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结果分析

1.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

在数据处理的基础上，笔者分析得出，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如下。

从健康状况来看：主观认为不健康的占21.17%，主观认为健康的占78.83%；心理健康程度低的占3.41%，心理健康程度中的占42.09%，心理健康程度高的占54.50%；生理健康情况中，最不健康的占3.16%，最健康的占59.12%，其余的都介于二者之间（见表4）。可以看出，被访者健康状况总体来讲较好。

表4 健康状况

续表

从社会资本拥有状况来看，信任程度低的占10.46%，信任程度中的占74.94%，信任程度高的占14.6%；互助与信任程度低的占7.79%，程度中的占55.96%，程度高的占36.25%；社会责任感程度低的占7.3%，程度中的占13.63%，程度高的占79.08%；与他人联系程度低的占11.92%，程度中的占47.93%，程度高的占40.15%；社区认同程度低的占9.49%，程度中的占30.17%，程度高的占60.34%；社会支持程度低的占44.77%，程度中的占42.58%，程度高的占12.65%（见表5）。这些数据表明，受访的老年人社会资本拥有量总体而言比较可观，但在社会支持一项中表现稍不明显。

表5 社会资本概况

续表

2.社会资本与健康的关系

上一部分的数据已经大致反映出受访老年人普遍比较健康，同时，他们也大都拥有较好的社会资本。但这并不能直接反映社会资本与老年人健康之间的相关性。为了进一步测量二者的相关性，笔者将社会人口变量、住房及社区条件这两类变量作为社会资本的控制变量，与社会资本的几个指标分别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生理健康、主观健康感进行模型分析。从模型分析结果（表6）可见，社会资本与老年人的健康存在显著相关。

（1）社区医疗设施便利程度，即社区离医疗设施（三甲医院）的距离与老年人心理健康呈显著正向相关性。在模型1.1中，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1公里内有三甲医院的社区相比，3公里内有三甲医院的社区居民心理健康度较高的可能性降低69%，在模型1.2中这种相关关系依然存在，为64%。可见，便利的医疗设施能够促进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在此次调研中，笔者曾经走访了部分老人，他们普遍表示居住在医院附近比较放心。有位84岁的张姓阿婆在十几年前特意把家搬到了某三甲医院旁边。我问她当时是否得了什么慢性病？她说自己至今还算健康，搬家是因为住在好医院附近会比较安心。这说明便利的医疗设施不仅能为老人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还可以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

（2）“社会支持”与老年人心理健康呈显著的正相关性。模型1.1和模型1.2都显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社会支持程度低的居民相比，社会支持程度中的居民心理健康较高的可能性提升1.8倍左右（模型1.1和1.2数值近似）。说明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具有促进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是来自亲朋好友及邻里的援助可以帮助老人稳定情绪和改善精神状态（青木邦男，2014）。不过，社会支持对老年群体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是复杂的。研究显示，社会支持的心理健康促进作用只发生在“社会支持程度中”的老年居民中，社会支持“程度低”和“程度高”均不能促进心理健康。说明社会支持只有高到一定程度时才能促进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过高和过低都起不了作用。这可能是社会支持程度高的老人普遍较有依托造成的。这些老人大多家庭和睦、子女孝顺。家庭本身就提供了丰富的情感支撑。对于他们而言，心理健康与否更多取决于自身身体健康状况等因素，社会支持的作用反而下降了。国内相关研究也显示了社会支持与老年心理健康之间的复杂关系。有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与老年人自身的压力水平有关，并且存在性别差异（陈立新、姚远，2000）。说明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同时深受其他各种因素的制约。

（3）“与他人联系”与老年居民的主观健康感呈显著负相关性。从模型3.1和3.2可见，“与他人联系”程度提高时，老年人的主观健康感反而降低。和“与他人联系”程度低的老人相比，“与他人联系”程度高的老人选择主观健康感较高的可能性显著降低69%（模型3.1和3.2数值相当）。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与他人频繁的接触不利于老年人的主观健康感。国内外部分研究也得出了相近的结论。2014年英国斯特灵大学行为科学中心研究员迈克尔·戴利等人对低收入人群健康状况不佳的原因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低收入人群健康状况差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缺少金钱，而是与邻里等的攀比所产生的心理压力导致的（环球网，2014）。胡荣（胡荣、陈诗斯，2012：152-153）等在对厦门市农民工社会交往与精神健康关系的实证调查中也发现，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的促进作用仅限于农民工之间，他们与厦门市民的密切交往，反而不利于精神健康。就此推断，农民工与厦门居民的频繁接触会由于比较而产生心理压力，进而不利于精神健康。这些研究均显示，过多的社会交往会增加由于攀比导致的心理失衡，进而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4）“社会支持”与老年人的主观健康感呈显著的正向相关性。模型3.1和模型3.2都表明，社会支持与老年人的主观健康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模型3.1中，与社会支持程度低的居民相比，社会支持程度中等的居民主观健康感较高的可能性显著提升3.5倍，社会支持程度高的居民主观健康感较高的可能性显著提升6.6倍。模型3.2在增加住房及社区条件以后，社会支持程度中和高的居民，主观健康感较高的可能性分别显著提升3.8倍和6.3倍。这意味着社会支持程度越高，老年人的主观健康感也越强。国外早在20世纪中后期就开始关注社会支持与主观健康感的关系，发现社会支持对健康自评（主观健康感）具有直接的正向作用（Cott CA，Gignac MA，Badley EM，1999：731-736），此次调研得到了一致的结论。

