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与政策演进回顾[22]

过去20年，中国成功地取得了年均10%的经济增长率，并将年均通胀率控制在3%以下。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仍然保持了稳定增长的势头，并加强了金融稳定。不管未来怎么样，没有人可以否认过去20年间中国经济的成功，这确实是真正的经济奇迹。促成这一奇迹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中国政府成功地实施了宏观调控政策。总结20世纪90年代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主要经验、教训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制定今后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实现低通胀率下的高速经济增长。

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简要回顾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日新月异。过去20多年，中国的年均 GDP 增速大约为10%。从1991年到2000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速达到了10.1%。

然而，中国的经济增长道路并非总是坦途。中国经济经历了多次周期，最近一次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中国的经济增长从1990年的4.1%（1978年以来的最低增速）快速提升至第二年的9.5%。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要求加快改革的步伐，扩大开放的领域，当年中国经济增速快速跃升至14.2%,并很快出现了过热迹象。1993年，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增长，增速达到13.5%，同时通胀率突然升至14.7%（前三年的通胀率分别为3.1%、3.4%、6.4%）（图1）。

1993年年中，政府开始收紧宏观经济政策，遏制通货膨胀。然而，通胀率继续上升。1994年，通胀率升至24.1%，创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高。

1995年，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使通胀率降至14.8%。同时，中国成功保持了经济增速，当年增速仍然高达10.8%。

1996年，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继续改善，当年经济增速为9.6%,同时通胀率降至6.1%。所有指标似乎都预示着，始于1993年下半年的紧缩政策将使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到了1997年，人们还在期待着经济形势的继续改善。

而在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事后来看，1996年产能过剩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了。然而在当时，政府并不确定产能过剩是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还是此前宏观经济过度紧缩导致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由于不确定增长放缓的根本原因，在1997 年的大部分时间，政府仍然将控制通胀视为头号大敌，拒绝采取诸如降息之类的措施以解决经济放缓问题。[23]

1997年10月，零售价格水平开始下降，有效需求不足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许多调查显示，几乎各个领域都面临着产能过剩的问题。同年11月，受国内经济迅速恶化和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不佳的影响，政府将一年期存款利率降低了1.8个百分点，这标志着宏观政策开始转向。

对中国来说，1998年是90年代最艰难的年份之一。那一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虽然略有迟滞，但最终还是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很大影响。世界经济形势的恶化，致使中国的出口从1997年年末开始下滑，并于1998年进一步恶化。物价水平的持续下降、经济增速的显著回落都在表明，中国遭遇了从未经历过的挑战——通货紧缩。政府担心1998年的经济增速可能会掉到8%以下，而且也意识到货币政策效果越来越弱，于是在1998年年中开始转向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

经济增速明显下滑、通货紧缩、不良贷款率上升、人民币贬值压力不断加大——这些因素让一些国外的“中国专家”认为，中国将很快发生金融危机。

199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7.1%，为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最低增速。最令人担心的是投资增速的持续走低。在1999年的四个季度里，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为23.8%、16.2%、8.5%和6%，非国有企业投资增速甚至更低。

然而，一些重要的积极因素也在1999年开始显现。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通缩逐渐缓解。这一年中国的进口增速快速提高（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进口增速改善源于对走私活动的打击和由此带来的海关数据改善）。这些变化显示经济开始复苏了。1999年年初，中国的外贸出口形势非常严峻。到了下半年，由于世界经济包括亚洲经济的复苏，以及中国政府鼓励出口政策的实施，中国出口显著增长。当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基本令人满意，达到了292亿美元（上一年相比下降144亿美元，或者减少33%）。

由于税收监管水平的提高，政府的税收收入增长显著。1999 年，税收额增长了1.0312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3.4%。更重要的是，过去几年里中国一直进行的结构调整开始显现成效。通过合并、破产、重组、债转股、管理增效等措施，1999 年企业利润率大幅提高，亏损的大中型国有企业数量显著减少。根据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24]提供的数据，工业企业 1999 年利润额达到了 2202 亿元，同比增长52%。国企和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达到 967 亿元，同比增长77.7%，为过去五年最高水平。中国经济基本面的改善和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为经济的复苏奠定了基础。尽管投资需求仍然较弱，整体经济增速从1999年第三季度已经开始走出低谷。

