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我国博物馆演变历史和馆藏资源的保护

现代社会中，博物馆作为社会文化公共机构在现代文明建设中发挥的作用愈发凸显。一方面，博物馆继续承担着文化遗产收藏、保护和研究的任务；另一方面，博物馆又成为社会教育与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是现代社会发展建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据国家文物局统计，截至2019年底，全国等级备案的博物馆共有5535个，年参观人数达12.27亿人次。从地区分布来看，整体上GDP水平高的地区博物馆数量偏多，但各地博物馆均有分布，类别众多、内容丰富；[4]从博物馆等级划分来看，全国有一级博物馆130家，二级博物馆286家，三级博物馆439家，博物馆等级竞争激烈，博物馆的等级时有变动；从博物馆类别来看，我国博物馆类别众多，各类别博物馆的分布交错，在各自所在地区形成一个社会文化体系。[5]

一 近现代博物馆建设和发展的脉络与特点

如前所述，要把握清楚我国博物馆演变历史，必须追根溯源，探寻博物馆诞生、发展和变革的时间线索，梳理其中发生的关键性事件，总结其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影响，进而概括出近现代博物馆建设进程中的一般规律和特点。

（一）国外博物馆的近现代发展概况

近现代博物馆发轫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并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经历了若干发展的高潮，然后逐步形成现代博物馆体系。就世界范围而言，博物馆的发端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时期。西方博物馆学者普遍认为，世界上最早的博物馆是始建于公元前290年左右的亚历山大博物馆，而第一座具有现代意义的博物馆则是诞生于1753年的大英博物馆，由此开始了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与发展。[6]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四个博物馆则当数大英博物馆（英国）、卢浮宫博物馆（法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美国）以及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俄罗斯），这四大博物馆无论规模还是展览水平，抑或是现代化程度，都是世界最顶尖的博物馆。

世界博物馆的发展脉络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不同地区博物馆的发展受到内外条件的影响。但是，不难看出，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其发展存在共同特点：第一，必要的物质基础。博物馆的产生是资产阶级革命和发展的产物，只有在具备充分的物质基础的前提下，人们才有追求精神满足的动机和动力，博物馆的发展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第二，重要的科技平台。在近现代史中，博物馆一直作为科技进步的重要展示平台，科技发展的历代成果都在博物馆中得以保存和展示。第三，突出的同步性。博物馆的成长和社会经济状况步调一致，当世界经济处于低谷时，博物馆的发展也停滞不前，反之亦然。

（二）我国近现代博物馆的产生与发展

工业的进步带动了文化进步的需求。在我国近现代历史中，民族命运曲折、经济始终落后，掣肘了我国博物馆的发展，导致我国博物馆始终落后于欧美国家。我国近现代博物馆开始于清末民初的实业救国时期，如1868年由法国人建立的震旦博物院，1905年早期实业家张謇创办了我国第一座博物馆——南通博物苑。[7]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及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文化水平大幅度提升，博物馆发展也开始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当前我国的众多博物馆当中，故宫博物院藏品最多、规模最大。从陈列水平、研究深度和服务质量上来说，上海博物院无疑名列前茅，国家文物局主办的国内博物馆评分连续三年全国第一。[8]虽然我国博物馆的发展存在先天不足，但是经过长期摸索和学习，我国博物馆除了具备世界博物馆发展经历的一般特点，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表现在：第一，我国博物馆发展肇始于清末民初，经历了长期向西方学习的阶段，早期作用也从文化殖民发展为社会文化传播；[9]第二，博物馆并非资产阶级特有的产物，我国的博物馆体系也如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一样经历了长期的探索，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博物馆体系；第三，在救亡图存的近代史中，博物馆建设始终受到重视，其文化保存、传播以及社会教育等功能一直都是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方式；第四，博物馆是现代科技与文化积淀交汇的场所，我国现代博物馆体系有十分深厚的文化底蕴，在现代科技支撑下也有了新发展。

