持转换为可使用的技术或可观察的人力资源效率，产生溢出效应（即“学习曲线效应”），最终为贫困户带来家庭经营的边际成本递减，增加其收入总量。
信贷服务降低了贫困户所面临的风险及脆弱性。从短期来看，贫困户所面临的自然灾害对其收入的影响较大；而从长期来看，风险与脆弱性又成为导致贫困迭代的结构性因素，因而从风险及脆弱性角度减缓贫困是一大核心因素。在缺少储蓄或保险时，信贷可以帮助穷人建立更正规、更可靠的多元化收入渠道，平滑消费，增加储蓄和资产，扩大信贷选择，改善家庭资金管理。这些综合效应虽然不能增加穷人收入水平，但有利于提高穷人应对危机和冲击的能力，发展信贷服务和金融市场有利于贫困减缓。
信贷服务调整资源配置，优化贫困户收入分配。一般认为，贫困户的储蓄能力较弱，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这导致了贫困户的生产机会和资源禀赋与其他阶层的差异，进而导致了收入差异的逐步拉大。信贷服务优化资源配置，改善贫困户的生产机会和资源禀赋，减少了收入差异。
鉴于金融体系日趋完善，越来越具竞争力，它更有能力和意愿去承担小额信贷的高额成本。例如，拉丁美洲商业银行开始像小额信贷机构那样向穷人发放贷款。而且，非正规金融信贷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也变得越来越容易，而在这之前其往往是穷人借贷的唯一来源。金融体系的发展也为非正规金融机构提供了投资获利机会。最后，在竞争性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框架下，获得信贷能够使穷人平滑消费，减少外部冲击的脆弱性，积累人力资本，从而提高收入水平。
信贷服务挤压了农村非正规金融服务的生存空间，有利于减少农户债务负担与遭受欺诈的风险。非正规金融机构往往存在经营目标异化、经营行为不规范、信用行为的欺诈性、信用行为不规范等问题。在此情况下，贷款人可能陷入利率欺诈和暴力追债的险境。
将社区性的农民合作组织嵌入信贷减贫体系中的组织嵌入型扶贫贷款模式有助于将更多的农户纳入信贷减贫体系，扩大信贷减贫体系的覆盖面，同时能更加精准的瞄准贫困农户。同时，合作组织中农户的相互监督与相互激励机制能提高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组织嵌入型扶贫贷款模式同时也可克服单个农户抗风险能力弱的缺陷。
信贷减贫体系的动态激励机制。动态激励机制是在多重博弈中，信用社在经营小额信贷业务时，将信贷农户的历史记录和对其未来行为的预期纳入合约中，从而促进农户改善还款的行为。如果借款农户拖欠或不能偿还所贷款项时，信用社会降低其再次获得资金的可能性，甚至不再对其提供贷款；偿还信贷资金表现良好的农户在后续借款时可以获得更高金额的借贷资金，即信用社对其实行累进贷款，从而增加了借款农户逃避其债务的机会成本，对其顺利履行合约产生了正向激励作用。
小额信贷的团体贷款筛选机制。小组信贷目前是大多数小额信贷所釆用的一项重要制度，通过借款者之间的自我组合与筛选，以及小组成员自我甄别风险特征，从而将不同风险程度的借贷者分离开来，并通过设计针对不同风险特征的信贷合同，利用连带责任方式及时有效地淘汰小组中的违约者或潜在违约者。这种机制缓解了贷款者和借贷者之间的信息约束即信息不对称，高效地化解了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并在违约有可能发生或已发生的情况下，通过社会资本与连带责任派生出的来自小组其他成员的压力，增加借贷合同的执行效率。
信贷服务有利于优化农村信用环境，促进农村金融的完善。信贷服务的扩展实质是信用制度在农村的扩张。在信用制度的扩张中，有助于农户树立和培养现代金融意识，改善农村信用环境，为农村金融进一步的创新和发展奠定基础。
信贷修正了农户家庭经营的生产函数，追加的资金通过生产过程中的流动性和集聚性配置，形成效率扩散效应，使得在不增加其他要素的情况下，通过要素结构的改善来有利于农户产业的定位和产品结构的转换。农户生产经营的要素调整，能够实现低效率向高效率均衡的改进，实现生产函数的改进从而增加农业的产出和农民的收入。另外，若农户将获得的资金转换为技术或人力资源效率的改善，会形成技术或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出现家庭经营边际成本的递减。农户由于获得资本支持，能够在既定的经营安排下，实现产品品种从量到质的转换。由于新要素投入的追加，农业中经济资源的含量和资源的产出效率趋于上升，实现了农业资源配置的改善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是农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也是农业生产中高效率资源替代低效率资源的过程，即实现“低效率均衡”传统农业向“高效率均衡”现代农业的迈进。
扶贫信贷消减金融排斥对贫困户贷款的影响。金融排斥包括以下几个维度：地理排斥、条件排斥、评估排斥、价格排斥、营销排斥以及自我排斥。地理排斥指由于被排斥对象无法就近获得金融服务，因而依赖各种交通工具到距离较远的金融中介获取服务；条件排斥则是指经济主体获取金融产品存在附加条件且条件不合理；评估排斥是指主流金融机构通过风险评估手段对经济主体施加的准入限制；价格排斥是指金融产品价格过高并超出了某些主体的偿付能力，将这些经济主体排斥在外；营销排斥是指主流金融机构的目标营销策略，往往会将某类人群有效排除；自我排斥则与被排斥主体的自身经历和心理因素相关，是被排斥主体主动将自身排斥在主流金融体系之外。贫困农户由于自身资源不足，在这个多维度评价体系中始终处于农村金融的雷区，因而被金融市场排斥在外。小额信贷制度设计的出发点也是基于此前提。一般认为，在农村金融市场，贫困农户在正规金融机构的技术评价体系中，受到识别歧视，导致其融资能力下降，发展路径堵塞，但小额信贷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排斥，通过信用与联保这样的软信息，解决了传统金融机构评价体系只注重硬信息的缺陷，帮助贫困农户增加资本投入，摆脱贫困。
