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文字跳跃，让时光起舞

——访2010级新闻学专业吴宇婷

吴宇婷，文学与传媒学院2010级新闻学专业学生，文学与传媒学院第五届全能记者团副团长，《锦城深瞳报》总编辑，现任职于《教育导报》。

采访是在一家商场的咖啡厅里进行的，当天下午，吴宇婷在这家商场的书店还有一个采访。周末加班采访对于她来说已经是一种常态，但在她看来，工作与生活不分家，这并非一件烦心事。“如果你不讨厌一份工作占据了你的周末时间，那只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你可能是个工作狂，二是你热爱它。我属于后者。”她说。

“一个人的样子在18～25岁之间就定了”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自己大学四年的生活，吴宇婷觉得是：没有什么遗憾，该做的都做了。有机会要把握住，但是如果错失了机会也不必懊恼。吴宇婷认为，每个人的生长和发展是有一定规律的，至极的努力并不会有太大改变，她是不相信成功学的那种人。

“一个人的本质在18岁到25岁之间就已经定了，每个人对生活、工作、学习有一个可以接受的‘度’，这个‘度’就是他有效努力的范围，也是他最终呈现的生活状态。”

时间拉回到2010年6月，那时吴宇婷还是个18岁的高中毕业生，她坐上火车，离开家乡来到成都求学。那个时候的她想得很简单，“离家远一点，总是好的”。

2010年9月，吴宇婷正式进入四川大学锦城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2010级新闻学专业就读。选择新闻也是她早已决定好的，“这个专业在陕西省就招两个人，我没有考虑概率问题，比起滑档，我更怕大学四年学一些自己根本不喜欢的学科”。

她对专业的笃定与她选择进学院全能记者团的笃定一样，她还向全能记者团老师毛遂自荐，想做一份报纸。“我是那种特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她说。

2012年10月18日，《锦城深瞳报》创刊，这是吴宇婷人生中首份付诸大量心血创办的报纸。她表示自己一直希望能创办一份属于自己的东西，但是创办一份新的报纸并非轻而易举，报纸的采、写、编、评、摄，是做新闻的基本功，也是文学与传媒学院提出的必修专业内容。此外，要掌握文科生所不熟悉的一些技术性实训是最关键的，比如飞腾软件的排版，PS软件的应用，这些对于当时的她来说都是新课题。从版心、栏目设计到排版，基本上都是从零开始。《锦城深瞳报》的指导老师宋玲回忆道：“当时我和吴宇婷她们都是拿着尺子计算《人民日报》的版面、版心尺寸，比对着来画版的，眼睛都要看花了。还有报头设计，logo设计，同学们都做得非常到位。特别是老师严格要求的头版头条文稿，吴宇婷作为总编辑，第一期自己带头采写，反复修改才定稿，以后也力求每期从内容到形式都能做到更好。三个学期的实训，同学们从没马虎过。这份报纸既锻炼了学生的采写编辑能力，更锻炼了他们认真做人做事的品性。”

《锦城深瞳报》相当于文学与传媒学院的院报，备受上级领导的重视。报纸一个月出一次，头两期花了吴宇婷不少心思。《锦城深瞳报》的另一位学生负责人苟珊珊，同时也是吴宇婷的好朋友，谈起办报的经历，她回忆道：“生活中我跟她没有意见不合的情况，但是在办报纸的过程中还真有，我们一般都是各自发表意见，然后彼此相互理解和协调，最终达成比较一致的想法。”

谈起与吴宇婷共同在《锦城深瞳报》的办报经历，苟珊珊不假思索道：“这并非客套话，在《锦城深瞳报》工作的经历对于我们的锻炼是非常大的，办《锦城深瞳报》也为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经验。”在苟珊珊看来，在《锦城深瞳报》的经历让她们所学的新闻专业的知识更加系统化，“以往所学的专业知识在办报过程中都比较系统地串联起来了。”她说。

作为《锦城深瞳报》的负责人，她们彼此都希望把报纸办得更好，一方面，她们在办报过程中不断成长；另一方面，在不同思想的交锋碰撞和协调之下，每一期报纸的质量也在不断地提升。