二 博物馆在现代社会中承担的角色和功能

脱胎于“收藏所”的“博物馆”，初期的首要功能是“收藏”，在这一概念内涵下，收藏了大量来源于王室、贵族、教会以及科学家的奇珍异宝、艺术作品、工艺物件、动植物及矿物标本，也继承了与之对应反映包罗万象的宇宙景观的理想。因此，收藏功能使得博物馆蕴含着研究的功能，蕴含于“收藏”功能的研究在博物馆社会化发展中得以上升，并在陈列空间秩序化这一事件中得以确立，体现出对博物馆本身的研究，而后又拓及博物馆公众研究。同时，由于近代科学与工业革命的带动，自然科学类博物馆获得进一步发展，博物馆的研究功能又得以强化。19世纪，欧洲工业化运动的兴起刺激了对技术工人的需求，逐渐成型的初代工业社会急迫需要进行科技普及，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教育迅速发展，博物馆的教育功能也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被激发。[10]所以，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可以归纳为有三个功能，即收藏、研究和教育。

（一）博物馆在现代社会中的一般职能

在现代博物馆体系形成之后，关于博物馆的社会职能也开始有了不同的声音，国外博物馆学界有学者认为博物馆的功能为三项：调查研究（Investigation）、教育（Instruction）和激励（Inspirator）。当然也有不少国外学者认为博物馆的职能可以用“三E”原则概括，即教育民众（Educate）、供给娱乐（Entertain）和充实人生（Enrich）。[11]之后，美国博物馆学者约瑟夫·V.诺布尔在《博物馆宣言》中进一步梳理了博物馆的职能，根据诺布尔的观点，博物馆具有收藏（collect）、研究（study）、保存（conserve）、解释（interpret）和展览（exhibit）五大职能。这种观点也曾一度受到广泛的认同。直到20世纪80年代，荷兰博物馆学家彼得·冯·门施重新将这五种功能合并为三种：保藏（preserve）、研究（study）和传播（communicate），才形成了现代国际博物馆学界对博物馆功用的基本共识。[12]其实，在美国和日本，也有类似的观点。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早就将“教育（Education）、探索（Expedition）、研究（Research）”作为自己的职能写在了馆徽上。[13]日本博物馆学界则把“收集和保管”“调查和研究”以及“公开和教育”作为其固有职能，而把“文化的继承和创造”“将学术研究成果还给社会”和“教育的效果”作为其实际职能。[14]

归纳国内外学者们关于博物馆在现代社会中的职能可以发现，博物馆的基本功能可以归纳为四个：收藏、教育、研究、传播。这一点，在200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以下简称国际博协）的章程[15]中也进行了明确的表示。而今天，博物馆作为重要的社会文化机构，必然要回应社会的城市化、全球化、信息化变革，并重新进行角色定位，从而紧跟时代的发展潮流，记录下人类文明发展新时代的足迹，保护好人类文明的精粹。博物馆的职能变化的内因是其核心价值的变迁，从博物馆出现伊始到现在，其核心价值从最初的保护文物藏品到保护人类文明的文化遗产，再延伸至服务于社会，最终参与到推动社会变革当中。并在以推动社会变革为内核，以为社会发展服务的目标下，逐步拓展自身的职能，这包括了教育、收藏、研究、保存、游览、创造、经济、展示、宣传、休闲、娱乐等方面。

（二）教育功能开始成为现代博物馆的核心功能

2007年国际博协修订了博物馆职能的条款，“教育”功能被调整到首位，“研究”功能不再是博物馆的首要功能，这一调整反映出国际博物馆界开始更加重视博物馆的社会责任，也关注到博物馆产生的社会效益和对公众的服务能力。

博物馆的教育功能集中展现在传播文化知识、主题文化展示和提高公众科学文化素质三个方面。现代博物馆已经不再是早期通过开放附带地提供社会教育，而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重视这一功能。当博物馆从社会藏品集中所转变为社会服务机构时，博物馆便开始主动地向社会不特定的群体提供社会教育；在现代博物馆体系建成后，民众开始意识到“物”背后蕴含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开始主动寻求博物馆教育；[16]同时在现代社会，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因其公共属性扩张而愈发显得重要，美国的博物馆甚至将教育功能视为一切工作开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博物馆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路径。正如美国博物馆协会首席执行官小爱德华·埃博提出的观点：博物馆的首要功能应是教育，并将博物馆教育功能作为博物馆提供服务的“基石”。