小额信贷的公共品特性。根据公共经济学理论，人们的消费品分为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按照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的定义，纯粹的公共产品或劳务是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或劳务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种产品或劳务消费的减少。公共物品是相对于私人物品而言的，其特征有两个：一是消费中的非排他性，二是消费中的非竞争性。而凡是可以由个别消费者所占有和享用，具有敌对性、排他性和可分性的产品就是私人产品。介于二者之间的产品称为准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亦称为“混合产品”。这类产品通常只具备上述两个特性中的一个，而另一个则表现为不充分。在一个完全由有效的市场进行信贷资金配置的体制下，资金的流动将由投资的回报率决定。一个群体的投资回报率较高，则资金就会流入该群体。从公共经济学角度来看，小额信贷是一种具有利益外溢特征，即正外部性的公共产品。这是因为小额信贷具有规模效应，其贷款规模增加引起服务的边际成本是微乎其微的，且不存在像私人物品那样在消费中的替代效应，导致其具有弱竞争性，体现了其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性。加上金融资源本身是稀缺的，为了促进贫困人群发展，需要政府提供公共金融产品。这时，小额信贷作为一个准公共产品，不仅保证了政府在扶贫公共政策上的支持，而且确保了间接金融的优势，即保证了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有效解决了贫困群体获取信贷支持的瓶颈。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认为，有效解决贫困人群融资困难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公共职能之一，这也是小额信贷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的原因。
金融约束理论在信贷扶贫中的作用。金融约束，是指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对一系列的金融制度进行安排，从而限制银行类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以及直接融资对银行类金融中介的替代，并促使事实存在的存贷款利率高于完全竞争市场下的均衡利率水平，从而为相关金融机构和生产部门创造出可能性租金收入。金融约束论认为，最优市场配置的前提是假设信息具有完全性，但客观事实在于，现实中的金融信贷市场往往是不具有完全信息特征的即市场信息不完全，因而产生了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委托代理行为，这些也通常是金融市场不可消除的严重缺陷。在这种金融市场发生一定程度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干预就变成了一种必然选择的方式。小额信贷扶贫从本质上来说就是金融约束理论的实践形式之一。由于在农村信贷市场上，贫困农户与正规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必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干预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时小额信贷作为一种最为可行的选择，成了利益相关体的首选，扩大了农村金融市场的覆盖面，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信贷扶贫有助于解决贫困群体在信贷市场融资发生的市场失灵问题。市场失灵是指在完全自由的经济条件下，市场无法有效率地分配商品和劳务的情况。“市场失灵”一旦出现，政府干预就是一个很必要的选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资源配置有其有效的一面，但是也有其失灵的时候。一方面，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机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但是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有其局限性，仅仅靠市场自身是难以克服的，如果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调节会使其缺陷大于优势，导致“市场失灵”。因此当出现市场无效的情况下，借助于市场之外的力量——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弥补市场失灵，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贫困群体在信贷市场融资发生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是贫困群体和金融机构间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指交易双方的一方拥有相关的信息而另一方没有这些信息，或一方比另一方拥有的相关信息更多，从而对信息劣势者的决策造成不利影响的情况。信息不对称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事前信息不对称，第二类是事后信息不对称。在信息经济学理论中，事前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事后信息不对称导致道德风险。在与贫困者相关的信贷市场上，事前信息不对称，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贫困户对投资项目盈利大小的掌控能力的信息不对称；二是贫困户偿还能力的信息不对称。事后信息不对称，主要是指贫困户偿还意愿强弱以及是否努力工作。这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出来解决贫困户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必然选择。小额信贷扶贫作为一种金融制度安排，一方面通过政府相应机关对贫困户给予评价及监督，并给予贷款发放金融机构一定补偿，解决了金融机构的贷前、贷中、贷后风险，规避了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另一方面，通过政府的政策宣传，使符合条件的贫困人群根据自己的现实状况，选择是否需要通过信贷资金来加大生产投入或者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摆脱贫困。