到了2000年，中国的 GDP增速在四个季度分别达到了8.1%、8.2%、8.2%和8%。抵押贷款的扩张推动了房地产投资增速的提高，使之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前景改善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社保体系建设的推进、居民收入的增加（城镇居民收入2000年第一季度实际增长6.9%，农村居民收入增长1%），以及全球经济前景的改善，消费需求也实现了稳定增长。2000年第一季度外贸出口增速达到了惊人的39%。从2000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的物价水平（以CPI来衡量）就不再继续下滑，就业问题似乎也有所改善。2000年，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通缩的结束可能表明，中国宏观经济已经到达了经济周期的转折点。

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投资增速不稳。1998年下半年以来，政府公共设施投资支出的增加，成功地抑制了投资需求的快速下滑。然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并没有带来经济自主性的持续增长。如何建立起一种机制，使经济摆脱政府的深度介入并能实现持续稳定增长，仍然是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

中国的货币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已经逐渐成为中国政府实现低通胀、稳增长的最重要的工具。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财政预算在宏观经济调控当中的作用非常有限，这是由于同一时期的财政预算GDP占比大幅下降，同时还面临其他一些体制约束。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企业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导致政府几乎丧失了利用财政支出、税收调节宏观经济的主动性。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时期的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起到了主导作用。然而，从1998年中期开始，由于货币政策的失效，财政政策取代了货币政策成为消除通缩压力更加重要的调控工具。

货币政策

中国在90年代货币政策的实施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由于通胀率快速上升，中国政府实施了紧缩的货币政策给经济降温；从1997年后期开始直到现在，中国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克服。

从1993年中期开始，中国采取了如下控制通胀的重要政策措施：

（1）清理、回收非法信贷。根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的要求，在实施货币紧缩政策之后四个月以内，商业银行给企业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810亿元的非法信贷被收回。

（2）提高利率，根据通胀率调整长期存款利率水平，鼓励公众持有低流动性的储蓄存款。

（3）为进一步控制银行信贷增长（对应于货币供应量），政府动用行政命令限制工程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投资。

这些措施导致M1增速从1993年上半年的39%，下降到1995年年末的大约16.8%，不过同期M2增速一直保持在30%左右。

利率指数化是具有胆识的政策试验。拉丁美洲国家的经验表明，指数化可能会带来成本推动的恶性循环，恶化通货膨胀。然而，中国的指数化政策，成功地使消费者以长期储蓄存款的形式持有货币。换句话说，尽管广义货币增长率居高不下，利率指数化却已经使得可用于购买商品的现金增速显著下降。

1994年，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第三季度开始，计划将货币供给量（而不是银行信贷）增速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然而，外汇激增导致储备货币快速增加，叠加国内信贷规模继续扩张的因素，到1994年年底，中国的M2增速快速跃升至近35%，这导致此前宣布的政策目标被搁置。

1995年，政府继续实施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虽然中国实施市场经济改革的决心没有改变，但由于面临持续通胀的挑战，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中国暂时搁置了一些改革承诺和计划，甚至采取行政手段遏制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过度放贷。当年采取的主要政策措施包括：

（4）进一步收紧银行信贷，控制企业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减缓货币供应增速。

（5）继续推进利率指数化政策。

（6）在城镇地区重新实行行政价格管制。

（7）两次提高中国人民银行对银行的借贷利率，并令银行向企业贷款的利率也相应提高。

1995年，货币供应增速终于出现同比下降。例如，1995年的M2增速为29.5%，比1994年降低了5个百分点。

到1996年，货币政策紧缩已经实施了两年多，通胀率终于出现显著下降。由于经济增速明显下降，一种共识是当局在继续对通胀保持警惕的同时，应该给经济注入活力。新的货币政策被称为“适度紧缩”的政策。为了传递货币政策调整的信号，中国人民银行两次下调银行对企业的贷款利率，并扩大了存贷款利差。1996年，M2增速继续下降，但同时M1增速开始上升。到1997年的上半年，这种趋势越发明显。M1增速的上升，意味着银行系统的流动性已经明显缓解。

1997年上半年，经济增长放缓愈加严重，同时通胀率进一步下降。在此背景下，关于政府是否应该进一步降息的讨论开始升温。开始，政府并没有采纳放松货币政策的意见。但是在1997年后期和1998年年初，随着中国经济从软着陆变成灾难性硬着陆的可能性越发明显，中国政府最终决定将货币政策由紧缩调整为扩张。

有趣的是，1998年人们发现，货币政策虽然总体上在降低通胀率方面非常有效，却完全无法解决通缩的问题、也无力刺激经济增长。1998年以来，中国采取了如下刺激经济的措施：

（1）取消商业银行贷款规模限制，商业银行只需要遵从指导性计划。事实上在新的做法之下，商业银行只要遵循审慎性原则就可以自主决定贷款总规模。

（2）取消超额准备金要求，允许商业银行使用中国人民银行储备货币用于支付和结算。

（3）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同时下调准备金率利率和超额准备金率利率。

（4）下调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利率，并下调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

