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文献综述
1.2.1 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国外研究
早期金融发展和贫困减缓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国外学者较早揭示了金融与经济的联系，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充分研究了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内在关联性。
（1）金融发展能促进贫困减缓
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发展能促进贫困减缓。从使用数据类型的角度，Burges和Pande（2005）使用时间序列数据，来证实金融发展能促进贫困减缓。而Akhter et al.（2010）、Li et al.（1998）和Geda等（2006）利用面板数据，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并且还认为金融发展能促进教育、医疗事业在贫困地区的发展，有减缓贫困的作用。LiH. Squire. L. and Zou. H（1998）运用面板数据得出结论，金融发展有效缓解了收入不均的情况，提高了大部分贫困人口的收入。Imai et al.（2010）使用100个左右发展中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研究信贷与FGT贫困指数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信贷机构发展不仅能显著降低贫困广度，还能显著降低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且这种效果在农村要明显大于城市。Burgess and Pande（2004）使用1977—1990年印度农村农业信贷协会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基层银行机构数量每增加1%，农村贫困发生率将降低0.34%，农村金融的变革和发展显著促进了贫困减缓。Copestake et al.（2005）使用秘鲁乡村银行的面板数据检验农村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影响，结果显示微型金融对贫困减缓的影响是正向的。Liv-erpool and Winter（2010）研究了埃塞俄比亚农村地区小额信贷对农户资产的影响，结果显示，小额信贷会使农户资产因此增长，同时小额信贷发展也能促进没有参与小额信贷的贫困农户家庭消费的增长，但是在数量上存在差异。Clark、Xu and Zou（2003）通过搜集91个国家面板数据的检验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扩大金融和信贷市场的准入有利于减少贫困。Beck、Demirguc-Kunt and Levine（2009）则利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金融发展促进贫困减缓中3/5来源于经济增长的影响，2/5来自于缩小收入差距的影响。Selim and Kevin（2009）使用FEVD面板数据、流动资产、采用储蓄率、M3/GDP对GDP的比例等金融指标研究54个发展中国家11年中金融发展对贫困缓减的影响。研究表明，金融发展能有效促进贫困人口数量的下降，还提到稳定的金融体系更加有利于贫困人口。Jalilian and Kirpatrck（2002）通过分析20多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得到结论，金融发展每提高1％，发展中国家穷人的收入将增长0.4％左右。也有学者通过建立指标来分析，Jeannene and Kpodar（2011）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基础上，利用M3/GDP和信贷/GDP等金融发展指标，采用GMM动态面板估计分析了金融发展和贫困减缓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国民收入增长，从而有利于贫困减缓。有学者解释了其原因，金融发展之所以能促进贫困减缓，是因为金融机构的存在，降低了金融和信贷市场的准入门槛，提高了社会底层居民的收入。而Ray（2007）认为道德风险阻碍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促进作用。在影响因素上，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则认为金融发展促进贫困减缓是有条件的，在拐点之后，金融发展才有利于贫困减缓。Canavire et al.（2008）的研究认为，金融是否稳定，影响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促进作用。Ranjan and Zingales（2003）认为，金融体系是否具有反垄断性，影响金融发展对贫困的减缓关系。Matin. Hulme and Rutherford（1990）认为，只有提供穷人所迫切需要的金融服务才能够促进贫困减缓。Ranjan and Zingales认为贫困减缓必须以金融体系的开放程度、竞争性为前提。如果提升了金融可得性，金融发展有利于贫困减缓（Bae et al.,2012）。Kunt and Levine（2009）等学者进一步研究认为，相对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和完善的金融市场，是贫困减缓的重要条件。Demirguc- Bakhtiari（2006）在孟加拉国的格莱珉银行、泰国的BAAC以及印度的SHARE等金融机构的反贫困实践基础上，研究认为，小额信贷一方面通过提高穷人规避风险的能力、帮助穷人构筑资产、平滑穷人的消费和发展微型企业等方面直接提高穷人的收入，并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培育市场环境以及加速新技术的使用等方式直接或间接促进贫困减少。Michael Chibba（2008）认为金融知识、金融部门、信贷等发展对金融减贫具有重要作用。Doug Pearce（2004）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部门在减缓贫困和饥饿的过程中有重要的作用，而农村金融市场存在诸多缺陷阻碍了贫困减缓。