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不烦卜筮”
现在我们就要论及本章的关键之处了。如前所说，本章的目的不是从易学史的角度去了解春秋时代的占筮活动或易占体系（如春秋时代的筮法是否都用《周易》，春秋时代所用《周易》的卦爻辞与今传本同异如何，春秋时代用《易》之方是以象为主抑或以数为主，等等），而是着重于与春秋以前的时代相比，了解卜筮活动在春秋有何不同于以前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可能与整个春秋时代的文化变迁相关联。
在春秋时代的占卜文化以及与卜筮有关的活动中，出现了许多值得注意的新的发展。除了前边提到过的，《周易》卦爻辞脱离筮占行为而被文本化和经典化，我们还看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春秋时代开始有不少卜筮活动受到抵制和轻忽；另一个方面是，“筮”与“德”何者为优先的问题突出起来。这两方面都可以看作是筮占文化中不断发展着的内在紧张。
先看龟卜，早在桓公十一年（公元前701年），楚国准备攻袭郧国：
……莫敖曰：“盍请济师于王？”（斗廉）对曰：“师克在和，不在众。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成军以出，又何济焉？”莫敖曰：“卜之？”对曰：“卜以决疑。不疑，何卜？”遂败郧师于蒲骚，卒盟而还。（桓公十一年，131页）
斗廉态度坚决，莫敖比较犹豫，楚军内部在是否用兵和是否要求增兵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于是莫敖要求卜占来决定，斗廉不同意，他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他拒绝占卜，最后取得了胜利。我们知道，西周以来，用兵先卜，乃是常例，另外楚军内部意见不一，也不能说没有疑问，但斗廉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用卜。这表示出一种态度，在实际政务的决策中，人们越来越不依赖占卜的判断，而依赖人自己对形势的分析和判断。
僖公十九年（公元前641年）：
秋，卫人伐邢，以报菟圃之役。于是卫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宁庄子曰：“昔周饥，克殷而年丰。今邢方无道，诸侯无伯，天其或者欲使卫讨邢乎？”从之。师兴而雨。（僖公十九年，383页）
卫人准备伐邢，未出兵而逢大旱，于是卫行占卜，卜的结果是“不吉”。宁庄子举历史上周饥而克殷的例子，说明有旱灾不一定不利于兴兵。卫君听从了他的主张，结果很顺利。这里也没有听从占卜的结果，而是依据形势的需要，借助历史事例的说明，来促成理性的决断。
《左传》载昭公时楚国事：
初，灵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龟，诟天而呼曰：“是区区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昭公十三年，1350页）
这是说，楚灵王卜问，要取夺天下，但龟卜不吉。于是他就投龟怨天，说老天连这个要求也不肯满足他，他要自己来实现其目标。灵王后来虽然失败，但这种“投龟诟天”的行为并不是楚灵王的性格所独有的，而是和春秋以来卜筮和神明权威的失落关联着的。
昭公时楚吴交战：
吴伐楚，阳匄为令尹，卜战，不吉。司马子鱼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马令龟，我请改卜。”令曰：“鲂也以其属死之，楚师继之，尚大克之！”吉。战于长岸，子鱼先死，楚师继之，大败吴师。（昭公十七年，1391—1392页）
这又是一则怀疑占卜而更多依靠人的现实判断的例子。司马子鱼竟在卜战不吉的情况下，要求“改卜”，而且根据形势进行判断“我得上流，何故不吉”，最后直到卜吉而定。其实，即使再卜不吉，楚师也会决战。
再来看哀公时的例子：
夏，赵鞅帅师伐齐，大夫请卜之。赵孟曰：“吾卜于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袭吉。行也！”于是乎取犁及辕，毁高唐之郭，侵及赖而还。（哀公十年，1656页）
赵鞅率兵去伐齐国，大夫请求卜占，赵孟说以前已经卜过了，于是不再卜，最后发兵得胜而还。关于赵孟所说“吾卜于此起兵”，杜注：“谓往岁卜伐宋不吉，利以伐姜，故今兴兵。”如果杜注是正确的，那么，这是指前一年（哀公九年）“晋赵鞅卜救郑……，史龟曰：是谓沈阳，可以兴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的事。然而，前一年是卜救郑，与本年伐齐分明是两件事，在道理上是不能用去年的占卜代替今年的占卜的。所以，实际上，赵孟还是根据自己的需要作决断，而不想让卜问影响他已经做出的决断。这也可见占卜在实际政治事务的决策中已逐步下降，实用理性逐渐在各种事务中占据上风。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两个，一个是：
巴人伐楚，围鄾。初，右司马子国之卜也，观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师至，将卜帅。王曰：“宁如志，何卜焉？”使帅师而行……君子曰：“惠王知志。《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其是之谓乎！《志》曰‘圣人不烦卜筮’，惠王其有焉。”（哀公十八年，1713页）
据杜注，子国未作令尹时，曾卜为右司马，卜得吉兆，卜人说将“如志”，即如其所愿。巴人来伐，楚国按例应当卜帅，即由占卜以决定由谁帅军出战，但楚惠王不卜，他说宁（子国名）既然向来“如志”，就由他帅师，不用卜问了。《左传》记载“君子”对此事的评论，主张遇事应当先以心志判断，而且主张“不烦卜筮”，反对什么事都依靠卜筮，称赞惠王做得正确。这些都是与殷商的大烦卜筮相反的。
另一个是，哀公二十三年（公元前472年）：
夏六月，晋荀瑶伐齐……将战，长武子请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龟于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齐人取我英丘，君命瑶，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辞伐罪足矣，何必卜？”（哀公二十三年，1721页）
这个例子与前面的例子相同，楚、晋本来都是卜筮活动较多的国家，而在征战等事务中，很明显的，实用理性压倒了“礼”的规定和神秘的方法。[1]
《国语》也有类似的事例，如晋语：
二十二年，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适齐、楚。狐偃曰：“无卜焉……”（卷八晋语二，293页）
人事判断，理性优先，春秋时代历史理性和经验的发达，已有足够的智慧判断形势的利弊吉凶，不需要借助占卜而决策。狐偃是典型的智者，当然不会依赖于卜筮。
[1] 春秋时也有很多君子不废卜筮，但多出于从礼。《左传》记载晏子说：“谚曰：‘非宅是卜，唯邻是卜。’二三子先卜邻矣。违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礼，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违诸乎？”（昭公三年，1238—1239页）君子重礼，小人求祥。晏子是君子，其不迁宅自然是基于“不犯非礼”。可以推知，君子的卜筮，亦是从礼，而非从祥。小人则不然，小人以卜筮求吉，不犯不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