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天道远，人道迩”的解释

昭公十七年冬彗星出现，鲁国和郑国的史官预测次年将有火灾：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申须曰：“慧所以除旧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诸侯其有火灾乎！”梓慎曰：“往年吾见之，是其征也。火出而见，今兹火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与不然乎？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夏数得天，若火作，其四国当之，在宋、卫、陈、郑乎！宋，大辰之虚也；陈，大皞之虚也；郑，祝融之虚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汉，汉，水祥也。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其星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过其见之月。”

郑裨灶言于子产曰：“宋、卫、陈、郑将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瓒，郑必不火。”子产弗与。（昭公十七年，1390—1392页）

杨伯峻说：“以上申须、梓慎之言，皆以天象关联人事迷信之语，早已不可解，且极不科学，亦不必解。杜注不得已而解之，亦未必确。”孛即彗星，大辰即心宿二，又称大火。汉即银河。按杜注，申须为鲁国大夫，他主张彗星是除旧布新的，彗星在大火除旧布新，但彗星过去，大火再出现时，地上必有火灾之祸。梓慎认为，彗星在大火出现已经很久，火灾肯定要发生，如果地上有火灾，必应在宋、卫、陈、郑四国。因为大火的分野为宋，其他三国也因各种不同的关联而与此次火灾有关。这次火灾将在次年秋天大火看不到的时候结束。郑国的裨灶请求子产用玉器进行祭祀祈禳，以防止郑国的火灾。这一建议遭到子产的拒绝。

果然，昭公十八年宋、卫等国发生火灾：

夏五月，火始昏见，丙子，风。梓慎曰：“是谓融风，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风甚，壬午，大甚，宋、卫、陈、郑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曰：“宋、卫、陈、郑也。”数日皆来告火。裨灶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人请用之，子产不可。子大叔曰：“宝以保民也。若有火，国几亡。可以救亡，子何爱焉？”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遂不与。亦不复火。（昭公十八年，1394—1395页）

夏五月火见，即心宿昏见，而后开始起风。梓慎断定这是宋、郑、陈、卫火灾的前兆，结果数日之后，四国都来通报遭受了火灾。郑国的裨灶对子产说，去年冬天我已经断言今年宋、卫、陈、郑同一天发生火灾，要求用玉器祭祀神灵以禳灾，不获同意，现在赶快按我的话做，否则郑国会再次发生火灾。子产不仅仍不同意，而且对天道人道的问题讲出了一番见解。而裨灶所预言的再火之灾也并未发生。^[1]

昭公二十一年：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问于梓慎曰：“是何物也？祸福何为？”对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为灾。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过也。其他月则为灾，阳不克也，故常为水。”（昭公二十一年，1426—1427页）

这一年又发生日食，梓慎说，冬至、夏至、春分、秋分时天有日食，不会为灾。其他时候出现日食就有灾害，一般是水灾，因为日食表示阳不胜阴。这表示，当时人们已经不认为凡日食一定有灾，反而肯定在二分二至之月的日食无灾；即使是有灾之月的日食，对日食带来的灾害也完全给以阴阳相胜的自然解释。

又过几年，日食再次出现：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将水。”昭子曰：“旱也。日过分而阳犹不克，克必甚，能无旱乎？”（昭公二十四年，1451页）

与前例一样，梓慎认为凡不在二分二至发生的日食，都预示有水灾。而昭子反对，他认为将有旱灾，其理由是，夏五月太阳已行过春分点，阳气应当正在旺盛之时，此时却犹不能胜过月阴，而有日食，则阳气必然积聚起来；阴阳相胜，待到阳气胜阴时，郁积的阳气一定发作得很厉害，所以将会有旱灾。“秋八月，大雩，旱也”（同上，1452页），杨伯峻谓：“其年八月大雩，亦足证梓慎之说误。”（昭公二十一年，1427页）尽管二人讲法皆非科学，但都是诉诸自然主义的解释，较之神秘的、机械的星象说，有其进步的意义。