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在现代社会中展示出丰富的多样性。第一，它的教育方式引领了时代潮流。它是以藏品实物为基础，通过对藏品进行科学研究展示藏品的内涵，通过举办各种陈列展览展示藏品的外在，让游览者围绕着实物这个中心，通过观察、阅读、听讲或者触摸及操作等活动接受、加工和记忆信息的认识过程[17]。第二，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多样。这包括陈列展览及宣传工作，普及文物文化知识导览工作，展示博物馆藏品文化工作，举办讲座、报告会的学术研究工作，配合学校开展第二课堂教育工作，编辑出版文博读物工作等。第三，它已经是社会教育最重要的方式。显然，许多博物馆将其教育职能视为其实现社会价值的首要选择，在美国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教育中承担了重要角色。[18]

（三）收藏、保护功能在新技术下得以拓展

最初，博物馆的收藏、保护功能针对的是藏品，随着对藏品研究功能的拓展而逐渐将收藏保护功能发展到物和物的关联，藏品的历史与文遗价值都被挖掘出来。电子技术在新时代兴起，现代博物馆则将收藏这一功能系统化、信息化。现代博物馆不仅将收藏、保护的范围拓展至人类历史上所有具有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也通过信息化的方式，将原本无法进行保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一定的处理后将其保存在博物馆当中。

近年来，博物馆不但关注藏品的物质结构和功能作用，而且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藏品的“记录性”信息和藏品之间的“联系性”信息。[19]2011年5月，大英博物馆收藏了英国当代女诗人温蒂·柯普所有的电子邮件，总数量超过了1万封，成为迄今为止全球范围内最大规模的博物馆数字化收藏，这也被视为数字化收藏的里程碑。[20]南京博物院目前已经开设了非遗馆，非遗馆的活态展主要是“技艺”类项目的活态展和“表演”类项目的活态展。“技艺”类项目活态展演，主要分布在“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览”展厅和附属的大师工坊，由传承人对该项目的制作步骤进行现场操作演示。[21]

（四）高层次休闲娱乐成为博物馆新功能

现代博物馆发展初期，人类的精神生活尚不丰富，欣赏博物馆藏品是一项“高雅而有趣”的娱乐活动，正如我国古代文人喜欢收集金石文玩一般。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丰富的精神生活已然让博物馆的休闲娱乐功能失去其存在的价值。进入信息化时代，博物馆不再只是人类文明的记录者，而是成为先进科技的聚集地。正是这样的变化，让博物馆的休闲娱乐功能重新焕发了活力。以敦煌研究院的“数字敦煌”为例，在2003年提出建设“数字敦煌”项目的初衷是为了便于更深入地研究敦煌文化遗产，之后随着各种数字影像技术的应用，“数字敦煌”成为敦煌研究院最引人关注的展览，吸引了大量游览者前去参观、欣赏。

博物馆的高层次休闲娱乐功能是将精神享受与体验乐趣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单纯的因为博物馆藏品的知识传播、文化教育、专业研究带来的精神生活提升，毕竟这无法广泛实现。[22]所以，博物馆开始认识到转变休闲娱乐功能现状的急切性，例如，比利时滑铁卢纪念馆重新复原了当年“滑铁卢战役”的古代战场，游览者可以身临其境游览其中，看到曾经作为英军统帅威灵顿司令部的古堡，坐在曾是拿破仑战争指挥部的小石头房。

