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勾玉的形态学意义

从绳纹中期起，日本出现了翡翠曲玉。材质的变化也带来了形态上的变化。首先，翡翠曲玉的一端开始变尖，新潟县丝鱼川市绳纹中期长者原遗址出土的曲玉就带有这种倾向。到了绳纹晚期前段（3300—3000年前），翡翠曲玉的形态已经大致接近定型勾玉，但仍有一些区别。

日本北部青森县著名的朝日山遗址，属于绳纹晚期。该遗址出土了头部带有尖嘴状的曲玉（图2-15），可以看出鸟的意象，但尾部仍然是蛇。这种曲玉应该是鸟与蛇的结合。

图2-15　日本绳纹晚期勾玉

（青森县立乡土馆）

日本南部的九州岛唐津市有著名的宇木汲田遗址，该遗址始于绳纹晚期，弥生中期达到鼎盛。1930年，该遗址出土了15枚翡翠曲玉和定型勾玉，图2-16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图2-16中有定型勾玉（最大红圈中的勾玉，长4.9厘米），但也有非定型曲玉，还有非常接近定型勾玉但又尚未定型的曲玉，即图中下方红圈中的曲玉（2.3厘米）和图中左上方红圈中的曲玉（1.8厘米）。从形态上看，左上方红圈中的曲玉明显属于绳纹晚期或弥生早期，但下方红圈中的曲玉应该介于绳纹晚期曲玉与定型勾玉之间，年代上可能属于弥生前期。如果将这3枚曲玉和勾玉作为一个时间系列来判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非定型曲玉在弥生中期演变为定型勾玉的变化过程。

图2-16　绳纹晚期至弥生中期的勾玉

（李国栋摄于菜畑遗址末卢馆）

另外，图2-16下方红圈中的曲玉和左上方红圈中的曲玉都继承了绳纹晚期翡翠曲玉的鸟头形，所以笔者认为，弥生中期以后虽然鸟嘴不见了，但定型勾玉中肯定依然包含着鸟信仰，而这层含义是滑石类绳纹曲玉所没有的。

1665年，日本出云大社所管辖的命主社出土了一把弥生时代的铜戈和一枚翡翠定型勾玉（图2-17）。经现代技术鉴定，其翡翠原料产自新潟县丝鱼川市的姬川。姬川古称沼河（奴奈川），由沼河比卖（奴奈川姬）统治，出云地区的大国主神（八千矛神）曾去沼河比卖处走婚，这就是此翡翠定型勾玉来到出云大社的历史背景。

图2-17　命主社出土的翡翠定型勾玉

（李国栋摄于出云大社宝物馆）

笔者曾去绍兴博物馆参观。绍兴是古越国的都城，博物馆里展示着许多长江下游出土的文物，其中一件春秋时代的铜镈钟引起笔者的特别注意。其钮部呈三角形，上面铸满了鸟纹和勾玉纹（图2-18）。

图2-18　春秋镈钟钮部鸟纹

（李国栋摄于绍兴博物馆）

三角形钮部顶尖第一排有四个鸟纹，第二排两边各有一个鸟纹，第四排和第五排两边又各有一个鸟纹（图2-18）。鸟纹都位于边缘，呈飞升状。而勾玉纹都位于中间，图2-19红圈内的都是典型勾玉纹。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勾玉纹身体上的纹样与鸟纹相似，而且形态也相通。另外，我们可以在钮部支架上发现许多由正三角形和倒三角形组合而成的蝮蛇纹（图2-20，图2-21）作为鸟纹和勾玉纹的背景纹样。由此我们可以知晓，蛇纹是勾玉纹的底色，而鸟纹是勾玉纹的升华。也正因为这个原因，笔者想把这铜镈钟钟钮上的勾玉纹称为“鸟蛇勾玉纹”。

图2-19　春秋镈钟钮部勾玉纹

（同图2-18）

图2-20　春秋镈钟钮部蝮蛇纹

（同图2-19）

图2-21　蝮蛇三角纹

（百度图片）

按照新的“弥生时代公元前10世纪起始说”判断，春秋时代正好相当于日本弥生时代前期和中期。在春秋战国时代的战乱中，曾有大量的吴越王室贵族战败后逃往日本列岛避难，文献记载的吴泰伯之后入海为倭等都可视为例证。在这一背景下，鸟蛇勾玉纹也自然会传入日本，并非常有可能对同时代的日本勾玉产生影响。

程海芸曾在其论文《日本铜镜、铜剑、勾玉的外来性与本土化》中援引日本富雄丸山古坟出土的石制琴柱上的飞鸟形勾玉，指出日本弥生中期的定型勾玉中包含鸟信仰。虽然该古坟本身年代为4世纪后期，但勾玉的形态与弥生中期的定型勾玉完全相同，所以确实可以作为弥生中期定型勾玉中包含鸟信仰的证据。不过，如果把视野扩展到长江下游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春秋时代的“鸟蛇勾玉纹”具有更强烈、更直接的证据性。在中国春秋时代到日本古坟时代这个大跨度历史背景下，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日本弥生中期定型勾玉产生的必然性，及其所蕴含的鸟蛇一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