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春秋时期的星占

《国语》记晋文公未即位前事：

董因迎公于河，公问焉，曰：“吾其济乎？”对曰：“岁在大梁，将集天行。元年始受，实沉之星也。实沉之墟，晋人是居。所以兴也。今君当之，无不济矣。君之行也，岁在大火。大火，阏伯之星也，是谓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瞽史记曰：嗣续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晋国。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谓天地配亨，小往大来。今及之矣，何不济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参入，皆晋祥也。”（卷十晋语四，365页）

晋文公在鲁僖公二十三年出行。僖公二十三年与二十四年之交，岁在大梁，岁即木星。据董因说，僖公二十三年木星在大梁，大梁为十二次之一，对应于赵、冀州。僖公二十四年岁星在实沉，大梁和实沉之墟都是“晋人是居”之地，故此星象预示晋人当兴。又说重耳出行的途中岁在大火，是为大辰，辰可以成善，现在就是善的成就之时。易筮之得泰卦，小往大来，也是吉。这一套星象的说法是基于岁星论，即岁星在何分野，该分野的地面郡国便兴。

宋襄公九年，宋国有火灾，晋侯因此而问士弱：

晋侯问于士弱曰：“吾闻之，宋灾于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对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内火。是故咮为鹑火，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阅其祸败之衅，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对曰：“在道。国乱无象，不可知也。”（襄公九年，963—964页）

大火的分野在豫州，宋为商人之后。时人谓宋国遭火灾而知天道，晋侯闻此说，不明所以，故问于士弱。士弱的回答是，心宿为大火，柳宿为鹑火，陶唐氏的火正官阏伯居于商丘，主祀大火星，而且以大火星的移动轨迹来定时节。殷祖相土继承了阏伯，所以商朝以大火为主祀星。商人认为该族历史上的祸败灾乱都是始于火星变化引起的火灾，所以商人很注意大火星的变化，以由此了解天道。这里的关键是“必始于火”四字，我以为此中之“火”字并有二义，如果此“火”仅只是火灾，何以能知天道？必是火星运动引起的火灾，才可谓由火灾而知天道。也就是说，星辰的变动移留会引起地上的灾祸。值得注意的是，晋侯又问“可必乎”，灾祸一定都由天道决定而不可避免吗？回答是，关键还在治国之道。我们以后还会讨论这个问题。

二十八年春，无冰。梓慎曰：“今兹宋、郑其饥乎！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以有时灾，阴不堪阳，蛇乘龙，龙，郑、宋之星也。宋、郑必饥。玄枵，虚中也。枵，耗名也，土虚而民耗，不饥何为？”（襄公二十八年，1140—1141页）

襄公二十八年初天气反常，无冰。鲁国的大夫梓慎，盖为史官，^[1]他预测说，今年郑宋恐怕要发生饥荒，因为岁即木星，按其推算，本年木星应当在十二次中的星纪，可是实际观测到的岁星却在玄枵。十二次的次序是：降娄、大梁、实沉、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星纪、玄枵、娵訾。说明岁星超过了它应在的位置星纪，而到了玄枵。过度就是淫，是为天时不正常。无冰，说明阳盛阴弱，故说阴不堪阳。从分野上说，宋郑与龙相配，龙指岁星，故岁星不正常，应在宋郑。^[2]现在岁星在玄枵，枵即虚耗，故推论宋郑必受饥荒之灾。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晋侯问于士文伯曰：“谁将当日食？”对曰：“鲁、卫恶之。卫大，鲁小。”公曰：“何故？”对曰：“去卫地如鲁地，于是有灾，鲁实受之。其大咎其卫君乎！鲁将上卿。”公曰：“《诗》所谓‘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对曰：“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昭公七年，1287—1288页）

古人以日食为灾象，认为天上出现日食，相应之地上必有灾祸出现。所以，当这一年日食出现时，晋侯便问哪一片地面将对应日食的变异。士文伯说，应该对应在鲁国和卫国，而鲁国的灾害小，卫国的灾害大。卫国的灾将应在卫国的国君身上，鲁国的灾害将应在上卿的身上。^[3]士文伯还指出，其实天象是人事变化的预兆，也是人事变化的结果；不善之政，必然引起灾祸，这叫作“自取谪于日月之灾”。天象则是灾前之兆，因此灾祸并不是天定必然的。这种天人感应论比起天象命定论，仍有积极意义。

十一月，季武子卒，晋侯谓伯瑕（士文伯）曰：“吾所问日食，从矣。可常乎？”对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类，官职不则，同始异终，胡可常也？《诗》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国’，其异终也如是。”公曰：“何谓六物？”对曰：“岁、时、日、月、星、辰，是谓也。”公曰：“多语寡人辰而莫同，何谓辰？”对曰：“日月之会是谓辰，故以配日。”（昭公七年，1296—1297页）