尽管中国人民银行竭尽全力试图增加货币供给、提振经济增长，货币供应量却并没有像中国人民银行预想的那样增加，扩张的货币政策并未有效刺激经济增长。

货币政策失效原因

货币政策失效可以归咎于以下原因：货币供给量产生过程中两个关键环节的失效，以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失灵。首先，在通缩状态下，基础货币成为内生变量，中国人民银行无法操控基础货币。1998年年底，基础货币同比下降4.7%，而这恰恰是中国人民银行不愿意看到并试图竭力避免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97年货币政策处于相对紧缩的状态，基础货币却同比增加14%。基础货币的反常变化，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资产的变化来进行解释。中国人民银行资产主要包括外汇储备和中国人民银行发放给商业银行的贷款。中国人民银行资产在1998年的变化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1998 年的前两个季度，基础货币增长的主要来源是净外汇资产（外汇储备）。在该年的第三、第四季度，新增外汇储备对基础货币增长的贡献显著下降，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贷款的贡献甚至为负。因此，基础货币在1998 年第三、第四季度出现收缩。正常情况下，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会导致商业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获得贷款的需求增加，[25] 然后商业银行将增加对企业的贷款。然而由于经济条件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货币供应过程的第一个环节（中国人民银行确定某些储备资产数量的能力[26]）失效了，这里主要是两个重要原因导致的。一是，中国的银行业积累了庞大规模的不良贷款，政府也收紧了对银行贷款行为的监管，并严厉惩处对于新增不良贷款负有责任的银行管理人员。这些措施使得商业银行更注重贷款安全，而不是贷款的盈利性。出于这种风险考虑，对大多数企业银行都不愿意放贷。第二个因素是，许多企业也没有意愿从银行借钱。

有些企业的信用评级较高，但由于高资产负债率，其对借贷非常谨慎，不想继续增加自己的债务负担；而对于信用评级较低的企业来说，它们根本就无法得到贷款。一项涵盖170 家大中型国企的调查显示， 118家企业根本就不向银行申请贷款。在这些企业中，27.4%的企业已经库存过多、债务负担过重，45.3%的企业预计银行将拒绝其贷款申请，10.6%的企业通过其他渠道获得融资。[27] 如果商业银行不愿意而且（或者）不能增加其对企业和个人的贷款，从而不愿意从中国人民银行借款，那么中国人民银行怎么可能增加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1998年，尽管中国人民银行将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从13%降低到8%，同时取消了超额准备金，但该年的第四季度所有主要银行的准备金率都超过了15%。这表明商业银行根本就不需要资金，它们宁可让自己的富余资金闲置在中国人民银行的账户上，即使利息很低也不在意。

1997年，准备金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外汇储备的增加。为了对冲超额外汇供给对汇率形成的压力，中国人民银行向货币市场注入了大量的人民币，以吸收多余的外汇资金。1998 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非常少，政府只得主要依靠公开市场操作（调节资金）来提供流动性。然而，中国人民银行能够出售的债券的绝对规模有限。到了1999 年，随着货币和债券市场的发展，情况才有所改善，中国人民银行和金融机构在公开市场上完成的国债交易额达到了7076亿元，是上年的3 倍。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增加的基础货币净额达到了1920亿元，占新增基础货币的52%。[28]

根据教科书的描述，货币供给数量产生过程的第二个环节，应该有一个稳定的货币乘数。该乘数和准备金的数量，就决定了银行贷款数量，并进而决定银行存款数量。[29] 但是这一环节在中国也同样失效了。货币乘数在中国从来就不稳定。1998 年，货币乘数季度数据显示该乘数在稍微大于3 和超过4 之间波动。[30] 这种波动性，使得货币乘数概念在中国缺乏意义。

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最终成功地将基础货币扩张了3800亿元，这其中1907亿元来自公开市场操作，803亿元来自银行间外汇市场中国人民银行购汇带来的外汇占款。然而，尽管基础货币增加了，1999年M2的增速仍然低于15%。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M2在1996年、1997年和1998年的增长率分别达到了25.3%、17.1%和15.3%，这意味着1999年货币乘数下降了，主要原因在于银行的惜贷。另外，1999年，M0和 M1的增长率分别达到了20.1%和17.7%，比之前两年高出很多。M0和M1增速的提高，可能是储蓄利率降低和金融脱媒造成的。