“办校园刊物，需要一种持之以恒的热爱”

吴宇婷的书桌上有一张时间规划表，每个月要出一期报纸，从开选题会开始，到排版、打样、发行结束，整整一个月，每个星期必须完成什么事情，都写在这张表上。

“不管这个星期多忙，有多少作业，报纸的任务必须完成，因为下周还有下周的安排。”这看起来容易，但由于学生工作并不容易落到实处，每个人员都或多或少还有其他的事情，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吴宇婷加班完成任务。

“交稿是一个大坎，因为学生会拖稿，作为负责人，则需要不停地催促。排版是一大坎，学生技术不到位，有时候我需要推翻重新排。”排一个版往往需要4个小时，对一个文科生而言，对于排版软件的熟练应用真的很考验人。寝室断电后，吴宇婷常常带着电脑跑到走廊排版。“总不能因为技术不到位，就降低报纸的质量啊。”

谈起学生报纸的头条写作和思考，吴宇婷提到“芦山地震”时写的一篇头条，“当时我们没有合适的资源，没办法深入地震灾区，于是我们采访了一些一线记者。”此次报道过后，吴宇婷也收获了一个新的采访思路，“记者无可避免地会面临一些全国性的选题，很多时候你可能根本都够不到采访，那么这时候如何落实呢？你就可以从另外的角度着手。例如，当时引爆网络的‘魏则西事件’，我们没有办法深入该事件本身，但是可以把视角落到身边，可以去深挖身边的医院是否存在造假的情况。”

办报纸的过程中，吴宇婷偶尔也会感到绝望，“绝望的不是办报纸这件事，而是你忙完这一阵，就要开始忙下一阵的这种没有休息间隙的生活。”她开玩笑说，曾有一个追她的男生，因为她总是没时间去看电影，最后不追了。

“别人会纳闷，何必把自己弄得那么忙呢？这些事情又不挣钱，未来找工作也不一定有用。这时，你会质疑自己努力的价值。这也是让人感到绝望的因素之一。”她说。

在吴宇婷质疑自己努力的价值的同时，编辑部中少部分学生对办报的热情也减退了，有时，他们还会推翻这份努力的意义。办报三期之后，整个编辑部开始出现拖稿、排版敷衍的现象，开选题会也无人交流，大家都非常懈怠。

“我管理的同学和我平级，我没有任何权力去约束他们。”在全能记者团的一个纪录片里也录制了这样的细节，吴宇婷在选题会上说：“我没有任何的钱、权力牵绊你们，牵绊你们的只有你们自己的责任心。”这也是她之后面对学生刊物的态度：“大多数学生刊物都存在这样的问题，跑社会新闻没有记者证，新闻得不到传播，报纸没有权威。学生持续性参加学生刊物工作，大多数都靠的是热爱和责任心。”

吴宇婷曾研究过国外的校园刊物，发现国外的学生报纸具有非常高的社会影响力，他们可以紧跟社会性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其报道甚至可以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国内的学生刊物达不到这样的标准，无法走出学校，学生的热情就很容易消退。”她总结说。

不过时间久了，吴宇婷对这样的情况也就习惯了。之后记者团又陆续有新人进入，这些新人都会经历“热情三分钟，而后又冷却”的规律，“但对学生刊物尽责的人也不少，这些学生对这份工作有一个标准，也就是我先前所说的‘度’，每个人都要尽到自己对这份工作的责任，达到自己的‘度’。”她说。

“原来采访也可以坐着，不紧不慢地聊天”

2014年，吴宇婷毕业了。从一个校园记者变成了真正的记者。那时正是春天，吴宇婷在老家做了一个小手术，要等十天才能拆线。这时她接到大学老师宋玲的电话，告诉她成都有一个实习机会，让她来面试。吴宇婷拆线后就立即拿上行李奔往成都。

有机会就抓住，千万不要眼看机会溜走而不把握，这是吴宇婷的做事准则。赶赴面试地点时，她把自己大学期间在全能记者团的工作成果——《锦城深瞳报》的几期报纸也带上了。一同应聘的学生当中，一名是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另一名则是毕业于西南民族大学的学生，当时这两位学生被录用了，仅剩下一个工作岗位。这一空缺位置，《教育导报》报社起初只想招聘男性，但是最后经过考量决定给吴宇婷一个机会。