Burgess和Pande（2003）使用印度银行近十年的数据，实证分析金融机构数目和农村贫困率之间的关系，发现金融机构数目越多，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效果越好。Ruerd Ruban（2003）认为农村信贷对于贫困减缓十分重要，在洪都拉斯，农村金融有利于稳定家庭收入和农业产量，降低农业风险，并且为引用新技术提供了充裕的资金。Robinson（2001）研究发现，过去几十年中，部分小额信贷机构提供的大量扶贫小额贷款，已让上百万贫困群体获得了可观的回报。对于贫困减缓中政府的角色，Jacob Yaron（2004）认为政府应是间接引导作用，让农业补贴转变为以价格为导向的金融服务活动，通过持续金融创新更好地促进农户收入和贫困减缓。此外，部分学者认为，直接金融方式更有利于贫困减缓。Remenyi and Quinones（2000）使用亚太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直接获得小额信贷的贫困群体，贫困减缓的效果明显好于不能直接获得信贷的贫困群体。Martin and Chen（2007）、Beck et al.（2005）、Pablo（2012）的经验研究都表明，金融发展的直接减贫效果显著。Schumpeter（1911）、Hicks（1969）、Bagehot（1873）等从技术进步、工业发展等角度肯定了金融对贫困减缓的促进作用。从影响机制角度看，Gulli（1998）的研究认为金融发展促进贫困减缓主要通过以下途径：避免收入波动、改善生存条件、促进投资、提高生活质量和构建社会资本。Maladonado and Gonzalez（2008）、Gutierrez et al.（2009）、Rooyen（2012）等学者研究了金融发展对教育贫困的影响，认为金融发展主要通过性别效应、风险管理效应、收入效应、儿童劳动力的需求效应和信息效应六大途径对教育贫困产生影响。Mahjabeen（2008）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实现贫困减缓是通过鼓励和培养非正规金融发展，提升非正规金融服务家庭成员的自尊心、社会地位和增加自信心来减缓贫困。Ghazala et al.（2007）则研究了金融促进贫困减缓的微观机制，认为：首先，金融发展提升了参与者的信心，从而更有自信投资于收益更大、规模更大的项目来赚取更高额的利润。其次，通过鼓励妇女积极参与小额信贷，授予她们使用资金的知识，提高资金利用效率，来缓解贫困。最后，提供贷款者相互交流的平台，有利于提高他们的资金使用效率。
（2）金融发展不能促进贫困减缓
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发展不能促进贫困减缓。Arestis and Caner（2005）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才会出现这种现象，由于经济发展总量与结构相对落后，而导致金融发展最终不能改善贫困水平。而Maurer and Haber（2003）却认为发达国家也会出现这种现象，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大部分资金则更多的流向少数人，这样对贫困减缓不利。Perez-Moreno（2011）认为金融发展与贫困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不少学者解释了金融发展不能促进贫困减缓的原因。Banerjee and Newman（1993）认为经济增长带来的效应被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所抵消，所以对贫困减缓会带来消极影响。而Fowowe and Abidoye认为贸易开发和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导致贫困减缓无效。Haber（2004）则指出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穷人无法获得金融发展带来的贫困水平改善。Holden and Prokopenk（2001）认为在偏远农村地区增设金融机构的成本很高，使得金融发展最终不能促进贫困减缓。Galor and Zeira（1993）、Ravallion（1997,2001）认为分配不平等导致金融发展对贫困不利。Lustig（1995）认为从长期来看，金融发展不利于贫困减缓，可能会造成债务危机，他对1982年墨西哥债务危机进行了研究，危机期间贫困家庭放弃子女教育，降低了初等、高等教育入学率，使教育程度普遍下降，从而没有促进贫困减缓。从微观角度看，Banerjee et al.（2009）对印度的实地调查和Hsu（2014）对中国农村信贷的田野调查都表明，金融发展不能促进贫困减缓。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Arestis and Caner（2004）的研究认为，穷人难以接触和获得金融服务，导致资金不能实现合理配置，贫困不会减缓。部分学者认为高成本问题始终存在，而使金融发展不利于贫困减缓。Holden and Prokopenko（2001）、Canavire et al.（2008）认为在贫困地区，金融运行需要较高成本，高成本会限制农民得到农村金融服务，所以金融发展不利于贫困减缓。Stiglitz（1998）也得出类似的结论，不完善的金融市场会抑制穷人借贷，进一步会减少投资和获得与之匹配的收入，信息不对称也会加剧贫困。Jeanneney and Kpodar（2005）则认为金融波动对金融发展有很大影响，由于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Galor and Zeira（1993）、Ravallion（1997）表明当分配不均效应大于经济增长减贫效应时，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不利。Milford Bateman（2012）发现微型金融已发生使命漂移，逐渐远离贫困。以Gregorio and Kim（2000）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获取金融服务存在门槛效应，资金和收益主要流向富人，最终会导致贫富差距拉大，不能促进贫困减缓。Gagetti and Nardi（2006）、Maurer and Haber（2007）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结论。