（2）金融储蓄服务减缓贫困
储蓄是金融服务的一个主要功能构成，对于贫困户来说，储蓄不失为一种良好的投资方式。不少学者通过空间计量分析金融支农减贫效应，发现农户自持资金对减贫的增效并不显著，其原因主要是农民自身视角的狭隘，基于此做出的投资容易产生投资损失。金融储蓄具有低风险低回报率的特征，可以为贫困人口提供安全的资金积累方式，使其获得利息收入。将现金变成存款虽然缺乏流动性，但是这种约束恰恰可以使得这笔钱不被随意使用，而用于将来较大、预期消费或投资的支付，从而实现对资金的合理规划与使用，可以帮助贫困户实现基本的投资理财，取得适当的投资收入。
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2004）指出，金融服务通过两种途径对贫困减少产生直接影响：一是金融部门向穷人提供信贷服务。信贷服务可以使穷人有能力投资于新技术，也可以提高穷人的教育和健康水平，这些都将提高穷人的生产力，帮助他们摆脱贫困。二是金融部门向穷人提供储蓄服务。储蓄服务可以帮助穷人积累资金，从而可以帮助穷人平滑其消费，抵御收入不稳定带来的风险。Floro（2007）的研究发现，通过提高穷人应对风险的能力，能够降低其脆弱性，进而有利于减贫。当穷人的收入和支出出现意料外的波动时，储蓄可以帮助穷人平滑消费，增加对经济和健康恶化等打击的适应能力，降低由此而导致贫困的关联性。三是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对于农村地区居民具有一定的影响，节气也会影响着不同农产品的产量，进而导致了收入的不稳定性。对于农村贫困户来说，在有闲置资金时进行储蓄，以应对不时之需，对于降低收入不稳定带来的风险有很大的作用，避免了贫困户因短时间入不敷出而导致的生活水平下降、健康状况不能保证或农产品初期种养无法投入、低价卖出生产性资产等问题。同时，有一定的储蓄资金，也能降低脱贫人口返贫的概率。
储蓄服务包括服务态度、服务质量、服务机制、服务方式以及服务手段。储蓄服务，作为金融机构的主要职能，能够积聚社会闲置资金，支持生产，调节流通，引导消费，改善宏观控制。储蓄，有时被认为是好于信贷的金融工具。相较于信贷服务，储蓄服务是没有门槛的，理论上是所有贫困户都可以获得的。但在储蓄服务上，多维贫困对农户储蓄倾向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程度越深，农户越倾向于不参与储蓄服务，因此储蓄服务客户集中在非贫困户，只实现了对农村贫困户的部分覆盖，几乎没有覆盖到最贫困户（杨畅，2015）。因此，金融储蓄服务的改革，可以增加最贫困户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在帮助贫困户积累闲置资金的同时有利于金融机构对地区贫困人口收入的监控，记录收入变化，便于更精准地扶贫减贫。
储蓄资金可以创造更多的信贷和融资供给。储蓄是金融机构对外贷放和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在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的影响下，动员储蓄可以满足更多的信贷和大规模的融资供给，帮助贫困家庭投资于生产性资产或帮助小企业融资，实现贫困家庭的自我雇佣，从而提高收入水平。绝大多数贫困阶层不可能经营企业，但他们却会不定期地储蓄。通过利用贫困家庭的储蓄资金，能够充分调动贫困地区地方性金融机构的融资供给，推动当地生产经营的发展。
储蓄服务不但可增加个人收入，满足投资的需要，同时是贫困家庭的第一道防线，使之适应可预见生命周期的需求，平滑消费，降低抵御风险的脆弱性，增强对不可预知负面事件的应对能力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创造更多的信贷和融资供给的前提，有利于满足社会资本积累和投融资的需要。
2.2.4.2 金融减贫的间接影响机制
（1）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
正如Honohan（2004）所提出的“经济增长是金融发展缓解贫困的一大重要间接途径”，学者们广泛认为金融可以通过发展经济的途径实现减缓贫困的目标。然而，学术界在金融推动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增长减缓贫困的具体路径研究中却存在巨大的争议。
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最早起源于货币理论中货币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探讨。古典学派的“两分法”认为货币仅为覆盖于实物经济之上的“面纱”，与经济的运行并无必然联系。他们将经济体系分为货币层次与实物层次，实物价格变化由其自身供求决定，而物价水平即货币价格变换则由货币的供求决定，二者没有关联性。随着经济的发展，货币的功能得以扩展，相关理论的研究也逐步深入到货币的经济作用。瑞典经济学家魏克塞提出，货币不是中性的，而是能影响经济运行的重要变量，是影响经济波动的利率杠杆。美藉奥地利学者Joseph Schumpeter则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银行企业具有信用创造能力并可以将创造出来的货币发放给符合借贷要求的具有新产品研发和生产能力的企业，借此促进创新，从而促使经济发展。这一理论将银行的信用创造与生产资本形成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吻合信用支持经济发展的实际。Dillard总结提出的货币制度理论，指出产出是资本、劳动与货币的生产函数，货币是影响实体经济产出的重要变量，能够通过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增加有效需求从而刺激产出增加；反之，货币资本收缩，也将引起经济周期发生波动。波林等总结了马克思的内生货币理论，认为货币在经济系统逻辑的内在力量驱动下，内生于以货币效用为主要内容的商业活动中，因经济中的商品特性不可能消失，货币的内生性不可能被消灭或中立。内生货币的数量，由商品交易量和商品的平均价格决定。