此外，分析结果表明社会资本与老年人的生理健康不存在相关性，这与已有的研究相一致。

3.其他变量与老年人健康的关系

除了我们已经分析过的社会资本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存在显著相关性之外，数据分析还显示了其他的结果。（见表6）

（1）性别与老年人心理健康存在显著相关性。数据显示，相对于女性，男性的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程度普遍较优。在模型1.1和模型1.2中，与女性居民相比，男性心理健康程度更高的可能性分别显著提升1.7倍和1.9倍；在模型2.1和2.2中，男性生理健康程度更高的可能性均显著提升1.7倍。迄今为止，各国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普遍高于男性，但同时，女性的健康状况却不如男性。已有的研究表明“女性的疾病发病率也高于男性，特别是在生命的后期。女性更可能去寻求医疗服务，自报患病的比率也高于男性”，本文的研究结果与此一致。吉登斯曾经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导致男女健康差距的原因。他指出，收入不平等和繁重的社会角色是造成女性健康状况差的主要社会因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女性收入低于男性，这使得她们无法获得可以提高其独立性的资源。不仅如此，女性还要扮演多重角色，既要从事家务劳动、照顾老人孩子，还要承担专业职责。这些都会增加她们的身心压力并最终影响健康（安东尼·吉登斯，2003）。

（2）年龄层与老年人生理健康有显著的相关性，年纪越大的老年人，生理健康程度越低。模型2.1和模型2.2表明，与60～65岁居民相比，66～74岁居民生理健康更好的可能性显著降低60%多，75～80岁显著降低80%左右，80岁以上显著降低90%左右，这与人们的日常经验相符。

（3）居住时长与老年人心理健康和主观健康感均呈显著的正向相关性。模型1.2和模型3.2还测出，在同一社区内居住时间长短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和主观健康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这种相关性只出现在那些在同一社区居住了30年以上的老年人身上。从表6可见，与居住5年以下的居民相比，居住30年以上的居民心理健康度更高的可能性显著提升3.2倍，而主观健康感更高的可能性显著提升4.3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资本经过长期的积累，从而会影响到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表6 老年人健康水平影响因素的逻辑斯蒂（次序、二元）回归系数（N＝411）

续表

续表

4.社区养老服务利用率与社会资本

社区中与老年人健康密切相关的一个因素是养老服务——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使用频率，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的健康状况。此次调研涉及上海市13个社区，提供的养老服务具有相似性，在调研中询问了老年人对老年日托中心、老年活动室、老年助餐服务、免费体检、老年服务志愿者等社区养老服务的使用频率（各题描述性统计分析参见表7）。调研数据显示，养老服务的利用率，也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相关性。在分析养老服务使用频率一项时，笔者将缺失值去掉，分析了剩余的307个样本。进行赋值加分之后，使用频率加总分值为5～25分，将其区分为三个层次：1～10分为低，11～15分为中，16～25分为高。据此得出的结果是：使用频率低的占38.76%，使用频率居中的占39.74%，使用频率高的占21.50%（见表8）。建立两个模型[9]对养老服务使用频率进行回归分析之后发现如表9所示结果。

（1）模型一显示，信任程度高与养老服务使用频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信任程度高能够提高养老服务的使用频率。但是这种相关性在添加了住房及社区条件之后就消失了。因此，信任和养老服务使用率的相关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2）两个模型都验证了社会支持程度高与养老服务使用频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社会支持程度高能够提高养老服务的使用频率。

（3）模型二还显示，与公房相比，新式里弄更加不利于提高养老服务使用频率——数据显示出，新式里弄与养老服务使用频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表7 养老服务使用频率各题描述性统计结果（N＝307）

续表

表8 养老服务使用频率

表9 社会资本与养老服务使用频率的相关性

续表

续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