（五）博物馆信息集散中心的新定位

博物馆数字化的结果就是大量的藏品资料形成信息化数据库，然而该数据库的信息量巨大，将其中的数据进行串联和整理需要更加先进的技术支持。恰逢云计算技术的兴起，加快了博物馆的数字化进程。云计算技术在博物馆数字化过程的应用让其具备了信息处理能力，使数字化博物馆和数字化档案馆、数字化图书馆并列成为当今的三大信息中心之一，公众通过互联网可以搜索到数以百万计的博物馆方面的信息。[23]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浏览世界上那些著名的和不著名的博物馆的各种信息。

譬如，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拥有一个全球范围内较为先进的信息系统，但这些信息并未因为该信息系统而衔接在一起，因为缺少信息集散技术作为支撑，同一系统内的信息却出现“孤岛效应”，所以仅关注博物馆信息系统的体量而忽视其信息集散能力的建设最终会导致信息存储位置被隔离而不能相互访问。[24]所以，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正在努力尝试整合其信息系统，将博物馆内部信息系统化，并逐步实现传播化、社会化。

三 博物馆馆藏资源的利用、开发和保护

立足于我国博物馆发展现状，博物馆馆藏资源的利用、开发和保护就是博物馆馆藏资源的社会化以及馆藏资源利用的社会化。2015年国务院颁布的《博物馆条例》第2条规定，博物馆的性质是依法登记的非营利组织，主要从事藏品的收藏、保护以及展示工作，运营目的是社会教育、藏品研究以及欣赏。

在我国，博物馆可依据性质不同划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两种类型。与非国有博物馆相比，国有博物馆的设立基础是国有资产，具备更明显的社会公益性质，更好地体现了收藏、教育等功能和非营利等属性，因此本书所称的博物馆仅指国有博物馆。而所谓博物馆资源，是指博物馆中具备考古、历史、科学、艺术或商业价值，能创造物质和非物质财富，发挥博物馆社会服务功能的有形及无形资源的总称，主要包括藏品、藏品复仿制品、藏品数字化、藏品衍生品以及博物馆相关资源等类型。其中，藏品数字化通过计算机信息技术将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的各方面信息进行整合加工，以图片、图文、音频、视频、三维模型、虚拟参观、数据库、手机应用等多种形式呈现于网络，使社会公众对博物馆的参观突破了时间、空间以及访问人数的限制，能够实现馆藏文物的永久保存和广泛传播，是目前文物保护和传播的新趋势。

（一）博物馆馆藏资源的利用

一般意义上的博物馆馆藏资源利用是指对馆藏“物”的利用，并且局限在收藏、研究和展览三个方面。其中收藏是利用的基础，研究是传统利用的拓展，展览是将馆藏资源利用社会化的集中表现。长期以来，展览一直都在博物馆与社会民众之间发挥着交流纽带的作用。在社会经济与现代科技发展的推动下，博物馆数字化进程加快，新兴科学技术被引入博物馆当中，博物馆的社会职能也开始拓展，博物馆的馆藏资源范围也一步步扩大。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支持下，馆藏资源利用得到延伸，收藏、研究、展览包含的内容增加。在收藏方面，更多的馆藏资源被纳入，许多非物质资源通过数字化的方式被博物馆收藏；在研究方面，随着3D技术的兴起，三维模型开始被研究应用，也拓展到了3D打印等方面，对馆藏资源的保护也有了新的发展；在展览方面，实体展览业已无法满足观众的需要，数字虚拟展览开始被广泛利用，关于展览的影像资料也开始受到重视。[25]在产学研政策的支持下，博物馆馆藏资源被教育系统利用，相关专业的学生和教师能够借助博物馆丰富的馆藏资源进行更为深刻的科学研究，而科研工作者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受到博物馆重视，其研究成果也在博物馆馆藏资源的收藏、研究中得以体现。

在未来，传统的博物馆会向智能博物馆迈进，博物馆对馆藏资源的利用将更为广泛和系统。在交互式展览模式下，馆藏资源的利用将会集中在大数据与云计算的层面，所有的馆藏资源需要通过融合成为大数据，再通过云计算和5G传播渠道，以新的“展览”方式与观众见面。