无论应聘者是留学生或是研究生、本科生，《教育导报》编辑部尤为看重的还是应聘者的文字功底和写作水平。学历可以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但应聘者的真才实学和能力才是关键。吴宇婷回忆道：“报纸的头几期有我写的评论，总编看了我写的文章以后决定给我一个月的试用期。其他人都有三个月的试用期，我却只有一个月。”吴宇婷希望能努力表现好，争取留下来。

试用期期间，吴宇婷接到的首个采访任务是去采访成都市棕北中学，接到此项任务时，吴宇婷仿若走进了云雾深处，茫然无绪，“当时领导下达的任务是去采访几个学生参加某个比赛获奖的情况、心路历程之类的。当时我整个人都是懵的，对于采访什么内容以及如何进行采访是很茫然的，而且那时候也没有人指导自己。”到了棕北中学，学校的一个宣传老师接待了她，领着她到了阅览室。坐下后，她心里镇定了许多，心想，自己有着在大学实践平台《锦城深瞳报》时去采访和获取素材的经历，她暗示自己：一定可以的！在那里，吴宇婷完成了她踏入社会后的首个采访任务，她笑道：“原来采访也可以像这样坐在阅览室来完成，这跟我当初想象的跑一线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啊。”采访完毕后，写稿子对吴宇婷来说便略显轻松了，领导看了她的稿子以后给予的评价是：稿子很干净，框架没问题，还不错。这篇被吴宇婷称为“刚过及格线”的稿子为她继续留在单位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毫无疑问，记者会接触各种各样的“口子”，诸如教育、房地产、医疗、司法等，很多时候你会遇到一个自己完全陌生、未曾接触过的领域，吴宇婷认为如何迅速了解这个领域，并且能筛选出哪些是适合传播的内容，怎样的传播途径是最有效、最理想的，等等，都需要记者自身有一个明确的认知和把握。她说道：“这时候我们需要做的是一个教育者而不是记者。”在她看来，记者大多时候所肩负的责任使他们更倾向于一名教育者，这也是记者综合素质的一个体现。

目前，吴宇婷已在《教育导报》工作了四年，这四年里，她也在不断地打磨自己，同事杜蕾评价她：“不管是业务能力还是与同事相处上，都越来越好了。”

“这是我目前为止较为满意的稿子”

2017年，在携着浅夏芬芳的五月，吴宇婷完成了一篇她个人觉得很满意的稿子——《“足球少年”的未来选择题》。这是一个关于一支留守儿童足球队“战狼队”在年初“花样年华杯”全国青少年五人足球邀请赛中获得全国亚军的故事。

起初，《北京青年报》率先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接着，《成都商报》的记者也报道了此事。后来，单位的领导指示对此事做跟踪报道，吴宇婷大致思考了一下自己可以深入的角度：“因为先前的报道更倾向于讲述个人故事，包括“最佳射手”和“最佳球员”，诸如人物特稿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再从教育角度进行深挖。”确定了这一选题，吴宇婷便前往该故事的发生地——距离绵阳市60多公里、学生以留守儿童为主的安州区迎新乡小学。

“在这样一个农村小学，体育教育，尤其是足球教育，怎样才能更有深度、更持续性地开展，这是我觉得可以深挖的地方。”

到了迎新乡小学以后，吴宇婷采访了“最佳球员”荣誉获得者尚国林、体育老师马顺洗等人。采访结束后，她把文章的落脚点放在迎新乡小学的“足球梦”如何延续上，“城区体育方面的相关部门能否给予他们更多的成长通道，帮助迎新乡小学的‘好苗子’进入更专业的培训队接受培训等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重点”。稿子写完后，领导也对她赞赏有加。“这个报道是我去年比较满意的一个报道。”她笑着说。