因货币具有广义内生性，货币管理机构的职能与权限也是内生的，对于供给货币量和流通中的货币量无法直接调节。20世纪中叶，凯恩斯提出，中央银行管理通货能够助推经济发展，只要增加货币供应量，就能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增加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从而推动经济发展。为应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所出现的问题，他主张银行通过信用调节使得自然利率与货币市场利率相等，从而平衡储蓄与投资、平衡经济；在资本主义经济出现危机时，主张通过增加投资来降低资本边际效率，降低利率以刺激再投资，并借助于投资的乘数效应，增加收入扩大就业，引导经济走向繁荣。这一理论虽然将货币与就业、产出联系起来，使得实物利率过渡到货币利率，但仍未将货币融入资本主义经济生产过程中解释，缺乏将货币理论经济化的微观理论基础。熊彼特在其货币促进经济增长理论中提出，不具有现实商品流通基础的信用即“非正常信用”，相比于凭借商业票据获得的银行贷款即“正常信用”而言更能够促进利润增加，提高收入和物价从而促进经济发展。1965年，J.Tobin发表了论文《货币与经济增长》，货币增长理论已具雏形。在托宾看来，国家可以通过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从而影响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进而影响投资，最终实现影响经济增长的目标。托宾的理论可以简要表示为：
其中，YD为实际可支配收入，Y为国民收入，
为实际现金额，u 为货币增长率，π 为物价上升率。通过该方程我们可以发现，实际可支配收入，由国民收入水平、实际现金额、货币增长率和物价上升水平共同决定。由于国家可以通过调整利率或者其他货币政策调整实际现金额，影响实际可支配收入，进而影响社会储蓄（等于储蓄率与总可支配收入的乘积），达到通过影响投资来影响经济增长的目的。通过这些理论可进一步认识到，金融的微观元素——货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受托宾研究的启示，以H.Gjohson和D.Patin KIN为代表的一系列学者先后提出“货币增长理论”，旨在说明货币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虽然这些理论将储蓄和投资函数看作是相互独立的变量，强调市场本身的不均衡状态，并在实物资本和货币资产之外增加了债权资产，但由于这些理论均以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作为研究的背景与对象，并未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因此不能直接运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在此背景下，金融发展理论得以创立。
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兴起的金融发展流派，着重分析了金融与经济两者之间的关系。美国经济学家John G.Gurley and Edward S. Shaw在合作发表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两篇论文中提出，金融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经济的发展是金融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金融发展又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亦获得发展，这种发展不仅表现在各种非货币金融资产的涌现及其数量的增多，也表现为各种非银行金融中介的建立和发展。Patrick（1966）首次阐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及主次关系，并在其论文《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中提出，应将“供给优先”和“需求追随”两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探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就前者而言，它强调经济增长会对金融服务产生需求，从而推动金融不断发展。后者侧重于金融服务的供给先于经济增长需求，金融发展有助于推动实体经济的增长。此外，他还认为这两种金融发展路径会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推移而发生转换，也就是在经济发展之初，供给引导型金融居于主导地位，而随着经济向成熟阶段发展，需求尾随型金融会逐渐取代供给引导而占据主导地位。
King and Levine（1993）从金融功能的角度将金融变量内生化引入金融机构效能指标研究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得出金融中介的规模和功能的发展有利于促进资本形成、提高经济效益以及刺激经济增长。Rousseau and Wacthte（1998）的研究也指出金融制度对资本产出具有一定的作用，金融中介结构的建立可以促进经济更好发展。Felix Rioja and Neven Valev（2004）认为对于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金融发展是通过扩大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而对于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金融发展是通过提高资本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同时，金融发展带来的储蓄率转化以及资本的社会边际产出率的增加提高了资本积累的速率，因此金融发展主要通过提高资本利用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约翰·希克斯（Jonhn Hicks, 1969）在《经济史理论》一书中，提出金融体系加速了资本积累，金融革命的发生刺激了工业革命的过程。戈德史密斯（Raymond W. Goldsmirh）则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得出同一类型国家在不同时期的金融结构也不尽相同的结论，认为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改变。