在1997年年末开始的通缩时期，货币供应和利率的变化对实际变量（如投资和消费）的影响是比较弱的。在通胀时期，中国人民银行可以通过收紧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来有效地控制通胀率。由于通胀率和经济增速两个目标之间的权衡关系，信贷可得性和其他传导机制会在稳定了通胀率的同时，导致增长率走低。然而，在过去一些年的通缩期当中，由于结构性问题的存在，虽然银行信贷更加宽松、利率也更低，但企业贷款对此并不敏感。这些结构性问题有很多表现，比如生产效率低和利润率低、缺乏退出机制、高债务率，以及一直以来的产能过剩。在一些领域，货币政策的宽松并没有带来投资需求的增加。相反，新增流动性更多地流向了资本市场。例如，1997年，中国还沉浸在香港回归的喜悦当中，虽然实体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但资产价格、特别是股票价格却出现了快速上涨。到1997年5月，深圳和上海市场的595家公司平均市盈率分别达到了47.74和51.62。1996年同期，对应的市盈率分别为18.20和23.75。两市股指的涨幅分别达到162.44%和117.25%。显然，新增流动性流入了股市，而不是实体经济领域。

为了防止泡沫经济的出现，政府禁止了商业银行的债券回购业务，以切断资金从银行系统流入股市的通道。1998年到1999年，尽管中国人民银行尽力使货币供应量增速维持在了15%左右，但实体经济并没有获得同步的增长，这一时期中国的GDP增速持续下滑。

2000年，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然而，尽管政府想办法增加货币供给量，M2增速最后约为13%，甚至低于此前几年的水平。而同时，M0和M1增速则保持着20%的高增长态势，这一势头从1999年第四季度开始就得以一直延续。由于货币供给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变弱，中国人民银行实际上不再以M2增速为目标。不过，从货币增速目标制转向通胀目标制，这个问题还没有成为公开讨论的焦点。鉴于当前通胀率仍处于非常低的水平，政府最大的政策关切是使经济增速超过7%，其重要性超过其他所有问题。

利率政策

发达国家“银行最重要的调控工具是短期利率，它通过决定商业银行的贷款价格来影响商业银行的行为”。[31] 利率政策也是中国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1999 年以来，银行间货币市场在影响经济体中的流动性和利率结构方面，发挥了比以往更加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中国，除了少数几种利率外，比如银行间货币市场利率，大多数利率仍然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来决定的。因此，中国没有等同于美国联邦基金利率、英格兰银行利率以及日本的官方贴现率和隔夜拆借利率的基准利率。尽管市场力量决定着几个关键的短期银行间利率，但这些利率无法自发通过某种扩散效应来影响整体的利率结构。对实体经济产生直接影响的重要利率，还是居民存款利率和银行对企业的贷款利率。针对个人的银行贷款业务（如房屋抵押贷款），还是一种新兴业务。1996年5月，为防止经济下滑，中国人民银行开始降息。从1996年到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降息7次（表2）。特别是，从1997年7月到1998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4次降低一年期再贷款利率。在第一次降息（1996年5月1日）之前，一年期存款利率是9.18%。7次降息之后，该利率变成了2.25%。

但是连续降息并没有显著地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根据笔者的研究，因为特殊的体制环境，中国消费需求的利率弹性很低。[32] 近年来，由于货币供给量和利率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家庭调整了自身的资产组合结构，持有了更多的股票和债券，但这并没有改变其消费倾向。

由于实体经济对利率变化并不敏感，为了刺激经济，中国似乎应该进一步降低利率。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经济正面临通缩，实际利率并没有像看上去那么低。然而，进一步降低利率可能会导致股票价格再次暴涨，并引发恶化资本外逃形势，因此中国政府对进一步降息非常谨慎。

降息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并不十分明显，但在总体上，降息仍然有助于提高经济活力。第一，降息极大地减轻了企业债务负担，帮助企业改善了财务状况和盈利水平，反过来又激励企业增加投资。第二，降息为利率结构调整提供了机会。1998年以来，商业银行对企业的贷款利率与再贷款利率或存款利率之间的利差在提高。利差的提高使商业银行受益，有助于提高它们的经营水平，并鼓励它们增加贷款。第三，降息推动资金流入政府债券和国有企业债券市场。事实上，中国居民部门对政府债券的需求很高。近年来，中国居民排队购买政府债券是一种常态。因此，降息降低了政府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本。当然，政府债券和国有企业债券收益率低的一个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中国的高储蓄率。不管怎么说，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尤其是低利息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配合得当将会相得益彰。鉴于无法保证货币供应过程的稳定性，同时也无法实现可靠的货币传导机制，中国迟早会正式放弃货币供给量的政策目标，从而让利率成为更加重要的货币工具。基于这样的考虑，在不远的将来，利率市场化是政策的必然选择。

