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筮与德

现在来看有关“德”的问题在春秋占筮文化中的不断凸显。《左传》载鲁僖公十五年事：

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无也，女承筐，亦无贶也。西邻责言，不可偿也。归妹之睽，犹无相也。’震之离，亦离之震。‘为雷为火，为嬴败姬。车说其，火焚其旗，不利行师，败于宗丘。归妹睽孤，寇张之弧。姪其从姑，六年其逋，逃归其国，而弃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虚。’”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从史苏之占，吾不及此夫！”韩简侍，曰：“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先君之败德，及可数乎？史苏是占，勿从何益？《诗》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职竞由人。’”（僖公十五年，363—365页）

这是说，晋献公当年要嫁女儿给秦伯，嫁之前筮问吉凶，史苏筮后说不吉。但献公没有听从筮占的指示，仍然嫁伯姬于秦。后来献公的儿子惠公被秦所俘获，怨其父当初不听史苏的筮占，应验了凶兆。而韩简则认为，吉与凶的造成，都与人的“德”有关，而德行的败坏不是易之“数”所能预测或把握的。如果败德不修，即使按照筮占的指示去做，也不会有益处。他又引用《诗经》，说明人的德行因素更为重要。这既是人本思想的体现，也是重德思想的体现。

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襄公九年，964—966页）

穆姜行不善者甚多，但她竟能通《周易》，亦堪称奇。她的这次筮问，大概在其晚年迁入东宫之时，筮得的结果，在《周易》为艮之随。随卦卦辞是“元亨利贞无咎”，吉而无凶；但穆姜认为这个结果并不适合她的情况。她认为只有具备仁礼义贞四德的人，才能吉而不凶；而她自己的行为不仁不义，缺乏四德，故必然不能无咎。由此可见，她已经了解，“德”与“福”有关，无德者必不能得福，福祸不决定于卜筮，而依赖于德行。

石言于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岁习其祥，祥习则行。不习，则增修德而改卜。”（襄公十三年，1002—1003页）

这是说，楚国先王要行征伐，要在前五年开始占卜，而且每年都要得到吉兆。五年都得到吉兆，才可以征伐。如果五年之间遇到不吉，就要“修德而改卜”，即努力修德，重新起卜。这个例子虽然不废卜筮，但也认为吉与不吉与德行德政有关，所以遇到不吉，便需要以修德来求吉。

昭公时，楚国伐吴，吴国的国君派人犒劳楚师：

吴子使其弟蹶由犒师，楚人执之，将以衅鼓。王使问焉，曰：“女卜来吉乎？”对曰：“吉。寡君闻君将治兵于敝邑，卜之以守龟，曰：‘余亟使人犒师，请行以观王怒之疾徐，而为之备，尚克知之！’龟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无日矣。今君奋焉震电冯怒，虐执使臣，将以衅鼓，则吴知所备矣。敝邑虽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师。难易有备，可谓吉矣。且吴社稷是卜，岂为一人？使臣获衅军鼓，而敝邑知备，以御不虞，其为吉，孰大焉？国之守龟，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谁能常之……”乃弗杀。（昭公五年，1271—1272页）

无疑，蹶由的临危善辞，他的勇气和智慧给人以十分深刻的印象。同时，在这里也可以看出，占卜的解释可以是相当灵活的。我们大可相信蹶由出发前曾经卜问而且得到吉兆，但“社稷是卜，岂为一人”的思想显然是一爱国（族）主义的超个人立场。同时他也指出，卜之结果，不一定应验在固定的一件事情上，而且“一臧一否，其谁能常之”，没有人能够保证永远得吉，而应该做的事就要去做。这在某种意义上近乎取消了卜筮的实际预测意义。这个例子很能表现出当时人的态度，即卜问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个人对社稷所负担的责任；重要的不是一时一事的吉凶顺逆，而是国族的长治久安。

这样的理性主义态度，在古代希腊是以另一种方式表达的：“有一段文章充分地反映出希腊人所崇尚的理性的要义：赫克托耳在出发作战之前，按照建议，观察天空中飞翔的鸟群，预卜吉凶，他大声说道：‘听从展开翅膀的鸟群，看它们飞向东还是西……不，最好的预兆只有一个，那就是：为我们的国家而战。’”^[1]

最后再举一个例子：

南蒯之将叛也，……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为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昭公十二年，1336—1338页）

南蒯准备叛乱，筮之，得坤之比，是一个大吉之卦。但子服惠伯说：我学习易道已经很久了，用《易》之筮问，是有德行的要求的。忠信之人占问忠信之事，筮占的结果会与事实相合；非忠信之人占不忠不信之事，必定失败。“《易》，不可以占险”，即《易》是不能用来占问不忠不信之事，不能用来占问违德之事。问主如果德行有阙，筮占虽吉，也不会有好的结果。

春秋中期以前的卜筮文化和筮问活动，都没有对于德行的要求。而现在，筮问者本身的德行和筮问者将要从事的行为的性质，都成为筮问是否正确预知未来的前提条件。筮占的正确性，要求筮问者具备基本的德性，要求所问之事必须合乎常情常理。如果这些条件不能满足，无论筮占的结果如何，事实的发展和结果必败不吉。这样一来，“德”的因素成为卜筮活动自身所要求的一个重要原则。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如果与同时期的西方文化相比，古代希腊的“神谕”也许可以作为一个对照。希腊文化具有一种反差性，一方面希腊人创造了令人神往的神话和极其美妙的艺术；而另一方面，古代希腊神话所透露的神灵信仰与伦理关切，又相当肤浅。与神话时代希腊人的信仰相关联的文化现象中，“神谕”似可值得注意。希腊各地的许多神殿都有神谕，在希腊人看来，宇宙充满了超自然的神的力量，人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似乎全都受某种神的意志的操纵。而人们则可以借助敬神的仪式，在祭司的操作下取得诸神意志的宣示，预知命运。这种神谕也是神的一种重要启示。希腊最著名的神谕圣地是多多纳宙斯神庙的神谕，和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的神谕。这两处神庙都以神谕、占卜、预言而著称于世。^[2]

询问神谕是古代希腊人及其周边野蛮人的共同宗教习俗，一般由经过训练的女祭司，口嚼有麻醉性的月桂树叶，进入恍惚、错乱甚至痉挛的状态，以接收神的启示。然后通过她们的嘴将这些神的答话说将出来。男祭司则把这些话的意义解释给在场的目睹者。答语往往容许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解释。这样，无论未来事件真相如何，这些作为预言的神谕答语，都可以说是灵验的。^[3]女祭司的表演活动有萨满的性格在其中，但神谕被刻录和记述，使神谕也可以由一次性的答案变成永久的格言和教训，这与《周易》的卦爻辞是一样的。

[1] 〔美〕伊迪丝·汉密尔顿：《希腊方式——通向西方文明的源流》，徐齐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252页。

[2] 参看杜兰《希腊的兴起》，幼狮文化公司，1995年，283页。

[3] 参看杜兰《希腊的兴起》，及李天祜《古代希腊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3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