麦金农（Ronald I.Mckinnon）和肖（Edward S.Shaw）于1973年出版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正式创立金融发展理论。该理论选取存在金融抑制的发展中国家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分析框架来考察金融抑制现象，揭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特征，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的路径。与其他理论的区别是，与之前的主流观点——金融部门有别于其他经济部门，政府的干预是其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不同，麦金农和肖认为，正是由于政府对利率和银行信贷的严格管制等金融抑制行为，导致实际利率为负，社会储蓄率低，使资本积累趋于缓慢，从而损害了投资配置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经济发展受到阻碍。反之，若实行较高的实际利率以消除金融抑制，减轻经济的分割性，经济会得到健康的发展。实现实际利率和汇率的自由化，是发展中国家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路径，低于均衡水平的实际利率与高估的本币等金融抑制现象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显而易见，金融发展理论克服了前人将金融特征一视同仁、忽视了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的特殊性的缺点，弥补了传统发展理论对货币金融因素重视不足的缺陷，但缺乏数学推导。马尔科帕加洛（Pagano,1993）构建了一个简单的内生增长模型并指出，通过提高储蓄—投资转化率、资本配置率和私人储蓄率三种方式能够发展金融。
本书将通过哈罗德—多马模型，阐释金融深化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理。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基本假定如下：
①社会上存在两种类型经济活动，即：I 表示投资，C 表示消费，P表示价格，PI/PC表示相对价格比率。
②边际储蓄倾向s给定，且：
上式中，s表示边际储蓄倾向，Y表示产出，ΔS表示净储蓄，ΔY表示净产出。对于给定投资率时，储蓄等于投资。
③如不考虑技术进步和折旧，总投资和净投资相等。给定资本产出率（用V表示），其中资本用K表示，ΔK表示净资本，并且
④给定资本劳动比率σ。
⑤设定劳动力（用L表示）按一种外生决定的比率n增长，表示如下：
⑥假设企业家完全理性，进行了充分的市场分析，其投资是为了在一定的产出水平上达到预期的资本产出比率，从而形成既定的增长率。根据上述假设推出实际增长率如下：
即：
式中，G表示经济增长率；S表示社会储蓄倾向（储蓄率）; V为资本产出比率（或投资系数），表示在一定的产量下投资需求；σ是V 的倒数，为资本生产率，或者称为投资效率。上式说明，实际经济增长率是由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率（或投资效率）共同决定。当然上述并行的假设并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实际，其分析结论也只是适合于分析短暂的经济增长情况。
而且从长期看来，s 和σ并非固定不变，以s（t）和σ（t）分别表示变化的储蓄率和投资效率，则有：
在I=S（即假设社会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的均衡条件下，可以推出经济增长的长期决定因素为：
根据麦金农和肖的理论，储蓄倾向是受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村金融深化程度影响的一个变量，所以并非是一个常数。用P 表示金融深化的指标，则：
将（2.10）带入（2.9）得到
投资效率σ也受到金融深化的影响，即：
将（2.12）带入（2.8），可以得到：
由（2.11）、（2.13）可知，随着农村金融深化的推进、实际利率水平的上升，农村储蓄倾向得到增强，农村的投资效率也会不断得到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也将随之提高，证明金融对贫困的减缓作用。
无论是对历史研究的回顾还是对数理推导的说明，均表示金融发展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经济的增长是能起积极作用的。
进一步分析经济增长对贫困减缓的影响效应，现有研究表明其作用机理为惠及贫困户，即通过扩大就业、增加社会总支出来提供更多的经济创收的机会。关于理论作用机制，可概括为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和亲贫式经济增长。
涓滴效应是指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会自发地从富裕群体向贫困群体流动和转移，从而贫困群体也能间接地从经济增长中受益，贫困状况得到缓解（Dollar et al.2002）。其作用机制主要是，富人首先从经济增长中得到好处，然后富人通过带动投资、消费，影响就业，进而通过乘数效应增加贫困户的收入状况。Bhalla（2001）指出经济增长对于减少贫困有决定作用，要达到减少贫困的目的，就必须通过各种途径使得经济得到增长，但是经济增长得越快不一定代表贫困减少得越快，经济没有增长也不意味着贫困没有减少。Kraay（2002）在发现经济增长会给包括穷人在内的所有人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发现政府单纯的经济政策对穷人收入所占份额并不会起什么作用。如果这些研究成果普遍成立，则说明随着经济的增长，贫困会自动减缓。然而，贫困并未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而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缓解，涓滴效应自动减贫的观点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和批判。