媒体陆续报道之后，迎新乡小学有了相应的配套设施，设施条件有所改善。后来导演徐耿以这所学校的故事为素材，将其拍成了电影——《破门》，这部电影在2018年5月11日上映。“我看了这部电影，但电影中的故事和我采访到的内容很不一样，仿佛变成了一个新的故事。故事的主角，那些留守儿童们的故事并没有呈现出来。”吴宇婷表示，这和她当时采访和报道的初衷截然不同，“政府想把这个故事打造成当地宣传的名片之一，《破门》这部电影则成为一部反映‘5·12’地震的片子。”这是吴宇婷感到可惜和无奈的事情，“记者报道了问题，但是学校的本质问题没有得到改善，记者也没有办法继续跟进。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新闻，像‘魏则西事件’，在这个时代，很多新闻都很容易被埋没。”不管如何，吴宇婷认为记者本身的职责还是要坚守。“把事情报道出来，把问题呈现出来是记者的本分。”

曾在央视当记者的王志安说过：“做媒体这一行，要调整好心态。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报道了，就必然可以改变。所以，媒体最多能做到的也就是让想知道真相的人了解真相。当然，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

另外一篇让吴宇婷比较满意的稿子也是2018年写的。当时吴宇婷采访了成都高新区西芯小学的一名9岁男孩罗弋，他认为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书上的一道题的答案是错误的，或者说不够严谨。“这道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题其实是超纲的，罗弋用了一种更为严谨，但比较复杂的方法得出了与参考答案不一样的答案。他妈妈问了一位数学教授，说明孩子的答案是正确的。当时很多家长都劝罗弋的妈妈不用去做这些麻烦的事情，但这位妈妈还是决定写电子邮件给编委会，最后编委会给了她电话反馈，证实罗弋的答案是正确的。”

当时吴宇婷是和《华西都市报》的一位记者一起去采访的，吴宇婷说：“她的稿子先报道了出来，她报道了孩子的解题过程以及为何得出这样的答案，同时呈现了这个孩子的优秀之处。而我采访了那个孩子的妈妈之后，觉得可以有另外一个思路，这位妈妈不愿给孩子灌输一种错误的世界观，敢于挑战权威的这种做法是值得称赞和深思的。”吴宇婷便把稿子的重点落在家长的教育上，稿子写完以后引起了很好的反响。领导看了稿子后，评价她：“写得特别专业！”当事人罗弋的妈妈拍下了《教育导报》版面上的这篇文章发到了朋友圈，引发多人点赞。与她一同采访的《华西都市报》的记者也表示这个角度切入得很好。

“这一次的报道经历很具有借鉴性，那就是：面对同一件事情，专业报和市场报的切入点是不同的。”吴宇婷笑着说。

“一个人表面的样子由内在的思想决定”

从容淡定是很多人对吴宇婷的第一印象。《锦城深瞳报》编辑苟珊珊坦言，自己和吴宇婷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她较为活泼开朗而吴宇婷则较为文静，“她文静的特点在办报过程中是很能发挥作用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

吴宇婷不是个急躁的人。一个活动结束，四五家媒体守着活动负责人采访，她就在一旁用手机录音，等所有人问完了再补充提问。一位学校老师调侃她：“小吴同学每次采访时都很淡定，不争也不抢。”吴宇婷自己则觉得这和跑前线采访不一样，争抢或不争抢，只要能把采访内容采集到，让自己写的新闻有实质内容就行。“反正都能获取信息，没有必要蜂拥而上。”吴宇婷认同道。

凡是一拥而上的事情，吴宇婷都会退让到一边，“我实在不适合‘拥挤’这个词语”。她告诉记者，她没怎么参加过“双11”活动，至于平时的茶歇时间，她看人多了，也就不吃了。“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意义不大，有或者没有都无所谓。比如‘双11'，很多人都会考虑买哪些东西最划算，但我觉得消费者怎么算都算不过商家吧，所以我觉得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去买应该就是最划算的。”她说。

报社里年长的员工曾在吴宇婷实习期间担心过她的性格不适合当记者，“记者需要性格鲁莽一点，冲动一点，我显然不是。我可能不适合当调查类记者，或社会新闻记者，但不代表我不适合当记者。”

