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瓷上春秋

辽瓷之父

“辽瓷之父”是谁？是金毓黻。这不是我说的，是佟柱臣先生说的。佟先生是辽宁黑山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荣誉学部委员，著名辽瓷研究专家。

辽代陶瓷的发现和认定，不过是百年间的事。20世纪初，在北京琉璃厂的古玩市场里出现了一种工艺粗糙、纹饰质朴，与中原和南方风格迥然不同的瓷器，人们不知道这种瓷器出自何处，只知道是从东北地区流出来的，于是就称其为“北路货”。后来由于金毓黻的偶然发现，人们才知道原来“北路货”就是辽瓷。之后，东北文博事业的奠基人、沈阳著名考古学家李文信开始系统研究辽瓷，并取得重要突破和多项成果。佟柱臣先生在《中国辽瓷研究》一书中曾称金、李二人为“辽瓷研究史上的两位先学”，并说“正像陶瓷界称陈万里先生为越瓷之父一样，我们称金先生为辽瓷之父”。

金毓黻（1887—1962），字静庵，辽阳市人。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科，师从黄侃。在张学良主政东北期间，曾任辽宁省政府秘书长兼教育厅厅长。1937年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抗战期间任中央大学、东北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东北区代表、国史馆纂修、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等职。金毓黻除史学外，于文学、小学、金石、文献、考古、历史地理等诸门学科都有着精深的造诣，曾出版史学专著16部，代表作为《东北通史》《渤海国志长编》《宋辽金史》《中国史学史》；编辑出版丛书及史料书8部，主要有《辽海丛书》《东北文献征略》《奉天通志》等；撰写和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创作诗歌2000余首。最值得推举的是历40年不辍而写成的550余万字的《静晤室日记》，堪称文史宝库、日记杰作和学术巨著。金毓黻留给后人总计1400余万字的著述，可谓体大思精，包罗宏富，堪称一座宏伟的学术丰碑。尤其在东北史的研究上，有着拓荒之举和发轫之功，诚如时人吴廷燮所评：“中夏言东北故实者莫之或先。”又如于右任所誉：“辽东文人之冠。”由此，他成为东北有史以来唯一一位可与关内和南方著名学者比肩的学术大师。在辽瓷研究上，他虽然未有系统的专业著作，但他能将辽瓷与所擅长的辽史研究联系起来，从而在出土瓷器上能发前人所未发，终获“辽瓷之父”的美誉。

金毓黻第一次发现并确认有“辽瓷”的时间是民国十九年（1930）四月二十二日，他在这一天的《静晤室日记》中写道：“大东边门外有农户掘土得一瓦棺，其形甚小，与在辽阳出土之瓦棺相似。棺前有花纹，镌字开泰某年，登仕郎赐紫绯鱼袋孙某，盖辽代所葬也。又有古瓶一、烛台二。白子敬举以相告，余嘱送博物馆保存。”这座辽墓让金毓黻放心不下，12天之后，他亲往墓地考察，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大东边门外大亨公司院内，于四月二十二日发见两砖洞，左洞有石棺一具，男女石偶各一，右洞有瓦制颈瓶一。石棺长方形，高尺余，长三尺，宽二尺。上盖刻云龙类花纹，已破，前凤后鼍，左蛟右龙，皆隆起。前镌字曰：‘承奉郎，守贵德州观察判官、试大理司直、赐绯鱼袋孙允中，开泰七年，岁次戊午’三十一字。棺内凿深五寸，初启视时，只有灰尘。余偕卞宗孟、王晓楼往视之，得其大略如此，将送博物馆保存。”当时金毓黻正在辽宁省政府秘书长任上，但他对学术和考古之事仍亲力亲为，其学者风范，令人敬佩。

沈阳发现的这座辽墓的价值，显然在金毓黻的辽史研究中占有了一定的分量。1931年1月，金先生又在曾任过厅长的辽宁省教育厅编译处编辑出版的《东北丛镌》中发表了《辽金旧墓记》一文，再次述及沈阳发现的辽孙允中墓：“民国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辽宁省大东边门外大亨公司工人于院内掘地发现二砖室，左室有石棺，右室有瓦制陶壶，此墓即孙允中石棺出土墓也。”并在插图中刊发了“孙允中石棺”和“孙允中墓内发见之物”两幅图片。从后一幅图片中可看到墓中出土的青釉黑花瓶。从器型上看，这件瓶正如金先生所说，为壶形，庄重古朴。据曾与金毓黻一起筹备国立沈阳博物院，见过此瓶的佟柱臣先生在《中国辽瓷研究》中说：“黑花瓶属于辽瓷的证据是，石棺前上角刻有‘辽开泰七年岁次戊午承奉郎守贵德州观察判官大理司直赐绯鱼袋孙允中’。”辽圣宗耶律隆绪开泰七年为1018年，贵德州为今辽宁铁岭，可证该墓石棺中出的青釉黑花瓶属辽中期。青釉黑花瓶高25.2厘米，腹部最大直径14.2厘米。肩部和下体均绘有野菊，而器面三个六角形中，绘有高士、立鹤、伏兔，草丛之间，一兔惊顾。此等野菊与野兔，均为契丹民族游牧生活中习见的景物，亦为辽瓷的写实画面。这是辽瓷中第一件出土地点最清楚，年代最明确，也是金毓黻先生最早向学术界公开展示的辽瓷。金先生当为辽瓷之父。关于这件辽瓷的历史价值，越瓷之父陈万里先生在写给我的《辽代陶瓷志·序》中说：“沈阳孙允中墓中所发见开泰七年青釉黑花瓶，腹部绘有高士、立鹤、伏兔三个画面，充分表现了当时的风格，由此可以见到辽瓷的庐山真面目。”陈先生犀利的鉴赏目光和准确的观察力令人敬佩。从沈州初立到1930年的沈阳，一千年的时光，任谁也难以想到，辽瓷竟与沈阳有这样的因缘际会。如果没有沈阳的发现，如果没有金毓黻的考察，辽瓷不知还要在地下沉睡多少年。