杜注：一岁日月十二会，所会谓之辰。据《左传》这里所说，在上次谈话后七个月，士文伯关于天象变动的预测都应验了，所以晋侯问他，上次问的日食问题已经应验，可以经常用此法来预测吗？士文伯回答不可，因为事物差别很大，很多事物在开始时相同，可是最终的结果却大不一样。他的意思似乎是说，同样的征兆，但结果不一定相同，其中还是有人的主观努力的作用，正如他前次所说的慎于善政。

夏四月，陈灾。郑裨灶曰：“五年陈将复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产问其故，对曰：“陈，水属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陈，逐楚而建陈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岁五及鹑火，而后陈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昭公九年，1310页）

昭公八年楚国灭陈，昭公九年陈地有火灾。“火出”之火是指心宿。郑国的裨灶是占星术家，他认为陈是属水的，楚是属火的，水火相配，故陈楚福祸相连。现在心宿出而陈地有火灾，预示陈人要逐走楚人而复建陈国（复封）。他又说水火相配以五为数，所以岁星五次过鹑火之后，陈就要亡了，楚国最终会灭陈。^[4]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对星象的解释，已经有阴阳配合之数的概念。

景王问于苌弘曰：“今兹诸侯何实吉？何实凶？”对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岁也，岁在豕韦，弗过此矣。楚将有之，然壅也。岁及大梁，蔡复，楚凶，天之道也。”（昭公十一年，1322页）

豕韦即营宿，为二十八宿之一，亦即室宿。据杜注，十三年前木星（岁）在豕韦，蔡世子弑君，今年岁又在豕韦，故主蔡凶。“楚将有之，然壅也”，是预测楚国将占领蔡国，但终将不利于楚。等到岁在大梁之年，蔡将复国，楚国有祸。福祸周而复，这就是天道。

昭公十七年夏，发生日食：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请所用币。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举，伐鼓于社；诸侯用币于社，伐鼓于朝，礼也。”平子御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币，礼也。其余则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灾，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举，辟移时，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故《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此月朔之谓也。当夏四月，是谓孟夏。”平子弗从。（昭公十七年，1384—1385页）

六月日食，祝史请示如何祭祀祈禳，叔孙昭子主张伐鼓用币，认为这合乎礼制。季平子反对，认为只有正月发生日食时才伐鼓用币，其余诸月发生日食则不必伐鼓用币。大史说，六月即正月，日食在朔（是时日、月与地成一条直线），日光为月所蔽，应当伐鼓用币。

再举出几个例子：

于子之卒也，将葬，公孙挥与裨灶晨会事焉。过伯有氏，其门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犹在乎？”于是岁在降娄，降娄中而旦。裨灶指之，曰：“犹可以终岁，岁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岁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娄。（襄公三十年，1177—1178页）

这件事是说，襄公十九年时，公孙卒，那一年岁（木星）在降娄，下葬时降娄在中天，天初明而日将出。当时裨灶路过伯有家，指着娄宿三星说，伯有还可以活到岁星绕一周，但活不到岁星回到降娄的时候。襄公二十九年岁在娵訾，襄公三十年七月，岁星将过娵訾，而未及降娄，伯有死。

昭公十年：

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郑裨灶言于子产曰：“七月戊子，晋君将死。今兹岁在颛顼之虚，姜氏、任氏实守其地。居其维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晋之妣也。天以七纪，戊子逢公以登，星斯于是乎出，吾是以讥之。”（昭公十年，1314—1315页）

本年正月客星出现于女宿，郑国的裨灶对子产说，七月某日，晋君将死。其理由是，今年岁星在玄枵，玄枵是齐国（姜）和薛国（任）的分野，女宿为玄枵三宿（女、虚、危）之首，现在遇到客星，必将告于邑姜。（古人以婺女为已嫁女，齐太公女邑姜嫁于晋，为晋唐叔之母，故认为齐的分野有客星，就必然告于邑姜。）邑姜在晋，故此天象将应在晋君；从前有个名叫逢公的人在戊子日死，有客星出现，故晋君将死；而天以七纪，即二十八宿分布四方，每方七宿，由此推断晋君将死于七月戊子。这显然是一套牵强附会的讲法。

[1] 梓慎、裨灶皆鲁郑之臣，史书未说二人为史官，但观二人对天数的了解，应为史官。

[2] 《史记》天官书说：“宋郑之疆，候在岁星。”又古人以岁星为木，木为青龙，故说“龙，宋、郑之星也”。

[3] 杜注：“八月卫侯卒，十一月季孙宿卒。”亦见《春秋左传注》，1287页。

[4] 按杜注“陈，颛顼之后，故为水属”，“楚之先祝融为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此处解释可参看杨伯峻《春秋左传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