（3）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呈非线性关系
也有学者认为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呈非线性关系。在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用动态模型对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进行的研究发现，金融影响经济增长，随后收入分配差距会先扩大后缩小。Townsend and Ueda（2006）利用泰国的数据实证研究佐证了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存在着倒U形关系。继Greenwood and Jovanovic之后，Aghion and Bolton（1997）、Lloyd-Ellis and Bernhardt（2000）等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因为金融发展、穷人收入的增加，数量呈现周期性变化，在此基础上提出著名了“涓流效应”——当资本积累率较低时，金融发展会扩大收入差距。而当资本积累率足够高后，“涓流效应”发挥自动分配的作用。Matsuyama（2000）指出金融发展程度较低时，不能促进贫困减缓。而当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能帮助贫困人民摆脱贫困，并且社会会达到收入平等的状态。Zahonogo（2017）使用GMM估计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且金融发展存在门槛。此外，一些学者认为金融发展对减贫发生作用以经济增长为中介，这就是著名的“PGI理论”。Dollar and Kraay（2001）认为，经济增长无论是正还是负，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之间都是呈显著正相关关系。Jalilian and Kirpatrick（2005）使用42个国家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了同样的结论，金融发展通过影响经济增长从而影响贫困减缓。Nicholas（2010）使用一个协整和误差修正的三元因果关系模型研究肯尼亚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增长是该国金融发展促进贫困减少的主要因素。
1.2.2 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国内研究
国内学者主要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影响两个方面间接地研究金融减贫效果。在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上，多数学者认为金融发展能有效推动经济水平提高，但金融发展总体滞后于农村经济增长。在金融发展的分配效应上，大部分学者的观点则存在着分歧，金融发展是否对收入差距的减小有积极作用的主要分歧来源于金融发展为低收入者所带来的金融服务特别是信贷服务所获得的相对收入是否增加。
（1）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
在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上，多数学者认为金融发展能够有效地推动经济水平的提高，但农村金融发展总体滞后于农村经济增长。周立、王子明（2002）采用了1978—2000年经济金融相关数据系统地对增长效应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有利于经济增长，并且金融差距是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重要原因。在传导途径方面，丁志国、徐德财、赵晶（2012）研究得出农村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途径是通过储蓄率、储蓄投资转化比率和投资效率实现的。而崔艳娟、孙刚（2012）认为农村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两个传导渠道实现——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但伴随而来的金融波动会减弱这一效应，并且由于金融服务成本等因素的限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起作用需要跨过一个门槛值。在具体影响上，叶初升、唐晋荣（2012），杨小玲（2009），邵李莲（2015），杨俊（2008），任美盈（2015）等众多学者通过研究各地区的金融数据发现各地区金融发展规模对农村经济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金融机构的资金运行效率对经济增长则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张冰、冉光和（2013），赵洪丹（2011）则认为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金融发展效率会显著推动经济发展，而金融发展规模却存在负面效应，由于资金在城市的投资效益高于农村，因此金融规模的扩张意味着更多的农村金融资源流出农村输入城市，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阻碍了农村经济增长。
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存在地区差别，艾洪德（2004）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东部和全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中、西部则是负相关关系，且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在实现条件上，刘忠群等（2008）和谈儒勇（2000）认为可以通过改善农村金融发展的必要条件，来实现金融中介水平的高效率，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在两者的发展速度上，禹跃军、王菁华（2011）的研究认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为正相关关系，但前者滞后于后者。李晟（2014）指出提升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能够有效缓解农村地区的贫困，不同的是，在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却不能对贫困减缓起积极作用。