（二）博物馆馆藏资源的开发

一般而言，针对博物馆馆藏资源的开发是基于博物馆社会职能开展的。一方面，在经济效益这一延伸功能下，馆藏资源开始向文创产业方向开发，与馆藏资源相关的文创产品、主题活动日益增加。在博物馆公益性逐渐显著的情况下，政府对博物馆自身的“造血功能”十分重视，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博物馆馆藏资源的开发得到重视。[26]所以，以遗址、名胜为主体的博物馆开始开发主体旅游活动，积极吸引游客进行文化展示与休闲娱乐相结合的商业活动。例如故宫博物院，其不仅开发了众多的周边纪念品，也积极开展各式各样的主题旅游活动，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另外，藏品琳琅的博物馆则通过主题式的商业展览活动吸引游客。[27]

另一方面，随着博物馆信息中心这一社会职能的发展，博物馆向虚拟化与数字化发展的趋势明显，并且信息中心正在逐渐形成。这是由于博物馆之间信息交流深入，以及数字化进程加快，以馆藏资源为基础的博物馆信息云正在形成，各地博物馆都在积极进行着数字化的馆藏资源开发，并希望通过博物馆之间的合作形成信息上的优势，对市场可以进行商业交流，对社会可以进行教育活动。这样的馆藏资源开发不仅是博物馆未来发展的趋势，也是当前博物馆正在进行的开发活动。

（三）博物馆馆藏资源的保护

传统意义上对于博物馆馆藏资源的保护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馆藏资源本身的保护，涉及的内容是文物修复、保存技术、安全保障等方面；二是对馆藏资源开发的保护，按照我国物权法“一物一权”原则，博物馆馆藏资源本身并无太多知识产权问题。但是随着对博物馆馆藏资源利用的深入，文创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数字化科研的开展，制度与权利成为博物馆馆藏资源保护需要讨论的内容。因此，对博物馆馆藏资源的保护可以分三个层面讨论：技术保护、制度保护和权利保护。

第一，技术保护。因为馆藏资源的差异，不同类型的博物馆采取了不同的保护技术。例如，历史遗址博物馆的保护技术主要是通过整体环境的防护实现对遗址资源的保护，涉及的技术和环境保护息息相关；历史文物博物馆的技术保护重心是妥善收藏文物，避免文物被毁坏，涉及的技术主要是文物的储存、文物的修复等；自然博物馆是博物馆与自然生态环境的结合，保护技术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物种资源保护等。

第二，权利保护。当前，博物馆正处在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博物馆社会职能扩张与馆藏资源丰富的推动下，博物馆的权利保护愈发地受到重视。不同于早期博物馆馆藏资源权属归于国家，相关知识产权也鲜有谈及的情况，现代博物馆的发展潮流要求博物馆作为独立的社会非营利组织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我国国有博物馆正在剥离类似于“事业单位”的属性，尽力实现经费上的自给自足，而非国有博物馆也在经历诸多摸索和改革。但是，“造血功能不足”的难题仍然阻碍着我国博物馆的持续发展，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博物馆重视馆藏资源的权利保护，且集中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

第三，制度保护。一般来说，立法是保护博物馆馆藏资源的常见方式，目前我国已经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保护博物馆馆藏资源，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博物馆管理办法》《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当然，保护也仅限于文物。然而，仅通过立法保护博物馆馆藏资源存在一定的缺陷。第一，现行法律保护的出发点是保护公共利益，这样的保护方式更侧重于管理，因而很难全方位地对博物馆馆藏资源进行保护，尤其是缺乏对文物的衍生品、创意产品的约束与规范。第二，保护的主体具有广泛性，从而导致保护规范的滞后性更加明显，在兼顾全国超过5000所博物馆主体的情形下，很难实现全方位的保护，同时，地方政府规章又因为其约束力不足，减弱了法律的保护效果。第三，相比于私法，侧重于管理的法律表现出更强的地域性。馆藏资源的保护一般表现为各种法律法规与管理制度，会因为国别的不同产生较大的差异，也缺乏认同，很难实现跨国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