在日食与星辰之占外，尚有风云之占，如：

是岁也，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三日。楚子使问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当王身乎？若禜之，可移于令尹、司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过，天其夭诸？有罪受罚，又焉移之？”遂弗禜。

初，昭王有疾，卜曰：“河为祟。”王弗祭。大夫请祭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雎、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穀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遂弗祭。

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哀公六年，1635—1636页）

汉代的所谓天人感应的灾异思想，正是来源于先秦的天象之术。如此例中，特殊色状的云在楚国的天空出现，引起国人的惊疑，周太史说，此一变异将应在楚昭王身上；如果以某种方法来祭祀，则可以将灾祸转移给楚国的令尹或司马。昭王谢绝说，如果这是上天给我的惩罚，我又怎么可以转给他人。按照这里的讲法，赤云的出现虽然不是楚昭王的政事所引起，但它是人事变化的征兆，故这种讲法当然包含了人—天的相互感应关系。昭王患病之初，卜人为之占卜，说是黄河的河神作祟，请求祭祀河神，昭王既不相信卜筮，也不越礼祭祀河神。正如我们在前章揭示的，春秋时代，以卜筮决定行为的传统已经逐步让位于理性和德性的态度，楚昭王的这件事也是一个例子。所以这件事也得到了孔子的称赞。

理性与德性优先的态度，也同样反映在天象星辰之术方面。

如：

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师不时，必无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襄公十九年，1043页）

晋北楚南，故南师是指楚军。师旷歌风（曲），即《周礼》大师所谓“执同律以听军声而韶吉凶”，是一种以乐律卜吉凶的预测，他说南风不强，所以楚军必无功而返。董叔也说，天道多在西北，南军不得天时，所以一定无功。^[2]而叔向则说，有没有功，关键在其国君的德行，而不在星辰天象。叔向的这一讲法显然代表了当时有识者的态度。

有关日食和行星运动的预言的学说体系，有些西方学者认为，是在公元前5世纪或稍后由巴比伦传入中国。但据上面所述可知，《左传》的记载，有关星占和日食的记述多集中在襄公、昭公时，即公元前7至前6世纪，所以是不可能在公元前5世纪以后才由近东传入的。

最后，可再举出宋国的子韦的例子，《史记·天官书》把他作为一个重要人物，而《左传》《国语》未载其天学方面的言论。其事迹见于《吕氏春秋》：

宋景公之时，荧惑在心，公惧，召子韦而问焉，曰：“荧惑在心，何也？”子韦曰：“荧惑者，天罚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祸当于君。虽然，可移于宰相。”公曰：“宰相，所与治国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韦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寡人将谁为君乎？宁独死。”子韦曰：“可移而岁。”公曰：“岁害则民饥，民饥必死，为人君而杀其民以自活也，其谁以我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尽已，子无复言矣。”子韦还走，北面载拜曰：“臣敢贺君。天之处高而听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比三赏君。今昔荧惑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岁。”公曰：“何以知之？”对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赏，荧惑必三徙舍，舍行七星，星一徙当七年，三七二十一岁矣。……是夕荧惑果徙三舍。”（《吕氏春秋》卷六制乐）^[3]

这个故事和前面所说的楚昭王的故事很相近。荧惑守心，即火星在心宿发生“留”的现象。这个故事反映的人道主义意识，都是在春秋后期的文化氛围中才能出现的。

[1] 不过，据《左传》，四国同时发生火灾时，子产在郑国一方面及时安排各种救灾措施，另一方面也使祝史在国北祭祀而祈禳之。

[2] 杨伯峻注：“天道为木星所行之道。此年木星在黄道带经过娵訾，于十二支中为亥，故云天道在西北。”（1043页）

[3] 《史记》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记此事稍简：“三十七年，楚惠王灭陈。荧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忧之，司星子韦曰：‘可移于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岁。’景公曰：‘岁饥民困，吾谁为君！’子韦曰：‘天高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荧惑宜有动。’于是候之，果徙三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