（2）金融发展的分配效应
金融发展通过经济增长、金融服务功能和金融危机三个传导机制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从整体上说，金融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可以健全金融服务，同时金融发展也可以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但是由于金融组织在农村等地区的缺失，金融发展反而会加快收入差距拉大的速度。在金融发展的分配效应上，不同学者的研究存在分歧，目前主要分为三种观点：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存在倒U形效应、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存在正效应和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存在负效应。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存在倒U形效应最早是由库兹涅茨提出的，而在国内刘佳凌（2013）与李志军、奚君羊（2012）分别利用面板数据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采用结构分解的方法研究金融的分配效应，研究结论均显示我国的金融发展与各项收入差距之间确实存在倒U形关系。陈立中、张建华（2007）以贫困的收入增长偏弹性、收入分配偏弹性的性质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分析经济增长、减贫进程和收入分配间的关系的统一框架。研究结论显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收入水平与收入不平等的初始值对经济增长的减贫能力，以及收入不平等的贫困效应的具体影响是不同的。李琳（2013）通过收集我国10年的面板数据和固定效应向量分析法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金融发展和城乡差距之间存在Kuznets效应，是一种非线性关系，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有一部分是由于中国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而导致的，但是缩小城乡差距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发展的效率来实现。从短期来看，发生频率没有显著变化，因为金融发展、经济增长的效应有所滞后，收入水平能够有效减少贫困；从长期来看，当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信贷投放的增多、经济增长都有利于增加收入，也有利于减少贫困。而吴拥政、陆峰（2014）在对我国省、市、县多级面板数据的研究中发现，代表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线性负相关的G-Z假说与代表倒U形的G-J假说仅具有区域特征，均不能显著成立。张鹏（2016）对此作了更细致的研究，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发现，由于地区金融发展不平衡，导致我国东、中、西部农村金融发展对区域贫困减缓分别存在收敛、加速与分化的门槛效应，因此应当采取区域性的金融政策。
还有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发展对于收入较低者具有积极作用。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以及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不可分，使得低收入者需要依靠金融体系的完善来提高投资收益率，因此，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直接的长期收敛不会存在。叶初升、唐晋荣（2012）认为地区的经济增长有利于缩小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这使得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相对于一般意义的经济增长来说更为显著。而胡德宝、苏基溶（2015）利用2001—2011年中国省级数据，运用GMM动态面板估计方法检验了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金融发展能缩小收入差距，有利于提高低收入家庭的相对收入。在金融发展初期存在金融结构不完善、金融中介成本比较高等状况，收入低的群体因为无法承担这个成本而不能获得金融服务，而收入高的群体则由于可以承担高成本而获得金融服务，发展水平较低的金融体系阻碍了收入差距的改善，如果金融市场不改善，则这种金融差距会继续拉大。但随着金融市场尤其是信贷市场的发展和完善，金融中介的竞争加大以及收入低的群体不断的储蓄行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可以满足不同层次客户的金融需求，因此一部分低收入者也可以获得一部分的贷款，从而进行人力资本投资，通过改善投资效率而使得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差距降低。因此，金融发展的分配效应不是一种倒U形关系，而是具有正效应。