此时，一部分人提出亲贫式增长，其主张是，穷人应直接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好处，而不是间接。穷人与富人相比，在自由市场竞争中缺乏原始资本的积累，在起步阶段便被激烈的市场竞争淘汰，而富人却获益良多。这时有些国家实行有益于富人的政策，使得穷人与富人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贫困不仅得不到减缓，反而更为严重。此时，政府若专门制定一个倾向于贫困人群的发展战略，便能使得贫困人群在经济增长中获益更多，减缓贫困。学术界已广泛认识到，亲贫式增长提出的主张，虽然经济增长对贫困的减少有绝对作用，但收入分配的不均等一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有减缓、抵消作用。Bhagwati（1995）指出，经济增长中的一些高增长，不仅不能使贫困减少，反而在这个过程中贫困人口越来越多，究其原因是高增长的过程中同时带来了不均等的现象——这里的不均等不仅指收入分配的不均等，还有社会机会的不均等。经济中高增长的部分很可能被这些不均等的因素抵消。
总的来说，贫困的减缓离不开经济增长，但贫困人群具体从经济增长中获得的效益却依赖于收入分配状况、人力资本、资源禀赋等（阮敬，2008）。例如，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通过先富带动后富，能激发后进人群的动力，贫困者也能通过涓流效应自动获得经济增长的好处，减贫效果明显。但在经济增长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力资源的累积效应开始生效，资源禀赋格局初步形成，收入差距扩大，抵消了由于经济增长带来的贫困减缓效应，贫困减缓效应开始不明显，甚至在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还会出现脱贫后返贫的现象。这时涓流效应已经不明显，只有采用亲贫式增长的方式才能减缓贫困。通过对贫困人群制定倾向性政策，使其能够直接在经济增长中获得好处，能有效地减缓贫困。目前，我国实行的精准扶贫政策正是亲贫式增长理论所提倡的方法，能有效地减缓贫困。
（2）金融发展的分配效应
金融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可以实现经济资源在不同社会群体间的转移和配置。因此，金融发展会影响经济利益在不同群体间的分配。金融的趋利性及“精英俘获”现象，会导致其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呈现嫌贫爱富的特征，如果金融发展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公，那么其分配效应会对贫困的减缓起抑制作用（Galbis,1977），反之，如果金融发展能缩小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那么金融的发展将有助于贫困的减缓。
目前，国内外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主要存在三种分歧。第一，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存在倒U形关系；第二，金融发展会缩小贫富差距；第三，金融发展可能扩大贫富差距。本书将通过对相关成果的阐述，具体说明这三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他们率先通过建立动态模型研究在库兹涅茨假设下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之间的倒U形关系。初期低收入群体由于融资成本（例如金融机构收取的中介费用）原因参与金融市场受到限制，而高收入群体能通过融资活动进行项目投资获取收益，扩大其财富拥有量，收入差距逐渐扩大。而伴随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个体的收入水平逐渐提高，相对于固定融资成本，之前低收入群体将能进入金融市场进行融资，收入差距不断减少。具体来说，Greenwood-Jovanovic模型（简称G-J模型）假设在社会中存在两种投资方式，每个人在一期中只能选择一种投资方式，一种投资于收益率较低的无风险资产，另一种投资于高风险高收益的风险项目，比如股票买卖。由于每个投资者仅仅掌握了一部分关于投资项目的信息，因此对其而言只有综合投资收益是可观察到的，但对整个经济的平均收益率和具体项目的盈利状况缺乏了解。金融中介手中掌握较为充分的关于项目投资的信息，这些信息能为金融中介机构掌握市场动态分析项目收益提供便利，因此能获得较高的收益。与金融机构有合作关系的存款人也因此能获得较高的收益。但金融中介机构的服务并非可免费获得的，在第一次享受金融中介机构服务时需要支付部分固定成本，并且在之后的交易需要支付一定比例的可变成本。这样一来形成一种金融服务门槛，这种门槛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在经济发展初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来修建和维护基本的服务设施，以实现获取金融信息的目标。穷人因为经济实力不足被金融机构拒之于门外导致不能享受金融服务，只有收入较高的且愿意支付费用的少数人才能享受到金融服务进而获得较高的收益，收入也得到了进一步提高，穷人和富人由于财富的不同导致投资收益率也不同，因此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但随着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金融中介机构数量增长、规模变大，穷人可以通过保持更高的储蓄率在未来跨域门槛。但随着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金融中介机构数量增长、规模变大。经营效率提升，伴随着金融中介经营规模的扩大，其平均成本在下降，门槛降低，穷人通过逐渐积累的财富越过门槛财富水平，从而获得充分的金融中介服务。这时穷人和富人均能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率，收入分配差距格局会逐渐改变，收入差距会逐步缩小，最终稳定在相对比较平等的水平上，即随着金融发展收入，分配差距经历了一个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呈现倒U形曲线状态。