“任何人在这个世界上都会开拓出自己的方式去工作、生活，没有绝对的适合或者不适合，最终，我们都会和世界达成和解。”吴宇婷说。

如今，吴宇婷在工作中负责较多的是教育教学研究报道、家庭教育报道等。她喜欢拿着笔记本听专家讲教育，然后将具有价值的信息整理成稿，分享出来。这类记者在行业内被称为“专业记者”。

“有时我们更需要做的是一个教育者，而不仅仅是记者。”在她看来，能否写好这个行业的稿子，快速消化行业知识，也是记者综合素质的体现。

吴宇婷的从容还与她看待世界的角度有关，她喜欢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或者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问“为什么”，似乎总想和时代保持一点距离。“太近容易随波逐流，保持一点距离也会随波逐流，但起码你知道你为什么会随波逐流。”

吴宇婷回想，自己的性格应该是在大学时定型的。“一般来说，如果你在大学是一个愿意钻研和思考的人，那么你今后也会如此。相反，如果不是，那么除非遇到重大变故，不然还是一样。”

思考必然带来许多烦恼，吴宇婷认为自己虽然乐观，但也承担着许许多多的“操心事儿”。一次她受邀到西南财经大学演讲，起初给学生讲了与新闻写作相关的内容，有一刹那她突然反思：“我教他们这些，他们用得上吗？”于是她打算讲些对他们较为有用的东西，她问学生有没有人看过《十三邀》这个节目，台下大部分学生摇头。她介绍后又问：“你们觉得节目受访者马东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还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台下有人回应：“乐观主义者！”

接着吴宇婷开始娓娓而谈：“马东其实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的底色是悲凉的。许知远提出，这个时代虽然一直在更迭变化，但其实人的本质没有改变，民智其实没有得到唤醒。马东深知这一点，而且他认为这是很难改变的……”

那次讲座让学生很受益，吴宇婷还被邀请到心理课上做了二次分享。“也许在老师看来，让学生发现内心真实的自我要比学习某一个技术、技巧更为重要，”这也是吴宇婷当时改变讲课思路的原因，“你在学生眼里看到了很多迷茫，那些迷茫曾经我也有，所以我想帮他们点破。”

“人需要有一段时间放空，与自己对话”

“你就那么喜欢喝咖啡吗？”在吴宇婷变成资深咖啡爱好者后，不少人都会这么问，“一开始解释，后来就不解释了。喜欢咖啡的人就会懂，你有时候只是需要那么一段时间，面前摆一杯咖啡，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就放空。学会品咖啡是爱上这种放空之后的事情。”她说。

自己是什么时候与咖啡开始产生这种联系的？吴宇婷回忆，应该是某一个天气特别好的下午，同寝室的人都在睡觉，她认为把时间耗费在睡觉上实为可惜，于是打算一个人出去喝杯咖啡。

那时学校附近还没有星巴克，她到麦当劳随便点了一杯咖啡，刚好店里来了一位新咖啡师，问她：“喝摩卡不怕甜吗？”她笑着说还好吧。咖啡师也笑了，说：“你以后会喜欢上拿铁的。”

“就这样，我觉得自己和那里以及咖啡有了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令我产生了一种意识：我以后还可以来这里，可以一下午坐在这里，什么都不干，‘放空’自己。”

每个人在日常忙碌的工作和学习生活之后，都需要找一段时间来放松，以达到一种平衡。“现在我每天都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来放空自己，以前是一周一次。”

“工作以后会有很多不可抗的烦恼，每当自己烦恼的时候就想跟别人聊聊，因此我们办公室就成立了一个‘咖啡四人组’，午饭后会在一起聊聊天。久而久之，慢慢成为习惯。”随着压力的增长，喝咖啡的频率也随之上涨，这和甜点给人的心理作用是相似的，大多数时候，人的心情需要一个释放点，这个释放点是需要依靠某样东西去承载的。

“我会在放空中一次次剥离自己，发现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或者发现我的本质、我的核心和我的局限性。”一杯咖啡给了吴宇婷思考的时间，也给了她与自己保持距离的机会。

“每个人都希望在世界上找到一个自己期望的坐标，思想和野心的关系较为密切，越有思想的人越有野心，但是这种野心也是有边际和巅峰的，思想到达了一定高度，野心也没有了。”