在此之后，金毓黻先生对辽瓷多有关注。他在1935年6月1日的日记中记道：“博物馆开馆，前往参与。所陈各品有元太祖铜牌，仅余‘天赐’二字，此为难得之品，余如辽、金二代瓷器，多发自热河，亦自可贵。”此时距在沈阳孙允中墓内发见青釉黑花瓶已隔五年，金先生已分辨和区别了辽瓷与金瓷。在1935年6月1日的日记中，他又记道：“报载农安县北门外陈家机房，因筑室挖地得石棺一具，内储骨灰，似火葬。棺状如匣，长二尺五六寸，高一尺五六寸，棺前镌门形之花纹，旁有文云：‘大定二十一年十二月三日赵景兴故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葬灵柩记。’共二十九字，尚有陶器数件，白碗已碎，黑瓶一对，为人攫去。按：此石棺，形如往年在沈阳东郭外发现之辽代石棺同式，又辽阳出土之瓦棺前部亦有门形之花纹，闻此二棺前皆有瓷瓶。据此可考见当日葬制矣。”“大定二十一年”即公元1181年，金世宗完颜雍时代。金毓黻先生在五年时间里，据墓葬发现，已清楚地知道沈阳孙允中墓的青釉黑花瓶是辽圣宗时期的瓷器，农安赵景兴墓出土的白瓷碗、黑釉瓶是金世宗时期的瓷器。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金先生还是分辨辽瓷、金瓷的第一人。

不仅如此，据佟柱臣先生在《中国辽瓷研究》中介绍，金毓黻还是发现赤峰缸瓦窑辽代窑址的第一人：“我在1944年6月8日缸瓦窑发掘笔记中记道‘缸瓦窑是一个偏僻的农村，向来没有被人注意过，一九三五年金毓黻先生和杜一谔先生调查该地小城子辽代城址的时候，首先发现了这里的窑址。但是当时并没有向学界提出，所以外界始终也是不知道的。这是杜一谔当时告诉我的。’”为了证实这个问题，查金毓黻先生所著《东北通史·上编》上记有：“余于二十四年九月，有大宁城之行。”大宁城即辽中京，可知1935年金先生确有辽中京之行。金毓黻先生此次辽中京之行，有没有考察过辽瓷窑址呢？还是《静晤室日记》为我们找到了答案：“杜蕴生言，赤峰西八九十里猴头沟之西，村名五家及白音波罗者有二古墓，当属辽、金时代，未经人发。……又言猴头沟附近白乌台吐川有古代缸瓦窑、煤窑遗迹，土人掘地尝得瓷陶缸瓦诸器，煤窑内有洞甚长，以木支之。《契丹国志》载《薛映行程录》中京正北八十里至临都馆，又四十里至官窑馆，又七十里至松山馆。松山馆应近松山州城，即今赤峰西七十里之城子，而官窑馆尚在其南七十里，则所谓缸瓦窑者尚在城子正西二、三十里，其非官窑馆故地明矣。《承德府志》谓中京附近辽代之官窑甚多，其不得泥于一处更明矣，然其地必为古代官窑无疑。”由此可知金毓黻先生1935年秋天的赤峰方面之行，一路上不仅调查了大宁城、松山州，而且还调查了辽中京附近的缸瓦窑，可见金先生也是发现辽代缸瓦窑的第一人。

金毓黻没有辜负“辽瓷之父”的美誉，沈阳也没有辜负最早发现辽瓷的幸运。自金毓黻之后，辽瓷研究中成就最大的几位学者都是沈阳或辽宁人，如著名辽瓷研究学者李文信、冯永谦、关宝琮都是沈阳人，佟柱臣是辽宁黑山人。沈阳不仅是1000年前辽瓷的重要产地，同时也是辽瓷的发现地和重要研究之地。

2017年7月18日，我在长春参加“纪念金毓黻先生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发言时曾提到“辽瓷之父”一事，有人质疑，这是初先生命名的吗？我说我还不够格，是佟柱臣先生。他1945年25岁时进入国立沈阳博物院任副研究员，之前曾毕业于吉林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地理系，与吉林也很有缘分。