在G-J模型提出后，经济学家围绕着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倒U形关系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丰富了G-J模型的理论内涵。Mur-phy、Sheifer和Vishy从经济增长的规模和产业升级角度入手，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不平等性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伴随着农业部门的萎缩，劳动力将会转移到生产效率较高的现代产业部门，在这个过程中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性将会逐渐增大，并且这一过程只有持续到工业化阶段才会结束。Aghion and Bolton（1997）在信贷市场不完善的假设下，建立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模型，提出在资本积累的初始阶段收入差距会扩大，但在后期阶段更有利于穷人，收入差距将会逐步的收敛，资本积累与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路径近似库兹涅茨曲线。他提出财富的分配状况取决于均衡利率和经济增长的状态，而借贷市场的均衡利率由资金供求的相互作用内生决定。逆向选择、道德风险是信贷市场不完善和持续收入不平等的根源。在富人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其充足的资金会使得借贷市场资金充裕，利率下降，由于富人的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最终成为贷款人，而穷人的资本边际生产率递增最终成为借款人，于是穷人能以较低利率取得更多的贷款，从而走出贫困陷阱，与富人的收入差距缩小。Aghion and Bolton从模型中得到三个结论：①当资本积累率足够高时，财富从富人流向穷人，收入分配差距缩小；②政府的干预可以加速资本积累的进程，再分配政策能够提高长期的生产效率，最终到达一个有效的资源分配状况，但是一次性的再分配只有临时效应，永久的再分配政策才能发挥永久的作用。Townsend（2003）使用G-J模型，发现在金融发展的作用下收入差距曲线的增长路径遵循库兹涅茨曲线，而穷人在初期，进入金融市场的成本较高，因此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发展对贫困人口生活水平的影响也会呈现出这种G-J效应，即先恶化后改善的效应。
然而，Galor and Zeira（1993）通过两部门且代与代之间存在遗赠的跨期经济模型对收入分配效应进行分析，得出在有信用约束以及对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投资不可分割的情况下，贫富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不会出现长期收敛效应，拒绝两者间的倒U形关系。
Galor和Zeira提出，在有信用约束的情况下，银行等金融机构会更倾向于向有偿还能力或声誉良好的富人融资，限制穷人的投资机会，从而富人有更多的机会对人力资本与技术资本进行高回报投资，进而加大贫富差距。但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信用约束降低，收入差距会缩小，但初始财富分配不均的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会远低于初始财富分配较为平等的国家。Banerjee and Newman（1993）在信贷市场约束不完善的假设下，从职业选择角度分析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构建三部门模型，研究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在信贷市场不完善时，即使穷人拥有更好的创意也不能取得贷款，只有拥有远超穷人融资能力的富人才可以取得贷款。穷人因资金缺乏，为工资工作，不能自我雇佣，富人从事高投资回报行业，变为雇佣工人的企业家。初始财富影响个体的职业选择，在劳动力市场供求和均衡工资水平确定的情况下，稳态均衡时各种职业的收入回报决定了财富分配，并通过代际转移影响长期收入分配状况。而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穷人信贷约束放松，职业结构发生改变，穷人也可以选择成为企业家，收入差距自然缩小。除此之外，研究发现，政府的一次性再分配政策可能对收入分配产生永久的影响。
Beck、Demirg-Kunt and Levine（2007）更为注重金融发展对穷人的影响。他们利用1980—2005年的跨国数据，在解释变量中加入基尼系数的滞后项，考虑收入不平等的动态变化，研究发现：①金融发展与基尼系数增长率负相关，说明金融发展降低了收入不平等；②金融发展更有利于穷人，它使穷人收入增长快于每单位资本的平均增长，而其对最穷人口收入的影响归因于其缩小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另外归因于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③金融发展对缓解贫困有显著的积极作用，降低了日均生活消费少于1美元的人口的比例，同样分别归因于其对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的影响。Dollar and Kraay（2000）和Gross（2001），指出通过金融体系的逐渐完善就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进而不断提高生活水平，达到减少甚至消除贫困的目的。Barr（2005）认为“微型金融”提供了穷人小的信贷项目、储蓄、保险等金融服务，这些都有利于减少贫困，“微型金融”在金融发展中起着重要的降低贫困的作用。