她谈到著有《生活十讲》《孤独六讲》等作品的台湾作家蒋勋，“蒋勋把25岁视为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他说：‘如果25岁之前，我在法国看到了游行，我会参加，但是25岁之后就不会了。'”

吴宇婷说：“我今年已经26岁了，但是我25岁之前其实也没有经历什么，唯一的感觉只是过了25岁就不能说自己是一个20多岁的人了，而只能说自己是快30岁的人了。”这个看似戏谑的回答，又流露出一种淡淡的无力感。“我认识一个书店老板，他对这个世界是完全没有野心的。就我自己而言，我的目标很早就设定好了，现在还在不断完成当中，25岁之前，我可能会对于某些目标没有实现感到难过，但是25岁之后，我也许会觉得得不到也只能这样了。”

“20岁到30岁之间的十年非常重要，你可以从中发现自己和这个世界达成了一个怎样的妥协。到了30岁，你可能没有成为自己希望成为的人，但是那一刻你发现野心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还是要回归到生活本身，日子还是得过下去。”

“无论稿费多少，你在写的那一刻永远是快乐的。”

除了咖啡以外，文字是吴宇婷最为亲密的“友人”了，它贯穿着吴宇婷的生活和工作。但将兴趣变成工作，会不会很痛苦？“比起让我面对8个小时我不喜欢的工作的痛苦，将兴趣变成工作的痛苦，我更能接受。”

文字变成了稿费，难免会扩大它的功用性，弱化写作的兴趣，对此吴宇婷也看得开，“就目前而言，我觉得挣钱也很重要，它是支撑一个人生存下去的硬性条件，在有了钱之后才能维持兴趣。”她认为，当写作变为优势时，它的功用性就很明显，但在写的过程中，你永远是快乐的。“你会享受每一个文字组合起来的节奏、韵律，有的时候甚至会感叹，这个结尾写得真好。”她说。

“写作这个东西，浅一点说是自我反省，深一点说，是写出好的文字，带着世界上的其他人一起反省。”语句虽短，却字字珠玑。通过文字，吴宇婷在自我反省和思考这个社会的同时，也在表达和呈现这个社会的好与坏，善与恶。

如今，吴宇婷已经工作4年，相当于又一次的大学毕业。她对写作也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或许我不会成为特别厉害的作家，但除了‘写’，我似乎也不会做其他的了。”

引发她这个感想的是湖南台举办的一次“金话筒颁奖”，屏幕上，主持人何炅握着话筒说：“我只会握着话筒说话，除了‘说’，我似乎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了。”

在吴宇婷看来这种局限性不知是好是坏。“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微博‘大V’批评某个导演，‘不要想着做了导演还要做演员，做了演员又去做编剧，这世上的事情穷极一生，也不一定做得好一件’。一辈子只钻研一件事未尝不可，关键在于你更看重生命的广度还是深度。你可以做遍自己喜欢的事情，多尝试，也可以只做一件，做一辈子。”她说。

而对于未来的生活规划，吴宇婷也有些迷茫：“有一天别人问我对未来的规划，我发现我没什么规划，但我很清楚自己不想做什么，也就是说，我不知道怎样更快乐，但我知道怎样不会更痛苦。”

这个答案是吴宇婷在看了郝景芳的书之后找到的，郝景芳在其作品《生于一九八四》中说：“人最终要走上一条由自我意志推动的路。那种自我意志你可能一时看不清，却能感受到它和周围磕磕绊绊的摩擦。摩擦越剧烈，人就越痛苦。而你越痛苦，就越说明周遭处境和你的意志之间不匹配。于是你不得不改变你的处境，很多时候是痛苦而不是欲望，推动你在一个个处境之间跳来跳去，直到最终安定下来。”

持续驰骋于笔端，让每分每秒都过得有意义，是吴宇婷一直坚持的事情。“我短期的目标，就是要好好完成接下来的每一篇稿子。”吴宇婷携着自己的目标，继续前行（图1）。

学生记者：2015级新闻学专业 董铭惠

指导教师：宋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