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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简单说明[89]
本书所处理的是经典淡出之后的读书人和学术思想,前几篇关注的多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词,如天下、国家、世界、民族主义、世界主义、革命、共和等。接着探讨在社会处于一种无所指引的状态时,读书人关于“国性”与中外文化融合等方面的思考。然后从教育过渡到一些重要学人的学术走向、治学风格和研究方法。在这方面,本书无意提供结论性的判断,更多是提出可以思考的问题(学术史上有些问题本不一定能“解决”,甚或不一定需要“解决”)。
全书涉及的大部分是菁英读书人,但也包括相对边缘的“知识青年”。人——特别是具体单个的人——的隐去,是近几十年史学中一股很强的潮流。这样一种发展倾向,我以为是有些不幸的。钱穆曾说,“历史讲人事,人事该以人为主,事为副”。现代史学讲究分门别类,把历史分为各种专门史,“注意都在事上”,却不那么“注重历史里面的人”。其实,“思想要有事实表现,事背后要有人主持。如果没有了人,制度、思想、理论都是空的”。[90]“以人为主”不一定非要回归到所谓“纪传体”,但我们确实需要把隐去的“人”召回历史,使人与事更紧密地结合,让更多个体的人出现在史学著述之中。这也是本书努力的方向,希望能就人论事,就事说理。
所以,本书并非划出一个“思想世界”来进行讨论,而是采取“见之于行事”的取向,在立说者和接受者的辩难和互动之中,展现思想者怎样思想,以及特定思想观念的历史发展进程。思想固然是历史的产物,但思想本身也是历史——多数思想观念都是在反复表述和实践的过程中,伴随着各式各样的理解、歧义和冲突,在相关见解的不断辩论和交锋中发展的。只有让思想回归历史,才能呈现“历史上的思想”。学术亦然。不同的治学取向始终处于争鸣的过程之中,既相互辩驳,有意无意间也常常相互吸收,在这样竞争性的互动中继承、创新、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