在前两者观点争鸣时，部分人提出了第三种观点，金融发展会扩大收入差距。
这些人将金融家描述为贪婪的中间商，只为富人和具有政治联系的企业服务，这些“上层”成为金融发展的唯一获益者，穷人面临的只有更多的障碍，尤其是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趋势还将得到加强。
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主要有五个：
（1）个体能力的差异，在金融发展的过程中，能力强的个体进入高投资回报的行业，而能力差的个体则在市场的选择下成为工人，社会收入差距扩大。
（2）资本是趋利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存在的目的是要获得利润，因此在发放贷款时，会有意识地选择偿还能力强的优质客户，而放弃偿还能力低甚至无偿还能力的劣质客户，自然而然的，资金会自动流向富人，穷人和小微企业难以取得贷款，只能依赖于非正式的家庭联系取得资金，因此，金融发展（更多表现为正式金融部门的扩展）仅使富人受益，穷人则未分享到发展成果。
（3）内部人设置进入障碍。Claessens and Perotti指出金融发展带来金融体系的深度发展而非宽度发展，从而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企业和家庭的金融可得性是扭曲的。影响可得性的原因不仅是自身经济条件，还在于内部人设置的进入障碍。在薄弱的制度体系下，金融规则很容易被内部人控制，他们利用信息、资本和权力等优势抵制那些损害其影响力和利益的变化，通过限制穷人和小微企业获得金融服务以压制竞争、阻止进入（Acemoglu and Robinson,2005; Rajan and Zingales,2003）。“内部人”指的是既得利益群体，可能是社会精英、权贵或者有政治联系的人，他们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小。金融发展使得内部人获得大部分利益，发展成果没有惠及弱势群体，利益集中化而风险社会化。存在这样的循环：初始财富不平等——政治势力不平等——金融获得不平等机会——加剧初始不平等，金融自由化在实践中将产生更严重持久的不平等。Maurrer and Haber（2003）也提出，在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推行过程中，低收入群体的融资渠道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扩展，低收入群体融资难的窘况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相反富人和具有政治背景关系的企业依然能比低收入群体得到更多的金融服务尤其是信贷服务，金融发展更多的是拓宽了他们得到信贷支持的渠道，其结果是低收入者的相对收入反而下降了，高收入群体的富人和低收入群体穷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但没有因为金融发展而降低，反而进一步拉大。
（4）金融发展影响劳动力市场。Jezmanowski and Nabar（2014）基于内生增长模型证明了美国20世纪最后20年的金融发展是不同技能劳动力工资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金融管制放松，金融市场复杂度上升，允许养老金投资高风险资产，新项目的金融摩擦减少，导致企业形式改变，大量小企业成立，技术创新加快，生产方式发生变化，熟练技能工人离开制造业进入研发部门，制造业对熟练技能工人的需求出现缺口，而新企业生产效率较高，技术溢价，共同推升了熟练技能工人的工资水平，低技能工人生产效率的提高慢于其相对工资下降的速度（Acemoglu,1998、1999），他们之间的工资分配不平等扩大。
（5）金融危机扩大收入差距，Galbraith and Lu（1999）从金融危机的角度出发研究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的关系。他们以全球发生的几起典型金融危机为案例分析金融危机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指出金融危机存在增加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平等的倾向，与有管制的劳动力市场相比，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不平等倾向更为明显，例如在金融危机过后，亚洲的劳动力市场受到的冲击要小于自由开放的拉丁美洲劳动力市场。Arestis and Cancer（2004）则致力于研究金融危机和金融自由化影响贫困的具体机制。他们指出金融危机在影响富人的生活标准的同时也会影响穷人的脱贫能力。在金融危机背景下，金融自由化使得更多的资金投入到非正规部门和增加穷人的信贷能力，然而穷人由于缺乏技能和管理资金的能力，从中获益是很少的，从而导致全社会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最终造成穷人收入的减少。
上述三种观点均是从影响穷人可贷资金的数目来说明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总结得出的结论是：穷人获得的可贷资金数量能直接影响其贫困程度，获得的可贷资金越多就越容易脱贫，获得的可贷资金越少就越容易陷于贫困中。认为金融发展最终会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两方主要是从金融发展会使得金融市场完善、信贷约束放宽的角度出发，提供证据；而反对方主要从金融市场因其自身的趋利性、内部性导致穷人不能公平地获得贷款的方向提供证据。因此，要使金融减缓贫困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就必须进行政策的倾斜，削弱金融市场本身的不足，实现精准扶贫，确保穷人的可贷资金数量，缩小贫富差距，最终达到减缓贫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