中国的财政政策

199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虽然继续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但由于货币政策刺激经济乏力，政府已经把宏观政策的重点由货币政策转向财政政策。表3显示，由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中国的预算赤字占GDP 比例从1997年年底的0.78%，上升到了1998年年底的1.16%。

1999年，由于财政政策的持续扩张，中国的预算赤字迅速从1998年的922亿元增长到1999年的1760亿元，增长了91%。同时，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从1998年的1.16%进一步增长到了1999年的2.14%。

2000年，政府继续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中国的税收收入增长迅猛。政府收入同比增长17.6%，达到了13380亿元。税收收入快速增长的原因包括：宏观经济形势改善、税收征缴工作的加强、进出口增长，以及股票交易印花税的增加。

过去两年半的经验表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有效的。1998年下半年开始政府公共建设支出的增加，成功地带来了总体投资增速的上升。然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并没有带来经济的自主性增长。实际上，只要政府减少对公共建设的财政支出，投资增速就掉下来了。

中国经济学家的一个共识是，中国必须加速结构性改革：包括建立比较完备的社保体系、提高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能力、清除不良贷款，并使各个行业的企业都为入世做好准备，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的自主、可持续增长。然而，其他亚洲经济体的经验表明，结构调整会不可避免地在短期内降低经济增速，这是一个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的取舍问题。就财政政策而言，中国政府做得相当成功，已经把稳增长和调结构有机结合起来，使两者形成了互补的关系。中国的政府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社保体系改革，以及最近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这意味着，政府支出的增长不但形成了额外的有效需求，而且为结构调整直接提供了资金支持。例如，一方面，中国政府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公共资金不会用于救助问题企业，帮助其避免破产。另一方面，结合发达国家经验和中国自身实际情况，中国加速了社保体系的建设步伐。社保体系的改革为将来深化国企改革奠定了基础。中国政府着力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确保公共资金的使用更具效率。如果政府决定支持某个项目，其只会出一部分资金。不管承包商有什么背景，他们都要去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以负担大部分项目支出，这样政府就可以借助市场力量来监督项目的实施。

外国经济学家对中国财政的可持续性是存在争议的。例如，摩根斯坦利的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说：“中国的不良贷款问题应该被归为政府偿债能力问题——而（中国）政府总负债占GDP的比例，在未来5 年之内不可能超过50%，所以这几乎没有一点儿问题。”[33]但美国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克拉斯·拉迪则认为，“这种乐观的分析没有考虑以下四个因素：政府收入占 GDP比例出现长期下降；近年来国债增长规模可观；国债之外其他债务的巨大存量及其不断增长的情况；以及不良贷款的规模（不论是四大国有银行，还是整个金融体系的不良贷款）”。[34]

笔者基本同意罗奇先生的判断。拉迪先生的观点夸大了中国财政状况的脆弱性。1978年到1995年政府收入占GDP比例出现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经济改革的结果，是转型期的暂时现象。只要 GDP增速能够保持在较高水平，这一比例的下降趋势到一定时间是可以逆转的，而中国经济的增速恰好能够满足这样的条件。实际上，从表3中可以推算出，从1996年到2000年，政府收入的平均年增长速度是19%，明显高于GDP增速。1999 年和2000 年，政府收入增长更快，分别达到了21.6%和20.8%。[35]

所以我们看到，政府收入对GDP占比，已经从1995年的10.7%上升到了2000年的15%。这种增长已经持续了4年，而且还在加速，所以不能被视为偶然现象。政府收入对 GDP占比一直在稳定增长的趋势是很明显的。（图3）

在考察中国财政的可持续性问题时，必须考虑到一个重要因素，也就是中国居民的储蓄行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居民的高储蓄率。只要这种储蓄行为不发生大的变化，政府出售债券时就不会遇到滞销的问题。尽管现在政府债券的利率很低，中国居民仍然在排队购买，这是拉迪先生应该注意的事实。在日本，尽管实行零利率政策，而且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非常高，达到140%,但人们仍然在购买政府债券，日本的十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甚至已经低至2%。因此，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或者严谨的经济理论表明，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比如5年）内将面临财政危机。

结语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仍然是成功的，中国的高增长已经持续了20多年。当前，中国必须直面金融和财政领域可能出现的风险和挑战，但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只要中国能够建立起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遏制收入分配不平等继续恶化，就可以保持社会稳定。中国经济的前途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