随着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直接影响。苏静、胡宗义（2015）通过宏观层面的跨国案例研究以及从产业层面和微观企业层面去验证金融发展（或金融发展的滞后）是否会影响经济增长的模式和速度，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紧密的正相关关系；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发展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金融发展的水平预示了未来的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和技术变迁的速度。在随着金融过度发展带来的金融风险已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周期重要因素的现实条件下，今后理论界可能要面临的一些新论题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否存在一个度的限制；金融发展是否应由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完善程度来规定其上限；经济增长中的金融贡献因素是否具有长期有效性；内生于金融发展的金融风险对经济增长的反向冲击应如何评估等。直接面向贫困户投放的信贷更能被用于解决农民生存性问题，其利用1986—2010年我国时间序列数据的构建状态空间模型也说明了农村金融对贫困减缓影响的直接效应占比达到一半以上。苏静、张宁和张兵（2015）通过搜集江苏省农村地区的农户的调研数据和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分析指出，农村非正规金融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贫困减缓是通过为低收入的农村贫困人群提供相符合的金融服务实现的。金融服务通过平滑消费、良好的金融创新产品能在减缓贫困中起到杠杆作用，例如“微型金融”为低收入者提供了信贷、储蓄、保险等金融服务。但目前由于收益率、征信系统不完善以及抵押物缺乏的情况，“微型金融”产品仍然是供小于求的状况，因此，应当更加注重向低收入者提供相关金融服务，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减缓贫困，缩小收入差距。
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有负效应即金融发展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不多，较为著名的是金王宁、王丽娜、赵建玲（2014）利用指数平滑法来建立普惠金融发展对贫困家庭收入差距影响的理论框架。其结论是：由于贫困地区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从而导致逆向选择，金融机构设置很高的信贷门槛，使得没能享受到金融服务的贫困家庭陷入“贫困陷阱”。在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程度加深的过程中，低收入者群体的融资渠道没有得到有效的扩张，融资难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相反，收入高者因为具有政治背景和较多的资本能够获得更多的金融服务，尤其是信贷服务，金融发展更大地扩宽了高收入者的融资渠道，其结果是低收入者的相对收入反而下降，收入高群体与收入低群体的收入差距不但没有因为金融发展得到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陈志刚（2007）在研究拉丁美洲国家金融危机治理的过程中发现，金融转移的财政支出费用主要由贫困人群来支付，这样会加剧贫困。因此，要想减少贫困，需要金融财政支出费用由高收入者支付。景楠、王彤（2015）从金融发展的“质”和“量”两个方面分别考察了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金融业规模的增长是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的原因之一，而金融发展效率的提升，可以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并且我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关系表现出了地域性差异的特点。
1.2.3 文献评述
根据国内外相关研究，国外学者在金融发展能否促进贫困减缓这一问题上形成了三种观点：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呈正相关；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呈负相关；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不是呈线性关系。国内学者较少直接讨论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多从经济增长、收入差距的角度进行研究，普遍认为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而由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差异，对于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不同学者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由于我国各区域要素禀赋的不同，各区域之间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农村地区一方面因为金融市场的不完善，金融中介成本太高，另一方面农民信用记录空白，抵押物少使得农民得到金融服务特别是信贷服务的可能性极低。单纯的加大农村地区的资金投入并不能改善低收入者的贫困，不能带来持续性的收入，而促进贫困地区收入增长产生质变主要是促进劳动力的转移以及人力资本的投资，金融资源必须帮助贫困地区内部发生作用，减少农村金融资源流向城市。
之前相关研究普遍以我国整体或东、中、西部各省份作为研究对象。同时之前相关文献直接研究区域金融减贫效果的文献较少，两者的关系大多隐含在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研究结论中。本书选择宜宾市为研究对象，宜宾市属于我国乌蒙山连片特殊困难区域，是当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短板，通过立足金融发展理论与贫困减缓理论等经典理论对金融减贫进行理论分析，并实证研究贫困区域金融减贫效果。最后结合区域发展实际，为区域的脱贫攻坚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