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研究资料

1.官方档案：中国台北“国史馆”所藏档案是本书所使用的最重要的资料。其中《国民政府档案》中，收录了历次省组织法的修订情况文稿、函电、报告等，中央与各省的各种往来函电，中央对各省的调研和监督函报，各省政府组织及人事变动上报中央的函电以及地方一些相关地方政治情况的呈请、建议和汇报等，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当时省制制度实施具体状况和制度设计等情况。该馆所藏《蒋中正文物》则收录到很多蒋介石与中央、各省党政要员就各省政府的人事安排进行协商、交易的往来函电，同时也有部分对地方政治的相关意见和建议，从中可了解到很多无法从官方文档中发现的政治内幕和人事安排。中国台北“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所藏的政治档案主要收录了国民党中央高层对省制的意见和规划，对部分省份的省政人事安排、命令及各省对省制的意见和建议等，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国民党中央对省制的态度和意见等相关信息，同时也可了解到当时各省对省制运作的内部意见和心声等。上述官方档案具有以下重要价值：（1）对于研究国民政府时期关于省制的国民党中央的认识和制度设计具有不容置疑的标准性和权威性；（2）上述资料当中保留有一些省份中省制实际运作情况的个别案例说明，抑或从侧面、反面折射出某些省制制度的具体实施状况与制度设计、法制规定之间的巨大或细微差别；（3）可以为这一时期各省省制的实际运作情况提供一般性描述和概况；（4）同时，也可为我们判别其他非官方资料的真假、虚实，并矫正其错误或缺陷等提供一定的参考性价值。

2.官方报刊：《中央日报》《国民政府公报》和各省政府公报。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各机关印行之政府公报及期刊之类，为数甚多。本书以国民政府时期省制为研究对象，研究区域主要是长江流域六省，首选史料应是当时上述省政府所保留下来的民国档案资料。然而，由于研究区域较广泛，且历经多次战争、动荡，大量档案资料散佚，所以，很多资料无法在短时间内收集全。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本课题利用现有掌握的资料，如中央政府层面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机关报的《中央日报》、国民政府秘书处所编印的《国民政府公报》，省政府层面的《江苏省政府公报》《浙江省政府公报》《江西省政府公报》《湖南省政府公报》《湖北省政府公报》《安徽省政府公报》等。作为官方档案最重要的补充，各省政府主办的省政府公报主要刊布中央与各省颁布的各种法规、省政府和下属机构的各种文件、中央与各省政府之间的往来公函、对省内重大活动的报道以及大量有关各省政府和地方社会的统计资料等。尽管这些材料主要是显示官方政绩，但毕竟是省政府的权威文献，可经后人认真鉴定、对比和考证后充分利用。这可以弥补上述官方档案所无法体现的省内情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其他侧面材料。

3.民国文献：（1）法规类：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印的《国民政府法规汇编》（1928年1月—1931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民国法规汇编》、商务印书馆所编的《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等。（2）报告类：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处所编的《政治总报告》（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处，1929年）、《政治会议工作报告》《行政院工作报告》，省政府报告有《安徽民政报告书》（安徽省民政厅，1928年12月）、《江西省政府政治报告》（江西省政府秘书处，1929年）、《湖北省民政报告书》（湖北省民政厅，1930年）等。（3）年鉴类：行政院所编的《国民政府年鉴》、财政部编的《财政年鉴》（商务印书馆，1935年）、《财政年鉴续编》（财政部财政年鉴编纂处，1945年）和《财政年鉴三编》（财政部财政年鉴编纂处，1948年）等。

4.忆述资料：本研究所用忆述资料主要是各省政协自行编印的文史资料，如《安徽文史资料选辑》（1—36辑）、《江苏文史资料》（1—121辑）、《浙江文史资料选辑》（4—58辑）等。尽管文史资料存在回忆性的误差和带有情绪化的忆述，但一贯强调的是“亲历、亲见、亲闻”，不仅凝聚着众多作者的人生体验，而且又以多元视角的题材撰写，加上文史资料素来强调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所以，文史资料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非常有参考价值。此外，还有时人的回忆录，如陈果夫的《苏政回忆》、熊式辉的《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1907—1949）》、广西文史研究馆所编的《黄绍竑先生回忆录》等。名人口述、访谈录也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如《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上、下册）、《徐启明先生访问纪录》《周雍能先生访问纪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